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8年的危機
漢靈帝的統(tǒng)治（公元168—189年）一開始就遇著危機。宦官們感到因前面一位皇帝的薨逝而喪失了權(quán)力，他們拼命地想要奪回它。世家大族和官吏們驕狂自信，反應(yīng)過于緩慢。
靈帝的選擇
公元168年1月25日，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駕崩，無指定的繼承人。次日，他的妻子竇后（死于公元172年）被尊為皇太后，這就表明她有宣布敕令的權(quán)力，這時她不過20歲左右。
這也不是第一次帝位出缺乏嗣，因此有一大批前例可仿行，以應(yīng)付這種局勢。皇太后秘密地就詢于她娘家最年長的男性成員（在這時就是他的父親竇武，死于公元168年）：她被要求按下列條件選擇一位皇位候選人。這位繼承人應(yīng)該是皇家劉氏的男性青年；可從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的血裔中選出一人；因為章帝一系是劉家嫡系宗支。
為了確保候選人獲得支持，竇武竟敢冒忤既成定例的大不韙，召集了一個至少有八人的會議：這些人代表了各派系和各利害集團的利益。竇家的代表有竇武本人，有他的兒子和兩個侄兒。世家大族的代表是袁逢（大約死于公元180年），即尊貴的袁家的最資深的代表；官僚階層的代表是周景（死于公元168年），此人為太尉，官居百僚之長。宮廷方面的代表為劉儵（死于公元168年），其官位有不同的記載，或為郎中，或為侍中。最后一人為宦者曹節(jié)（死于公元181年），在此以前此人不過是一個小人物，但無疑他是代表皇太后，也因此代表大行皇帝。
據(jù)記載，是劉鯈曾提議以解瀆亭第三代侯劉宏繼位：他是章帝的玄孫，其時只有十一二歲。解瀆亭在首都洛陽東北約500英里處，自公元132年以來解瀆亭侯家居此地已36年。劉儵即出身于此地，這大概就是他提此建議的緣故。解瀆亭侯不大可能到過京師，也不大可能與竇武有舊。
劉鯈的提議被竇武所接受，后者便據(jù)之以上奏皇太后。竇太后同意之后就發(fā)布了一道詔旨，其文曰：
追覽前代法，王后無適，即擇賢。近親考德敘才，莫若解瀆亭侯年十有二，疑然有周成之質(zhì)……其以宏為大行皇帝嗣。[1]
劉宏即歷史上的漢靈帝。曹節(jié)——再次代表皇太后——和劉鯈隨帶千余宦者和先皇禁軍被派往解瀆奉迎當(dāng)選嗣君來京師。路上往返約需時半月有余，其間，即在1月30日，竇武已被他的女兒晉封為大將軍。這個職位通常授予太后家中的長者，但并無軍事實權(quán)。
也正是在這個君位出缺期間，發(fā)生了一些有關(guān)已故皇帝的后宮的事件。[2]皇太后原來并不得桓帝之寵，她是高級官員們強迫桓帝立為皇后的。桓帝有九個寵幸貴人，現(xiàn)在當(dāng)然要聽太后的擺布了。她殺了其中的一人，其余八人因兩個太監(jiān)的強烈說情而免其一死。這八名貴人和后宮其余諸人的命運不得而知，但她們很可能都被遣送回家。有幾名妃子或許是到了竇武的家中，不過無論如何，那一年晚些時候的一些流言就是這樣說的。
2月16日，當(dāng)選皇帝的扈從到達洛陽城門，在這里遇上了竇武。[3]竇武和曹節(jié)把這個男童新皇帝介紹給了朝臣，第二天便舉行了正式的登基典禮。典禮中發(fā)布了兩道國家命令。其一，自桓帝時代起即已成為竇武政治斗爭中老盟友的陳蕃（約公元90—168年）被授予太傅之職。其二，陳蕃、竇武和另一有過光輝經(jīng)歷的政治家胡廣（公元91—172年）集體地“參錄尚書事”，因而他們成了攝政上的三駕馬車；這在漢代是屢見不鮮的。
權(quán)力的爭奪
對這種種安排似乎有關(guān)各方都是滿意的，在2月余下的日子。3月、4月、5月及6月初都無大事可記，只有儀禮上的事：桓帝入葬；新帝登極和告廟（分別到前漢和后漢宗廟祭告）。
可是，各種相互敵對的力量已分別向皇帝和皇太后施加影響。年輕的皇帝從解瀆帶來了他的乳母和幾名貼身隨侍，這些人被他稱為女尚書。這個集團和宦官們希望得到恩賞和官職，但竇武這一派的人也希望如此。很顯然，解瀆亭集團和宦官們在最初時期比竇武所獲更多，因為據(jù)說中常侍曹節(jié)與上乳母趙嬈求諂于太后，太后信之。“數(shù)出詔命，有所封事，蕃、武每諫，不許。”[4]
可是，竇武和陳蕃所激烈抱怨的關(guān)于封賞偏于一方之言，并無事實證據(jù)。我們只知道劉鯈的情況，即他最初是定策有功，后來被一名宦官侯覽（死于172年）逐出京外致害而死，這是得到皇帝默許的。[5]6月10日，新皇帝的祖父、祖母和父親都追尊有皇位稱號；但他的仍然健在而住在解瀆亭的母親，既未迎養(yǎng)于京師，也未給予尊號。[6]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決議的背后有太后插了一手，因為她不愿意處在一個宮廷內(nèi)有兩位皇太后的尷尬境地。
竇武和陳蕃開始討論他們所擔(dān)心的事，而陳蕃建議采取斷然手段。在他看來，所有宦官應(yīng)予剿滅。他顯然費了一點時間使竇武同意這個方案，而且與此同時，后者獲準了幾起重要的任命來增加他的支持者的力量。他使一名親附被任命為尚書令，并能指望衛(wèi)戍京師的五部之一的校尉的忠誠擁護。或許作為對宦官的一種威脅姿態(tài)，他指定在桓帝時代的斗爭中一些受過宦官之害的人作為自己的親從。
6月13日日食，陳蕃抓住了這個有災(zāi)異的征兆催促竇武見機行事。[7]他不滿解瀆亭集團和宦官的勢力。竇武決定行動起來：他上疏朝廷請盡誅宦者，控訴他們越軌不法，安插親信遍布天下。太后拒絕了斬盡殺絕一切宦官的意見；反之，她卻交出了那兩名在年初曾勸阻她不要殺害那八名先帝后宮貴人的宦官。
現(xiàn)在已經(jīng)攤了牌，看來竇武在最初占有優(yōu)勢。8月8日，無一疑的是期待已久的封賞給予了竇武父子、竇武的諸侄、袁逢、曹節(jié)以及其他四名因擁立新帝有功的人。竇武的一個侄子負責(zé)統(tǒng)率一部常備軍，使站在竇武一邊的軍隊增加到兩部。
但是陳蕃尚未滿足，他向皇太后施加更大壓力，要她交出更多的宦官。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強烈地上疏指責(zé)了五名宦者——其中包括侯覽和曹節(jié)——和解瀆亭集團共為叛逆。朝廷為之震動，而太后又一次拒絕交出這些罪犯。
結(jié)果發(fā)生了對峙的僵局，竇武也動搖了。熟于災(zāi)祥的天官劉瑜向陳蕃指出，太白星逸出軌道，將不利于大臣，這又是催促著行動起來的訊號。劉瑜的話顯然是針對著宦官們說的。太白星之變異大約發(fā)生在8月份或10月初。[8]竇武和陳蕃必然已得出結(jié)論，即對太后施加的壓力并未收到預(yù)期的效果，因此他們想另辟門徑試一試。如果宦官們被指控犯有具體罪行，要拘捕他們就不會很困難。為此目的，竇武把他的支持者都塞進了京師的民政和司法機構(gòu)，以后又把一名忠于他的宦官山冰任命為要害部門的黃門令（即宦官的頭頭），因此在宮內(nèi)取得了立足點。
到了10月底的時候，事情急轉(zhuǎn)直下。為了取得控告宦官的罪證，新的黃門令逮捕了一名宦官，并加以刑訊，直到他檢舉了曹節(jié)和另一名宦官王甫（死于公元179年）才罷休。這時，值得注意的是，竇武和陳蕃顯然各有自己的盤算。陳蕃要立即處死那名被捕的宦官，但竇武希望取得更多的供詞，免了他一死。
危機
黃門令山冰馬上寫了一份奏疏，要求逮捕曹節(jié)、王甫和其他宦官，并于10月24—25日之夜找那位星者把這奏疏送進了宮內(nèi)。不論是竇武也不論是陳蕃，似乎都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為事情發(fā)生了使他們吃驚的大轉(zhuǎn)變。當(dāng)奏疏帶進宮內(nèi)時（無疑的是為了趕上早朝的時間），宦官們在稍事遲疑之后就偷偷地打開了這份奏疏；他們很震驚，因為要點名拘捕這么多宦官。于是，有17名宦官對天起誓要誅殺竇武。他們“歃血為盟”，并向上蒼禱告說：“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9]曹節(jié)其時已經(jīng)醒來；他把年輕的皇帝護送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給了他一柄劍，讓他的乳母陪伴著他。曹節(jié)關(guān)閉了宮門之后，強迫尚書臺的官員們在刺刀尖下起草詔書來任命王甫為黃門令，并且特別下令將敵方的黃門令——即竇武的盟友——處死。
王甫在監(jiān)牢殺掉了他的對手，并把另一名受過刑的宦官帶回宮里。然后，宦官們突然襲擊了皇太后，因為他們顯然不信任她。他們收繳了她的玉璽，并據(jù)此命令士兵們守衛(wèi)兩宮和兩宮之間的道路；他們因此護住了后方，同時發(fā)布詔旨逮捕竇武。他們也改換了京師民政和司法的兩個要害部門的人選。
由于這種結(jié)果，可知竇武、陳蕃沒有協(xié)調(diào)好他們的計劃，而且也確實沒有預(yù)料到風(fēng)云會如此突變。竇武曾出外值夜，這時為詔書所震驚：詔書是由幾個小時以前仍被關(guān)監(jiān)的那個太監(jiān)交給他的。他拒絕接奉詔令，便逃到了他的侄子——即忠于他的那兩個步兵營中的一個營中去，坐守到天明。
與此同時，陳蕃也為事件的發(fā)展所震驚。他帶了80名下屬趕赴宮內(nèi)，不過，這80人中看來沒有職業(yè)士兵。[10]他費了不少勁進入宮廷大院，在那里他迎面遇上了新的黃門令王甫。接著發(fā)生了高聲的互相對罵。雙方對峙了一會兒，不久宦官方面士兵的人數(shù)增加了，他們包圍了陳蕃，直到制服了他，然后把他投入牢獄。那天晚些時候，他在那里被踐踏至死。其余80名年輕士兵的命運不得而知，但顯然的是他們和宦官軍隊之間沒有打過仗。
陳蕃和太后的障礙被清除了以后，只剩下竇武一個人。這時，新近奏凱還朝的邊將張奐成了關(guān)鍵人物。[11]他因帶有得勝兵在身邊，所以宦官叫他逮捕竇武。他雖然未卷入前一階段的沖突，但他現(xiàn)在卻與宦官共命運，親自帶兵去搜捕竇武。黎明，兩軍相遇于宮門外的城墻邊。雙方再一次對陣叫罵，都想誘使對方叛逃。據(jù)說由于士兵敬畏宦官，他們開始投向張奐方面。他們一隊一隊地投奔過去，快到中午時刻竇武的防線便垮臺了。竇武自殺，家屬都被害，其他關(guān)鍵人物都被圍捕和被殺害，有些人被株連到家屬。值得注意的是，陳蕃的前后兩次對峙都未曾動真刀真槍。
