本來預備住四五天，至多一星期，因為那時候，北方正在鬧義和團，風聲鶴唳，時常有種種謠言。正想把所辦的事，料理清楚了，即行回去，有一位老友龐棟材（別號病紅，常熟人）來訪我，他辦一個詩鐘社，出了題目，教人做兩句對聯，然后評定甲乙，予以贈獎，這也是文人無聊之事，而當時洋場才子所樂為。可是其中有廣告性質的，有似后來的填字游戲一股。龐棟材所辦的詩鐘社，便是那種性質，而詩鐘的評定與發表，每日卻附錄于“蘇報”的后尾，當時的報紙，亦沒有副刊之類。
龐君的意思，要我為他代理一星期，因為他急欲回常熟一次，當然不是白當差，也自有報酬的。我那時也喜歡弄筆，什么做詩鐘、撰對聯。很有興趣，正是投我所好。尤其每天必要到蘇報館一次，我還不知道報館是如何排場，說如何權威，正要瞻仰，趁此我且把蘇報館說一說。
“蘇報館”最初是由胡鐵梅創辦的，其時為一八九六年（清光緒廿二年），用他的日本籍老婆駒悅名義，向上海的日本領事館登記（上海那時的報館，掛外商牌子的很多，以此為護符也）。但這個報館不發達，便移轉給陳夢坡（號蛻庵）接辦。陳夢坡是湖南人，曾做過知縣的，因案罣誤革職，便攜眷住到上海來，大概宦囊有幾個錢，便出資盤受了這家蘇報。
那時的蘇報是怎樣的呢？說來真是寒傖得很，開設在英租界棋盤街一家樓下，統共只有一大間，用玻璃窗分隔成前后兩間。前半間有兩張大寫字枱，陳夢坡與他的公子對面而坐，他自己寫寫論說，他的公子則發新聞，有時他的女公子也來報館，在這寫字枱打橫而坐。她是一位女詩家，在報上編些詩詞小品之類，聽以他們是合家歡，不另請什么編輯記者的。再說那后半間呢，一邊是排字房，排列幾架烏黑的字架；一邊是一部手搖的平板印報機（什么卷簡輪轉機，上海最大的申、新兩報也沒有呢）。這排字房與機器房，同在一房，真有點擠了。前半間沿街是兩扇玻璃門，玻璃門每扇上有蘇報館三個紅字。推門進去，有一小柜，柜上有一塊小牌，寫著“廣告處”，這位專管廣告的先生，和氣極了，見了人總是含笑拱手，惜我已忘其名，后數年蘇報案發，這位先生也陪著吃官司呢。
我每晚到蘇報館一次，便在這個廣告柜上一具紙制的信箱內，收取詩鐘投稿。對于陳夢坡，我見他老氣橫秋的坐在那里，不敢與他招呼。那個地方，也沒有一只可以安坐寫字的桌子，只得回到棧房里去了。可是這個鼎升棧的小亭子間，白天倒還清靜，一到夜里，便喧鬧起來。原來推出窗去，有一個小月臺，月臺對面，正是一家妓院（上海稱為長三堂子），因為樓下恰是一條堂子弄堂，每到了上燈時候，酒綠燈紅，哀絲豪竹，全是他們的世界。
那條弄堂很狹，我房間外面的月臺，和對面那家妓院里的月臺，不但可以互相講話，伸出手去，竟可以授受東西。我為了避囂，時常把窗門關了，但是房間既小，關了窗很悶，開了窗的時候，對面房間里的人，時來窺探，年輕的少女，從十四五歲到十七八歲有三四人之多。我這時雖然已經二十歲出頭的人了，還是非常面嫩，見了年輕的女人，便要臉紅。她們見我如此，便故作挪揄，尤其那班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吵得厲害，有時呼我“書踱頭”（吳語，即書呆子之意）。有時裝出我近視眼看書的狀態，這種頑皮的女孩子怎么辦呢？我只好不去理睬她們。
有一天，盧棟材到鼎升棧來訪我，他走到我窗外的月臺上，向對面一望，他說：“噯呀！這是金湘娥的房間，我曾經到那里吃過花酒的呀。”他又指著對面一位年紀較長，約有十八九歲，斜倚在月臺欄干上的說道：“這個噢作阿金的，也算上海北里中的名葉（當時上海妓院中，稱姑娘們為花，稱侍女們為葉），你住在這里，真可以稱得『流鶯比鄰』了，我來給你們介紹一下。”那時我想阻止他，卻已經來不及了。
