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經濟要求的壓迫和身份制的衰退，神人同形同性教派以及屬于這類教派的宗教信仰禮俗，有越來越大的一個部分，隨著時間的進展而不斷地趨于崩解。在崩解的進程中，漸漸地有某些別的動機和沖動同信仰態度攙雜在一起，這些動機和沖動并不一定源自神人同形同性信念，也不是起源于個人服從習性。這些在后期信仰生活中同信仰習性混合在一起的附屬沖動，并不都是與信仰態度或對現象演進中的神人同形同性信念的理解相順應的。它們的來源不同，它們對信教生活方式所發生的影響也不是屬于同一方向的。它們在多方面侵犯了個人服從或代理性生活的基本規范，而經過根究可以發現，作為后者的實際基礎的乃是宗教禮俗與教會及教士制度。由于這些相異動機的存在，社會的與工業的身份制逐漸崩解，個人服從準則失去了得自不斷的傳統的支持。外來的習性和傾向侵入了這個準則所占有的活動領域，于是不久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教會和教士結構被部分地轉用于別的目的，而這類使用目的與過去教士制度全盛時代的宗教生活旨趣，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這類影響到后期發展中的信仰方式的相異動機，其中可以提一提的是仁愛和親睦，或者是歡樂，或者說得更廣泛些，是人類團結與同情觀念的各種表現。這里還可以提到一點，有些人對于宗教結構的實質可能已經準備放棄；由于有了這類外來的使用方式，宗教結構，即使對這些人說來，也得以在名義上和形式上持續存在。動機中還有一個更加特殊、更加普及的，足以在形式上支持宗教生活方式的相異因素，那就是不帶有虔誠意味的對環境的美的調和觀念，在神人同形同性概念的內容消失以后，這一觀念就作為近代信仰行為中的一個殘余而存在。這一觀念由于與服從動機相混合，對教士制度的維持很有幫助。美的調和這一觀念或沖動根本不是屬于經濟性的，但是在工業發展的后一階段，對個人經濟目的上的性格的形成，卻有很大的間接影響。它在這方面最顯著的影響是，使相當顯著的自私傾向得以減輕，上述傾向是從處于早期的、比較有權能的狀態的身份制傳統遺留下來的。因此，美的調和這一觀念的經濟意義是它對宗教信仰觀念起著阻礙作用。前一觀念，通過消除自我與非我之間的對立，足以減輕——即使不是消除——自私傾向，而后一觀念，由于它是個人統治與服從觀念的表現，則足以加強這種對立，從而堅決主張個人利益與人類生活的整體利益之間存在分歧。
宗教生活中的這種非歧視性殘余——對環境或對一般生活過程的和諧觀念——以及仁愛或友情沖動，足以普遍形成人們在經濟目的上的思想習慣。但是所有這類習性的作用，都是有些模糊的，其所發生的效果是難以詳細根究的。不過有一點似乎是清楚的，所有這類動機或傾向的作用，同已經談到的有閑階級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則，都是不相容的。有閑階級制度以及在文化發展中與之交織在一起的神人同形同性教派的基礎，是歧視性對比習性；而這一習性同這里所談的一類性格傾向是不調和的。有閑階級生活方式的實際準則是，在時間與物質上的明顯浪費和脫離工業操作；而這里所提到的一類性格傾向，就其經濟的一面來說，所堅決反對的是浪費和不求實際的生活方式，對于生活過程，不論在經濟方面，或是在它的任何別的方面和狀態下，都存有參加或與之同化的愿望。很明顯，這類性格傾向，以及當環境有利于它們的表現時或者是它們居于優勢地位時所造成的生活習慣，是同有閑階級的生活習慣背道而馳的；但不夠明顯的是，在有閑階級結構下的生活，從它的后期發展來看，是否有一貫地抑制這類性格傾向或消除這類性格所表現的思想習慣的趨勢。有閑階級生活方式下的積極鍛煉，在破壞這類性格傾向的方面是起著很大作用的。它的積極鍛煉，憑著習慣勢力和淘汰作用，在生活的每個場合，都有利于浪費準則和歧視性對比準則的占有優勢和普遍推行。但是就它的鍛煉的消極一面的效果來說，卻不是絕無疑問地不背于它自己的一些基本準則的。有閑階級準則為了金錢禮俗上的目的而節制人類活動時，它所堅持的是退出工業操作。這就是說，按照這個準則，社會中貧困成員所慣于努力以赴的那類活動是被禁止的。這一禁條，尤其是對于婦女，其中特別是工業發達社會中的上層和中層階級的婦女，竟嚴到這樣極端的程度，即使是通過準掠奪方式下的金錢職業從事競賽式的累積，也在堅決禁止之列。