皇太后被幽禁在南宮，三天以后，即10月28日，那18名宦官因“誅陳蕃竇武有功”而受到封賞。[12]三駕馬車中的第三人胡廣，因置身事外，即以其持重而被授予陳蕃所遺的太傅之職。清洗和流放大約進行了若干日，據(jù)說死者“數(shù)百人”。[13]就這樣開始了靈帝統(tǒng)治的時代。
靈帝時代，公元168—189年
在宦官的統(tǒng)治下，漢帝國政府的結(jié)構(gòu)有所改變。首先，除中宮的盟友之外，其他人都絕了仕進之路；后來，官職變成了可以買賣的東西。宦官們自己插手軍隊事務(wù)。無休無止的叛亂強迫朝廷向地方州牧下放某些權(quán)力，而對于繼承權(quán)的爭吵也造成了宮廷內(nèi)部的分裂。這是有秩序的漢朝政府的最后的時期。
公元189年5月的宮廷
在漢靈帝末年，即公元189年5月，宮廷里最令人生畏的兩個女人是皇帝的母親和妻子，而這兩個女人之間又頗生齟齬。當(dāng)竇武的危機過去以后，太后被幽禁于南宮，新皇帝馬上派人去把他母親迎到洛陽來住。他在公元169年初給了她正式的皇家稱號，而她作為董太后（死于公元189年）也恢復(fù)了對她兒子的巨大影響。
皇帝的妻子何皇后（死于公元189年）本為屠夫之女，被買進了后宮；公元176年她生了她的第一個皇子，名劉辯（公元176—190年）。[14]這使她在公元181年被封為皇后，但是，那一年有另一位妃嬪也生了一個兒子，她知道她的地位多么不穩(wěn)，所以驚惶萬分。這第二個兒子及其母親王美人（死于公元181年）便構(gòu)成了對皇后母子的威脅。因為如果皇帝愿意，他就可以廢后而立王美人為新皇后。他也可以立這第二個兒子為太子和嗣君；皇帝很喜歡這個孩子，給他取名劉協(xié)（公元181—234年），意即“此子似我”。為了先發(fā)制人，皇后鴆殺了王美人。但是，這個孩子擺脫了皇后的掌握，而由皇帝的母親——即皇太后——撫養(yǎng)。當(dāng)憤怒的靈帝準備廢黜皇后時，太監(jiān)們勸阻了他。[15]
于是，這兩位女人都有孩子可望入承大統(tǒng)。如果是長子繼承大位，皇后就會自動地變成皇太后，這樣的資格就使她會在未來年代中繼續(xù)掌權(quán)。如果是幼子登極，皇太后便會變成太皇太后，那她可以指望繼續(xù)過若干年有權(quán)有勢的生活。可是事實上，直到他在公元189年5月13日死去的那一天，靈帝也未能決定究竟立誰為太子，因此這個問題一直掛了起來。
董太后倚重的是她的一個侄兒，此人已任票騎將軍之職，統(tǒng)率約千余人的兵力。何皇后則倚仗她的異母兄何進（死于公元189年）；從公元184年起他即官拜大將軍。這個職位使他在國家緊急時擁有政治大權(quán)，但沒有實際的兵可帶。皇后的另一異母兄何苗（死于公元189年）也位至車騎將軍，官階僅次于皇太后之侄。何苗手下是確實有部隊的。[16]
靈帝之前的桓帝在世時不很得人心。他從公元159年起過分依靠宦官，因而引起當(dāng)官的和想當(dāng)官的人的不滿；這些人都自視比宦官及其盟友們“清高”，罵他們?yōu)?ldquo;惡濁下流”。反對宦者的奏疏如雪片飛來，又發(fā)生了幾件所謂“清”官同所謂“惡濁”宦官相斗的事件，而在官吏們生死存亡的問題上朝廷已被認為無能為力。公元167年，太學(xué)的學(xué)生們和與他們有聯(lián)系的官吏們竟然騷動到使朝廷認為，非得清除其中的某些人，使之不得擔(dān)任任何公職不可。在政治哲學(xué)方面，某些作者以空前的激烈程度抨擊當(dāng)時的弊政。
在靈帝時代，帝位和帝位占有者的威信進一步有所削弱。他生前被人稱為“昏庸”之君，他死之后不久，當(dāng)時的主要政治人物董卓（死于公元192年）說道：“每念靈帝，令人憤毒。”公元190年，靈帝之先的四位皇帝被說成“無功德”而除了廟號；[17]至于靈帝，則自始就沒有人想到要給他一個廟號。他在位期間，至少人們有一次策劃要以劉家其他成員來替換他，而且他必須忍受目睹在中國各地有四個人先后稱帝對抗的屈辱（一次是公元172年在南方；一次是公元178年在洛陽本地；一次是公元187年在北方；一次是公元188年在西部地區(qū)）。[18]公元184年出現(xiàn)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宣傳運動，使得千百萬農(nóng)民群眾相信：漢朝的氣數(shù)已盡，農(nóng)民應(yīng)該拿起武器來推翻漢王朝，開創(chuàng)一個幸福康樂的新紀元。這就是頭裹黃布為號的黃巾軍叛亂：它雖早在公元185年初即已被平定，但其余燼，至公元189年5月間猶歷歷在目。
軍事組織
黃巾叛亂的影響特別表現(xiàn)在軍事組織方面。第一，漢朝有正式常備軍五營，此即公元168年拒絕援助竇武的那支部隊。現(xiàn)在不清楚的是，189年5月這支部隊是怎樣部署的；它可能有幾支人馬已派往叛軍起事的各處。所有這些叛亂多多少少地?zé)o一不是公元184年黃巾起事的結(jié)果。[19]
當(dāng)黃巾叛亂爆發(fā)時，朝廷匆忙地給派往戰(zhàn)場平定叛亂的軍人創(chuàng)造新的名號。在那5年戰(zhàn)亂期間，有些封號廢除了，但在189年5月間還有許多封號和人物并不適應(yīng)常備兵役制度。例如，皇后的異母兄大將軍何進便是。他的封號幾乎是黃巾起事的消息到達京師的那天給予他的。雖然他在平叛中并未起過作用，但叛亂平息之后這封號仍未收回。還有一個“票騎將軍”的封號則給予了皇帝母親的侄子。
車騎將軍的封號則給予了皇后的另一個異母兄（何苗），其次是在公元189年5月另外任命了其他三位將軍。其一是冊封的后將軍袁隗（死于190年），此人出自袁氏大族。[20]另外兩人為前將軍和左將軍：他們都被派往帝國的東部去平叛。這六個將軍封號都偏離了常規(guī)做法，而且有幾種封號自150年前的光武復(fù)辟戰(zhàn)爭以后一直未曾啟用。它們之得以恢復(fù)不僅是對于無休無止的叛亂的反應(yīng)，也是為了滿足那兩位外戚家屬成員的野心。
大將軍的頭銜曾在公元168年給竇武封過短暫的幾個月，它倒是屢見不鮮的事。在何進之前曾有六名官員被任命為大將軍，但是除了一人以外，其余都在與宮廷的斗爭中死于非命。[21]顯然，有幾位大將軍同皇帝之間有利害沖突，這在何進也不例外。公元188年以前，大將軍事實上是給予平民的最高頭銜（太傅除外），而何進在危急時期能利用他的權(quán)威來制服朝廷和宦官。可能正是由于這種緣故，靈帝于公元188年9月采取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步驟，即任命了一名宦官來做一支嶄新的軍隊的上軍校尉。這位上軍校尉騫碩（死于公元189年）是皇帝的親信，甚至大將軍亦被置于其摩下。[22]
這支新部隊被稱為西園軍，表面上是說皇帝因害怕黃巾才建立的。在這個宦官上軍校尉之下皇帝還任命了七名非宦者為西園軍的下屬校尉。其中有幾個校尉在反對黃巾軍和其他幾次叛亂中使自己出了名；另外一些人則出于袁氏大族或者是袁家的門生故吏。這些校尉的士兵們可能早已受各該校尉的指揮，而這或許就是創(chuàng)辦這支新軍的第三個理由。在勘定叛亂的時期，許多私人都已開始招募自己的部隊。西園軍是使這些部隊得到某種合法化，保證他們能為皇帝去作戰(zhàn)。
任命一名宦官做上軍校尉，這是竇武危機之后一系列合乎邏輯的發(fā)展的最后一步，結(jié)果是宦官的權(quán)力擴展到了帝國政府的各個部門。曾經(jīng)陰謀搞垮竇武的曹節(jié)在公元169年做過一百天的車騎將軍，在180年又出任此職達5個月。另一名宦者在186年也做了4個月的車騎將軍，現(xiàn)在蹇碩卻做到了上軍校尉。公元188年11月21日，皇帝駐蹕大華蓋下檢閱他的軍隊，并自稱“無上將軍”——這是后漢時期擁有這另一個稱號的第一位皇帝。[23]
盡管如此這般戒備，西園八校尉幾乎未敢冒風(fēng)險參加野戰(zhàn)。公元188年12月，上軍校尉派了一名他的副職去西部作戰(zhàn)，另一名校尉則在京師的南邊勝利地打擊了黃巾余部。可是，這后一名校尉的戰(zhàn)績未得到承認，而且在皇帝死之前一個月便斃于獄中。公元189年的最初幾個月，當(dāng)流竄的叛軍威脅到京師時，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園軍，而是一位帶領(lǐng)私人軍隊的大臣。對于另一支朝廷不能攻克的叛軍則濫加封賞；這個姿態(tài)表明，朝廷對叛軍也要花錢來買動。不管它是新的稱號、新的編制和新的軍隊，總之都表現(xiàn)了朝廷確實的軟弱無能。
當(dāng)靈帝快要死的時候，兩位將軍中的一人在東邊作戰(zhàn)。董卓被召回京師接受一個文職任務(wù)，但他拒絕受命。反之，他聲稱他的軍隊不讓他離職，他帶了他的部隊向京師進發(fā)。靈帝去信譴責(zé)他，董卓對此置之不理。當(dāng)靈帝彌留之際，董卓已進到距京師的東北約80英里處，待機“以觀時變”。[24]
大放逐（黨錮之禍），公元169—184年
靈帝在位20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漢朝歷史上最長的連續(xù)統(tǒng)治時期。我們已經(jīng)看到，在這個時期的末年，宦官的勢力是怎樣伸展到了軍事組織中去的。現(xiàn)在不太知道宦官的背景如何：他們是怎樣和被誰選來閹割的，又是怎樣在宮里取得地位的。我們不知道是否有一種選拔的制度，也不知道他們要不要經(jīng)過考試。但是我們只知道他們對事務(wù)有巨大的影響；知道他們一旦邀獲人主的恩寵，便能掌握住大權(quán)，歷久不衰。[25]
公元189年5月，牽涉到竇武危機中去的所有重要宦官都已退出舞臺。侯覽已在公元172年自裁，王甫在179年死于獄中，曹節(jié)在181年以壽終。他們的位置已由新人接替：一為西園軍的上軍校尉蹇碩（死于189年）；一為在公元186年做過4個月的車騎校尉的趙忠（死于公元189年）；一為張讓（死于公元189年），即支持皇帝在財政上搞鬼的那個大權(quán)術(shù)家。靈帝稱趙忠為“母”，而稱張讓為“父”。袁家在宦官隊伍中也有自己的人，即袁赦（死于公元179年），他的職位是中常侍。[26]
