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管子以形名整齊國，著書八十六篇，而《七略》題之曰道家。然則商鞅貴憲令，不害主權術（見《韓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今之儒者，聞管仲、申、商之術，則震栗色變曰：而言雜伯，惡足與語治。試告以國僑、諸葛亮，則誦祝冀為其后世，而不知僑、亮之所以司牧萬民者，其術亦無以異于管仲、申、商也。然則儒者之道，其不能擯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于《周官》，而董仲舒之決事比，引儒附法，則吾不知也。

夫法家不厭酷于刑，而厭密于律。漢文帝時，三族法猶在，刑亦酷矣。然斷獄四百，幾于興刑措之治者，其律疏也。律之密者，不欲妄殺人，一竊分數級，一傷人分數級，鉤 分析，雖離朱猶眩目，自以為矜慎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密于律，則下遁于情，而州縣疲于簿書之事，日避吏議，娖娖不暇給，其極上下相蒙，以究于廢弛，故德意雖深，不足以化民成俗，今日是也。仲舒之決事比，援附格令，有事則有例，比于 侯《九章》，其文已冗，而其例已繁，已用之斯焚之可也，著之簡牘，拭之木觚，以教張湯，使后之廷尉比而析之，設法如牛毛，其卒又以為故事。然后舍生人之能，而行偶人之道。悲夫！儒之戾也，法之弊也。吾觀古為法者，商鞅無科條，管仲無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從則大刑隨之，貴其明信，不曰較輕重。子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嗚呼！此可謂儒法之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