金錢文化或有閑階級文化，開始時是作業沖動下的一種競賽性變形，但在其最近發展中，由于排除了關連到效能、甚至關連到金錢地位的歧視性對比習性，漸漸地破壞了它自己的根據。作為有閑階級的成員，不論男女，在若干程度上總是沒有那樣的必要去同他們的同類從事謀生方面的競爭的，這就使這個階級的成員，即使沒有具備可以使他們在競爭中獲得勝利的那類資質，不但仍然可以生存，而且在一定限度內還可以從心所欲地生存下去。這就是說，在有閑階級制度最近的和最高度的發展下，這個階級的成員無須備有和不斷發展掠奪時代的勝利者所特有的那類資質就可以生活下去。因此，對于不具備那類資質的個人來說，屬于上層有閑階級的人，比生活在競爭制度下的廣大群眾，有較大的生存機會。
在上面一章討論古老性格特征的存在情況時，我們看到，有閑階級的特殊地位提供了格外有利的機會，使早期和古舊文化階段所特有的那類性格特征得以存在。這個階級對于經濟要求的壓力處于有所蔭蔽的地位，因此對于迫使人們適應經濟形勢的那些力量的無情沖擊，得以置身事外。關于在有閑階級中以及在這一階級生活方式下存在的那些與掠奪文化有關的性格特征和類型，上面已經進行了討論。這類素性和習性，在有閑階級制度下，具有格外有利的存在機會。不但有閑階級的受到蔭蔽的金錢地位造成了一種形勢，有利于適應現代工業操作所要具備的性格稟賦不足的那些人的生存：而且有閑階級的榮譽準則，還要求人們使某些掠奪索性獲得顯著的活動機會。使掠奪索性獲得活動機會的那類職業是有證明作用的，它們所證明的是財富、門第和不參與工業操作。在有閑階級文化下，掠奪的性格特征是從積極和消極兩方面起促進作用的，消極的一面是這個階級的脫離生產，積極的一面是有閑階級禮儀準則對這類性格特征的認可。
掠奪期前野蠻文化下的性格特征的存在情況與上述略有不同。有閑階級的受到蔭蔽的地位，也有利于這類性格的存在；但是和平與親善這類素性的發展，并沒有獲得禮儀準則的肯定認可。具有由掠奪期前文化遺留下來的那類氣質的個人，如果屬于有閑階級，他跟這個階級以外的、具有同樣稟賦的那些人比起來，所處的地位是比較有利的，因為他們無須在金錢的必要下破除這類有助于非競爭生活的素性。但是這樣的個人仍然不能免于受到一種精神的拘束，這種拘束力促使他們忽視這類素性，因為禮儀準則所要求于他們的是以掠奪素性為依據的生活習慣。只要身份制依然無恙，只要有閑階級除了從事無目的的和浪費的勞精疲神來消磨時間以外，還有別種方式的非生產性活動可以從事，顯然背離有閑階級榮譽的生活方式的情況就不會發生。這個時候如果在這個階級以內發現了非掠奪的氣質，人們就要把它看成是一種偶發性的返祖遺傳現象。但是，由于經濟發展的不斷演進，可供狩獵的巨大野物的逐漸絕跡，戰爭活動的減退，獨裁政體的廢止，教士職權的衰落等等，使人類習性獲得表現的那類榮譽的、非生產性的出路，逐漸被堵塞。發生了這樣的情況以后，局勢漸漸有了變化。人類生活如果不能在這一個方面獲得表現，必然要在別一個方面表現出來；如果不能求得掠奪方式下的出路，必然要通過別的方式求得安慰。
上面曾經指出，以脫離金錢的壓力這一點而言，在工業發達的社會中，有閑階級的婦女比屬于任何別一巨大集體的人們，表現得還要徹底。因此婦女對于非歧視性氣質的復歸傾向，或者會比男子表現得更為顯著。但是，在有閑階級的男性中也可以看到某類活動的范圍在擴大，進行這類活動是從某些習性出發的，這些習性不能列入自私一類，其目的所在，并不是歧視性差別。例如，從事某項企業的金錢上的經營從而與工業發生關系的那些人，其中有多數，看到事業頗有成就，工業上的效力很高，就會感到一種興趣，發生一種自得的心情，這種感覺，同由于這樣的改進可能多獲利潤這一點，甚至并無關系。有許多商業俱樂部和工商業者組織，努力于提高(不帶有歧視意義)工業效能，它們在這方面的貢獻也是人所共知的。
現在有許多組織已經傾向于生活中歧視性目的以外的方面，它們的意向所在是某種慈善工作或社會改良工作。這類組織往往是半宗教或擬宗教性質的，參加的分子男女都有。這方面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為了說明與這類活動有關的一些習性傾向的范圍并指出其特征，這里可以舉出一些比較顯著的具體例子。例如禁酒運動以及相類的社會改革，改良監獄，普及教育，禁止不道德行為，憑仲裁、裁軍或其他手段以避免戰爭，又如，在一定程度上含有這里所說的意向的一些組織是，大學公社，友誼協會，基督教青年會和青年力行會之類的種種團體，婦女義縫團，社交俱樂部，甚至商業俱樂部：又如，其間略含有這里所說的意向的是，那些屬于半公共性質的慈善、教育或娛樂的財團，不論資金來自富有的私人，或者是出于資力較差者的集體捐助，只要機構不是屬于純宗教性質的，就在我們的示例范圍之內。
