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的步兵在突尼斯大舉進攻時，每個人都分到了三塊D口糧[1]的巧克力，夠吃一天的。他不帶別的食物，除了兩罐水（平時是一罐），不帶毯子，除了雨衣外，他不帶多余的衣服。他的口袋里可能有幾卷廁紙。有些人會帶著錢，有些人則把錢交給朋友保管。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這些人過的日子是沒有經歷過的人絕對無法想象的。他們晚上不眠不休地行軍、戰斗，轉天又躺在散兵坑里，或者躲在膝蓋高的綠色麥田里。如果是在戰場上，他們甚至不敢起身去挖散兵坑，因為那會被德國炮兵發現。就連想上廁所，也不敢站起來。德國人不斷地用大炮搜尋他們。白天靜止不動的拖沓是難以忍受的。來自印第安納州摩根敦市的米奇·米勒中尉說，在麥田里等待，是整個戰斗中最糟糕的部分。

襲擊開始后的第二天晚上，天黑后，C口糧和5加侖（18.9升）裝的水被用吉普車運到戰場。一天晚上，德國炮彈落在附近，炮彈碎片劃破了水罐。士兵們在黑暗中吃東西，他們看不見裝食物的罐子，只能憑感覺吃。他們用冷水做冷咖啡。

每天晚上，充足的三餐罐裝口糧都會送過來，但他們吃完晚飯繼續行軍時，大多數人要么丟失了第二天的口糧，要么留在原地沒有帶走，因為它們太重了，帶不動。但他們說，戰斗時，他們高度緊張、興奮，根本顧不上餓不餓。

敵人的炮兵猖獗時，他們夜間作戰，白天隱蔽。疲倦漸漸侵蝕了他們。他們只能在白天休息，但基本沒法入睡，因為晚上太冷，白天又太熱。炮火肆虐，也讓他們睡不著。陽光也跟他們作對。有些人因酷熱而昏倒。許多人因炎熱而胃部不適。但到了第三天和第四天，疲勞戰勝了所有的障礙。想著坐下來休息片刻的人在草地上睡了過去。還有人說，他們可以在睡覺的時候行軍。查理·斯通上校站著打電話時睡著了，不是在聽電話那端的人說話的時候，而是自己說著說著就睡著了。

有時，晚上，他們也能躺一會兒，但他們只有雨衣。天氣很冷，露水讓草地像下過雨一樣濕。即使在白天，他們也不敢生火加熱食物，因為煙會把敵人的火力引來。晚上，他們不敢在外面點煙，所以在挖好散兵坑后，他們用雨衣罩在頭上，然后在雨衣下點煙。他們有很多香煙，自己的抽完了，可以找別人要。每天晚上，新的水和口糧都會由吉普車運送過來。

你無法想象在晚上行軍和戰斗有多困難。鄉野的道路崎嶇不平，地面坑坑洼洼。一切都是新奇而陌生的。在漆黑的夜里，他們只能用腳摸索，一不小心就掉進洞里，或者四腳朝天地倒在小水溝或小溪里。他們在犁過的地上跋涉，穿過齊腰高的灌木叢。他們像被蒙住眼睛一樣，充滿了不確定感，無法平衡，但他們仍然繼續前進。

除了這些，他們還害怕地雷。德國人在田野里埋下許多地雷。我們的部隊根本沒有那么多時間用探雷器檢查每一寸土地，他們只能小心翼翼用腳探查，或者駕車越過雷區。當然會有傷亡，但不像你們想象的那么多，每天只有幾個人。最大的傷害是心理上的，我們的部隊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

德國人肆意揮霍他們的地雷。美國人從一塊地里挖出400個地雷。集中埋雷的田地，還有孤立埋下的地雷是如此之多，他們用來做標記的白色膠帶都用光了。但他們還是繼續。

軸心國和駐突尼斯美軍之間的大部分戰斗都是為了爭奪通往突尼斯東部的山口。在其中一次戰斗中，我們的士兵殊死搏斗，搶占了某個隘口的一側，而意大利人搶占了另一邊。他們在那里休整、挖溝，相距不超過200碼（182.9米）。先前布設的雷區把他們隔開，雙方都不敢通過，只能待在原地等待對方采取行動。

意大利人開始向美國人送便條。我聽說一戰中有很多這樣的故事，但在這次戰爭中卻很少見。意大利人送來了一張便條，告訴美國人，他們的人數遠遠超過了美國人，美國人沒有贏的機會，最好投降。美國人送回一張便條，上面寫著：“去死吧，你們這些討厭的吃意大利面的人。我們遲早會把你們的耳朵撕下來。”

這樣的紙條，寫的都是這種話，被一個阿拉伯小男孩在雙方之間送來送去。這個小男孩碰巧路過這里，收了幾法郎，就做起了“郵遞員”的工作。

一天，我們開車經過一個補給卡車車隊，幾分鐘前，他們剛剛經受了幾架德國飛機俯沖轟炸掃射。士兵們都去了散兵坑，沒有人受傷，但有三輛卡車著了火。士兵們立即撲滅了兩輛卡車上的火，但剩下那一輛就沒希望了，因為那是一輛大卡車，上面裝的是幾十罐5加侖（18.9升）的汽油。它們開始爆炸，碎片四處飛濺。

突然，那輛車發生了更大的爆炸，一個汽油罐炸得飛上了天。它雄赳赳氣昂昂地沖到了大約400英尺（121.9米）的空中，接著逐漸減速，似乎在天空中靜止了片刻，然后直線下降。它的“飛行”路線基本上是直上直下的。墜落時，它擦傷了卡車的側面，落在了距離上升點不到5英尺（1.5米）的地方。

在恐怖或勇敢的記憶淡忘之后，像這樣的小事情——令人難以置信的汽油罐的筆直升降之旅——常常會在腦海中停留很久。

在突尼斯前線與我們的部隊一起生活了幾個星期后，我得出結論，他們心中最主要的兩樣東西就是，對寒冷的憎恨，還有對空襲的恐懼。我已經寫了很多這里有多冷。你們會有共鳴，因為你們都知道寒冷的感覺。但是你們不知道，如果你們沒有經歷過，你們就永遠不會知道，被高速飛行的敵機襲擊的可怕感覺。

