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先生的《物種起源》
·Time and Life·
享受與達爾文先生的友誼是我的榮幸，在同他的交流中自己獲益匪淺，并且在某種程度上，熟悉了他異乎尋常的獨創工作和包羅萬象的思想。正是由于我對達爾文先生長期研究進程的了解，因此我對他的堅定意志、他的知識、他對真理的全身心熱愛充滿了信心。此外，我發現我對優秀博物學家關于物種這一棘手問題的觀點越了解，在我看來，它們就越顯得不那么可靠，我也就越傾向于物種是逐漸變化的假說。我敢說這就是我最后的結論。
逐漸地，那些有思想的地質學研究者意識到自然的早期威力絕不是最宏大的。與斯諾登峰（Snowdon）和坎伯蘭郡（Cumberland）的小山相比，阿爾卑斯山和安第斯山只是昨日的兒童。圖為斯諾登峰。
我們都知道，地球的表層厚約10英里，是人類最易接近的研究目標，它們大部分由巖層和成層的巖石構成，這些巖石是由以前海洋和湖泊中的泥和沙經壓實而成的，它們一層層重疊排列，最古老的位于最底層。這些各式各樣的地層之間具有某些相似性或相異性，因此可以將它們劃分成不同的群或組，這些組又構成更大的集合，早期的地質學家稱之為第一紀、第二紀和第三紀。現代的地質學家則稱之為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前者是根據這些地層群組的相對年代劃分的，而后者則是根據它們中所含有的生命形式劃分的。
與地球的總直徑相比，地殼雖然僅是薄薄的一層，但是以人類的標準來衡量，事實上這些巖層系列還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它們還都有時間的含義，因此我們可以用這些礦物的集合作為衡量時間的尺度，時間沉淀于它們的堆積過程中。當然，這些巖層所代表的總時間與對之起作用的力的強度成反比。在遠古，如果泥和沙在海底以相比于現代十倍的速率堆積，很顯然在那時形成一個10英尺厚的泥巖或砂巖的時間，現在則僅能形成一個1英尺厚的同樣組成的巖層，反之亦然。
因此，在研究初期，自然地質學家必須在兩個假設之間做出選擇：一是堆積的巖層所代表的時間跨度，我們可以稱之為地質時間，作用于其上的自然力等于現在作用力的平均強度，因此它們所代表的時間肯定是十分漫長和難以想象的；二是在遠古時期，自然力的強度遠遠大于現今，因此產生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些結果的時間相對很短。
早期的地質學家幾乎都采納后一種觀點。他們對于當今自然界運轉情況毫無所知，只是像兒童閱讀羅馬或希臘歷史一樣閱讀地質歷史的記錄，想象著古代是一個巨大的、雄壯的世界，與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因為那些東西與他們有限的經歷相比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即使是早期的觀察者，也被遠古世界和當今自然界之間的巨大差異所深深打動并驚嘆不已。遠古之時，自然力量似乎更為宏大和充盈。巖層被抬升和扭曲，斷裂和裂開（fissured），被熔融的巖漿流洞穿，或者被洪水侵蝕到廣大的地區。古老的巖石上銘刻的證據表明，當時的情況遠遠不同于人類目前所駐足的平靜時期的景象。
逐漸地，那些有思想的地質學研究者意識到自然的早期威力絕不是最宏大的。與斯諾登峰（Snowdon）和坎伯蘭郡（Cumberland）的小山相比，阿爾卑斯山和安第斯山只是昨日的兒童。而所謂的冰川期只是最近、最新一次全球的變革，在此期間廣泛的自然改變的紀錄依然存在。研究當代地質的自然地理學已經成長為一門科學，我們仔細研究現在自然的規律，去發現過去現象的先例（hibernice）。因此，那些認為過去與現在存有巨大不同的觀點已經變得沒有必要了。