這里的意思當然并不是說，這類努力是完全在與自私無關的別的動機下進行的。可以斷言的只是這一點，在一般情況下別的動機是存在的，不過上述一類努力，在現代工業生活環境下，比在完整無缺的身份制之下，流行得更加普遍；這一現象說明，在現代生活中對競賽的生活方式是否完全適當，人們是深切懷疑的。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類工作的誘因中，通常是存在著一些不純動機的，尤其是屬于歧視性差別的動機；這是一個周知的事實，已成為一個時常被人談起的話柄。甚至還有這樣的情況，有許多表面上是為了無私的公共利益而進行的事業，在創辦時以及在進行中都別有用心，其根本目的無疑是為了提高發起人的榮譽，甚至是為了增加這些人的金錢利得。有許多這類組織或機構，不論就其首倡者或贊助者來說，其主要動機顯然就是這種帶有歧視意義的動機。格外符合這里所批評的情況的是，憑巨額的、顯著的支出使支出者增加榮譽的那類事業，例如為大學、公共圖書館或博物館提供巨額資金；此外，如參加顯然屬于上流社會組織的一類機構或運動，就這類比較平凡的舉動的動機說來，其符合程度也與這里所批評的一樣。屬于這類組織的會員們的金錢榮譽由此獲得了證實；由此還可以說明，在這些成員與改良工作——例如現在相當流行的大學公社——中的對象、那些低一等的人們之間，存有顯著差別，這就使前者的高貴身份，為人們在感謝的心情下時刻銘記在心。但是，話盡管這樣說，這里畢竟還是存有一些非競賽性動機的。使用這樣的方法來獵取榮譽或相當聲望，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證明，非競賽性和非歧視性利益，作為現代社會思想習慣中的一個構成因素，可以想像是有效地存在著的；人們也普遍感到它是正當的。
應當注意到，所有這類在非歧視和非宗教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的屬于近代范圍的有閑階級活動，其中的婦女參加者比男子更為活躍，態度更為堅決——當然，需要支出大量資金的那類事業是例外。婦女在金錢上處于依賴地位，因此無法從事那類需要支出巨額資金的活動。在一般的社會改良工作方面，那些樸素的、宗教成分比較少的或比較流俗化的教派的教士，和婦女階級總是志同道合的。從理論上來看，也正應當是這樣。在別的經濟關系上，在婦女階級與從事經濟事業的男子階級之間，教士所處的地位也是有些不夠明確的。出于傳統和一般的禮俗觀念，教士和富裕階級的婦女兩者都是處于代理有閑階級的地位；以這兩個階級而言，構成階級的思想習慣的持有關系是服從關系，就是說，是以個人為設想依據的經濟關系；因此在這兩個階級中都可以看到一種依據個人關系而不是因果關系來理解現象的特殊傾向；兩個階級都被禁止從事與禮儀不相容的生利事業或生產事業，因此它們如果要參加今天的工業操作，是道義所不允許的。由于世俗的生產勞動受到了這種禮儀上的排斥，于是現代婦女階級和教士階級的大部分活動力，不得不轉移到不屬于自私性的另一些方面的服務上。這時禮法卻又使他們別無他法可以表現出要從事于有目的活動的那種沖動。有閑階級婦女從事生產活動既一貫受到禁制，于是她們就不斷地努力要在企業活動以外的方面，為作業沖動尋求出路。
上面已經提到，富裕的婦女與教士這兩個階級的日常生活，此一般的男子、尤其是從事現代工業工作的男子的生活含有較多的身份因素。因此，宗教信心是以比現代社會一般人們保存得較好的形態，存在于這兩個階級的。因此，在這些代理有閑階級的成員中，要表現于非生利事業的活動力中有很大一個部分，勢必歸結到宗教信仰和宗教上的工作。因此，部分地說起來，像在上一章里所說的那樣，婦女就有了特別顯著的宗教信仰傾向。但這里要格外注意的一點是，這種傾向在這里所研究的一些非生利性的運動和組織的動作的構成和目的的適應方面發生的影響。如果有了這種宗教信仰的色彩，他們把力量放在有任何經濟目的的組織上，將降低這類組織的經濟效能。有許多從事慈善事業和改良工作的組織，不是只注意它們所要促進的那部分人民的利益的一個方面，而是同時注意宗教性的和世俗的兩個方面。假使它們能以同樣認真的態度，同樣重大的力量，集中于這些人的世俗利益，則它們的工作的直接經濟價值，將比原來的顯著提高，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當然，也可以這樣說——假使這樣說在這里是恰當的話——在宗教目的上的這類改良工作，如果不受到通常存在的一些世俗性動機和目的的阻礙，則其直接效力也許可以有所提高。
這類非歧視性事業，由于攙入了宗教利益，其經濟價值不得不有所削減。但是，足以減低其經濟價值的也還有別的一些相異的動機，這些動機相當明顯地阻礙著作業本能的這種非競賽性表現的經濟趨向。如果進一步、從各方面加以考察，當可發現，事體還不止是這樣。這類事業的目的是在于使某些個人或某些階級的情況有所改善，如果這類改善指的是生活上的充實或便利，并從這一點來衡量，那末這類事業的經濟價值根本就是有疑問的。例如，現在在改善大都市貧困人民生活方面的種種努力，其中有一大部分負有文化上的使命，希望借此使上層階級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能夠更加迅速地納入下層階級的日常生活方式中。