宦官的編制在稱號和職位方面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繚亂，而且它們在靈帝時代更是有增無已。大約到了這時，宦官們往往被授予爵位，而且可以傳給他們的義子干兒。宦官通常是成幫地受封，這表明他們在幫助皇帝反對一個軍人領(lǐng)袖或一個野心勃勃的官僚時，他們是拉幫結(jié)伙地同謀共事的。公元126年，19名宦官因擁立順帝（公元125—144年在位）有功而被同日封爵；公元159年，5名宦官（另有7名非宦官）因幫忙清除大將軍梁冀（死于公元159年）的勢力有功而被封賞；公元168年，18名宦官因幫忙剪除竇武和陳蕃有功而被授予爵位；公元172年，12名宦官因發(fā)現(xiàn)了一宗反皇帝的陰謀而受勛；公元185年，12名宦官因使皇帝相信他們曾鎮(zhèn)壓黃巾有功而被授勛。趙忠與張讓便是屬于公元185年這12名受勛的宦官之中的人。[27]
公元175年以后，給宦官的名號越來越多了。根據(jù)那一年的詔告，宮內(nèi)原由官員主管的官署今后統(tǒng)交宦者掌管。同樣地，所有原來主管官員的副職也都交由宦官擔(dān)任。不清楚這一措施落實到哪些部門，但很可能的是，從公元175年起，皇帝的膳食、文房四寶、衣物、珠寶珍物以及甚至他的醫(yī)療保健問題，一律交給了宦官。自公元175年起也有一名宦官決定物價（“諧價”），這可能指的是決定宮廷購物的價格。[28]
可是，比起因為公元169—184年的黨錮之禍而使他們的干兒義子、兄弟和父母都擔(dān)任官職一事，這就是小巫見大巫了。黨錮之禍開始于公元169年之末，那時一方面是竇武危機之后深得皇帝寵信的宦官，一方面是有些不滿于自己無權(quán)無勢的大官僚：這兩種人之間郁積了沖突的種子。這個沖突此時已經(jīng)爆發(fā)，而且是宦官取得了勝利。有8名官員被指控為結(jié)黨營私，將有所不利于皇帝，而當(dāng)這8名官員被殺之后，便為屠殺他們的門生故吏、兒子和父母達百多名的道路開了綠燈。屠殺完了以后，他們的妻室兒女被充軍到北方寒帶地方或南方瘴癘之區(qū)，然后在廷尉官署上張榜除名，使這些人免官禁錮，永不錄用。不僅他們本人如此，甚至黑名單上的五服以內(nèi)的人也不得例外。[29]
年僅十三歲的靈帝要過了一些時候才能夠完全懂得發(fā)生了什么事情。雖然大規(guī)模的禁錮運動已因公元166—167年官員和宦官之間類似的斗爭而已在實施，但新皇帝并不知道“黨錮”究為何事。當(dāng)他被告知，它意味著這個“集團”陰謀反對國家本身時，他批準了這道詔旨，從而開始了大禁錮運動。公元176年有一名官員竟敢請求廢除禁錮運動；其結(jié)果是，禁錮運動更加擴大規(guī)模，使之適用于每個與這個“集團”有牽連的人。公元179年隨著侯覽和王甫的死，禁錮運動有所收斂，但它仍在進行，直至公元184年黃巾軍起事時宦官已無力再支配任命官員之日，大禁錮運動才告停止。[30]可是與此同時，高級官職的性質(zhì)已起了變化；它從原來要通過本事和建功立業(yè)才能達到的目標(biāo)變成了可以出最高價錢任意出賣的東西。
在漢朝初年，宦官的數(shù)目不超過14人，但據(jù)說到了靈帝末年，其數(shù)已膨脹至2000人。不能設(shè)想，這么龐大的隊伍會安分守己，太平無事；事實上他們內(nèi)部已是紛爭不已。他們最尖銳的對峙是發(fā)生在以母黨為一方和以后黨為另一方的宦官之間。另外一個派系分裂表現(xiàn)為公元185年因功而受封的那12名宦官和那些不滿意他們支配帝國的財力和人力的其他一些宦官之間的對立。在靈帝時代就曾發(fā)生過宦官彼此互相反對的陰謀，其結(jié)果是互相控告指責(zé)對方。最后那12名宦官打倒了所有他們的敵人。
公元171年的一個陰謀是把皇太后從她舒適的幽禁處所釋放出來；而最嚴重的一件事無過于有一名太監(jiān)在公元184年告訴皇帝：由于那12名宦官的橫征暴斂和黨錮之禍才引起了黃巾叛亂。關(guān)于第一件事，插手竇太后事件的宦官們被控以惡毒地攻擊皇帝的生身母親——所以這兩個女人就被人利用來彼此斗法。關(guān)于黃巾事件，巧妙的手法使非難的視線從12名活著的宦官身上轉(zhuǎn)移到了早在前幾年即已死去并已失寵的王甫和侯覽身上；然后轉(zhuǎn)移到了兩名屬于皇帝母親那一黨的宦官，最后就轉(zhuǎn)移到了控告者本人身上。我們看到，那12名宦官甚至在第二年還因為他們吃過苦而受到封賞。[31]
宦官本人只在宮內(nèi)掌權(quán)，但是在黨錮的年代，宦官的親朋故舊都在京師內(nèi)外遍布要津，因此構(gòu)成了一個廣大的勢力網(wǎng)絡(luò)。現(xiàn)在不知道禁錮的結(jié)局怎樣影響了這種局勢，但是宦官們在靈帝余下的歲月里仍然掌握了大多數(shù)重要權(quán)力。不論用什么謀劃來詆毀和摧折他們，他們總是得以死灰復(fù)燃。反之，只要他們想搞垮某人，他們又幾乎總是能得逞其志。
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已故桓帝的幼弟渤海王（死于公元172年）之事。渤海王被免爵，又被國除，但他答應(yīng)賄賂王甫，如果王甫能幫忙他復(fù)國的話。王甫滿足了他的愿望，但渤海王拒不給錢。公元172年，王甫伺機報復(fù)。渤海王被誣大逆不道。他自殺，王甫等12名宦者受封。[32]公元179年，一起反對宦官的密謀落得了悲慘的下場，4名高級官員送了命。公元181年，勸皇帝不要廢黜何皇后（她剛毒死了王貴人）的就是一伙宦官。可以舉出更加多得多的說明他們勝利的例子，而他們失敗的例子就是不多。只要靈帝活著，他們的影響就不會被破壞，而靈帝對他們的最后信任就表現(xiàn)在他在臨終時把愛子劉協(xié)托付給上軍校尉騫碩。[33]
公元189年5月官僚體制的狀況
在靈帝統(tǒng)治二十一年中（公元168—189年），帝國的官僚體制已改變得面目全非了。如上所述，由于自黃巾以來的一系列叛亂折磨著他的統(tǒng)治，恢復(fù)或者重新創(chuàng)立了許許多多軍事頭銜，以滿足京城里各種各樣的利害關(guān)系。在文職方面也發(fā)生了類似的變化。有幾個新頭銜被新設(shè)立或者被恢復(fù)起來；在其他一些情況下，則是給原官署授予了新的職能或者給予了新權(quán)力，如果這種新頭銜只是關(guān)乎皇家私事，其影響或許不大。這是指公元180年新建了三處皇家苑囿，181年建立了御廄，183年建立了圃囿署。[34]這些新機構(gòu)設(shè)施可能只是由宦官署領(lǐng)。
最高級的文職并無明顯的變動。太傅胡廣已死于公元172年，未任命繼任人選。這是按慣例行事；太傅的任命名義上是要讓他引導(dǎo)年輕而不更事的人君“向善”，因此當(dāng)一位太傅死了的時候，要到有新君嗣立才應(yīng)任命一位新太傅。誠然，胡廣本人的任命是有些出乎常格，因為他是靈帝的第二位太傅；前任太傅陳蕃已在公元168年10月死于宦官手中。很顯然，人們再沒有考慮違背故事來給靈帝任命第三位太傅，更何況他在公元171年已經(jīng)到了法定年齡。[35]因此，在189年5月這個位子便空出來了。
當(dāng)太傅位子空出來以后，最高層文官便包括三公、九卿和俸給相當(dāng)于九卿的八尚書。表面上，這個結(jié)構(gòu)終靈帝之世面貌依然，但是事實上，它在178年以后的局勢中已有很重大的變化。從那時起，高級官位須得用錢買；它們不再授予賢能之人，而是賣給最有錢的人。[36]
在某種意義上說，賣官是開始于大約70年以前的一個發(fā)展過程的邏輯結(jié)果，因為那時如果出現(xiàn)了捉摸不定的或災(zāi)難性的事變，習(xí)慣上得免三公的官。像地震，像連頭嬰兒這類事件就被認為是上天對皇帝行為的批評，因而只要移罪于三公，皇帝就可以被祓除。可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預(yù)言三公的任職期間會有多久。事實上，他們的職能與政治現(xiàn)實是分開來的。他們的權(quán)力這樣的被削弱是用增加其他政府機構(gòu)的權(quán)力來使之得到補償?shù)摹Ｗ畛酰@是由尚書臺來補償，但自竇武事件之后便轉(zhuǎn)移到宦官身上了。[37]
在從前，即在公元109年和161年，只是在有限的規(guī)模上和一定時期內(nèi)，并且是為了解決巨大的財政困難，才在個別情況下準許買賣官職。但是在公元178年，賣官已賣到國家的最高職位，而靈帝除了表明出于他自己的貪欲、他母親的和幾個宦官的貪欲之外，也根本提不出任何正當(dāng)?shù)呢斦щy的理由。如果是因為三公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使得出售官職成為可能，那么，是最高層的貪污腐敗使賣官鬻爵產(chǎn)生了誘惑力。
買賣官職之舉是在西園的被一個稱為西苑的地方組織進行的。三公之一的位子值錢1000萬；九卿之一的位子值500萬；而在約100個左右的郡守中，一個職位得花2000萬錢。[38]對于那些聲譽好的人價錢可以減半，而實際上，每一個想得到官職的人都必須首先去西苑進行討價還價。在這種種交易中，朝廷并非總是贏家。公元185年，崔烈（死于公元192年）以500萬買得了司徒之職，在授職儀式上人們聽到靈帝說：“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為了得到更多的錢，公元187年以后靈帝準許出售關(guān)內(nèi)侯。[39]
靈帝委婉地稱他所搜括來的錢為“禮錢”，他因此在西園建了一個金庫來儲藏它。他也在那里儲存從全帝國流入他手中的“禮物”：其中有送給他的，有送給他母親的，也有送給某些宦官的，目的在于期望得到批準或者提升；在這里還存了從老百姓那里榨取的千百萬錢，那是公元185年為了建宮殿以每畝（約0.113英畝）十錢開征的；在這里也儲存了用非常敕令征集的三億錢。另一創(chuàng)舉即“助軍之費”也存放在這里，但是，當(dāng)皇帝在公元185年取消了國庫和皇帝私藏之間的區(qū)別以后，他又建了萬金堂來存放帝國的歲收。西園對整個政府唯一有些用處的是在公元184年，那時皇帝大方地把他的馬匹交給了與黃巾軍作戰(zhàn)的軍隊。[40]
有些買高官的人都是些暴發(fā)戶：他們的祖先默默無聞，他們的后代也名不見經(jīng)傳。可是，另一些人中卻也有帝國社會的精華。有勢力的袁家為在公元182年為他家的袁隗買了一個三公之位；一個宦官的養(yǎng)子曹嵩（死于公元194年）在公元188年據(jù)說以一億錢也買得了一個三公之位。[41]做漢朝三公之一，其威權(quán)是值得付出高價的。
