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年，我國譯界負盛名的有兩人：曰嚴復，曰林紓。魯迅受過這兩人的影響，后來卻都不大佩服了。有一天，我們談到《天演論》，魯迅有好幾篇能夠背誦，我呢，老實說，也有幾篇能背的，于是二人忽然把第一篇《察變》背誦起來了——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

魯迅到仙臺以后，有一次給我通信，還提及《天演論》，開個玩笑。大意是說仙臺氣候寒冷，每天以入浴取暖。而仙臺浴堂的構造，男女之分，只隔著一道矮的木壁。信中有云：“同學陽狂，或登高而窺裸女。”自注：“昨夜讀《天演論》，故有此神來之筆！”

嚴氏譯《天演論》，自稱達旨。為什么稱達旨呢？只要取赫胥黎的原本——《進化和倫理學》，和嚴氏所譯一對照，便可了然。原本中只是一節，而譯本擴充為一篇。達是達了，究竟不能說是譯書的正法。他又譯穆勒的《名學》，亞丹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甄克思的《社會通詮》，較為進步。總之，他首開風氣，有篳路藍縷之功。魯迅時常稱道他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給他一個輕松的綽號，叫作“不佞”。——魯迅對人，多喜歡給予綽號，總是很有趣的。后來，我們讀到章太炎先生的《社會通詮商兌》，有云：

就實論之，嚴氏固略知小學，而于周秦兩漢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讀矣。然相其文質，于聲音節奏之間，猶未離于帖括。申夭之態，回復之詞，載飛載鳴，情狀可見，蓋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趨其庭廡者也……

從此魯迅對于嚴氏，不再稱“不佞”，而改稱“載飛載鳴”了。

林紓譯述小說有百余種之多，也是首開風氣的事業。他不諳原文，系經別人口述，而以古文筆法寫出。出版之后，魯迅每本必讀，而對于他的多譯哈葛德和科南道爾的作品，卻表示不滿。他常常對我說：“林琴南又譯一部哈葛德！”又因其不諳原文，每遇敘難狀之景，任意刪去，自然也不以為然。

嚴林二人之外，有蔣智由，也是一位負盛名的維新人物而且主張革命的。他居東頗久，我和魯迅時常同往請教的，尤其在章先生上海入獄的時候。他當初還未剪辮，喜歡戴一頂圓頂窄檐的禮帽，通俗所謂紳士帽者是。他的詩文清新，為人們所傳誦，例如《送匋耳山人歸國詩》——

亭皋飛落葉，鷹隼出風塵。

慷慨酬長劍，艱難付別尊。

敢云吾發短，要使此心存。

萬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論！

匋耳山人指吾友陶煥卿，歸國是為的運動革命。煥卿名成章，是一位革命元勛，留學未久，即行返國。生平蓬頭垢面，天寒時，用草繩做衣帶，芒鞋日行八九十里，運動浙東諸縣的豪俊起義，屢遭危難，而所向有功。又游南洋群島，運動僑民。辛亥年自爪哇歸時，浙江已反正了，舉湯壽潛為都督了，煥卿被任為參議，郁郁不得志，自設光復軍總司令部于上海，募兵，為忌者所暗殺。我撰挽聯有云：“看今日江山光復，如火如荼，到處染我公心血。”觀云這首詩的頭兩句，就很能映出煥卿的時代背景及其一鳴驚人的神采。

又有一首是：

金陵有閣祀湘鄉曾氏，懸額：“江天小閣坐人豪”，有人以擘窠大字題其上曰：“此殺我同種漢賊會國藩也。”詩以記之。

“江天小閣坐人豪”，收拾河山奉滿朝。贏得千秋題漢賊，有人史筆已如刀。

可是有一次，蔣氏談到服裝問題，說滿清的紅纓帽有威儀，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禮帽則無威儀。我們聽了，頗感奇怪。辭出之后，魯迅便在路上說：“觀云的思想變了。”我點點頭。我們此后也不再去。果然，不久便知道他和梁啟超組織政聞社，主張君主立憲了。于是魯迅便給他一個綽號——“無威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