可以想象，相對于冰山緩慢的浮動，緩慢的融化，或冰川如蝸牛一樣以一天一碼的速度延伸，巨大洪水的運載力反而顯得無足輕重了。對于尼羅河、恒河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研究告訴我們，水的磨損力是如此的緩慢，但是只要有足夠的時間讓它起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卻又是如此的巨大。對太平洋中的暗礁和對大西洋深海的探測均顯示，那些緩慢生長的珊瑚和無法察覺的微生物都生活在狹小的空間內，在它們同胞和祖先形成的泥質堆積層上又添加了細細的一層，我們必須把它們看做石灰巖和白堊形成的機理，而不會假設是海水中飽含的鈣質鹽突然沉積下來形成的。
研究者因此認識到，只要給予足夠的時間，現有的力量是完全可以產生我們在巖石中遇到的各種自然現象的。反過來，對古代地層中由自然活動留下的痕跡的研究會發現，當時的情況與現在的情況相同。在古代海灘上遇見的鵝卵石與今天海灘上發現的沒有差別；最古老的硬實海砂上的波痕，與現在各個沙質海灘上發現的一樣；古代雨滴留下的凹痕足以證明，即使是在最古老的時代，“云中的彩虹”也一定點綴著古生代的天空。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倒轉七個沉睡者（Seven Sleepers）的傳奇，如果我們能夠睡回到過去，在距今一百萬年前醒來，回到最古老的地質時代，沒有理由相信，海、天空或陸地的景觀將展現給我們一個傳奇般的景象。
這就是現在自然地質學家所持有的，或無論如何將傾向于持有的信念。但是與此同時，他們顯然不會對人類歷史開始之前的那段時期的地球的自然環境草率做出結論，那段時期被稱為“前地質時期”（在通常的術語中也稱之為史前期）。事實上，這些觀點不僅與下面的假設相吻，即在遠古時期，地球的條件與當今迥然相異，而且它們必須得到這種假設的支持。物理學家要想根據自然規律獲得加農炮彈的發射點、受力情況和運行軌道，就必須知道炮彈的精確速度和其運行軌跡的準確特征。同樣，那些深信地球的總體情況在地質歷史的各個時代處于均勻變化的研究者，才能夠覺察到這是由已知原因推動的過程。通過對自然的綜合類比，可以推測我們的太陽系曾一度是一個星云團，慢慢地星云發生聚縮，然后碎裂成幾組旋轉一致的球，我們稱之為行星和衛星。接下來，它們每一個都經歷各自特定的變形，直到最終，我們所處的宇宙氣團達到這樣一種狀態，我們碰巧對其做出明確的記錄，自此之后變化相對較小并且漸趨穩定。
因此，均變論學說和進步論學說是完全一致的，事實上它們間的相互聯系也非常密切。
然而，如果那些從地質歷史時期獲得的有關地球的環境條件，僅僅是前地質歷史時期發生的一系列巨大變化的結果，那么后者所持續的時間與前者相比，就如同地質歷史時期與我們稱之為歷史時期的短暫時代相比一樣。而且，即使是最古老的巖石，它們所記錄的時代距離地球形成的時代也無限遙遠。
當把物理學運用于地質學時，現代地質學家很可能都不會懷疑這種推理的可靠性。但是當問題從物理學和化學轉向自然歷史時，情況就迥然不同了。以一種扭曲的形式出現的科學成見和公眾的偏見頓時發生急劇的轉變。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在描繪“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最初形式”時，就像這是世界上耳熟能詳的事情一樣。即使是非常謹慎的作者，似乎對“原型”（archetype）這樣的名詞也十分認同，借助于它，造物主被引入“一片狼藉的世界”中。就如同過去常常想象的那樣，遠古世界與現代世界截然不同，大家仍然認為當今我們地球上現存的生物，不管是動物還是植物，都與遠古時代的種類形成鮮明的對比，二者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相同之處。我們一直默認，我們現在擁有所有曾經生存過的生物。盡管與日俱增的知識將守舊者擠出了戰場，但他們又建立起新的防線，好像什么都沒有發生一樣，宣稱新的開始才是真正的開始。