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級職務(wù)者不乏其人，那么，獵取其他職位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了。除了那些不想花錢并且對征逐結(jié)果表示大驚小怪的人（因而給朝廷惹些麻煩）之外，還有需要采取某些非常步驟來填滿所有職務(wù)的更深刻的原因。一個是從公元169年直到184年的黨錮方面的原因。另一個就是所謂的回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個官員不許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縣任職；他也不準在其妻的住處供職。[42]這些規(guī)定越來越復(fù)雜，所以在靈帝時代就出現(xiàn)了許多長期的空缺。
為了能夠多弄些人來做官，朝廷在公元176年經(jīng)過一個簡單考試后任命了年歲大的太學(xué)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個驚人舉措，即讓某些商人戴“孝子”銜，而給了他們一些小官做。這些特別措施并未奏效，于是在公元178年又發(fā)動一個空前的步驟。一個嶄新的太學(xué)——鴻都門學(xué)——被建立了起來，它的學(xué)生實際上得到了保證，即一定都有官可當(dāng)。鑒于在公元172年，即在另一次京師的簡短爭權(quán)斗爭中他們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來正規(guī)太學(xué)的學(xué)生顯然被認為政治上不太可靠。毫無疑問，這在新的太學(xué)中引起了震動。有幾個官員抗議皇帝對新太學(xué)學(xué)生的偏愛，但所有的證據(jù)表明，皇帝對他們的申訴未加理睬。[43]
上面已經(jīng)談到叛亂怎樣影響了軍事組織，在靈帝統(tǒng)治的最后一年，叛亂的影響也在文職上感覺了出來。朝廷開始注意到，它屢次沒有能夠迅速地解決叛軍的問題，其原因蓋在于地方行政的軟弱。叛軍活動范圍通常過于廣泛，各郡比較不足的軍隊不夠應(yīng)付，但是，又沒有一個在現(xiàn)場的人有充分的權(quán)威能動員和指揮更多的軍隊。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隊，朝廷就必須任命一位新指揮官。等到這任命的全部過程完成之時，叛亂往往已逐步升級，或者已給各郡的官軍以重創(chuàng)。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揮著大軍而有潛勢力的校尉們留在地方上，因此從一開始就只搞一些權(quán)宜之計。公元179年曾經(jīng)讓一位朝廷官員長期當(dāng)?shù)胤杰姷闹笓]官，但已證明它并不成功。在那以后的幾年當(dāng)中他們也設(shè)想過其他辦法，但在公元188年朝廷采取了一個重要的、回顧起來卻是致命的步驟。它給被叛亂蹂躪了的州任命了州牧。[44]這些州牧常駐在他們轄境內(nèi)；他們擁有正式的九卿官階，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員之上。換句話說，相當(dāng)獨立的地方政權(quán)中心已經(jīng)形成。其中有一個地方政權(quán)就發(fā)展成了完全獨立的帝國，使自己承受了漢朝的天命，并且自稱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繼承者。
靈帝在彌留之際發(fā)表了兩項任命；這兩項任命都與州牧有關(guān)。他把信使派往北方一個地方，給劉虞（死于公元193年）這個很成功的州牧加封為太尉。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師以外的人為三公。[45]與此同時，他還派使節(jié)去西方，使赍州牧璽書給一個拒絕解散自己軍隊的將軍。這位抗命的將軍正領(lǐng)兵向京師進發(fā)，所以任命他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師自己原駐地的最后一著。[46]不管朝廷有什么理由，此事未能如愿。這個將軍就是董卓，他雖然有了加封，但仍然統(tǒng)兵向京城進發(fā)，如上所述，當(dāng)靈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停止呼吸時，他已行進至距洛陽西北80英里處。
叛亂與戰(zhàn)爭
四種戰(zhàn)爭困擾著靈帝的統(tǒng)治：外族對中國領(lǐng)土的侵襲；中國領(lǐng)土內(nèi)的外族的起事；使?jié)h族互相斗爭的叛亂兵變，它們通常是由于物質(zhì)困苦所致；以及帶有宗教的、反王朝意義的叛亂。
外族的侵襲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無力保衛(wèi)自己免受北方游牧民的侵擾，后者對買不起的東西就實行搶掠。有一個歷史學(xué)家說道：鮮卑犯幽州，殺略吏民。“自此（靈帝建寧元年）以后，無歲不犯塞。”[47]這特別是指東北邊地一帶的形勢。烏桓和鮮卑這兩個游牧民族每年冬天都要南下牧馬，騷擾比較富庶的漢民城鎮(zhèn)，只是在公元177年朝廷才派過一次大軍討伐他們。[48]這次討伐軍的部分軍隊不是漢民，而是另一異族的騎兵，以此實踐了中國的政治格言——“以夷制夷”——的策略。這支討伐軍被打敗，從此以后戰(zhàn)爭就交給地方官員去進行；當(dāng)然他們是不能勝任愉快的。
如果我們放眼看看北部邊疆的西線，漢民和卜居于此的其他外族之間的情況就更加復(fù)雜了。公元50年，后漢的第一位皇帝曾經(jīng)允許一支匈奴人居住在長城里面。[49]這事實上意味著他把一片領(lǐng)土讓給了他們，但在漢人的眼光里這片地方仍然是帝國的一部分。靈帝在位的時候這一安排并未引起麻煩，反而事實上是這些匈奴人的騎兵在公元177年幫助皇帝攻打了鮮卑人和烏桓人。可是，快到靈帝統(tǒng)治的末年，匈奴內(nèi)部發(fā)生了爭奪汗位續(xù)承權(quán)的斗爭，其中爭權(quán)失敗的一個領(lǐng)袖向皇帝乞援，竟然大失所望。他在感到灰心失望之余便參與了漢人的地方叛軍，而在靈帝死時這兩股勢力就合流了。
再往西邊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區(qū)則由漢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雖然羌族此時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稱他們?yōu)?ldquo;原始藏人”。[50]羌人在靈帝時期比匈奴人更好斗。公元184年緊接在黃巾叛亂之后，羌人和許多漢人都起來反對漢帝國。這次叛亂波及甚廣，并且有兩次威脅到舊都長安（在公元185年和187年）。
有一個時候局勢看來是沒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議皇帝放棄整個戰(zhàn)亂地區(qū)，但在公元189年3月，即在靈帝臨死之前兩個月，朝廷對羌漢聯(lián)軍勉強贏得了一次勝利。[51]不幸的是，這次勝利的結(jié)果僅僅是使叛軍分裂成了三股；其中有一個漢人自己稱了王，到30年后才把他趕走。
在南方各地，漢民與通常籠統(tǒng)地稱為“蠻”的幾個外族雜居在一起。跟“蠻”族的關(guān)系也很緊張，經(jīng)常是劍拔弩張的。從公元178年至181年，戰(zhàn)爭連年不斷，最后才由朝廷獲勝。在靈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煩之事此伏彼起，但在他死的時候局勢還算是相當(dāng)平靜的。[52]
不常見的是，漢民農(nóng)夫和士兵僅僅由于處境絕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170年、186年和187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這些事件中，人們也不能夠確定叛亂是否別有用心。[53]別有用心的叛亂對漢帝國最具破壞性。這種叛亂有時被稱為“宗教性叛亂”，因為叛亂者的目的不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的。在當(dāng)時中國人的思想中，雖然實際上君臨天下的皇帝不總是代表宇宙的力量，但王朝卻是它的代表。在這里，宇宙力量究竟意味著什么倒無所謂：對有些人來說，漢王朝是“火”德的活的體現(xiàn)，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統(tǒng)治就是無可爭議的。對另一些人來說，漢王朝體現(xiàn)著早已在奇異的、秘教式的書中寫下了的古老的預(yù)兆。難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預(yù)見到他死后三個世紀漢朝會掌權(quán)嗎？[54]甚至對于更刻板的人來說，漢王朝的存在本身就證明是天意所屬，因而只要沒有人相信天命已改，他們就得容忍漢王室的存在。
中國人的最高政治格言與法國的一句古話——“我們不應(yīng)該對皇帝覬覦非分”有所不同。——中國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說法：“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55]不管一位將軍和一位大臣有多大權(quán)勢，只要沒有可見的天象足資進行冒險，這權(quán)勢是無助于建立一個新王朝的。個人的成就可以看成是上天的嘉許，但其含義是模棱兩可的；因為它可以說是上天對他本人的贊許，也可以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上天對他給王朝的服務(wù)所表示的嘉許。如果上天確實表示要建立新王朝，得顯示更多的證據(jù)。