如果說有一件事能讓我們的所有士兵都一絲不茍的話，那就是注意空中動態。沒有人告訴他們必須要小心。但只要被空襲過一次，謹慎就變成了一種條件反射。只要有飛機飛過，他們都要仔細觀察。天空中馬達的聲音是一個信號，表明無論他們在做什么都要停下來，才能確保安全。

當然，空襲在實戰中是最糟糕的，德國佬們向我們的部隊俯沖，那是一場噩夢，但這不僅僅發生在戰斗中。在露營地和行軍路上，也可能被空襲。我們的士兵一直都在承受風險，雖然數量不多，但危險總是存在，就像一條蛇藏在路上的某個地方。

因此，偽裝成了我們的第二天性。靠近前線時，人們每次都會把吉普車停在樹下。如果沒有樹，我們就把它停在建筑物或墻壁的背陰處。如果根本沒有掩護，我們就在車上面撒上偽裝網。我們把風擋玻璃折起來蓋在引擎蓋上，并在上面蓋上一塊帆布，這樣它就不會反光，也不會引來飛行員的目光。

德國飛行員喜歡偷偷躲起來。想要發現敵機，簡直難之又難。有一次，我的一些軍人朋友根本不知道幾英里內就有一架德國飛機，直到它從頭頂俯沖而下，20毫米的炮彈一擁而下，落在他們身邊。

每天都有人在路上被轟炸，但實際上只有百分之一的極少數人在旅途中看到過德國飛機。我隨著車隊在突尼斯中部公路上行駛了數百英里，但看到的轟炸還是相對較少的。

正是因為這種危險總是隱秘又突然，人們才更害怕。這里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在地面火力下很鎮定，卻很討厭轟炸機。只要看到飛機，營地里的士兵總會立即跳進狹長的戰壕，而路上的士兵會像水一樣從車里涌出來。十次中有九次是我們自己的飛機，但如果我們等到確認了再跑，就已經太晚了。我不止一次飛快地減速，然后才意識到飛過來的只是一只鳥。

當我沿著前方的道路行駛時，遇到了數百輛車，從吉普車到大型拖車，車上的數百名士兵都在掃視天空，就好像是海上船只的瞭望員一樣。

有一次，我和一個朋友坐著吉普車從前線回來，我們遇到了一大隊補給車。它們揚起的塵土令人窒息。第一個危險信號是我們身后天空中的炮彈爆炸聲。我們立即停下來，一窩蜂地跑下了車。我記得自己回頭一看，然后說：“有二十幾架飛機跟在我們后面！”

我們在田野上跑了50多碼[2]，來到一條小溝邊，停下來再仔細查看。我說的二十多架敵機實際上只是炮彈的黑煙。我們根本沒看到飛機。這說明，在興奮狀態下，我們的感官是多么具有欺騙性。我們開始憎恨絕對平坦的田野，因為那里沒有溝渠可以跳進去，也沒有山丘可以躲藏。我們甚至開玩笑說，去這樣的田野要隨身攜帶可折疊的散兵坑。

在營地里，我經常看到士兵們坐在狹長的戰壕里，完全沒有注意到周圍有人。他們咒罵德國飛機，支持我們的飛機，就像在看足球比賽一樣。

一個在前線待了兩個月的部隊指揮官告訴我，他們被掃射和俯沖轟炸的次數太多了，以至于不跳起來就聽不到馬達聲。我知道的一個美軍分隊，一天內被德國佬襲擊了23次。這種經歷給人的影響會很深遠。

如果我們能夠反擊，士兵們的恐懼就會大大減輕；如果我們自己的戰斗機也在空中，士兵們就很少會感到不安。

是的，寒冷和德國佬是這里的人普遍憎恨的東西。但是隨著春天的到來，寒冷即將消失，我們都希望德國佬也能領會到這一點。

一個晴朗的日子，我和一個朋友把吉普車開到一棵樹下，用樹枝遮住它，然后沿著山坡走了大約500碼（457.2米）。在我們南面半英里（804.7米）處，突尼斯中部烏塞爾蒂亞山口的戰役正在進行。我們在一個被稱為前方指揮所的地方停了下來，那里正在指揮著一場戰斗。那是一個20英尺（6.1米）見方的帳篷，藏在一棵樹下。不過，整個帳篷已經倒塌，只是像一塊油布一樣蓋著軍官的床單和袋子。所有的工作都是通過兩部野外電話開展的，它們就放在離帳篷10英尺（3米）遠的地上的皮箱里。

巖石密布的山坡上長滿了小灌木和小樅樹。太陽出來了，天氣相當暖和。沒有紙，沒有桌子，什么都沒有，只有三四名軍官，或坐或站地圍繞地上的兩部電話。其中一個軍官有一個大地圖箱。這就是他們指揮戰斗的所有工具。

我們的部隊在離我們1/4英里（402.3米）的山脊上。敵人在遠處的山谷里，還有些在1英里（1.64千米）外的平行山脊上。我們走過去看了，但什么也看不見。兩邊都藏在灌木叢里。

每隔一兩分鐘，我們附近的大炮就會開火，大概半分鐘左右，我們就能隱約聽到遠處炮彈的爆炸聲。“現在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一個軍官說，“但至少他們打中一次，我們打中十次。”

不時有更大更近的爆炸聲打斷我們。當我問它是多大尺寸的火炮時，一個軍官說那不是火炮，是敵人的迫擊炮彈。我以為它們離我們有三四英里遠，但他說它們離我們只有800碼（731.5米）遠。

偶爾，我們能聽到遠處的機槍聲。一個年輕的中尉站在電話旁，一直在講電話。事實上，他似乎在做所有的決定。他對他的工作非常了解，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里面個子最高的軍官是一名中校，但他似乎把一切都交給了他的中尉。每當有信號表明有飛機過來了，他就跑進散兵坑，一直待在那里，直到飛機離開。其他軍官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但那位年輕的中尉什么也沒說。

電話每隔幾分鐘就響一次。其他指揮所打電話過來，報告情況或請求指示。后方大約15英里（24.1千米）處的總指揮所不時打來電話，接收報告。軍官和士兵不斷從山下或山上過來詢問有關情況。一名中士來詢問某個哨所在哪里，他說他有兩個吉普車輪胎和一個反坦克炮的輪胎要送去。