盡管我們絲毫沒有否認或要弱化，古代和現代生命間存在已經確證的差異（未經確證的差異將另行討論），但是我們相信這種差異被夸大了，我們的這種信念基于確定的事實，這些事實雖然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但并沒有完全理解它們的價值。
眾所周知，動物學家和植物學家根據自然關系，將各種現存生物和化石生物歸入不同的亞門、綱、目、科、屬和種。從大尺度上看，很明顯生物在整個地質歷史中的差異不是很大，沒有一個亞門和綱整個滅絕了，或不存在現存代表。
如果轉向一個小的類群，我們發現植物大約有兩百多個目，我堅信它們在化石中均能找到相應的代表，因此植物中絕不存在一個完全滅絕的目，除非我們轉向下一級類群或科，在這里我們將發現存在完全滅絕的類型。另一方面，據估計動物可能具有120個目，其中8個或9個是完全滅絕的。因此，已滅絕動物的目與現存動物目的比例不超過7％，當我們考慮到巨大的地質時間尺度時，這就變得微不足道了。
另外一種思考是，雖然類型確實不同，但具有同樣的結論似乎被忽略了。不僅地質歷史中的生物和現存動植物具有相同的結構藍圖，而且在歷史的洪流中，還存在過一些奇特的動物和植物，有些跨越了整個地質歷史時期，幾乎沒有發生什么變化。因為這種持續穩定性，這種類型的典型代表可以稱之為“持久型”，它們與地球歷史中僅短暫存在的類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植物王國和動物世界中，這種持久型的例子大量存在。我們都熟知，最古老植物類群的殘骸形成了煤，就所能鑒定的而言，石炭紀的植物為蕨類或石松植物或松柏類植物，有很多種類與現今的非常相似！
在動物世界中，每一個亞門都存在這樣的例子。在大西洋海底鉆探過程中獲得的球房蟲屬與白堊中發現的相同。埃倫貝格最近描述的早志留世有孔蟲的脫殼似乎表明，在遙遠的時代存在的類型與現代的種類非常相似。在珊瑚中，古生代的床板珊瑚（Tabula-ta）與現代的千孔蟲在構造上十分一致。如果我們轉向軟體動物，最優秀的軟體動物學家都不會認為志留紀巖石中的骷髏貝、海豆芽和圓盤貝與現存的某些種類之間僅存在屬級差異。對現存鸚鵡螺而言，從最老的到最新的，在每一個大類中都有其代表物種。現代海洋烏賊的槍烏賊屬，出現于早侏羅世或在中生代地層的底部，最多在某些特征上與現代的同屬種類有明顯不同而已。在種類最為豐富的有環節類動物中，有兩個最高級的綱——昆蟲綱和蜘形綱表現出了驚人的穩定性。石炭紀的蟑螂與今天在我們地窖中橫行的種類非常相似；那時的蝗蟲、白蟻和蜻蜓與如今在田野中和破房子中啾啾鳴唱，或優雅地在莎草池塘畔滑行的種類十分相似。同樣，古生代蝎子與現代蝎子的差異也只能由博物學家才能分辨得出。
最后，在脊椎動物門中，同樣的規律表現得更明顯。有些類型，如硬鱗魚（ganoid）和盾鱗魚（placoid），從古生代到現代一直保持穩定，沒有太大地偏離正常標準，依然限于今天我們所見到的類群范圍內。即使是滅絕比例最大的爬行動物中，也有一個類型——鱷類（Crocodilia），至少從中生代開始到現在一直保持了極大的穩定性，與它們所經歷的時間相比，發生的改變十分微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對于地球上遠古哺乳動物的有限了解讓我們相信，一些類型，如有袋目，在同樣的時間范圍內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