試以“貧民救濟社”之類的那些組織來說，它們所關懷的固然部分是在于提高貧苦人民的工業效力，教導他們如何更適當地利用手頭工具，但至少同樣著重的是，如何通過告誡方式和示范作用，把上流社會的一些禮貌和習慣傳授給他們。這類禮節上的表現的經濟實質，人們進一步觀察以后不難看出，無非是對時間與物品的明顯浪費。那些好心腸的人們在對窮苦人民施以教化時，關于堅守禮節、整飭儀容這些方面的教導，大都極為認真，小心翼翼。他們的為人，往往是在生活作風上值得人們仿效，在日常消費的種種細節上極度循規蹈矩。這種關于時間消費和商品消費方面的正確思想習慣的教導，其文化上的效果固然未可輕視；對于學得了這種高尚的、光榮的好榜樣的個人來說，其經濟價值也是不小的。在現代金錢文化的環境下，個人的榮譽，因而也就是個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他在消費的態度和方式方面的符合標準，在時間和物品上的慣于浪費就是由此獲得證明的。但是，就這種高級生活方式的訓練的深一層經濟意義來說，應當指出，這種訓練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用代價較大或成效較差的方法來完成同樣的物質效果，而從經濟觀點來看，物質效果卻是實際經濟價值的依據。文化宣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關于新愛好、或者不如說是關于新的禮儀方案的一種教育，這個方案是在以身份原則與金錢禮俗原則為依據的有閑階級意識的指導下，同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相適應的。這個新的禮儀方案的來源是社會中一部分人所設計的禮法，這部分人的生活是處于工業操作范圍以外的，但他們卻要把這個方案硬塞進下層階級的生活方式。但這個中道插進來的方案，對這些下層階級說來，決不會比它們原來已經在流行的那一套方案更加適應生活要求；而且它們原有的那一套方案有些還是在現代工業生活的壓力下由它們自己構成的，新插進來的方案在適應程度上休想比得過這類方案。
上述的所謂新方案，比它所要換置的那些方案，從禮儀上說起來當然要端正些，這里所說的一切當然不是對這一點有所懷疑。疑問只是在于這種改良工作在經濟上的利益——這里指的是，從改革的效果上來看、有相當把握可以加以確定的、在直接和物質的經濟意義下的那類經濟利益，并且不是從個人的立場而是從集體生活便利的立場來看的。因此，評價這類工作的經濟利益，即使這類工作主要是為了達到經濟的目的，進行這類工作不含有自私或歧視性觀念，也不能單從它們的實際工作的表面價值來看。由此形成的經濟改革，在性質上主要是明顯浪費方法的變換。
但是，關于這類工作中不存私意的動機和進行工作的準則的性質——那是要受到金錢文化下所特有的一些思想習慣的影響的——，還得作進一步觀察，觀察以后，已經作出的結論也許要進一步斟酌。我們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經看到，在金錢文化下的榮譽準則或禮儀準則所堅持的是，對力量作經常的不求實際的使用，以此作為可告無罪的金錢生活的標志。在這種情況下，不但造成了輕視有實用工作的習慣，而且在指導追求社會聲望的屬于任何集體的人們的行為方面產生了比較明確的后果。由此形成了一種傳統，這個傳統所要求的是，人們對于與生活方面的物質需要有關的任何操作方式或細節，不應當過于嫻習而流入凡俗。我們不妨通過捐助或通過如救濟委員會之類的工作，對平民的福利在令人欽佩的情況下表示關懷。我們甚至不妨對平民的文化福利，不論是一般性的或是某些具體方面的，表示熱情，通過一些設計來提高他們的愛好，或使他們有機會在精神上有所改進，從而博得更高的贊揚。但是我們對于平民生活的物質環境或平民階級的思想習慣，卻不應當公然表示有深切的了解，以免趨入歧途，把這類慈善性機構的努力導向實質上有用的目的。這種不愿意公開承認對下層社會具體生活情況有深切了解的態度，當然，在不同的個人之間，其明顯程度是很不一致的；但是在這里討論的這一類的任何機構中，總的說來，這個態度是普遍存在的，它深刻地影響到這類機構的行動方向。熟悉平民生活這件事既是不體面的，人們就惟恐沾上了這樣的惡名，這種態度在這類機構的慣例和成規的構成中所發生的累積作用，使人們逐漸把這類機構的最初動機丟開，而傾向于屬于榮譽性的某些指導原則，再進一步，人們終于傾向于以金錢價值為依據的原則。因此，就歷史悠久的這類機構來說，其促進平民階級生活便利的原始動機，已經逐漸成為表面上的動機，那類為平民服務的實際工作已經名存實亡。