“阿金姐！”龐棟材踏出月臺，便喚著她。又給我介紹道：“這位你們朝夕相見的二少，也是蘇州人，是你們的同鄉呀。”又向我道：“這位是鼎鼎大名的金湘蛾家的阿金姐。”那個阿金也打著蘇白道：“龐大少，奈同子二少，一淘過來白相呀！”我怪棟材，鬧什么玩意兒，又是硬派我做二少。棟材道：“不是你有一位令姐嗎，你在上海，不要做一個迂夫子呀。”原來龐棟材算是一個“老上海”了，他和小報館里的李伯元等，長在一起，于花叢中人，頗多馴熟，聽以認識了她們。李伯元便是別號南亭亭長，寫“官場現形記”的這個人。
從此以后，那班女孩子們，不再對我揶揄了。有時在對面月臺上見到阿金，也對我點點頭，報以微笑，我覺得阿金很美而且很大方，但我那時從未涉足青樓，也覺得十分矜持。這時候，正是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城的當兒，而上海酣嬉如舊，為了有三督聯保東南之約（三督者，粵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也），不過北方鬧得厲害，難免不擾及南方。有一天，不知從那里來了一個謠言，說是洋兵要占領上海，軍艦已開進吳淞口了。中國人那時是最容易相信謠言的，這個謠言不翼而飛，便到處宣傳，人心紛亂了。
不但是上海，這個謠言便立刻飛到蘇州，還加添了許多枝葉，說上海如何如何。我祖母因我在上海，老不放心，竟打了一個電報來，教我即日回蘇。那時候，蘇滬間還沒有鐵路，只有小輪船可通。我接到了電報，立刻到蘇州河一帶內河輪船碼頭去一問，各小輪船公司的船票，盡已賣光了。那種往來于蘇滬之間的小輪船，本來拖了好幾條船的，這次拖得更多，竟拖了六七條之多。
每一條拖船上，都是擁擠非凡，而且船價沒有一定，隨便討價。多帶行李，還要加價，一只箱子，就要加兩塊錢，以前是沒有這個規矩的。我想：今天不走了吧？但祖母急想我回去，母親亦在懸盼，說不定明天還要擁擠，還要漲價。有一家戴生昌小輪公司，我有一個熟人，和他情商，他說：“除非在煙篷上，或者可以想法，但是你先生怎可以趁煙篷呢？”我說：“不管了！只要能搭上去，就可以了。”
一張煙篷票，賣了我四塊錢，在平時只要兩角五分，那也不去管它了。不過他還關照我，買了票就到船上去，煙篷上也是擠得很的。我回到客棧里，拿了鋪蓋便到船上去，果然，煙篷上已經擠滿了不少人了。所謂煙篷者，在拖船頂上布篷之下，身體也不能站直，只好蛇行而入。向來所謂上等人，從沒有趁煙篷的。
我鉆進了煙篷后，便打開了鋪蓋，因為打開鋪蓋，就可以占據了一個地盤。當我正在滿頭大汗攤開鋪蓋的當兒，忽聽人堆里有人喚道：“二少！你怎么也來了呀？”我回頭看時，卻正是我寓樓對面金湘娥家的阿金。我那時也顧不得羞慚了，便道：“買不到票子，沒有辦法，只好趁煙篷了”。她笑道：“人家說：『太少爺拉東洋車』（按，此為上海一句俗語，指少年落魄之意），現在時世，大少爺趁起煙篷來了。”她便爬過來，幫我攤被頭。又低低的說道：“和你掉一個位置好嗎？”原來她的貼鄰，是一個不三不四，像馬車夫一樣的人，她有些怕他。我明白她的意思，便給她掉下一個擋，做了他們之間一個緩沖。