因此可以說，雖然世界上的動物作為整體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但依然存在一些十分保守的特定類型，它們幾乎沒有發生什么變化。問題是，這些事實對于我們認識地質歷史中生命的歷史有何意義？答案似乎在于通常我們對物種起源的看法上。如果我們假定，每一種動物和植物是造物主一個一個創造的，每一個單獨創造的物種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持續不斷相互取代，那么持久型的存在只能是不合法度的。然而，這樣的假定得不到傳統或新發現的支持，因為它與其他自然原理相背離。那些采納這一假說的人們完全陷入了誤區，因為他們正在強化摩西律法的干預之手［1］。然則，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僅采納那些生理學研究結果支持的假說，保守型的存在似乎對我們更有教益。這個假說受到了特雷阿米德斯（Telliameds）和韋斯特蓋倫斯（Vestigiarians）的支持，雖然在早期它差點因此窒息而亡，現在它們至少贏得了當今所有最優秀思想家暫時的認同。這個假說認為，新的生物類型或物種是通過逐漸修飾先前已存的物種而產生的。這就像一條長長曲線的一小部分看起來像直線一樣，在方向上沒有變化，標志著我們所能見到的部分只是非常長的整條曲線的一段。如果所有生物都是由其他簡單的類型經過修飾而產生，那么保守型在整個地質歷史中僅發生了很小的改變，這表明它們只是巨大修飾系列的最后一段，它們在前地質歷史時期中的形式對現在人類來說可能永遠是個謎了。
換句話說，如果進行正確的研究，古生物學與自然地質學的學說是一致的。我們最遠的探索僅把我們帶向偉大的生命之河的河口附近，至于它從哪里開始發端，經過了什么樣的經歷，我們依然一無所知。
前面講的包含了幾個月前我在英國皇家學院（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所作報告的主旨，當然這是在達爾文先生出版他的巨著《物種起源》之前很久的事了，他得出了與我同樣的結論。盡管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可以不失公正地說，我的觀點是獨立得出的，但我不認為我可以宣布自己對此擁有同樣的權利。享受與達爾文先生的友誼是我的榮幸，在同他的交流中自己獲益匪淺，并且在某種程度上，熟悉了他異乎尋常的獨創工作和包羅萬象的思想。正是由于我對達爾文先生長期研究進程的了解，因此我對他的堅定意志、他的知識、他對真理的全身心熱愛充滿了信心。此外，我發現我對優秀博物學家關于物種這一棘手問題的觀點越了解，在我看來，它們就越顯得不那么可靠，我也就越傾向于物種是逐漸變化的假說。我敢說這就是我最后的結論。
既然我的巢穴中具有如此多借來的羽毛，我認為從達爾文先生那里借些羽毛來裝飾本篇短文的尾巴沒有什么不合適。我的真正目的在于通過細讀他的書，來簡練地指出，他學說的實質是什么，它們依據的事實又是什么。隨著我發現那些草率的批評家在沒有仔細閱讀我朋友的書之前就開始大放厥詞，試圖盡其所能來改變公眾的觀點時，我越發積極投身于我的事業。
如果真有人能夠勝任此項工作，沒有人比我更希望看到達爾文先生的著作被駁倒。但是我要說，現有的這些反駁都很蹩腳，是無稽之談，純屬誤解。每一個研究過家畜繁殖或喜愛培育鴿子的人，或果樹栽培學家都曾深深見識過各種動植物的特殊可變性或可塑性，那些動植物在人工馴化下產生了巨大的變異。狗與狗之間的差異，比狗與狼的差異更大。純人工的鴿子品系，如果它們的起源不清楚的話，博物學家肯定會將它們歸為不同的種，甚至是屬。
這些品種通常是通過同樣的途徑產生的。育種者選擇一對親本，兩者之一或兩者都具有他們希望得到的特征，然后在它們的后代中選擇那些特征更明顯的個體，拋棄特征不明顯者。從被選擇的后代中，他們再進一步進行雜交，如前面所述，重復同樣的過程，直到完全得到他想要的偏離原始類型的后代為止。
如果他現在通過變種進一步繁殖，經歷很多代之后，注意一直保持所獲個體血統的純正性，就會傾向于得到某一特定的變種，它具有越來越強烈的突出的遺傳性狀，由此而得到的品系在持續性上不存在任何限制。