對有些人來說，這種證據(jù)包括象征和奇跡；對另一些人來說，則包括新的預(yù)言；對再有一些人來說，它就是能夠提供證據(jù)的理論和數(shù)術(shù)。總而言之，誰要想建立一個新王朝，誰就應(yīng)該擁有（或編造）上天的支持，即以某種方式證明漢王朝氣數(shù)已盡。相反的，當(dāng)一個新王朝確實宣布建立以后，人們應(yīng)該確實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后一種情況下，所謂的“宗教叛亂”才引起人們的注意。
“宗教叛亂”是我們對“妖賊”一詞的譯法，此字初見于中國史書是在公元132年。[56]它的直譯應(yīng)為“有法術(shù)的叛亂者”，但從我們僅有的一點資料看，它實際上是意味著“利用象征和奇跡來支持其事業(yè)的叛亂者”。那些象征和奇跡究竟所指何事，歷史學(xué)家從來不屑于深究，但是，叛亂者究以何種名義起事，我們卻掌握了大量的事實。“妖賊”所想要的是這樣的一個新皇帝：其人絕非漢室的皇帝，而是出自自己的隊伍。換句話說，他們需要改朝換代。這一點在公元144年以后變得越來越明顯，因為那時洛陽的、王位繼承問題是被大將軍梁冀（死于公元159年）公開地操縱的。梁冀毒死了一個漢帝，又另立了一個漢帝，即桓帝。或許是對此作出的反應(yīng)，我們在公元145年就看到了三位叛亂皇帝，而且在公元147年、148年、150年、154年、165年、166年、172年、187年和188年又有九人稱帝，通常他們都有很多支持者。[57]
我們還知道有幾件心懷叵測的大陰謀——它們分別發(fā)生在公元147年、161年、178年和188年。從這些叛亂皇帝的頭銜看，他們把自己看做是新時代的創(chuàng)建者，或看做是一個宇宙—宗教過程的完成者。我們看到有兩個黃帝：一個是在公元145年，一個是在148年，因此我們可以假定這兩個自稱黃帝的叛亂者認為，以紅色為尚的火德之治已成為過去，而一個新的世紀，即尚黃色的土德之治已經(jīng)到來。[58]公元145年我們見到有一位黑帝，他或許是要建立水德之治，色尚黑。另外，我們發(fā)現(xiàn)在公元154年有一位“太初皇帝”；165年有一位“太上皇帝”；166年有一位“太上皇”；172年有一位“陽明皇帝”（其意似為“太陽之光的皇帝”）。
產(chǎn)生這后一位皇帝的叛亂是靈帝時期的第一起“妖賊”之亂。我們不知道這些叛亂者有何理論；我們只知道朝廷花了三年時間來鎮(zhèn)壓這次暴發(fā)戶式的對手。可是，宗教很難用武器根除，而正在這個時期當(dāng)這次叛亂爆發(fā)于中國南方的時候（公元172—175年），一個醫(yī)生之家卻在華北以奇跡治病給當(dāng)?shù)厝嗣窳粝铝松羁痰挠∠蟆Ｋ麄兏嬖V人們，疾病是罪惡之果，因而人們?nèi)绻麘曰诹俗镞^，就會恢復(fù)健康。這個治病教派的領(lǐng)袖人物名叫張角（死于公元184年）；在他活動的某些時間中他主張應(yīng)由他取代漢室。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開始把追隨者組成一個一個單位，鼓動他們相信可以期望一個美好的、太平的世界即將到來。他預(yù)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因此他在公元184年起事，按照傳統(tǒng)的算法，那一年就是這個甲子開始之年。[59]這種陰謀并無秘密可言，而且早在公元181年，大司徒已經(jīng)給皇帝上書，明言有某種運動正在進行之中，因此他想用和平方法驅(qū)散張角的徒眾，因為不然的話，他們是會鬧事的。可是，這封奏疏寫后不久就遇上皇宮后宮失火，司徒免職以消弭上天憤怒之象，此事就被擱置了起來。[60]
張角能夠?qū)嵭兴挠媱澚耍浩鹗氯掌诙ㄓ诠?84年4月3日——于這日在各地同時首事。剛在起義的前一天，張角的一名追隨者因為怕事而向皇帝泄漏了機密及其細節(jié)。當(dāng)皇帝下令作進一步調(diào)查時，張角認為他已不能等到約定之日再起事了。[61]
當(dāng)朝廷的調(diào)查牽涉到了成百計的人（其中包括信奉張角教義的宮廷衛(wèi)士在內(nèi)）的時候，可能引起一些驚動；但當(dāng)傳來的消息說叛亂已同時在不下于16個郡起事并且逼近京畿之南、東和東北一帶的時候，這才真正使人們大吃一驚。這就是黃巾叛亂。各郡的政府軍紛紛敗北，重要城池被攻占，漢宗室諸王被綁架，許多帝國官員則自逃生路去了。
頗為奇怪的是，我們并不知道叛亂究竟是在何時爆發(fā)的。我們只知道它必定爆發(fā)于公元184年3月的某日，因為朝廷的第一次反應(yīng)是記在184年4月1日。皇后的異母兄何進（死于公元189年）名副其實地被封為大將軍。皇宮的衛(wèi)隊和常備軍都暫歸何進節(jié)制，“以鎮(zhèn)京師”。[62]在畿輔地方，第一道防線設(shè)在京師之南，置八關(guān)都尉官以防守戰(zhàn)略要地。最后，朝廷選派三名官員下鄉(xiāng)討伐，其一往北，余二人往南。
對于這幾個戰(zhàn)役，我們知之甚詳。可是，這里只要說明黃巾是在公元185年2月被擊敗就夠了。但是，朝廷并未長期得到這次勝利的好處。在兩個月時間內(nèi)，黃巾運動像下蛋那樣又接二連三地復(fù)制了新叛亂，雖然這些叛亂不一定就是以黃巾教義為基礎(chǔ)。有些叛亂取些古怪的名字（如“黑山”、“白波”等），有些叛亂徑稱自己為黃巾。[63]最后，對于朝廷來說，叛亂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而使自己疲于奔命，黑山叛軍被任命當(dāng)了地方官，準許他們可以推薦人員擔(dān)任官吏。當(dāng)弄清楚了僅僅這還不夠時，朝廷便派了一個軍閥統(tǒng)帶他自己的親兵進行討伐，因為朝廷自己的軍隊顯然已無能為力了。
黃巾叛亂對于軍事和行政兩方面的影響已如上所述。公元188年在今四川境內(nèi)又爆發(fā)了一次群眾起事，但是，雖然它的領(lǐng)袖自稱黃巾，并且自封天子，西邊的這一起叛亂同華東真正的黃巾軍似無任何關(guān)聯(lián)。[64]西川的叛亂也是靠私人軍隊去對付的，也可能正是因為這個情況才促使朝廷改變地方行政，而任命有全權(quán)資格的州牧。
如果不是這一次叛亂，那也是北方另一次更長的叛亂使得朝廷下決心任命州牧。公元187年，一名漢人卸職官員使烏桓族幾個頭目相信漢人對待他們態(tài)度惡劣，因此勸他們起來造反，而讓他本人來充當(dāng)其領(lǐng)袖。這個前官員也自稱天子，這時就是一位州牧在公元189年4月平息了事件，其時至靈帝之死只有幾個星期。[65]
漢靈帝時代的文化和學(xué)術(shù)
靈帝時期還有許多細情可談。那時有地震、水旱之災(zāi)、蝗患、蟲災(zāi)、疫癘以及雹災(zāi)。朝廷的對策就是實行大赦，減征稅項，施藥以及下令祈雨。天上出現(xiàn)了日、月食和彗星，地上出現(xiàn)了一系列非常變異：一匹馬下了一個人嬰；一名少女生了一個兩頭四臂的幼兒；植物忽然變?yōu)閯游镄蜗螅浑r雞變成了公雞；蛇、老虎和瘋子潛身出入宮門。[66]在圍繞著漢朝滅亡而出現(xiàn)的民間故事中，這些非常變異都當(dāng)做漢王朝即將傾覆的預(yù)兆而被一一列舉出來。
建筑活動也不乏記載，雖然我們也同樣經(jīng)常地聽到大火燒了宮殿，宮墻陡然倒塌。建了觀象臺；鑄了四個銅人和四個銅鐘；發(fā)行了新的錢幣。令人高興的事情是奇菌生，鳳凰至，在黃巾叛亂爆發(fā)的前一年有材料說曾獲得大豐收。有幾個周邊的外國來向中國的天子朝貢，以此證明他的教化對世界的影響。[67]可是，據(jù)說皇帝本人卻沉溺于戎狄之俗：他喜愛他們衣食、音樂、舞蹈和陳設(shè)。
靈帝朝最重要的學(xué)者或許就是蔡邕（公元133—192年），而最重要的學(xué)術(shù)事件就是在京師刻成和豎立了石經(jīng)。這工程于公元175年下令實施，183年完成，蔡邕是這一大項目的主要執(zhí)行人。漢石經(jīng)的殘片至今仍然存在。[68]
如果我們是比較地注意靈帝的世界，那是因為他的統(tǒng)治是漢朝治下最后的穩(wěn)定時期。就是靈帝的這個世界，人們對它尚有所留戀并想重建它或它的一部分；但在此同時這個世界又拒不起死回生。當(dāng)靈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閉上眼睛的時候，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整個傳統(tǒng)帝國與他一起死了，雖然此事還不能立刻豁然。
王朝權(quán)力的崩潰
使得漢王朝走向末日的那些比較復(fù)雜的事件，可以概要地說明如下。最主要的大家族和大官們屠殺了宦官，但丟掉了皇帝。董卓那時操縱著皇位繼承權(quán)，但在東部則形成了一個反對他的聯(lián)盟。由于這個壓力，漢帝和董卓被迫西遷，但是，東方的聯(lián)盟成員之間互相殘殺，最后只剩下了七人。與此同時，董卓死了之后，漢帝漂泊無家，直到后來被曹操收留。曹操以后削平群雄，最后只剩下了兩個對手，后來他的兒子取代漢帝，自立為魏帝。他的兩個對手也起而效尤稱帝，從此中國有40年之久成為三國鼎峙之局。
何氏掌權(quán)
靈帝時代是一個充滿了挑戰(zhàn)和變化的時期，因此當(dāng)他在公元189年5月死的時候，他留給他的繼任者的是一個本質(zhì)上不穩(wěn)定的政府。不論由誰來繼位，他都會成為各種權(quán)勢利害沖突的焦點：這些利害關(guān)系包括宦官的方面、皇后的外戚、統(tǒng)兵的州牧、職業(yè)官僚以及靈帝的生母。在這同時，人民中間對王朝的合法性疑慮叢生，因為這在宗教叛亂里面，特別是在黃巾叛亂之中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誰該繼承靈帝？這里有兩個候選人：一個是他的長子前劉辯，13歲；一個是他的幼子劉協(xié)，8歲。前者為后黨要立的對象，后者是靈帝之母的寵孫，而且上軍校尉蹇碩有靈帝的付托之重。靈帝死后歷時一整天這個問題懸而未決，但在5月15日終由劉辯即皇帝位。他的母親被尊為皇太后，并且攝政。新的太傅是世家大族袁家的一位袁隗（死于公元190年），他與何太后之異母兄大將軍何進一起共同掌握了尚書臺。劉協(xié)被與蹇碩隔離開來，也封了王。蹇碩對形勢很不安，但他仍然是西園軍隊的上軍校尉，他試圖把宦官們聯(lián)合起來反對何進。此事泄了密，蹇碩被捕，并于5月27日被處死。他的軍隊統(tǒng)由何進歸并指揮。[69]