船一開行，就吃夜飯了。飯是船上供給的，但只有白飯，沒有菜肴，僅有一碗公共的咸菜湯。我臨行匆促，沒有買得路菜，誰知阿金倒帶得不少，她說都是小妹妹送的，醬鴨、熏魚，硬把頂好的塞在我飯碗里，說道：“吃呀！吃呀！吃完數算！”我很覺難為情，但又不能不吃。吃完夜飯，船就漸漸開得快了，天也漸漸黑了，煙篷上只掛著一盞朦朧略有微光的煤油燈，漸漸的鼾聲四起了。我是睡不著，但睡在我隔鄰的阿金，微闔雙目，我不知道她是睡著了沒有。
到了十二點鐘以后，我還是睡不著，而且還有些刺促不寧，原來我的小便急了。和阿金調換位置以后，我睡在里擋，而阿金睡在外擋，如果我要到船邊，拉開布篷去小解，必然要爬過阿金身上，我只得且忍耐住了。但越是忍耐，越是忍耐不住，更是睡不著，已經忍耐過一個鐘頭多了。阿金也已有所覺察，張開眼睛來，微笑道：“二少！阿是睡不著？”我沒有法子，只得告訴她要小解，她道：怎么不早說呢？好！我讓你爬過去。”
于是她就蜷縮了身體，讓我從她的被頭面上爬過去，可是一揭開布篷，外面的一陣寒風吹進來，令人發抖。原來那時候，已是舊歷九月的天氣了，我連忙退縮進來。這時江深月黑，船因開得快，重載以后，顛蕩傾側，站在船舷上，又無欄桿，危險殊甚。阿金見我縮進來了，便問：“怎么樣？”我說：“站立不住，危險得很。”她說：“那末不小便，這是要熬出『尿梗病』來的呀！”
那時她便想出一個辦法來，解下了她的一條白湖縐紗的褲帶來，把我攔腰一縛，教我站在船舷上去，她在后面緊緊拉住。果然，這方法很靈，而我也膽大了不少。小解過后，我也就此舒服了，得以安眠。她嘲笑我說：“吃這樣的苦頭，真正作孽。”她這時又問：“討了少奶奶沒有？”我搖搖頭，表示沒有。她笑說：“快點討少奶奶吧！可以服侍你。”她又問我道：“為什么急急要回去，真怕洋鬼子打到上海來嗎？”我告訴她：“祖老太太打電報來，一定要教我回去。”我回問她道：“你呢？你為什么急急要回去呢？”她說：“鄉下有信來，要教我回去。”我問：“為什么要回去呢？”她有點含糊其詞了。
天微明的時候，大家都起身了，因為那船很快，七點鐘就可以到蘇州。起來時，一陣忙亂，大家都是打鋪蓋，把臥具卷去，這時，她幫我打鋪蓋，我亦幫她打鋪蓋，但我于此道是外行，有點尖手尖腳，一樣的幫忙，還是她幫我的忙幫得多。雖然我當時已經二十以外的人了，她還不過十八九歲，身軀比我小，氣力好像此我大。她這時便對鏡梳掠，我坐在她傍邊，她問我：“還要到上海吧？”我說：“是的。”“還住那客棧嗎？”我說：“是的。”我回問道：“你也仍在金湘蛾那里嗎？”她笑了一笑，也說：“是的。”
回家去了兩個月，時局平靜，北方雖是聯軍進城，兩宮出走，而上海酣嬉如舊。不知如何，我雖與那個青樓侍兒，僅有同舟一夕之緣，卻是不能去懷，我覺她是一個又溫柔，又豪爽的女孩子。我這次到上海，竟然坐大菜間了，價值僅及上次煙篷的四分之一，船過金雞湖，口占一絕曰：“短篷俯瞰碧波春，一夢溫馨豈是真？兩岸青山看不盡，眉痕一路想斯人。”癡態可掬如此。
到了上海，當然仍住在鼎升棧，幸喜這個小亭子間仍空著。第一、要看看對面金湘娥家的阿金來了沒有？可是推窗走到月臺上一望，不免大失所望。原來金湘娥已經調到別處去，而換了一家陌生人家。問旅館里的茶房，他們也不知道。當夜我到一家春番菜館進西餐，我知道番榮館的侍者（上海呼為西崽），他們都熟悉各妓院的近狀，向他們查詢。他們說：“現有三個名叫金湘娥的，不知先生要那一位？”我對此茫然，不得已，把三個金湘蛾都叫了來，沒有一個家里有阿金的。有位小姑娘說道：“上海堂子里名叫阿金姐的，少說也有十幾位，你真是沙里淘『金』了。”這有什么辦法呢？悵然而已。