另一名身穿大衣的中士走上山，敬了個正式的軍禮，并報告說某個炮臺準備開火。他們告訴他開火吧。電話鈴響了。一個炮臺的隊長說敵人在他的射程內，請求行動。他得到了批準。所有的對話都是日常而鎮靜的。

電話又響了。另一個指揮所的一名上尉請求他們做出決定，是否繼續前進。這位年輕的中尉顯然不想直接向上級下達命令，他用建議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每句話里都加上兩三個“先生”。我認為他處理得很好。

中尉也時不時給別的指揮所打電話。

下午的太陽照在山上，傍晚的寒意也開始降臨。戰斗了一整天的軍官們開始步行穿過灌木叢前來匯報。他們又臟又累，但這一天還算不錯，他們默默地有點開心。

醫療隊的一位少校來到山上說：“那些壞坯子！他們毀掉了我兩輛運送傷員的救護車。紅十字會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

沒有人對他說什么。他發瘋似的跑下山。

軍官們一直在談論白天被殺的三個同僚，另外一個失蹤了。其中一個死者顯然是個人緣很好的人。當時在他身邊的一個軍官發現了他衣服上的血跡。“我們一起倒在了地上，”他說，“但當我爬起來時，他卻沒有。子彈正好打中了他的頭部。他沒機會感到疼痛。”

“把帳篷支起來，收拾好他的東西。”一名軍官告訴一名士兵。

另一個說：“該死的，他妻子馬上要生孩子了。”

就在這時，一名中士走了過來。當天早上，他和現在失蹤的那個軍官一起離開的指揮所。“某某上尉在哪里？”他們都問。

中士說他不知道，他自己也被俘了。“被俘了？”軍官們問道。

“是的，”他說，“意大利人抓住了我，又把我放回來了。”

這位軍士名叫弗農·格里，來自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西納瓦拉街305號。他已經結婚了，戰前是一名律師。他是個年輕健壯的小伙子。他似乎對自己的經歷沒有太大的震動，但他說他一生中從未如此害怕過。

他坐在地上跟我講述他的經歷。早上9點半，他和失蹤的上尉還有吉普車司機前去尋找一名遇害軍官的尸體。他們把吉普車停了下來，上尉讓他們待在那里直到他回來。上尉走后，他們用樹枝蓋住吉普車，然后躲在灌木叢中等待。當他們躺在那里時，司機對格里中士喊道：“看，他們在撤退！”

他看見8名士兵向他們走來。他以為他們是法國人，但實際上是意大利巡邏隊。司機的喊聲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開始射擊。這兩個美國人還擊。吉普車司機當場被擊中身亡。格里說，司機被打中時，只來得及喊了一聲。“這聲叫喊會久久回蕩在我耳邊。”他說。

很快意大利人就抓住了格里。顯然，他們是在執行一項明確的任務，因為他們中的七個人繼續執行任務，只留下一個人看守格里。他們繳了他的槍，搜了他的身，把他的身份證還給了他，但他們留下了他的香煙、煙斗、煙草、口香糖和電話本。

“他們拿走了你的錢嗎？”我問。

“我沒有錢。”格里說，“我已經三個月沒領津貼，口袋里已經好幾個星期沒有一分錢了。”

在那一個小時里，那個意大利人坐在離格里10英尺（3米）遠的地方，用步槍指著他。格里說，那個意大利人一定對美國步槍很熟悉，因為他無聊地把它拆開又組裝起來，又快又準確。他沒有跟格里說話。

突然，我們的炮兵開始在附近扔炸彈。意大利人嚇壞了。他趕緊站起身，消失在灌木叢里。格里逃回了家。

格里講完故事后，上校完成了下午的巡視，回來了。他坐在地上，軍官們圍著他聽報告和當晚的指示。上校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戴著眼鏡，一副中學老師的樣子。不過他罵起人來滔滔不絕，做出決定干脆利索，看得出來，他頗受下屬的尊敬與熱愛。他對所有人都直呼其名。他戴著一頂棕色的帆布帽，沒有任何徽章。前線的軍官盡量打扮得不像軍官，因為敵人喜歡先把他們干掉。

有人問上校要不要來杯茶。他說他想喝。一聲命令響起，一個身穿制服、戴頭盔的華裔小伙子從灌木叢中走了出來，手里拿著一個蓋著破布的茶壺。

飛機又來了，幾個軍官跑向散兵坑，但上校表現得好像沒看見他們。我們其余的人留下來繼續談話。軍官們告訴他，他的三個下屬犧牲了。

“天哪！”他說，“嗯，我們正在戰時。我們必須有心理準備。我們必須努力，不要太難過。”然后他下達了指示。“今晚11點半我們就可以松口氣了。吉姆，你要開始接電話線，其他人在天亮前一步都不要動。喬，你一直開炮，直到出發時間，這樣他們就不會知道我們要撤退。我們已經打敗他們了，我希望我們能留下，但我們已經接到命令了。”

每個人都去執行自己的新任務，我們記者也回到了山下的吉普車上。

2月的早晨，德國人開始向駐突尼斯的美軍發起大規模進攻，我們在該地區的前沿指揮所藏在離西迪布濟德鎮約1英里（1.6千米）的一片仙人掌叢中。指揮所在那里已經有一個多星期了，我三天前才親自訪問過那里。我和我們的前線部隊在山里待了很長時間，大多數軍官我都認識。

指揮所實際上是一個作戰單位的總部。在這種情況下，指揮官會是一位準將。他的下屬包括情報和S3（制訂計劃）官員、分隊指揮官、醫療分隊、負責廚房和各種零碎物品的后勤官。

這種規模的指揮所有幾十輛車和兩三百人。它的工作都是在卡車、半履帶裝甲車或帳篷中完成的。在前線時，它隨時準備移動，每隔幾天就會轉移一次，這樣敵人才不會發現它。這個特別指揮所距離已知最近的敵軍陣地大概只有10英里（16.1千米）。我們的炮兵、步兵和坦克就在它和敵人之間。

那個星期天早上，成群結隊的德國坦克和軍隊從法伊德隘口蜂擁而出。我們不知道有那么多坦克在后面，也不知道還有那么多德國人在后面，因為我們的巡邏隊在突襲后俘獲了許多意大利人。

這次襲擊如此突然，沒有人相信它是火力全開的。我們的前沿部隊還沒來得及明白發生了什么事，陣地就已經被占領了。指揮所直到午飯后才開始撤退。那時已經太晚了——或者說太遲了。