像拉馬克這樣的人知道，通過雜交所獲得的變種在自然界中廣為存在，并發現在一些情況下要區分變種和真正的物種幾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憑直覺推出這一可能性：即使是最獨特的物種，也不過是非常穩定的變種，它們都是從一個共同祖先通過變異演化而來的，就如同已經確證的轉叉狗（turnspits）和灰狗，信鴿和翻飛鴿的起源過程一樣。
但是要完成這個類比還缺少一個中間環節。在自然界中，與育種者相應的角色何在？選擇是必須的，但自然界是如何執行選擇的呢？拉馬克對這些問題沒有予以重視，并且沒有意識到他無力解決這一問題，但他對這一問題提出了一個猜想。而猜想在科學中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步驟，拉馬克的聲譽正是被他那些沒有證據的荒謬猜想所敗壞。
拉馬克的猜想，就像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爵士戴上新帽子和用上手杖后，說的卻是一個新版本的老故事一樣，從而為“遺跡”這一生物學思辨奠定了基礎［2］。與任何能叫得上名的學說相比，這個學說對于合理思想的進步傷害最大。事實上，我之所以在此提及此事，只是為了否認拉馬克的猜想與達爾文工作的重要特征有任何相似之處。
事實上，后者的特點是要告訴我們，是什么在自然界中取代了育種者的位置，是什么促使一個變種充分地演化成為一個物種，同時限制了另一些變種的生存。最后，他闡明了所謂的自然選擇是如何通過變異產生新物種的。
是死亡在自然界中扮演了育種者和選擇者的角色。在著名的“論生存斗爭”一章中，達爾文將注意力集中于生命神奇的死亡現象，這是自然界中持之以恒的過程。與人類一樣，每一種生存的物種，“每天都要面對死亡”（Eine Bresche ist ein jeder Tag. ）。每一個物種都有它的天敵，都需要為了生存而與其他物種進行斗爭，最弱者遭受失敗，死亡是對所有落后者和弱者的懲罰。每一個自親種演變而成的變種在對周圍環境的適應上不是比親種好，就是比親種差。如果是更差，它將不可避免遭受死亡的厄運，迅速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如果是更好，它必將遲早使其祖先徹底消亡，取代它們的位置。如果環境改變了，這些成功者又將會被自己的后代所取代，因此，通過這一自然過程，無限的變異將在時間的長河中發生。
為了說明什么是我含混地稱之為的“環境”，為何它們會持續變化，為了充分地證明“生存斗爭”是真實存在的，我必須引用達爾文先生的著作來佐證它們的真正影響。我相信我公正地闡述了達爾文整個理論所處的位置，預見對他著作的全部評論并非我的目的。不管結果如何，如果能夠證明作用在任何物種上的自然選擇過程，能夠從一個物種中產生相互不同的變種，而我們無法將它們與真正的物種相區分，那么，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假說將在穩定的科學理論中占據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如果達爾文先生不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推理上都是錯的，他的后繼者將很快找出這一理論的缺點，結果它們將被更接近真理的理論所取代，這本身就是自然選擇原理起作用的一個例子。
無論如何，要解決問題只有通過具有高度技巧的博物學家的辛苦工作和實事求是的長期探索。公眾必須耐心地等待結果，最重要的是要阻止對爭論任何一方懷有無知的偏見和自負的霸道，否則就無異于是在犯罪。
注 釋
［1］指上帝對創世的干預。——校者注
［2］1844年，英國作者羅伯特·錢伯斯匿名發表《自然創造史的遺跡》一書，猜測性地提出了一種進化論，相信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在向更高等的狀態進步。——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