何氏家族這時控制了局勢，于是馬上采取行動對付靈帝的母親。不到六個星期的時間，這位婦人先是喪失了她在宮內(nèi)的居住權(quán)：然后是她的侄子，即票騎將軍，在何進的壓力下自殺了；最后是她丟了她自己的性命，即她在7月7日忽然以憂憤卒。[70]
雖然清除了政治對手，基本問題仍未解決：宦官們的下場究竟怎樣呢？在夏季這出戲大幕拉開的時候，主要的參加者為四個人：一為袁紹（死于公元202年），即西園八校尉中的一個校尉，袁氏家族的一員和宦官的敵人；二為何進，他不同情宦官，但他得考慮皇太后——他的異母妹——的愿望，因此猶疑不定，延誤了時日；三為太后本人，她不愿犧牲宦官，因為那樣就會使她和皇帝倆人成為何進和袁紹的實際上的俘虜；最后就是宦官自己，他們沒有什么本錢，只有依靠他們本人的才智和太后的支持。隱隱可見地還有徘徊不進的董卓，他正帶著他的部隊安營扎寨于京城西北80英里之處。
公元168年的事件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最重要的事件；那時竇武也面臨著同樣的局勢，也同樣地搖擺不定，也因此丟了性命。袁紹決定不讓事態(tài)重演，他總是催促何進下手，要他記住竇武的教訓(xùn)，告訴他不要失去時機。何進就來向太后進言，而他總是得到老一套的答復(fù)，即對于宦官應(yīng)使之各安其位。何家的其他成員，特別是何進之弟何苗及其母親都接受了宦官的賄賂而幫他們說話；這便加強了太后不向何進讓步的決心。[71]
向京城外面求援和屠殺宦官
地圖14 約公元200年軍人的割據(jù)局面
直到此時為止，情況就好像是竇武危機的重演，但正是這個時候，袁紹搬進了一個新因素，打破了平衡。他認為必須排除宦官，而唯一的障礙就是皇太后。要皇太后改變主意，就需要有軍隊。得到何進的同意，袁紹召喚了幾支私人軍隊的指揮官向京城進發(fā)。何進自己卻有一個更好的想法：召調(diào)駐守在京師東北80英里的前將軍董卓開進洛陽。[72]然后他派了他的一支人馬前往京畿鄉(xiāng)村，下令燒殺搶掠。城內(nèi)已能望見火光，但是太后仍拒不罷斥宦官。何進的兄弟甚至勸他應(yīng)該與宦官講和；因為難道何家的顯赫地位不是得力于宦者才使他們的異母妹最初當(dāng)上了皇后，而現(xiàn)在又當(dāng)上了皇太后嗎？
何進又是舉棋不定了。他派人去阻止董卓前進的軍隊，但董卓勉強地接受了命令。另一方面，他批準了袁紹在京城內(nèi)假節(jié)，專命立斷；而袁紹則力促董卓及其他私人軍將輪番上奏以反對宦官。這種心理戰(zhàn)取得了暫時的成功。皇太后也確曾一度罷斥過宦官，但是，他們利用何家其他成員的影響又使太后收回了成命。這就是公元189年9 月22日凌晨的局勢。
那天的早朝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這使宦官們緊張不安：即本來稱病在家的何進忽然上朝求見。太后與何進之間的談話被宦官所埋伏的眼線偷聽了去，當(dāng)他們得悉這和21年前竇武上奏的內(nèi)容一樣，即何進要求處死一切宦官時，他們也和當(dāng)年的宦官同樣感到震驚。
這一回也和21年前一樣，宦官又是依靠他們的臨機應(yīng)變之才、全體協(xié)作之力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決定了事變的結(jié)局。太后堅決拒絕了何進的請求，而當(dāng)何進離開皇宮的時候宦官們又叫他轉(zhuǎn)來，說太后還有話要跟他談。與此同時，他們在太后居室的接待室里聚集了自己的人員和器械。當(dāng)何進坐在地上等待其異母妹召見的時候，那位主要宦官張讓，即幫助靈帝出點子斂錢的那個宦官，[73]馬上為自己和全體宦官最后開脫罪責(zé)。他說，第一，帝國搞得亂七八糟并不是他們的過錯；第二，在靈帝要于公元181年廢太后時是宦官挽救了她；總此以上原因，何氏應(yīng)該感恩戴德才是。這是何進最后聽到的一句話，因為他正在此時被砍下了頭。接著，宦官們就撰旨罷黜袁紹。尚書們拒不奉詔，開始要求會見大將軍。他們拋出了何進的頭顱作答，顯然是意在要他們屈服。
現(xiàn)在大將軍已死，但還有一個問題。與21年前大不相同的是，京師已無忠于宦官的將軍和部隊了。這或許是公元168年和189年之間最大的不同，因此它對宦官來說是致命的。當(dāng)何進的死訊傳到袁家時，袁紹的第一個反應(yīng)就是殺掉那個被宦官任命來取代他的人。然后他率軍開向北宮。正在此時，袁紹的從弟袁術(shù)（死于公元199年）已統(tǒng)兵向南宮，他便和守衛(wèi)宮門的宦官發(fā)生了戰(zhàn)斗。這一仗直打得夕陽西下，但袁術(shù)縱火燒宮門，企圖用煙把宦官熏出來。[74]
這一把火的效力比預(yù)期者大。不僅宦官們經(jīng)由兩宮之間的甬道逃往北宮，他們甚至帶了他們僅有的保護傘：即他們帶了太后、新皇帝及皇帝之異母弟劉協(xié)。可是，太后在混戰(zhàn)中逃走了。太后并不知道她幾乎只是她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她的異母兄，并且據(jù)說是受雇于宦官的車騎將軍剛在北宮的前面被殺，這是袁紹所默許的。這樣，何氏家族就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被靈帝稱為“母親”的趙忠作為太后之異母兄也在同一日被害。[75]
戰(zhàn)斗場面現(xiàn)在移到了北宮，宦官在這里劫持了皇帝兄弟二人。9 月25日，袁紹攻入宮中大院內(nèi)，他叫他的士兵見宦官就斬盡殺絕，據(jù)說其數(shù)逾2000人。但是，他們要得之而甘心的目標(biāo)——即宦官張讓——卻逃逸不見：張讓挾帶新皇帝兩兄弟逃出了城，直奔黃河而去。另一隊人馬對張讓窮追不舍。他們相遇于黃河岸邊，最后張讓縱身跳入黃河淹死了。宦官由此永遠消失在政治舞臺上了。[76]
董卓其人
由于宦官被消滅和皇帝又滯留在鄉(xiāng)間，誰將填補權(quán)力真空就成了突出的問題。何氏家族不能填補，因為它的所有男性成員都已死絕。事實證明，袁氏家族也不行。此事落到了董卓頭上：他曾從遠處看到京城大火，并且催趕兵馬前來參加搶掠。他于9月25日到達京師，這時他獲悉皇帝可能在城北某處的山中避難。他帶著（甚至是脅迫）國家的高級官員去追尋皇帝。但是，當(dāng)董卓最后找到皇帝的時候，這種邂逅相遇有些冷淡。年輕的皇帝害怕董卓的軍隊，因此當(dāng)董卓想讓皇帝向他說明所發(fā)生的事情的時候，皇帝竟不能了然地回答他的問題。
董卓于是轉(zhuǎn)而問皇帝的異母弟劉協(xié)，他才聽到了事情的完整的經(jīng)過。看來，他們兄弟二人是徒步地闖蕩了一個通宵，最后才找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個敞篷車安身；他們就是在這輛敞篷車上才遇上了董卓的。[77]這個故事后來被說書人著意地渲染了一番，因此在他們關(guān)于漢帝國末年的故事中它意味著皇權(quán)的衰落達到了無以復(fù)加的地步。
從此以后，歷史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朝廷為了獲得至少是象征性的控制權(quán)——不管是道義的或軍事的，或者最好是兼而有之的控制權(quán)——進行了艱苦的奮斗。可是就在這個過程中，軍事力量和道義權(quán)威已分屬于不同的個人。在漢朝末代皇帝于公元220年最后遜位給曹丕（公元186—226年）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即想把兩種力量的源泉合在一個人身上；但這種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是，我們得回過頭來再談?wù)劰?89年9月25日的事。當(dāng)董卓帶著皇帝兄弟兩人回到洛陽的時候，他面對著一個困難的局面。他在朝廷里沒有一把正式的交椅；比起袁氏家族來他不算一個什么人物，而且他的軍隊也不特別多得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針對著這些弱點，他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段，同時表面上則維護一切外表的合法性。袁紹被他吹胡子瞪眼睛地于9月26日嚇跑了；對于一些大學(xué)者，包括蔡邕在內(nèi)，他也脅迫他們參加了政府。[78]從嚴格的法律上看，他做了大司空；他然后援引祖宗成例廢掉了給他壞印象的年輕皇帝，而另立了劉協(xié)來取代他。
這最后的一個計劃遇到了或許比他預(yù)計的更多的反對，但是他下定了決心，并掃除了一切反對言論。9月28日，他強迫太后廢黜了皇帝，立劉協(xié)來代替。此后，他把太后逼出了宮外，又在一兩天以后弄死了她。[79]
不容易理解為什么董卓要做這一切事。可能他是想模仿漢代一位最出名的政治家霍光（死于公元前68年）：后者是一位在董卓之前的263年中唯一一位成功地廢了一個皇帝并立了另一個新皇帝的人。[80]也可能他是想立一位完全由他制造出來的皇帝。他也可能有其他許多意氣用事的理由，但有一點是很確定的：董卓曾經(jīng)“對皇帝覬覦非分”，而且從此以后他知道，朝廷不是一種資產(chǎn)，而是一種負債。
東方的聯(lián)盟
我們現(xiàn)在需要把視線從董卓的朝廷移向京城以東的地區(qū)。在那個東部地區(qū)正在形成反對董卓的反對派，那是由逃出京城的某些重要流亡分子煽動起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袁紹，他是在董卓進入京師后馬上從那里逃出來的；還有袁術(shù)（死于公元199年），即袁紹之從弟，他是公元189年晚些時候逃出來的，以及曹操（公元155—220年），他是西園八校尉之一，也是在189年快到年底時逃出京師的。附和他們這三個人的還有一些有財產(chǎn)的將官和士兵，有王朝的現(xiàn)任和卸職官吏：他們在一個統(tǒng)一的目標(biāo)下結(jié)成了一個松散的聯(lián)盟。篡奪者董卓應(yīng)該被擊敗，因為他玩弄了廢立的手段，因此能夠輕易地被人們指為為臣不忠。