指揮車、半履帶裝甲車和吉普車向西穿過半耕地化的沙漠，因為那時通往北方的好走的路已經被切斷。當德國坦克從兩側向無助的車輛發起沖鋒時，縱隊已經移動了大約8英里（12.9千米）。

總部指揮所并非全副武裝。它幾乎沒有什么裝備可用來反擊。人和汽車所能做的就是躲閃，拼命逃跑。沒有所謂的戰線，一切都混在一起，有10英里（16.1千米）或更大的范圍。這完全是一場混戰。每輛吉普車都各自逃跑。坦克一直戰斗到最后一刻，直到被擊中。坦克的機組人員隨后下車步行前進。坦克指揮官說，至少他們從著火的坦克上跳下來時，德國人沒有用機槍掃射他們。

那天下午幾乎每輛車都報告了汽油有問題。顯然汽油里有水，但沒有人覺得這是蓄意破壞。他們說以前也有過類似的麻煩，但從來沒有這么嚴重過。

我的一個朋友，來自得克薩斯州大學城的羅納德·（“貧嘴”）·埃爾金斯少校，他的半履帶裝甲車三次被德國炮彈擊中。第三顆炮彈擊中時，他們正站在那里清洗化油器的過濾器。它把他們點著了。有些機組人員最終安全返回，有些卻失蹤了。埃爾金斯少校說，“如果那該死的引擎沒有壞掉”，他們本來可以把車開回去的。

那天下午，德國人碾壓了我們的部隊。他們用坦克、大炮、步兵和飛機持續不斷地轟炸我們的部隊。我們的炮兵在第一次沖鋒時就被碾壓了。我們被德國人的突然襲擊淹沒、分散、消耗殆盡。

暮色中，我們的人和裝備散落在西迪布濟德后方約10英里（16.1千米）的地區。黑暗拯救了那些被拯救的人。夜間，在距離第一個陣地約15英里（24.1千米）的另一塊仙人掌地上，指揮所重新聚攏了剩下的東西。那天晚上，以及隨后的幾天，疲憊不堪的人們從沙漠中蹣跚而來。

那天晚上，德國人撤出了他們占領的地區，第二天早上，我們派卡車回去埋葬死者，并盡可能拖走損壞的車輛。但第二天下午，戰斗又開始了。

在德國人出其不意沖出法伊德隘口的那天早上，我和我們的另一支分遣隊一起來到了沃斯拉提耶山谷。

中午邊上，我們得到消息說，德國人正從法伊德向斯貝特拉進發。于是，我趕緊收拾好東西，爬上吉普車，獨自出發，用熟悉的85英里（136.8千米）時速向南往斯貝特拉開去。天氣晴朗，一切似乎都很平靜。快到斯貝特拉時，我本以為能看到德國飛機，但沒有。我在日落前一個小時開車進入了仙人掌叢中的目的地。我去情報帳篷打了個招呼，看看都發生了些什么事。我發現隨著黃昏的到來，一切都很平靜。于是，我支起帳篷，吃過晚飯就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天不亮我就起床了，在日出之后搭上了一輛車，和兩名軍官前往我們前方指揮所的新位置。我們開得很慢，大家都密切注視著天空。我沒有槍，因為記者不應該攜帶武器。偶爾我們會停下吉普車，躲在遠離公路的仙人掌后面，但德國俯沖轟炸機只對我們前方的部隊感興趣。

最后，我們在離公路半英里（804.7米）的地方發現了一小塊仙人掌地。我們認為這就是前線指揮所的新家，確實如此。仙人掌地占地約兩英畝（0.8公頃）。其中隱藏著六七輛半履帶裝甲車、幾輛吉普車、三輛輕型坦克和幾輛摩托車——這是總指揮所18小時前逃離西迪布濟德時剩下的所有東西。

指揮官已經再次出發，坐著坦克去參加當天的戰斗。指揮所的其余人員坐在地上。他們一半的同志失蹤了。他們也沒有什么工作可做了。

當我走進這片仙人掌地的時候，我認識的軍官們跳起來跟我握手，好像我們已經多年沒見面了，其實我們四天前才剛分開。士兵們也是如此。起初我覺得這很奇怪，但很快我就明白了他們的感受。他們曾經遠去，沿著無可返回的道路，而現在他們還奇跡般地活著，就像是遠走多年后的回歸，我們很自然地握起手來。

馬薩諸塞州沙龍市的杰德·戴利上尉在德軍突破后乘吉普車安全返回，但他遭遇了可怕的事情。他正和指揮所的其他人員一起在沙漠中后撤，突然，他看到，在不到100碼（91.4米）遠的地方，一輛馬克4型坦克正盯著他。坦克停了下來，乘員們打開了炮塔的門，一個德國人站在那里，看著戴利上尉，眼神冷得像冰一樣。他感到毛骨悚然。

杰德發動吉普車，但另一輛馬克4型也盯著他。他不停地轉向躲閃，但無論他轉向哪里，坦克們都盯著他不放。它們不知從哪里冒出來，就這樣突然出現了。他感覺自己像一只老鼠，試圖從一屋子沉默的貓的包圍圈里突圍。

最后，杰德做了唯一可做的事。他把心一橫，從兩輛德國坦克之間開過去，他們的乘員坐在那里，槍炮對準了他，看著他走過50碼（45.72米）。他們沒有開槍，直到今天，他都不知道他們為什么沒有開槍。

他猛踩油門，在沙漠里狂飆，飛越各種以往低速穿過的溝渠。德國炮兵追上了他。他們在他右邊丟了一個炮彈，在左邊又丟了一個，然后在前面也丟了一個。他們把他合圍了。一般炮兵做到這樣時，再丟一個炮彈就能完成任務了。但他們沒有發射第四顆炮彈。他不知道為什么。這是一個奇跡。

終于，天黑了，一種安全感降臨了，但這并不意味著完全的安全，因為德國巡邏隊正在沙漠中搜尋掉隊者。杰德開著吉普車直接越過山頂，然后從山的另一邊下來，逃脫了。他差點就開上了幾處陡峭的懸崖。從那時起，他就恨上了德國人。他發誓要抓住那個可能正睡在他床鋪上的德國人。杰德還丟失了相機和幾個月來拍的十幾卷膠卷。其中一張照片看上去很傻，最清醒的成年人有時也會犯傻。他摘了一些沙漠里的花，把它們別在耳朵后面，擺出一副傻傻的表情對著照相機。“為了獲取情報，德國會把這些照片洗出來。”他說，“當他們看到那張照片，美國軍官的耳朵后面別著花，他們可能會告訴戈培爾，在廣播中說美國人都是娘娘腔。”