過了兩天，我又遇到龐棟材了，告訴他與阿金同船回蘇州的事，并且托他訪問阿金。他道：“噯呀！我在中秋節前，好像聽得說阿金過了節，就要回到鄉下去嫁人了。因為她從小就配了親，男家已經催過好幾次了。阿金雖在堂子里，人極規矩，有許多客人要轉她的念頭，卻轉不到，嫁了人，也不會再出來了。”說到那里，他又笑道：“老兄還自命為道學派，只同船了一次，已經把你風麻了，無怪崔護當年，有人面桃花之感了。”
我為什么瑣瑣寫此一節，這是我未成熟的初戀，也是可嗤笑的單戀，此種事往往到老未能忘懷的。后來我曾經寫過一個短篇，題名為“煙篷”，在小說月報上列出的，便是這個故事。
]]>照清代的官制，上司與下屬如果是兒女親家，那個當下屬的照例要呈請廻避。那末這一回楊士驤到山東當巡撫，青州府知府的曹耕翁，自然要呈請廻避了。曹耕翁一調動，我這中學堂監督，恐怕也不能繼續下去，因為我這個職位，雖由彭誦老所推薦，實仗曹耕翁所支持。我是不慣與官場中人相處的，很帶有書呆子脾氣，但曹耕翁是同鄉，他對我一點不搭什么官架子，雖不過兩竿賓主，也還和洽，換了一個別人來，我恐怕難能與他周旋呢。
不久，周馥走了，楊士驤來了，曹耕翁呈請廻避的摺子也上去了。他為了廻避人家而調動，是不會提空的，又有了他親家的幫忙，便調任了湖北襄陽府知府。（后來聽說來到任，又調了湖北漢陽府知府，兼八卦洲厘金總辦，這是他的老同年陳夔龍任兩湖總督，特別照應他的，此是后話。）
我在這里辦學堂，不是他的幕友，不能跟他走的，我便先向他辭職。曹耕翁極力勸我不要辭，他說：“學堂辦得方有成績，學生們以及地方上，對于你的感情也不壞，你又何必辭呢？”那時李搢臣兄也來勸我，他說：“等新任來了，你覺得不能相處，請到我們蠶桑學堂來，不過有屈你一點就是了，至于待遇也與中學堂監督一樣。”
不久，新任的青州府知府發表了，是一位姓段的，記得是河南人，他的大名，我現在已想不起來了。起初，我惴惴然怕是放了一位滿洲人來，我和他有點敘不下去，這時我們的胸中，還充滿了排滿的思想，實在滿洲人中，也有較開通的。據曹耕翁說：這位新任的段太尊，也是進士出身，年紀較輕，不過四十多歲，我心中為之一慰，既然是讀書人，還有什么說不通的呢。
誰知這位段先生上任以后，在兩三個月內，我一連碰上了他好幾個釘子。這是在曹耕翁時代從來沒有過的。他接印后，我以賓師的地位，不曾先去拜謁他，只寫了一封信去，我想他心中先已不高興了。但他也不曾到學堂里來過，接印后三天，忽然傳下一個命令來：“明天上午，太尊到學堂里來拜孔，吩咐監督，牽領全體教員，一同在禮堂行禮，學生亦一體參加。拜孔以后，太尊要對學生，加以一番訓話。”這個命令下來后，就很使我為難了，我且申說一下：
第一、學堂里就沒有禮堂，也沒有設孔子的什么神位。因為學堂是云門書院改建的，房屋無多，除了添造學生齋舍以外，其它并沒有造什么房子。只有兩個課堂，還是勉強的，此外都是散屋，萬不能做禮堂。現在他要率領全體教員學生行三跪九叩之禮，這如何可行呢？不得已與監學商量，把一個大課堂，改作為臨時禮堂。而且還要備許多拜墊，除了太尊自己的拜墊，是自己帶來的（前清官場是如此，都是自己帶拜墊，如拈香、祭神等），此外只得向別處去借了。
第二、除太尊外，要監督及全體教員學生一同跪拜行禮。監督不生問題，從小上學時，就拜孔子的了。學生也不生問題，可以強制執行，說起來，你們山東人而不拜孔子，也似乎說不過去。但是這位英文教員胡菊如，他們全家是天主教徒。更有物理、化學兩教員，也是本地教會中人，他們只信上帝，豈能拜孔，不得已只好由他們臨時請假了。此外教員中，也有不大愿意拜孔子的，只好請他們看我薄面，委屈一下了。