以上所述關于從事非歧視性工作的這類機構在功效方面的情況，也適用于以同樣動機從事這類工作的個人，雖然，用于個人時，比用于有組織的機構時，也許要加以更多的斟酌。用浪費支出和不深悉粗俗生活——不論在生產方面還是在消費方面——的有閑階級準則來衡量價值的這種習慣，對有意辦理一些公共福利事業的那些個人說來，必然是牢固存在的。若果有人忘記了他的地位，把他的力量用到了對平民生活實際有效的方面，這時社會常識——金錢的禮儀觀念——就會起來否認他的工作，把他糾正過來。有些富于公德心的人們，純粹(至少在表面上)為了促進某方面的人類生活的利益而捐出了一部分遺產，從這類遺產的管理情況中，就可以找到關于這個論點的例證。至于捐款的用途，在目前最常見的是設立學校、圖書館、醫院和貧病者收容所。在這類情況下，捐款人的公開目的是在捐款用途所指明的那個方面對人類生活有所改善；然而勢所必然的結果是，在執行工作中會存在不少別的動機，往往與原來的動機相抵觸，于是從捐款中劃出的很大一部分資金，就在這種情況下決定了它的具體安排。例如，可能有某些捐款是特為劃出來作為建立棄兒教養院或病弱者休養所的基金的。然而這種基金在使用時轉向到榮譽的浪費支出方面，這并不是不常見的情況，這種情況簡直要使人感到驚訝，甚至覺得可笑。基金中很大一個部分會用來造起一座大樓，外面用的全是藝術上一無可取而代價高昂的石塊，上面雕滿了奇形怪狀、全不相稱的花紋，再加上城垛式的墻垣和角樓，高大的門面和要塞式的進口，看上去就像是未開化時代作戰方式下應用的一座堡壘。建筑的內部也同樣表明，一切是在明顯浪費和掠奪侵占的準則的指導下進行的。我們不必細談下去，但再提出一點，例如，窗戶的布置，用意并不是在于為屋內的那些受助者謀方便或享受，以與其表面目的相符合，而是在于使屋外的偶然一到的觀光者，對屋內的金錢的美點便于留下印象，至于室內一切細節上的布置，其用意也總是在于盡可能求其符合于這種金錢美感的迫切要求。
當然，這一切并不是說捐款者本人對于這樣的措施有什么不滿，也不是說，假使由他自己來主持，在措施上就會有什么兩樣；看來即使在其本人親自指導下——那就是不采取遺贈方式，而由捐款者直接付款并監管這類事業——其管理的目的和方式在這些方面也不會有什么不同。還有一層，如果用與上述不同的方式來處理基金，也不會使受助者或者其安樂與虛榮未受到直接影響的局外旁觀者感到滿意。經營這類事業時，如果當真采取這樣的方針，即為了適應設置基金的原來的、實際的目的，對手頭資金直接作最經濟、最有效的作用，那就不會符合任何人的要求。一切有關的分子，不論其關系是直接的和自私的，或只是處于旁觀地位的，都認為支出的一個相當部分應當用之于高一層的或精神上的需要，而這種需要卻是由掠奪侵占和金錢浪費下的歧視性對比的習性產生的。這里所表明的只是，競賽準則和金錢榮譽準則的滲入社會常識竟深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即使是表面上完全在非歧視性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的一類事業，也不能閃開或抗拒這些準則。
情況甚至是這樣，這類事業正是由于非歧視動機的假定存在，才具有榮譽的價值(即以此作為提高捐款者的榮譽的一個手段)；但是盡管這樣，歧視性利益的指導支出并不因而受到妨礙。源自競賽或歧視的動機在這類非競賽事業中的有效存在，在上述各種機構的任何一種中都會詳細、具體地顯示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當這類榮譽性布置的跡象顯露出來時，一般總是要有所掩飾，說這類布置是屬于審美、倫理或經濟利益范圍的。這類來源于金錢文化的標準和準則的一些動機，會暗暗地轉換非歧視性一類的努力的有效服務方向；但主持其事者的一片好心不會因此引起不安，他也不會由于他的工作在本質上不切實際而心情紛亂。這類動機的影響可以一直追究到非歧視改革事業的組織的整個范圍，而這類事業卻是富有階級公開的生活方式中很重大的、并且是非常突出的一個特證。關于這個現象的理論方面當已充分明了，不必再進一步舉例說明；況且對于這類事業之一——高級學識的研究機構——在另一章里還將作出一些比較詳盡的探討。
有閑階級在工業形勢前是處于有所蔭蔽的地位的，在這樣的環境下，對于掠奪期前野蠻文化下所特有的那類非歧視性沖動，似乎有一種類于復歸的傾向。這種復歸傾向包含著兩個方面，一方是作業觀念，另一方是懶散和親睦習性。但是在現代生活方式中，以金錢的或歧視性的價值為依據的行為準則，阻礙著這類沖動的自由發揮，由于這些行為準則的顯著存在，于是以非歧視性利益為依據的努力就轉變方向，為金錢文化所依據的那類歧視性利益服務。在這里的研究意義下，金錢禮儀準則是可以歸納為浪費、不求實際和兇暴這些本質的。在從事社會改良工作的事業中，同其他類型的活動一樣，禮儀上的要求是牢固地存在著的，這類要求對任何事業的管理和經營，在種種細節上發生著淘汰和監督作用。禮儀準則通過對一些方式方法在細節上的指導和修改，會極其有力地使一切非歧視性愿望或努力歸于無效。不求實際這個普遍的、非個人性質的、冷酷的原則是經常存在的，它的妨礙作用，使許多殘存的、應列入作業本能項下的掠奪期前的性格傾向，無法獲得有效表現；但是這個原則的存在并不能阻止這類性格傾向的遺傳，也不能阻止它們作為一種沖動不斷再現，從而使它們獲得表現機會。