在斯貝特拉戰役的第一天，在德國人的突襲中幸存下來的人里，大多數都失去了一切。“薩奇”·埃爾金斯少校逃脫時只背著衣服，但他最痛恨的是把300片剃須刀片留給了德國人。

有個士兵很傷心，因為前一天他克服惰性，寫完了6封早該寫的家信。但是那些信落入了德國人的手中，他不得不重寫一遍。

另一名士兵告訴我，那天下午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一輛美國大卡車的10個嶄新的輪胎燒著了。“國內橡膠那么短缺，輪胎都是定量配給的，”他說，“看到那些嶄新的輪胎被燒掉，我心里很難過。”

“為什么，你這個該死的傻瓜。”他的一個朋友嘲笑道，“這里天上全是飛機，田野里都是坦克，到處都是炮彈，而你還在擔心輪胎！”

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市的喬治·薩瑟林中校和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羅伯特·西蒙斯中尉當晚在沙漠里穿行了29英里（46.7千米）。他們有一個指南針，它救了他們。他們失蹤時，我們一直在談論他們。“喬治會出現的，”一個軍官說，“我敢押上所有的錢打賭。見鬼，用不了兩天，德國人就會把他放了，在他把他們煩死之前擺脫他。”

他真的回來了。他和西蒙斯說，他們覺得指南針是陸軍配備的最有價值的裝備。不過，那天晚上他們的經歷太可怕了。他們在沙漠中遇到的一個阿拉伯人差點把他們交給了德國巡邏隊。在離他們幾碼遠的地方，德國人在巡邏，他們死死地躺著，差點不敢呼吸，一個小時后才得以逃脫。但另一個阿拉伯人很好，他半夜爬起床給他們拿水喝。他們口渴得厲害，等不及用藥片凈化水。但我上次看到他們時，他們依舊好好的。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穿過沙漠走到安全地帶的大多數人都得到了阿拉伯人的幫助。我只聽說過兩個阿拉伯人不肯幫助美國人的例子。一個阿拉伯人把“貧嘴”·埃爾金斯放進溝里，用一根井繩子把他拴住；另一個阿拉伯人走了25英里（40.2千米），把一些士兵帶到安全的地方。許多士兵用大衣跟阿拉伯人換長袍來偽裝自己。在我們的士兵中有很多關于阿拉伯人的討論，普通士兵似乎有一種感覺，阿拉伯人是不可信的，除非你能抓住他的小辮子。但是數據不會說謊，在那些可怕的逃離、爬行和躲避死亡的夜晚，有數據表明，99%的阿拉伯人是支持我們的。如果沒有阿拉伯人的幫助，許許多多的美國人就無法心懷感激地活到現在了。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我在仙人掌地聽了幾十個關于個人逃生的故事。每次我聽到別的軍官或士兵的聲音，他準是在講前一天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說到從別人身上挖掘故事，以前我或許要費點力氣，但現在我根本無法阻止他們說話。這種情形讓人既心酸又感動。他們以為自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但他們看到了，他們的情緒不得不傾瀉出來。因為我是他們逃出生天后唯一出現的新面孔，所以我就成了一個完美的留言板。

每個人一開始講故事，都會用鞋子或棍子在地上畫線，說明當時的地形和他是怎么逃脫的。我敢打賭，那天上午，他們在沙子上給我們畫了50次戰場地形圖。他們的舉動如此一致，不由得我忍俊不禁。

按理說，那天上午應該是新聞記者夢寐以求的，有關于逃生的奇妙故事，有關于恐懼和喜悅的親密敘述。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故事，都可以寫成報紙的頭版頭條。然而，我被打敗了。我一直聽著，直到所有故事最終融合、重疊、平行和自相矛盾，直到整個冒險變成了一首大合唱。直到今天，在我的腦海里，就像在他們的腦海里一樣，它成了模糊一片。

太陽出來了，曬得暖暖的，仿佛是為了撫慰他們喜憂參半的情緒。中午時分，人們一個接一個地躺在地上，疲倦地睡著了。而我，對這一天感到心滿意足，也躺下來睡覺，等待新一天的戰斗開始。

美國人在西迪布濟德戰役中反擊，并最終導致我們撤軍時，我目睹了彼時彼地最盛大的一場坦克大戰。在出發前往戰場之前，我在距離前線大約10英里（16.1千米）處與指揮官聊了會兒。他把我帶進他的帳篷，向我展示了當天的作戰計劃。他指著一個靠近預期戰區的地點，說這是一個瞭望的好地方。他說，這個地點唯一的危險就是被包圍和切斷，如果戰況對我們不利的話。“不過不會的，”他說，“因為我們今天就會把他們踹走，我們有足夠的東西做到。”

不幸的是，我們沒有把他們踹走。事實上，我們才是被踹走的那一方。

我在新挑選的、嚴重受損的前線指揮所度過了一個上午。整個上午，我都想爬上坦克，但哨所周圍已經沒有交通工具，他們的通訊也在中午被切斷。我們坐在地上，吃了一些果醬夾心的英國餅干，喝了一些熱茶。天氣晴朗。午飯后不久，一位年輕的中尉挖出一輛備用吉普車，說要帶我到前面去。

我們沿著一條公路向東行駛了幾英里，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那里是我們部隊露營地的中心。德國空軍整個上午都在這個路口的上空盤桓。就在我們到達的前幾分鐘，他們又攻打了一次。路上有一個巨大的坑，幾碼遠的地方有一輛坦克在燃燒。

那個地方的路很高，遠遠望過去，路很長。看起來這里是一個巨大的半灌溉沙地，很像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山谷，沒有樹木，到處都是野生的、人肩膀那么高的仙人掌。山谷里有耕地和用灰泥砌成的阿拉伯農舍，四周是連綿起伏的大山。

在我們目之所及的范圍內，在被交叉道路像分“餡餅”一樣分成四塊的沙地里，有好幾百輛乃至幾千輛美國坦克、半履帶裝甲車、火炮、步兵裝載車，綿延好幾十英里，所有東西都靜止不動。我們及時趕到了，戰斗還沒有開始。