第三，這位段太尊，明天是翎頂輝煌，衣冠整肅的來了，他穿了官服，我們陪拜的也應穿官服了。學堂里有幾人有官服呢？如監學李先生，本地國文教員，至少有紅緯帽一頂，但我就沒有官服，而且我帶祖母的孝，尚未滿服（本來祖父母之喪，是期年，因我是承重孫，須服兩年又三個月），素衣冠，做既來不及，借又無處借。并且我在這個時期中，對于衣服，一點也不注意，一件黑布馬褂，袖子已經破了，夷然不以為意。山東的天氣，比較江南冷，而我只是棉袍子、棉馬褂，并不穿皮衣服過冬，好像自己要鍛煉一下耐寒的身體。那時不但我沒有官服，南方來的教員，誰也都沒有帶官服來，既沒有官服，只得穿便服了。
這一天拜孔之禮，總算拉扯過去了，但是說要對學生訓話，卻并未實行。據云，另有要公，必須打道回衙去了，那倒使我輕松一下，不然，他訓話一番之后，至少我也要說幾句恭維他話吧。不過他留下一句話，說是以后每逢朔望都要來拜孔。其實青州府也有學宮，也有大成殿，你一定要拜孔，也可以盡管正式到那里去。而且地方官各府各縣，也從沒有規定每逢朔望，必要拜孔謁圣的，那豈不是故意給學堂搗蛋嗎？但他是青州府知府，又是學堂的督辦，辦學堂的經費，要從府里發放的，俗話說：“不怕官，只怕管。”他要怎樣，只得依他怎樣了。所以每逢朔望，行拜孔典禮，好似串一出戲，那倒不來管它了，而這一天的上午，為了把課堂權作禮堂，并且為了謁圣，便不能上課了。上午謁圣，下午學生便藉詞休息了。起初還像樣一點，后來教員溜之大吉，學生則“如不欲戰”，我勸他們幫幫場子，好在一個月只有兩次，后來連太尊也不能如期來了，但是我們倒要預備呀。
有一次，為了學堂某一件事，必定要與府里商量請示，我便寫了一封信去。那是曹耕翁在任時，一向是如此的，有例可援。可是這次那里的號房（收發處）拒絕不收，把原信退了回來。問他們是什么原因呢？說是：“送來的信，沒有紅簽條，不合程式，況且我們大人，老太太在堂，避免那些沒有紅簽條的信封，送到上頭去，碰過了釘子，所以不收。”原來有這么多的忌諱，那真是出于孝心嗎？他們官場中最怕丁艱，丁艱就要棄官守制，是做官人最犯忌的事。
我說：“這容易辦，換一個信封就得了。”（原來蘇州那些箋扇店，古色古香，制了這種有瓦當文、鐘鼎文的信箋信封，有朋友送了我兩盒，我便帶到青州，不經意的用了。）那時我便換了一個紅簽條的大信封，里面的信箋也換過，開頭寫了幾句恭頌他的四六句子，然后方說到正事，想沒有話再說了。至于說不合程式，一個學堂監督，對于他們地方官，應用如何程式，當時也沒有規定，只好我行我素了。我覺得曹耕翁在任時，我太脫略了，什么程式不程式，我完全不知道，但官場中最講究程式，直到辛亥革命以后還不能改。
又有一次，段太尊到了學堂里來，學堂里有一間會客室，上面有坑，坑上鋪以紅昵的墊子，有銅痰盂，有瓷帽架，富麗堂皇。十足是個官樣文章。以前曹太尊來，也是先到這會客室坐地，如今段太尊來，也在那里坐地。那個監學兼庶務的李先生，為了會客室四壁空虛，掛了一些從上海購來的植物、動物彩色圖畫。這都是日本印刷品，那動物圖中屬于水族一類中，有許多魚類龜類的標本。段太尊看了，覺得很不須眼，便叱問道：“誰主張把這忘八也掛在這兒喇？”立命撤去。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他那樣思想不開明，實在我已沒有法子再和他周旋了。這時他又覺得學堂里的課程表，不合他的意旨，要加以重新修改。我不等他的提出，便把辭職書送進去了。他在面子上，也加以挽留，但我知道不過虛與委蛇而已。總之我總算客氣的離開這青州府中學堂監督之職了。