在金錢文化后期的進一步發展中，為了避免引起社會反感必須脫離工業操作這一條件，竟嚴格到這樣的程度，甚至一切競賽性業務也在禁止之列。在這個進展時期，金錢文化對競賽的、掠奪的或金錢的這類職業價值的重視程度，同工業或生產一類的職業比起來有所降低，它消極地有助于非歧視性格傾向的保持。上面已經指出，這種脫離對人類有實用的一切業務的要求，對上層階級婦女比對任何其他階級格外嚴格；屬于某些教派的教士也許可以認為是例外，但例外的性質看來也只是表面的，不是實質的。上層階級的婦女必須過不求實際的生活，對這一點的堅持，比金錢等級和社會等級相同的男子還要趨于極端；其理由在于前者所處的地位不僅是高等有閑階級，而且又是代理有閑階級。她們所以要徹底脫離生產勞動，是含有雙重理由的。
有些有名的作家和演說家，在社會結構和社會職能一類問題上，是足以代表社會上有識之士們的意見的。他們曾反復說明，而且也說得很恰當：任何社會中婦女所處的地位，是社會所達到的文化水平的最明顯指標——或者還可以引申一下，是社會中任何一個階級在這方面所達到的最明顯指標。這個說法指經濟發展階段而言時，似乎比指任何別的方面的發展而言時，來得更加正確。同時，在任何社會中或在任何文化下，婦女在公認的生活方式中所被指定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某些傳統的一種表現，這類傳統是在早期發展的環境中形成起來的，對于現在的經濟環境或現在人們的性格和思想習慣的要求，只是部分地相適應，而生活在現代經濟環境之中的婦女，她們的活動卻是受現在的性格和思想習慣的影響的。
上面對經濟制度的發展作一般討論、對代理有閑和服裝問題作專題討論時，曾經附帶提到，婦女在現代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與同階級的男子所處的地位比較，更加廣泛和更加徹底地和作業本能的刺激不相協調。但同樣明顯的是，在婦女的氣質中，含有愛好和平、反對不求實際這一本能的較大成分。因此，現代工業社會中的婦女，對于公認的生活方式與經濟局勢的要求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具有比較深切的感覺，這并不是一個偶然情況。
從“婦女問題”的種種方面，足以婉轉地表明，現代社會、尤其是社會中上層階級的婦女生活，是怎樣地處于一系列常識的支配之下，而這類常識卻是在早期發展階段的經濟環境中構成的。現在人們仍然覺得婦女的生活，就文化、經濟和社會關系方面來說，根本是、并且在正常情況下是一種代理性生活，其功過或榮辱，必然應當歸之于對這個婦女居于占有或保護地位的某一個人。因此，婦女如果有任何違犯公認禮法的某一禁條的行動，就會覺得，這將直接影響到這一女子所屬的那個男子的體面。當然，關于婦女意志薄弱或性情乖張這類問題，各人會有自己的看法，意見未必會完全一致；但社會對于這類事件作出常識判斷時，畢竟是不會有多少猶疑余地的，如果在任何情況下發生了男子的保護權受到損害的問題，人們對于男子方面的這種觀念的正確性，也很少會發生疑問。另一方面，如果男子發生了不端行為，卻不會怎么損害和他同居的那個女子的名譽。
因此，以幸福與優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們所習慣的生活方式——而言，派給女子的那個“領域”；是附隨于男子的活動力的，如果她越出了這個指定的義務范圍的傳統，就要被人認為不守婦道。如果牽涉到公民權利或參政權問題，我們在這方面的常識——也就是說，我們的一般生活方式在這一點上的合理的表示——會告訴我們，在國家或在法律之前，女子不宜親自直接參與，而應該由她所屬的那個家族的家長來居間。一個女子而熱中于自決自主或自我中心的生活，是同她的嬌柔風度不相稱的。我們的常識告訴我們，女子不論在政治還是在經濟方面直接參加社會事務，是對社會秩序的威脅，這一點所表現的，是我們在金錢文化傳統的指導下形成的思想習慣。“那些‘把婦女從被男子奴役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之類的叫囂，在相反的意義下用斯坦吞(E．C．Stanton)『斯坦吞(1815—1902)，美國婦女參政權運動的指導者。——譯者』那句簡單明了、富有表現力的話來說，‘簡直是胡說八道’。兩性的社會關系是上帝決定的。我們的整個文明——就是說，其中的一切好的東西——是以家庭為基礎的。”所謂“家庭”，是以一個男性為長的家族。這種見解——一般表示得甚至還要露骨——是關于婦女身份問題的通常見解，在文明社會中不但一般男性有這樣的看法，就是在婦女方面也是這樣。婦女對于禮法上的要求具有極其敏銳的感覺；雖然其中有很多人對于禮法硬性規定的一些細節覺得很不舒服，這也是實情，但是她們很少會不認識到，出于事態的必然性和舊習慣的神權，當前的道德律是把婦女安置在附隨于男子的地位的。總之，按照婦女自己的美與善的觀點來看，婦女的生活也應當是、而且在理論上必然是男子生活的次一級的表現。