我們把吉普車掛上超低擋，在沙地上、坦克間行駛。東面和東南面大約10英里（16.1千米）處是德國人，但他們沒有任何動靜，地上沒有煙霧，天上沒有飛機。一切都像飯后午睡的樣子，不過我們沒有人睡著。

我們駛過一輛又一輛坦克，發現每個乘員都在自己的崗位上，駕駛員在方向盤前，指揮官把頭伸出敞開的炮塔門，靜靜地站在那里，一動不動，向前看著，就像日歷上的印第安人一樣。

我們停下來，問了幾個人他們在干什么。他們說，他們不知道計劃是什么，他們只是做好準備，等待命令。在戰斗開始前，他們早早就在印第安納波利斯排起了長隊。那時，他們已經完成了為期好幾個星期的訓練，戰斗裝備是完美的，現在這幾分鐘的靜止不動，只是他們等待已久的偉大斗爭前的短暫靜默。

突然，在短暫的“午睡”中，命令來了。我們沒有聽到，因為它是通過無線電傳到坦克上的。但我們很快就知道了，因為在整個沙漠中，坦克開始轟鳴，氣缸中噴出藍色煙霧。接著它們出發了，塵土飛揚，發出我們早已熟悉的、特別的“坦克聲”。它們從四面八方向我們涌來，向前沖去。它們沒有連在一起，可能相隔幾百碼，沒有排隊或者任何特定的隊形，它們到處都是。它們覆蓋了沙漠的左右兩側，在我們能看到的前方和后方，把渴望的塵土甩在后面。就好像是某個正式的發令員打響了信號槍，戰斗開始了。

我們被裹挾在向前沖的坦克中間，卻不知道戰斗“比分”如何。于是，我把吉普車往旁邊開，慢慢地找到了一條出路。我們決定找到一個高點，看看到底發生了什么。我們在溝渠之上跳躍躲閃，最后爬上了一座石山。

在一條隱蔽的戰壕里，我們找到了指揮官，他站在一臺半導體收音機前。我們站得離收音機很近，可以聽到司令官在指揮坦克進攻的聲音。同時，從雙筒望遠鏡里看去，我們看到了戰斗裝備在滾滾塵土中向前移動的奇特畫面。

在沙漠的另一端，前面是西迪布濟德鎮。透過望遠鏡，我們只能看到它是一片巨大的綠洲，綠樹與裸露的棕色沙漠形成鮮明的對比。遠處是高山，在前一天德國突襲后，我們的一些部隊仍然被困在那里。

在我們的坦克后面，其他裝甲車冒著藍煙，他們在帶頭進攻。新的編隊開始迅速前進。炮兵先行，隨后是半履帶裝甲車甚至是吉普車裝載的步兵。整個沙漠在巨大的行軍中隆隆作響。

廣播中傳來了指揮官的聲音：“我們在西迪布濟德的邊緣，沒有遇到抵抗。”

聽了坦克部隊平靜的報告，指揮車周圍沒有人說話。他們的表情非常嚴肅：沒有抵抗，是不對勁的，里面一定有什么陰謀詭計……

突然，褐色的塵土和煙霧開始噴涌。我們用望遠鏡查看。遠處傳來了爆炸聲。收音機里又傳來一個聲音：“我們被炮擊了，不知道是從哪里來的。”接著，一陣長長的靜默，塵土繼續噴涌，“我不確定，但我想是炮火，有些是沿著鎮子北邊的路來的，有些是南邊的。”

透過望遠鏡，我們可以看到敵人在前進。他們離得很遠，也許有10英里（16.1千米）——卷起一道窄窄的塵土，像羽毛一樣，沿著低坡平原從山腳向西迪布濟德疾馳而下。我們看不到德國人的坦克，只看到塵土不斷向前涌來。

就在那時，我意識到我們正站在將軍那天早上在地圖上指出的那座山上。這個位置還不夠好。我對年輕的中尉說：“我們接著走吧。”

“我準備好了。”他說。

于是我們上了吉普車，顛簸著朝原來的方向開去，朝著截止到當時突尼斯發生的最可怕的裝甲車混戰開去——只不過，那時我們并不知道而已。

奇怪的是，我們就這樣開著吉普車，朝著戰況激烈的地方開去。我們沒有依賴任何人，沒有問別人是否可以去。我們只是踩下油門就走了。在我們前面的車輛穿過了沙漠，穿過了灌溉過的田地，我們緊隨其后，在前進的隊伍中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我們只是一輛吉普車，里面兩個穿著棕色衣服的人，跟其他車輛并無區別。

隊伍在謹慎地移動，不時會停下來。有幾次，我們也停了下來。我們關掉發動機，聽飛機的聲音。不過最后，我們厭倦了緩慢的前行，快速沖出沙漠和阿拉伯人犁過的田地，經過了許多仙人掌地與小農舍。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一種從未感受過的焦慮感涌上我的心頭。我感到恐懼，剛耙過的地里可能有地雷，只要碰到，我們就會被炸得灰飛煙滅。我和中尉說起，但他覺得德國人沒有時間埋地雷。我心里想，見鬼，埋一顆地雷又不需要一晚上。

我們沒有踩上地雷，顯而易見。

戰場上總會有許多不協調的事情，總會有許多荒謬可笑之處。那天是阿拉伯人。他們像往常一樣趕著駱駝。有些人繼續耕地。孩子們趕著馱著麻袋的小驢子向前走，坦克和火炮在他們身邊轟隆作響。空中全是飛機，呼嘯的炮彈涌出濃煙。

當我們在一片新的耕地上顛簸前行時，一個愚蠢的想法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里：軍隊在發動進攻之前是否得到了使用這塊土地的許可？

雙方在過去24小時內一次又一次穿越這些農場。田野上布滿了深深的、寬闊的車轍，那是神話般的馬克6型坦克留下的。前一天戰斗的證據仍然四散在沙漠中。我們經過許多燒焦的半履帶裝甲車，還停下來查看一輛燒壞了的坦克，它的名字是得克薩斯。在這之前，我的一位中校朋友和他的車組人員開著它擊毀了四輛德國坦克。

我們還經過一輛裝滿美國彈藥的拖車，它已經被遺棄了。我們回頭查看時，年輕的中尉想把我們自己的吉普車掛在它上面當拖車，但我勸他不要這樣做。我擔心德國人夜里在上面安了餌雷。