這在兩年以前，學風起初很不好，學生們到學堂里來，好像是住不要錢的旅館。因為膳食、住宿、雜費，全是學堂供給的，上課無一定時間，吃飽了飯，出去游玩，晚來回到齋舍里住宿，再自由也沒有了。這兩年來，不敢說如何進步，總算是上了軌道。以曹耕翁的努力，學生也增加到八十人。
學生的思想也漸改正，很有幾個人肯用功的，可惜他們年齡太大了。有幾個和我比較親近的學生，當我離開青州府的那一天，還到車站上送我，這使我不禁有些慚愧感想呢。
在我離開青州府的時候，南方來的幾位教員也聯袂走了，并非和我同進退，實在也覺這位段太尊有些敘不下。胡菊如后來有朋友介紹到上海申報館當會計，一直到他故世。杜安伯回到蘇州當英文教員，好像在草橋中學也教過書。徐粹庵回到常熟，忽然留了一部大胡子，但過了幾年，胡子又剃去了。此君鄉譽不大好，他的哥哥徐念慈，卻是不壽，中年即逝世了。
做官人往往相信運氣，曹耕翁是光緒丙戌進士，他這一科，有徐世昌、陳夔龍、楊士驤等，都是同年，偏他與楊士驤結成了兒女親家。他最初簡放直隸（今河北）宣化府知府，那時楊蓮府不過是直隸通永兵備道，道府非直屬，不用廻避。乃楊累擢至藩司那便例應廻避了，于是調任青州府知府，不意楊又追蹤而至，升為山東巡撫，又要廻避，再調湖北襄陽府知府。其時，陳夔龍已是湖廣總督了，未到任以前，謁見陳筱石，陳筱石說：“老同年仕途蹭蹬，我既在此，應得幫忙，請不必到襄陽府本任，我以鄂督名義，奏調署漢陽府，兼八卦洲厘金總辦，或可稍充宦囊，便即歸營菟裘吧。”但他一直老書生本色，不善經營，恐亦未有所得。
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到蘇州故鄉來了，蘇州人因他是鄉前輩，推他為省圖書館館長，即在滄浪亭對面的可園中。其時我已移居上海，那一年回蘇之后，便去訪問他。他送了我一部是他自己的詩文集，是木刻大本線裝的。還約我請吃便飯，我以來去匆匆辭謝之。他的長公子恭翊，即彭誦老的女婿，在外交部當差，曾做某處的領事（似為紐絲綸，已忘卻了），次公子恭植，后為李搢臣的女婿，早故。李搢臣，后升山西大同府知府，旋擢巡警道，革命以后，曾任山西財政廳長。有一天，我在上海法國公園遇到了他，已自山西告病回來，觀其走路蹣跚，語言塞澀，恐是真病，未幾亦謝世了。后又認識了他的弟弟李祖虞大律師，又認識他的一位公子李宗瀛兄，這都是后話。寫到此，歸結了在青州府的登場人物，可以閉幕了。
]]>后來我們異想天開，提倡用木刻的方法，來出版一種雜志。用最笨拙的木刻方法來出雜志，只怕是世界各國所未有，而我們這次在蘇州，可稱是破天荒了。可是蘇州的刻字店，卻是在國內有名的。有許多所謂線裝書，都是在蘇州刻的。在前清，每一位蘇籍的名公鉅卿，告老還鄉后，有所著作，總要刻一部文集，或是詩集，遺傳后世，所以那些刻字店的生涯頗為不惡，而且很有幾位名手。