至于董卓被打敗以后要發(fā)生什么事情，就不甚了然了；或許有一個模糊的計劃是想讓年輕的前遜帝復(fù)辟。廢帝是董卓的一個負擔(dān)，因為他容易成為忠君意識的注目的焦點，于是董卓就在次年3月3日處死了這位遜帝。兩個月以后他又對袁氏家族實行報復(fù)。仍留在京師的太傅袁隗在5月10日連同袁家一切其他成員統(tǒng)統(tǒng)被董卓處死；這就造成了不共戴天之勢。[81]
與此同時，東方聯(lián)盟的壓力已經(jīng)升級，而皇帝之回到洛陽也開始影響著董卓舉行反擊的機會。如果他離開京城而他去，另一方就會擄去皇帝，宣布董卓為反叛朝廷的叛亂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陽，他的敵人就會比較有行動上的自由；如果他挈帶朝廷一起行軍，那又會太感累贅笨重。后來找到一個折中的辦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戰(zhàn)雙方以外，送他到帝國西部比較平靜的地方去，因為董卓在那里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
對這一非常舉措必然有反對意見，但被粉碎無遺。公元190年4 月4日，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舊都長安：這時它還是一個重要的城市，雖然它已有約150年未作為京師了。中國人稱此舉為“車駕西幸”，它事實上是一次大移民，因為成千上萬的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追隨皇帝西去：他們要搶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騷擾得不得安寧。他們形成了悲慘的人群，沒有再回到洛陽的希望，因為洛陽已被董卓燒成平地。[82]
這里得再說一說我們的材料問題。對隨之而來的混亂時期，我們知道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并不規(guī)避地敘述那些已來到前臺的許多有關(guān)人士的內(nèi)心活動和最隱秘的談話。另一方面，材料也敘述了在皇帝西遷的時候，皇家圖書館和檔案館所藏的帛書怎樣被截斷后做成包裹或華蓋，以及大多數(shù)書籍或國家檔案從這種野蠻行為中被搶救出來而又在混亂中被丟失的情景。[83]
朝廷一旦到了長安，沒有能力收集和貯藏檔案，而且即使它后來有了這種能力，當(dāng)皇帝在5年半之后又艱難地遷回洛陽的時候，這些文件也沒法隨身帶回。重要的是應(yīng)該記住，這個動亂時期流傳下來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見之手。當(dāng)材料是來自有關(guān)系的人士時，它自然就吹噓他的優(yōu)良的品質(zhì)和完美的謀劃；當(dāng)它來自敵人方面時，它就反復(fù)描述對方的殘暴、愚蠢和卑劣無恥。因為這時穿插著一系列眼花繚亂的計謀、戰(zhàn)略、勝利和失敗，為了避免轉(zhuǎn)述的錯誤，也因為我們已是事后的諸葛亮，所以我們只想在這里給其后所發(fā)生的事提供一個輪廓就夠了。[84]
漢朝廷的消蝕
皇帝之離開洛陽，給了董卓一個暫時喘息的機會，同時也緩解了聯(lián)盟反對他的決心。在幾次突然襲擊之后，有人提議和平。在聯(lián)盟內(nèi)部有人議論要擁立一個自己的皇帝，結(jié)果使盟員之間鬧得吵翻了天。可是，聯(lián)盟的攻擊最終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191年5月到長安與皇帝會合。一年以后他被殺死，而皇帝在以后的四年中被人們搶來搶去，轉(zhuǎn)了無數(shù)次手。[85]
在這些年里，總的說來皇帝對中國事務(wù)的影響只限于這樣一件事實：他作為皇帝尊號的無可爭辯的合法擁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個武人來自己稱尊為帝。除此之外，他就沒有其他任何影響了。他表面上維持住了一個朝廷的樣子，也有高級官員分班就列，他在公元195年5月結(jié)了婚。在這一年8月他逃出了長安，經(jīng)歷了一年的艱險歷程之后才在公元196年8月到達他以前的京城洛陽。[86]
在他的帝國境內(nèi)，局勢是一片混亂。如果一位旅行家這時來中國旅游的話，他會遇到許許多多軍閥、叛亂領(lǐng)袖和獨立的地方官員，其中有些人是在靈帝時（公元168—189年）就已在職的，有些人則直到最近之前還一直是無名之輩。局勢不會安定達幾個月以上，今日的將軍可能明日就橫尸刀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帝國八分天下的形勢已清晰可見了。
東北方面有袁紹；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師的正南方向是袁術(shù)（死于公元199年）；袁術(shù)的正南方是劉表（公元144—208年），他是董卓任命的；劉表的東面，即占據(jù)了中國東南地方的是才華橫溢的青年軍人孫策（公元175—200年）。[87]這五個人占領(lǐng)了帝國的東半部，有的人地盤大一些，有的人地盤小一些。
在帝國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劉璋（約死于公元223年），他的父親在公元188年被靈帝任命為州牧。劉璋領(lǐng)土的北面，即梁州，則由一些叛亂分子割據(jù)著，這些人是在公元184年由反對靈帝起家的。夾于這些叛亂頭子和劉璋之間的是一塊奇異的名為漢中的飛地，它由宗教領(lǐng)袖張魯所統(tǒng)治。
在這一塊飛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給他的宗教上級交五斗糧食或五斗米，然后他就在懺悔罪孽之余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病。雖然這后一種辦法使人想起黃巾軍的影響，但在黃巾軍和五斗米教之間尚未發(fā)現(xiàn)有什么聯(lián)系。五斗米教運動是在漢中地區(qū)獨立地發(fā)展起來的，它的根源可以遠溯到順帝時期（公元125—144年），如果我們準備相信我們的材料毫無夸張的說法的話。[88]在公元196年以前的年代里，五斗米教運動的控制權(quán)從一個世代為教長的家族通過爭奪到了張魯（最盛時期公元190—215年）手中：張魯看來曾給這個運動增添了一些宗教教義和活動，他還建立起了一套確實有效的僧侶統(tǒng)治以治理他的土地。在政治方面，重要的是要認識在張魯和他的南方鄰居劉璋之間正在醞釀著不和。在中國的東半部，袁紹、曹操和袁術(shù)也互相變成了仇敵。
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公元196—200年
皇帝困在洛陽，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復(fù)見于此日。像末代周天子那樣，可以想象，漢帝是身在京師，毫無實權(quán)，只是行禮如儀而已，而各方軍閥混戰(zhàn)，正在一決雌雄。可是，漢帝站在這個宇宙宗教體系的頂點上，而這個體系卻比周朝的那個體系復(fù)雜得多。盡管有人有某些猶豫，但對皇權(quán)仍有所懷疑，漢王朝的壽命成了符讖興風(fēng)作浪的對象。用中文來說，人們會問，當(dāng)“失鹿”的時候到來，誰先逮住鹿誰就能夠當(dāng)上皇帝。[89]或者人們可以這樣發(fā)問，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不是到了皇位應(yīng)該易手的時候，即從一個顯要的，但是氣數(shù)已盡的君主世系和平地出于自己的意志把尊號傳給它最當(dāng)之無愧的某一臣屬手中。再不然就像某些人所想到過的，漢王朝正在經(jīng)歷它周期性的衰落，而可由此恢復(fù)得更加光輝燦爛，從而繼續(xù)它對世界的永恒統(tǒng)治。
由于皇位是這種權(quán)力理論的焦點，真正的皇帝的出現(xiàn)不會對他身邊的軍閥——即袁紹、曹操和袁術(shù)——不產(chǎn)生影響。這三個人都對漢王朝表示忠誠，并且是在靈帝手中做到了現(xiàn)職的官。很顯然，袁紹是第一個得知皇帝將向他的方向巡幸。他反復(fù)思考著在他的營房內(nèi)接待車駕的可能性，但最后決定予以拒絕，或許接待會使他不利的情況被人們向他說得夸大其詞了。曹操是第二個聽到消息的，但他認為接駕利大于弊。
當(dāng)皇帝和皇后于公元186年8月到達洛陽時，曹操軟硬兼施地給朝廷許愿，說要修復(fù)他自己的基地許縣，因此他們一行人于公元前196年10月16日到達了許縣。行程繞過了袁術(shù)，當(dāng)他得知曹操不會釋放在俘的皇帝時，他在公元197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可是，這事造成了很壞的印象。他自己的人民開始離棄他，他在公元199年臨死之前身無分文，便想把皇帝稱號賣給袁紹，但什么也沒有得到。通過他自己宣布建立王朝，他便覬覦了皇位，結(jié)果使他貪多而嚼不爛。[90]
袁術(shù)之死就把帝國的東北部遺留給袁紹和曹操了。后者正在這時制定了穩(wěn)定財政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種制度，使士兵領(lǐng)取地塊來耕種，作為交換，他們定期向曹操交納作為賦稅的谷物，因此，他既有皇帝在道義上的支持，又有正常的糧食供應(yīng)，他的影響不斷增加，直到公元200年在袁曹雙方領(lǐng)土交界處的官渡決戰(zhàn)時為止。[91]
帝國東部的另外兩個軍閥劉表和孫策，則卷入了曹操和袁紹的縱橫捭闔的陣營之中。劉表故意避免了卷入聯(lián)盟太深，而他的首府襄陽則變成了十足的文化與和平的中心。孫策穩(wěn)固地加強了他對東南半壁的控制，但是，他在曹操和袁紹大決戰(zhàn)的前夕死了。他僅有25歲。他的兄弟孫權(quán)（公元182—252年）做了他的接班人。[92]