雖然人們普遍存在婦女所處的地位是既適當而又自然的這樣一種感覺，但也可以看到在許多人中正在發展另一種見解，即關于保護制和代理生活的整個安排以及其間的功過的看法，總不免是一種錯誤。或者至少有這樣的感覺，即使就一定時間和空間說來這是自然成長的并且是一個適當的安排，即使有其顯然的審美價值，但它仍然不能充分適應現代工業社會中比較日常性的生活目的。即使是有教育的上層和中層階級那部分為數很大、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婦女(在她們對傳統禮法持有的冷靜、嚴肅的觀念下，身份關系是能投其所好的，她們覺得它是根本正確、永久正確的)，即使是這些態度保守的人，一般也未嘗不感到在這方面的事物的現狀與事物的應有狀態這兩者之間，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是存在些細微差別的。但是此外還有一些比較不受羈勒的現代婦女，由于年齡、教育或氣質關系，對于從未開化文化流傳下來的身份傳統是在某種程度上不表同情的，這類人對自我表現沖動和作業本能也許具有過度的復歸傾向，這樣就在這類人當中產生了不滿情緒，其情況異常生動，不容輕輕放過。
在這個“新婦女”運動——這是用來稱呼要把婦女恢復到冰河期前地位的一類盲目的、支離散漫的努力的——中，至少含有兩個辨別得出的因素，兩者都是屬于經濟性質的。這兩個因素或動機是用“解放”和“工作”這種含糊的口號來表達的。人們認為這兩個字眼所代表的，都是與廣泛存在的不滿情緒有關的一些想法。即使是那些看不出有什么對現狀不滿的真正理由的人們，對于這種情緒的廣泛存在也抱著認可態度。提出這種不滿情緒應當獲得補救的意見最熱切、最頻繁的是工業最發達社會中富裕階級的婦女。這就是說，這里存在著一種要從身份、保護或代理生活的一切關系中解放出來的相當嚴重的要求。有些婦女的生活方式是從身份制傳下來的，具有最濃厚的代理生活的色彩，有些社會處于高度的經濟發展階段，離適應傳統生活方式的環境最遠；在這類環境下，上述情緒激動表現得最為顯著。有一部分婦女，在榮譽準則之下，被排除于一切有實用工作之外，其整個生活沉溺在有閑與明顯消費中——解放要求就是從這部分婦女當中產生的。
有很多批評家誤解了這個新婦女運動的動機。有一位有名的社會現象評論者，最近對美國“新婦女”情況，在帶些激動的心情下作了如下的概括：“她是她丈夫所寵愛的。她的丈夫是世上最忠實、工作最努力的。……她在教育程度上以及差不多其他一切方面都勝過她丈夫。她受到了各方面無微不至的愛護和照拂。然而她還是不滿足。……安格魯撒克遜‘新婦女’是現代最荒謬的產物，是注定要成為這個世紀最糟糕的落伍者的。”這番話也許說得很在理，但是其間除了譴責以外什么也沒有，徒然使婦女問題更加模糊。作為一個新婦女，她所不滿的，正是這個典型的描繪中所認為的應當使她感到滿足的那些事物。她是嬌生慣養、備受寵愛的，她可以、甚至有必要大量地、明顯地進行消費——為她的丈夫或別的自然監護人進行代理消費。她是可以避免、甚至不允許參加那些粗鄙的、有實用的工作的，為的是要為她的自然(金錢)監護人的榮譽執行代理有閑。這類職業是不自由的傳統標志，同要求進行有目的活動的人類沖動是不相容的。婦女是具有她的那一份作業本能的，而且有理由可以相信，她所具有的還不止是平均的一份；對這一本能說來，不求實際的生活或消費是最可憎嫌的。她對于她所接觸的經濟環境下的直接的、無居間的刺激發生反應時，一定要發揮她的生命力。對婦女說來，那種要按照她自己的方式過她自己的生活的沖動，那種要比在隔一層的情況下更進一步地參加社會工業操作的沖動，也許比男子更加強烈。