我們離前面的坦克大戰越來越近，但從沒有卷進去，因為開著吉普車過去無異于自殺。據我判斷，我們停在了離最前面的坦克大約1英里（1.6千米）的地方。

在我們身后的沙漠里，人員和車輛依然滾滾向前。后來我們才知道，一些德國坦克在后面，對我們的半履帶裝甲車和吉普車發動攻擊。但幸運的是，我們當時并不知道這一點。

輕型美國坦克從后方駛來，停在我們附近。他們將停在那里，隨時準備加入戰斗，雖然這個戰場對他們來說過于重型過于激烈了。一停下來，機組人員就跳下坦克，開始挖散兵坑，以防俯沖轟炸機不可避免地到來。

很快，俯沖轟炸機就來了。它們在我們身后開火。美國和德國的坦克在我們前面燃燒。我們的飛機也過來了，對敵人發起掃射和轟炸。

我們的一輛紫紅色的半履帶裝甲車，裝滿了彈藥，火焰在它周圍跳躍和搖擺。每隔幾秒鐘，它就會發射一顆炮彈。炮彈劃破天空，發出奇怪的嗡嗡聲。炮兵在我們右邊停了下來。他們開始轟炸德國的炮兵。沒過多久，德國人就反擊了。炮彈快落下時發出的尖叫聲是可怕的。我們可以聽到它們飛了過來。然后，我們可以看到幾百碼外的塵土飛起。這些炮彈擊中地面并像穿甲炮彈一樣反彈，卻不會立即爆炸，而是沿著地面跳躍，直到它們最終失去沖力或擊中某物。

戰爭有其獨特的聲音。它們與和平世界中的聲音沒有多大區別。但它們把自己偽裝得很兇猛，令人難以忘懷，因為它們本就是在危險和死亡之中滋生的。坦克發動時發出的哐哐聲，炮彈在空中發出的尖叫聲，轟炸機俯沖時不斷上升的惡魔般的嗚咽聲，它們在正常生活中都有對應的聲音，如果蒙著眼睛，人們很難分辨出來。但是，一旦在戰爭中聽到，人們就永遠不會忘記。

它們重現的方式可能會有一千多種——卡車低速啟動時發出的摩擦聲，屋檐下的大風，某個人吹的口哨聲。就連酒店房間天花板上鞋子掉落的聲音，也會讓人誤以為是遠處微弱的炮彈爆炸聲。窗簾沙沙作響，也能讓一個充滿戰爭記憶的人全身發麻。

西迪布濟德坦克大戰戰敗的那天晚上，我驅車返回斯貝特拉附近的仙人掌種植區。在那里，我把帳篷搭在了幾天前我挖的那個洞里。指揮所周圍氣氛很緊張。因為還沒有收到完整的報告，沒有人知道當天的戰況如何。我們似乎要站在斯貝特拉附近的新戰線上，仙人掌種植區在它西面兩英里（3.2千米）處。

就在我準備睡覺時，斯貝特拉的東面被轟炸。我本來就沒指望能睡多久，的確沒有。凌晨1點鐘，威廉·尼科林下士把我搖醒，還叫醒了整個營地。他讓我把吉普車收拾好，準備出發。在寒冷的午夜時分，即便是在戰時，人也會非常困倦。我偷偷向外望去，發現指揮官的帳篷還沒有收起。我知道我可以比他更快地收起我的小帳篷和行李，所以我翻了個身，躺在那里，昏昏欲睡不想動彈。

大約10分鐘后，尼科林下士回來了，他只說了一句：“德國坦克在斯貝特拉。”

兄弟們啊，我收拾帳篷、打包行李的速度可以打破世界紀錄。不過，最后的行動命令還是沒有下來。大家都準備就緒，只能站在黑暗中等待。仙人掌地和原先搭滿帳篷的坑洞變得空空如也，在昏暗的月光下顯得很奇怪。突然，一團巨大的火焰出現，朝著東面黑暗的天空沖去。我們點燃了自己的汽油堆放場。不一會兒，紅色的照明彈也竄了出來——那是彈藥庫。

那時我們才知道，斯貝特拉的一切都結束了。到目前為止，所有的彈藥都在那里，那些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運來的彈藥，就這樣徒勞地射向天空，就像7月4日慶祝活動的煙花一樣。這聽起來像是一場可怕的戰斗。我們只能看著，不怎么說話，也沒有走動一下讓身子暖和一點。

過了好幾個小時，疏散的命令還是沒有下來。我把我的鋪蓋卷從車上拽下來，鋪在前輪旁邊的地上，躺上去，把厚呢大衣蓋在頭上，防止臉被凍僵。接下來的三個小時，是我一生中睡得最香的三個小時。

我醒來時，天剛蒙蒙亮。許多卡車正從我們仙人掌種植區的邊上開過，連綿的車輛駛向高速公路。看來我們已經開始撤軍了。餐車和補給車之類的先走了。

我們的戰斗隊伍還堅守在斯貝特拉的這一側，所以撤退的時間真的很充裕。但是我們都覺得會有一場可怕的戰斗在我們眼前展開。前景似乎很黯淡。我認識的一個少校從我身邊走過。他說：“我們現在為什么不去廁所呢？可能再也沒有機會了。”于是我們就去了。

正如我們預料的那樣，天大亮之后，飛機來了，不過是我們的飛機。整個上午和下午，它們在我們頭頂盤旋。那天的天空是屬于我們的。

最后，很明顯，德國人不太阻攔我們的撤退。少校和我終究會看到另一個日落。

后來有消息說，在西面45英里（72.4千米）處的費里亞納，雙方正在激戰。我立即發動吉普車，向斯貝特拉山谷揮手告別，然后滑入向西緩慢行駛的車流中。那天又黑又冷，我出發的時候，天上下起冰雹來。

是的，非洲下冰雹——撤退的時候，老天都在跟我們作對。

從廣闊的斯貝特拉山谷撤退，途經卡斯林隘口，在某種程度上是一件莊嚴的事情。它持續了24個小時，沒有間斷。它沒有任何以退為進的考量，如此平靜，如此地有條不紊。除了規模之外，它與正常的部隊和補給車隊沒有任何區別。車輛之間的間距非常大，在寬闊的碎石路上，我在它們之間穿行并不費勁。而且，因為我不需要保持隊形，所以我能時而超前，時而放慢速度，可以更好地看到行軍的全貌。