于是我們和蘇州一家最大的刻字店毛上珍接洽了。毛上珍老板覺得這是一筆很大的長生意，也愿意接受。我們所出的那種雜志，名為“勵學譯編”，大半是譯自日本文的。因為同社中有幾位對日文也看得懂，對于國文素有根柢的，尤其容易了解。此外還徵求留學日本的朋友，給我們譯幾篇，是一種幫忙性質，我記得楊廷棟（翼之）、楊蔭杭（號補堂，又號老圃，無錫人）都幫過忙，他們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生，那些譯文，都是屬于政治、法律的。至于稿費一層是談不到，大家都是義務性質，而青年時代，發表欲也頗為強盛。
“勵學譯編”是月刊性質，每期約三十頁，在當時的中國，無論是日報，無論時是雜志，都沒有兩面可印字的紙（日報的兩面印，是上海“中外日報”創始的）。所以我說三十頁，若以今日洋裝書的說法，那要算六十“配其”了。那時洋裝書在上海還少得很，何況是蘇州呢。當時，稿子是要一個月前交給他們的，可以讓他們馬上刻起來。好在那些稿子，并沒有什么時間性，都是討論傳述的文章，每期三十頁，不過兩萬多字而已。
我們和毛上珍訂了一個合同，他們也很努力，刻字和排字一樣的迅速，這三十頁木板書，盡一個月內刻成。書是用線裝的，紙是用中國出產的毛邊紙印的，字是木刻，可稱純粹是國貨，只是里面的文字，卻是從外國轉譯得來的。刻版是毛上珍經手，印刷當然也是毛上珍包辦了。可是木刻比了鉛印、石印，有一樣便利，便是你要印多少就印多少，反正木版是現成的哪。
這個勵學譯編，也是集資辦的，最初幾期，居然能銷到七八百份，除了蘇州本地以及附近各縣外，也有內地寫信來購取的。我們也寄到上海各雜志社與他們交換，最奇者是日木有一兩家圖書館向我索取，我們慷慨的送給它了。我想：這是他們出于好奇心吧，想看看中國人出版的木刻雜志，也算一種軼聞。當時雖然也曾轟動吳門文學界，至今思之，實在覺得幼稚而可笑呢。
“勵學譯編”的總發行所，便是東來書莊，出版了這一種雜志，東來書莊也忙起來了。有批發的，有定全年的，有零購的，還有贈送的。批發是照定價打七折，各縣各鎮，頗多每期五本、十本來批發的。本來定價是每冊二角，全年十二冊的定戶，只收二元，寄費酌加。但有許多外縣鄉鎮，他們都是由航船上來取的。零購都是本城人，隨意購取，看過了送與別人。我們贈送卻不少，蘇州的大善士敬送善書，寫明有“隨愿樂助，不取分文”八字，我們大有此風。這個木刻雜志，大概也出了一年吧？銷數也逐漸減縮了，大家興致也闌珊了，就此休刊完事。
但是這個翻譯日文的風氣，已是大開，上海已經有幾家譯收處，有的兼譯日文書，有的專譯日文書，因為譯日文書報較為容易，而留日學生導其先河，如洪流的泛濫到中國來了。最普及者莫如日本名詞，自我們初譯日文開始，以迄于今，五十年來，寫一篇文字，那種日本名詞，搖筆即來。而且它的力量，還能改變其固有之名詞。譬如“經濟”兩字，中國亦有此名詞，現在由日文中引來，已作別解；“社會”兩字，中國亦有此名詞，現在這個釋義，也是從日文而來，諸如此類甚多。還有一個笑話，張之洞有個屬員，也是什么日本留學生，教他擬一個稿，滿紙都日本名詞。張之洞駡他道：“我最討厭那種日本名詞，你們都是胡亂引用。”那個屬員倒是強項令，他說：“回大帥！名詞兩字，也是日本名詞呀。”張之洞竟無詞以答。
這個木刻雜志，不僅是“勵學譯編”呢，過了一二年，我又辦起了“蘇州白話報”來了。這個動機，乃由于杭州有人出一種“杭州白話報”而觸發的。蘇杭一向是并稱的，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是應與杭州看齊的。其時創辦杭州白話報者，有陳叔通、林琴南等諸君。寫至此，我有一插話：后來林在北大，為了他的反對白話文而與人爭論，實在成為意氣之爭，有人詬他頑固派，這位老先生大為憤激，遂起而反唇也。至于反對白話文，章太炎比他，卻還激烈。再說：提倡白話文，在清季光緒年間，頗已盛行，比了胡適之等那時還早數十年呢。