婦女所處的地位假使始終是艱苦力作，一般地說就會相對地滿足于她的命運。這時她不但有些具體的、有目的的事體要做，而且也勻不出時間，也來不及分心，使她自己產生反抗情緒，使她遺傳得來的自決自主習性獲得抬頭機會。當婦女普遍從事勞役的這個階段過去，代理有閑成為富裕階級婦女的公認職務以后，那種要求她們遵守禮儀性的不求實際的金錢禮俗準則的習慣勢力就會發生作用，足以長期地防止那些心高氣傲的婦女對自決自主和“講求實用的領域”有任何情感上的靠攏。在金錢文化的初期階段，情形尤其是這樣。那個時候有閑階級的有閑，在性質上大部分仍然是一種掠奪活動，仍然是統治力的積極發揮，其間含足夠的歧視性具體目的，足以使人們把這類活動認真地當做一種職業，問心無愧地從容參與。在某些社會里，這樣的情況顯然一直繼續到現在。就各個個人來說，這種情況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各人對身份觀念有深淺不同的印象，作業沖動稟賦的強弱各有不同，因此這種情況存在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些社會的經濟結構已經有了高度的發展，與以身份為依據的生活方式已經不相配合，因此人們已不再感到個人服從關系是惟一“自然的”人類關系。在這樣的情況下，在那些馴服性較差的個人中，那種從事有目的活動的古老習性將逐漸抬頭，掠奪文化和金錢文化遺留在我們生活方式中的那些比較后起、比較膚淺和短暫的習性與觀點將引起反感。當在掠奪階段與準和平階段的鍛煉中形成的那類性格與人生現，同后期發展的經濟局勢不再能相當密切地適應時，上述的一些習性與觀點在那個社會或社會中的那個階級，就要失去強制力量。就現代社會中一些工業階級的情況來說，這一點是極其明顯的；對它們說來，有閑階級生活方式，尤其是身份因素，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約束力量。在上層階級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不過在方式上有所不同。
由掠奪文化和準和平文化而來的習性，是民族中某些基本素性與精神特征的比較短暫的變形；這些素性和特征是在早期、原始類人猿文化階段的長期鍛煉中構成的，那個時候過的是和平的、比較未分化的經濟生活，生活的鍛煉是在比較簡單、較少變化的物質環境的接觸中進行的。當由競賽生活引起的一些習性不再能與當前經濟要求相適應時，一個崩解過程即行開始，一些比較后起的、普遍程度較差的思想習慣，不得不在民族中比較悠久的、更加普遍的一些精神特征之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讓步。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新婦女運動所標志的是，向比較廣泛類型的人類性格復歸的一種傾向，或者可以說是人類性格在較少分化的形態上的表現。這樣的人類性格類型，應當看做是原始類人猿性格的特有形態，如果就其主要特征的實質而不就其形式來說，其所屬的文化階段也許可以說是“次人類”的。這種社會發展顯示了復歸到經濟演進中早期、未分化階段所特有的精神態度的形跡；就這一點來說，這里所說的運動或演化特征在這一點上的特有表現，當然是為其他方面的近代社會發展所共有的。這種從歧視性利益的支配轉向到古老性格的一種普遍復歸傾向，并不是全然無跡可查；雖然，這類痕跡既不多，也不是能完全令人信服的。在現代工業社會中，身份觀念的普遍衰退，就未嘗不可以在某種意義上看做是這方面的跡象。此外，對于人類生活中那類不求實際的表現的不滿，對于但求個人利得而以集體或其他社會團體為犧牲的那類活動的不滿，這類心情的再度顯露，也屬于上述跡象。還有一個看得出的傾向，即反對以痛苦加之于人，反對一切侵掠性事業；即使這類歧視性利益的表現，對社會，或對提出這種反對意見的個人，并不造成明顯的物質損害，這類反對的表示也顯然可見。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在現代工業社會中，一個普通的、在態度上無所偏頗的人的見解是這樣的：典型的人類性格是有助于和平、親善和經濟效能的那種性格，而不是有助于自私、兇暴、欺詐和統治生活的那種性格。
有閑階級在這種原始類人猿的人類性格的再現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一貫支持、也不是一貫阻礙。就那些原始性格特征稟賦格外強烈的人來說，有閑階級使它的成員得以脫離金錢競爭，處于有所蔭蔽的地位，因此直接增加了這類人的生存機會；但在間接方面，由于執行對商品和勞務作明顯浪費的有閑階級準則，有閑階級制度是減少了這類人在全體人民中的生存機會的。浪費的禮儀上的要求，吸收了歧視性競爭中的人們的剩余精力，使他們再沒有余力在非歧視性生活方面有所表現。就禮儀鍛煉這一層的、比較非具體的、精神上的影響來說，與上述情形對照，它不但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而且在向同一目的前進的過程中，它所起的作用也許更加有效。禮儀生活的準則是歧視性對比原則的加工，因此這類原則一貫要制止一切非歧視性努力，支持自私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