據我所知，德國人沒有對我們撤退的縱隊進行任何掃射。他們錯過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他們為什么不攻擊，對我來說，時至今日仍然是個謎。

我們的棕色大車轟隆隆駛過，大約每30秒一輛，持續了24小時。首先，在天亮之前，餐車和工程師先來了，準備好了裝備。接著來了車載火炮，一些步兵沿著道路設置了保護帶。接著是大量的長長的補給車、野戰醫院、指揮所、彈藥車、步兵、炮兵，最后，當夜幕再次降臨時，坦克再次出動，并繼續前進，直到第二天黎明。一切都是機動的，沒有人步行。

這簡直再好不過了。憲兵開著吉普車和摩托車在道路上巡邏，確保沒有人超車，沒有交通堵塞，沒有懶散游蕩的情況。美國卡車出故障的并不多，少有幾輛壞掉的，也被立即拖走了。路上幾乎沒有什么事故。

身在其中，我們很難意識到，這次大撤退，是美軍在海外戰場上為數不多的一次撤退。我們不禁感到一絲屈辱。然而，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對于能夠如此有序地撤退，我們卻感到自豪，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自豪戰勝了屈辱。

從費里亞納和萊普特機場的撤退是分開的，而且比我們的規模要小。他們在黎明時分被疏散。彈藥堆被引爆，所有無法帶走的汽油都被點燃。當天黎明起飛去執行任務的飛機沒有返回，而是在其他地方降落。所有因輕微損壞或需要維修而無法起飛的飛機都被燒毀。

萊普特機場沒有任何地上工程，因為它得承受太多轟炸。一切都在地下，辦公室、宿舍和別的東西。地面上什么也沒有，除了飛機本身和齊膝高的小土堆，土堆下面是防空洞。

有個軍官在離開時，在防空洞門口釘了一張俄羅斯最新戰線的地圖，德國人來時就能看到。

路上偶爾有法國難民，不過沒有阻礙交通。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步行，手里拎著棕色的手提箱和包袱。我注意到，他們攜帶的東西不多，顯然對我們終究會回來很有信心。車流里幾乎沒有阿拉伯人。他們通常待在原地不動，不管誰來接管他們的國家，他們都能與之融洽相處。

法國炮兵和步兵也在撤退。在我們安全返回卡斯林山口，道路變得狹窄和破舊之后，他們確實阻礙了交通。在松軟的沙地上，成千上萬的法國馬和馬拉著的彈藥車排在道路兩旁。我們知道，法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戰士。但是，這些高輪馬車走得太慢了，像過了一個世紀，似乎象征著法國的災難。卡斯林郊外的法國大醫院也被疏散，法國主管把所有的東西都留給了美國士兵。

我和一個士兵——布魯克林第四大道666號的唐納德·斯齊亞沃尼中士——聊了聊，他剛剛收到一個鬧鐘、一柄銀色的開信刀、一籃雞蛋、三十多個橄欖和一瓶桃子白蘭地。我們聊天時，一卡車士兵正好經過。看到那瓶酒，他們開始對斯齊亞沃尼大喊大叫。斯齊亞沃尼的血管里流淌的顯然不是吝嗇的血液。他追在卡車后面，把酒送給了那些士兵。

這種每天都在發生的小插曲，說明了我們的撤退是多么平靜，多么不像撤退。

在國內的你們，肯定會對我們這些美國部隊在突尼斯戰場上所發生的事情感到失望。我們也是如此。我們的困境是一種恥辱，正如喬·史迪威將軍談到我們去年被趕出緬甸時所說的那樣。我們損失了大量的裝備，犧牲了許多美國人的生命，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失去了許多領土，更不用說面子了。但是，這里的人都毫不懷疑，德國人終將被趕出突尼斯。這是注定的。

我們的失敗甚至可能無法推遲隆美爾的出走，因為實際上我們的軍隊只占盟軍在突尼斯總數的一小部分。前線的人們估計，打完突尼斯戰役需要兩到六個月的時間（那時是2月底）。

在國內的你們必須要認識到的是，到那時為止，突尼斯主要是英國的舞臺。我們的角色很小。因此我們這一次的失敗對整個局勢并不會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我們美國人在北非登陸，獲得了所有的美譽，盡管英國人確實幫助了我們。英國人在突尼斯大展身手，他們也會得到榮譽，而我們也幫助了他們。這就是一直以來的計劃。這就是一直以來的現實。而真正將隆美爾趕出突尼斯的也將會是英國人。

我們在這里陷入困境，根本原因有兩個：像往常一樣，我們沒有合作伙伴；再一個就是，我們低估了隆美爾的力量，尤其是他的膽量。

這里的軍人和記者都知道，我們在戰區里兵力投入太少，根本不足以應對，如果德國人真的發動大規模攻擊的話。而且，每個人都錯誤地認為，德國人沒有能力這樣做。

我個人覺得，這樣的挫折對我們來說并不完全是一件壞事，雖然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它悲慘且又為時過晚。自我感覺良好并沒有錯，但我們美國人總是很自大。不知為何，我們以為，就因為我們是美國人，我們就可以虎入羊群一樣戰斗。我們才剛剛意識到，只有生產制造，才能贏得這場戰爭。

有兩件事我們還需要學習：我們在前線必須更加努力，必須精簡指揮，以便在緊急情況下可以迅速而積極地行動。

至于我們的士兵，你不必為他們的能力感到羞恥或擔心。我看過他們在戰斗中及戰斗后的樣子，美國士兵并沒有任何問題。他們的戰斗意識很好，士氣不錯，越是深入戰斗，就越像個斗士。

我見過幾個坦克兵，先后在兩輛坦克里被襲擊，而他們唯一的想法是，再找一輛坦克，“一定要給德國佬一點顏色看看”。

誠然，他們并不像英國人和德國人那樣經驗豐富。但在那之前，他們也有了一些戰斗經驗。我不認為所謂的青澀是失敗的原因。我只知道，一人難敵四手。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戰線上，在前進（而不是撤退）之前，我們都需要更多的人手。

[1] D口糧每份包括 4 盎司（113.4 克）的巧克力棒。

[2] 50 碼約為 45.72 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