這個蘇州白話報，并不是蘇州的土話，只是一種普通話而已。其實即就古代而言，如許多小說、語錄，也都是用語體文的，民間歌謠等，更是通俗。當時我們蘇州，有一位陳頌文先生，他在清末時代的學部（革命以后，改為教育部），就是極力提倡白話文的，可是當時的朝野，誰也不關心這些事。那時已在戊戌政變以后吧，新機阻遏，有許多雜志，由政府禁止，不許再出了，勵學譯編本是蝕本生涯，蝕光大吉，再辨“蘇州白話報”，大家也沒有這個興致了。
但我卻躍躍欲試，還想過一過這個白話報之癮。只是還不能與杭州白話報比，因為杭州已有印刷所，而蘇州實到如今還沒有呢。偶與毛上珍刻字店老板談一談，他極力贊成，自然，他為了生意之道，怎么不贊成呢？我又與我的表兄尤子青哥一說，他滿口答患說：“你去辦好了，資金無多，我可幫助你。”而且他還答應，幫助我編輯上的事。我有了他這個后臺老板，便放大膽與毛上珍老板訂約了。
蘇州白話報是旬刊性質，每十天出一冊，每冊只有八頁。內容是首先一篇短短的白話論說，由子青哥與我輪流擔任；此外是世界新聞、中國新聞、本地新聞都演成白話。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關于社會的事，特別注重，如戒煙、放腳、破除迷信、講求衛生等等，有時還編一點有趣而使人猛省的故事，或編幾只山歌，令婦女孩童們都喜歡看。
我們這個白話報，要做到深入淺出，簡要明白，我和子青哥是一樣的意思。我們不愿意銷到大都市里去，我們向鄉村城鎮間進攻。曾派人到鄉村間去貼了招紙。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銷到七、八百份，都是各鄉鎮的小航船上帶去的，定價每冊制錢二十文（其時每一銀圓兌制錢一千文），批銷打七折，有許多市鎮的小雜貨店里，也可以寄售，為了成績很好，我們更高興起來了。
子青哥創議：“我們辦這個白話報，本來不想賺錢，我們只是想開開風氣而已。我們可以像人家送善書一般，送給人家看，也所費無多呀。”蘇州有些大戶人家，常常送善書給人家的，或為道德家的格言，或以神道說教，他們算是“做好事”。有些耶穌教堂在蘇傳教，也是如此的。而且他們印書的成本，比我們的白話報也貴得多呢。但我則期期以為不可，我說：“送給人家看，人家也像善書一般，擱在那里不看。出錢買來看，他們到底是存心要看看的呀。況且我們的資本有限，藉此周轉，也不夠一送呢。”子青哥被我說服了，我還自詡子青哥學問比我高，經驗卻不及我呢。
但是我可忙透了，編輯也是我，校對也是我，發行也是我，子青哥是難得出門的，稍遠就得坐轎子，偶然步行到觀前街，一個月也難得一二次，他也幫不了我什么忙。不過這種木刻雜志，只能暫濟一時，豈能行諸久遠。文化工具，日漸造化，蘇州的所以沒有新式印刷所者，卻是為的離上海太近，人家印書印報，都到上海去了，因此也無人來開印刷所。我們也不能盡量開倒車，最慘者，不及三年，所有“勵學譯編”和“蘇州白話報”的木版，堆滿了東來書莊樓上一個房間了。及至東來書莊關店，這些木版又無送處，有人說：“劈了當柴燒。”有人還覺得可惜，結果，暫時寄存在毛上珍那里，后來不知所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