在帝國的西半部，宗教領(lǐng)袖張魯與其南鄰劉璋之間的爭吵已經(jīng)公開化，那個宗教國家的邊界向南深入到了劉璋境內(nèi)。中國西北角的叛軍們或多或少地沒有引起歷史學(xué)家的注意，只是在曹操于公元200年在官渡打敗了袁紹之后的幾年注意到他們時，他們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現(xiàn)。
曹操的鞏固，公元200—208年
曹操打贏了官渡之戰(zhàn)，他迫使袁紹逃竄。袁紹此后未再獲得主動權(quán)；他在公元202年死后，他的兩個兒子為繼承權(quán)爭吵；公元206年，曹操接管了袁氏大家族末代子孫們所一度控制的整個地盤。公元207年，曹操甚至冒險向更北的地盤挺進，打敗了烏桓的騎兵，致使整個東北地區(qū)都屬于他的治下了。[93]
在他的南方邊界上，局勢沒有明顯的變化。他的南方鄰居，即東南的孫權(quán)和西南的劉表對皇帝表示著謹慎的忠誠，因而這也是對曹操有所忠誠的表示。這個表面上的平靜因劉表于公元208年身染重病又無可靠的繼承者而受到威脅，所以究竟是曹操還是孫權(quán)要接管他的土地，就是未定之?dāng)?shù)。甚至還有第三種可能性。自從靈帝死后國內(nèi)開始發(fā)生動亂以來，一位大走其運的勇猛戰(zhàn)士劉備（公元161—223年）已經(jīng)登上了舞臺，他時而支持這個軍閥，時而支持那個軍閥。[94]公元208年，他已處于這樣一種地位，即也有人擔(dān)心他也可能成功地接管即將咽氣的劉表的地位。
地圖15 曹操的晚年
當(dāng)曹操決定采取主動并且確實迫使劉表的兒子向他獻出土地的時候，另外兩個武人現(xiàn)在有理由害怕，他們之中的一人會受曹氏之害。他們兩人結(jié)成了暫時的聯(lián)盟；當(dāng)曹操水師南下的時候，他的船只被大火燒了，他的軍隊在赤壁被打敗。[95]赤壁之戰(zhàn)標(biāo)志著曹操南下冒險行動的結(jié)束，因此也是標(biāo)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jié)。從此以后，在華南的孫權(quán)、劉備和迤西的其他軍閥們就在南方土地上自行其是了。
曹操的晚年，公元208—220年
曹操的晚年都是致力于在西北方向擴張自己的勢力，并加強他對皇帝的地位。當(dāng)他想拿過劉表的土地的時候，他在赤壁之戰(zhàn)中丟失了部分領(lǐng)土。可是，他贏得了劉表的隨從人員的效忠，有些托庇于劉表的和平首府的學(xué)者和詩人這時都奔集在曹操門下，給他的統(tǒng)治生色不少。
與此同時，曹操對帝國官僚制度的上層結(jié)構(gòu)進行了根本性的改變。直到公元208年為止，皇帝仍然繼續(xù)百般設(shè)法維持著名義上的官僚制度，它的最上層包括三公和九卿。不用說，在這種情況下官職不再像靈帝時期那樣進行買賣了。皇帝有時必然可以樂于找無論什么人來當(dāng)他的這些官。可是到了208年，曹操廢除了三公的職位，而代之以另外兩個最高官職：丞相和御史大夫。曹操自己做了丞相。[96]
直到公元208年，漢王朝與曹操的隨從人員之間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很正常了。曹操還沒有索取過分的封號。在196年，他曾被任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但是他似乎在199年放棄了后一個職位。在204年他又另加了一個州牧銜，但這只是對他已有權(quán)力正式予以追認的手續(xù)而已。[97]漢帝自然也有他的一幫隨從人員，無足怪異的是，他們包括一些漢室孤忠和保守觀點的人士。
在這些集團中間流行著的關(guān)于漢王朝不過正在經(jīng)歷著暫時的衰落的理論可能找到了最熱烈的支持者。在公元200年，荀悅（公元148—209年）寫成了一部漢代的史書，它的中心意思是說，在經(jīng)過這些黑暗的年代以后，漢室將要中興。[98]在這同一年，不知皇帝是否知道其事，朝廷曾計劃殺死曹操，其起因可能是誤傳了他的計劃。這項密謀被挫敗，曹操依然故我，毫發(fā)未損。可是公元203年，他安置了眼線來監(jiān)視朝臣。
公元208年以后，曹操開始執(zhí)行一項計劃，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對這個傀儡朝廷的影響。公元212年，他得到了“入朝不趨”這種通常對待老年大臣的殊榮。213年，他稱魏公，并把三個女兒呈獻給皇帝。214年他又得到了額外的榮譽，廢黜了皇帝在195年娶的皇后，并殺死了與此同時所生兩名皇子。215年他的女兒當(dāng)上了皇后；次年他稱為魏王，因此他打破了漢帝國的不成文的根本大法，即不許任何非劉氏家族人員為王的制度。217年又給他加添了一些榮譽，對中國歷史學(xué)家來說，他們普遍含蓄地指出，只是因為他于公元220年3月15日的去世，才阻止了他采取自己稱帝這最后的一個步驟。[99]
這最后一個主張是依據(jù)對曹操的居心叵測的猜測提出的，但不可盡信。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對于漢帝的非分覬覦”將會削弱而不是加強他在帝國其他地方的地位。當(dāng)曹操在公元214年殺死兩名王子時，劉備遠在西蜀發(fā)喪，警告他不得再攻擊皇室。公元219年，這個問題曾自由地同曹操進行了討論。
在這一討論中出現(xiàn)了兩種論據(jù)：其一為宇宙論方面的，其一為實際的。在宇宙論方面，它干脆聲言，所有跡象都表明天命已從漢室移到了曹操身上。從實際方面出發(fā)者則反駁說，漢朝的天命固然已經(jīng)微弱得很，但是在整個中國被征服以前，明白無誤的新天命是不可能有的。曹操基本上是個主張實際的人，所以同意后一種觀點。[100]
在我們繼續(xù)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我們要敘述一下帝國其余部分的主要事件。曹操已經(jīng)向西方拓展了他的領(lǐng)土。公元211年，京師長安周圍的地區(qū)被他拿了下來；在214年他又俘獲了早在靈帝末年即已自稱為王并在極西部支撐了下來的人；宗教領(lǐng)袖張魯于公元215年投降了，這就為曹操向帝國的西南部進軍打開了通路。但是正在此時，西南的情況也發(fā)生了變化。劉備軟硬兼施地從原來的益州牧劉璋手中奪取了控制權(quán)。由于劉備位于西南，孫權(quán)在東南，曹操在北方，這就形成了帝國的鼎足三分之勢。三分局勢延續(xù)了五十余年。[101]
曹操晚年遇到幾件不順心的事。公元218年有一個忠于漢室而反對他的密謀在醞釀之中，但沒有成功。公元219年，劉備從曹軍手里奪取了原先屬于那位宗教領(lǐng)袖的土地，因此打破了曹操通過自立為王而自封為唯一合法者的美夢。[102]就在那一年，孫權(quán)把勢力進一步向北擴展，從而更多地動搖了均勢。曹操的死可謂死非其時。
漢獻帝的被廢黜，公元220年11—12月
在或真實或假想的家庭爭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186—226年）繼承了父親的王位和官職。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領(lǐng)地上新的州牧。有人認為，一個孝子守孝的時間應(yīng)該比曹丕所守的更長一些，但這位新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領(lǐng)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這樣想的：他得向國內(nèi)和國外的對手們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別是要向他的幾個弟弟和南方的孫權(quán)耀武揚威。孫權(quán)的反應(yīng)是向他表示忠心；劉備的一個重要將領(lǐng)也這樣做了；在劉備和曹丕領(lǐng)土之間的一位非漢族的部落王也這樣做了。[103]這種稱心如意的征象使得一個阿諛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達七年之久的天象揭示出來。自從公元213年以來，他就從古代的圖讖學(xué)說中得知，曹丕就是那位應(yīng)該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這作為一個試探器，它是達到了目的的。在11月的下半月和12月10日，關(guān)于天命改變之事在漢獻帝、曹丕、曹丕的隨從和漢朝廷之間進行著活躍的討論，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公元220年12月11日符咒被解開了：漢獻帝遜位于曹丕，漢王朝至此宣告不復(fù)存在。[104]
直接的后果
可是并不能肯定，漢王朝確已走到了盡頭。當(dāng)漢獻帝被廢的消息到達位于西南首府的劉備那里時，他發(fā)布消息說漢獻帝已被弒。再沒有比這更不合乎事實的了。實際上，曹丕給予了遜帝一個漂亮的封號，很優(yōu)厚的收入和其他幾種特權(quán)。可是劉備為他發(fā)喪，他的僚屬開始上條陳，充分地證明劉備就是上天所屬意的漢代的繼承人。中國最優(yōu)秀知識分子之一的諸葛亮（公元181—234年）——他的光輝戰(zhàn)略迄今仍流為口碑并且這時是劉備的主要支持者——也加入了這個勸進的隊伍。或許就是他的陳詞比別人的說法更能打動劉備，使劉備采取了下一個步驟。公元221年5月15日劉備也即位為帝，特別強調(diào)漢運永世不衰之意。他說，他是漢室的一員（這可能是千真萬確的），因此他的王朝也稱為漢。所以，漢朝的統(tǒng)治在帝國的西南部得以延續(xù)。[105]
第三位軍人頭目似乎使人意外。他暫時承認了北方的魏王朝，接受了“王”的封號。可是孫權(quán)在公元222年也自建年號，這表明他不完全承認魏的統(tǒng)治。改元因是皇帝的特權(quán)；劉備曾在公元221年稱帝時就自己建了年號。從222年起就有三個年號：一為魏，一為劉備的漢，再一個便是孫權(quán)。毫無疑問，由于孫權(quán)不能宣稱漢帝已遜位于他，他也不能說他本人是漢室的一員，所以他只以自己的王的封號為滿足。只是到了公元229年才有符瑞紛紛預(yù)言孫權(quán)宜有帝號。從公元229年5月23日起孫權(quán)便成為吳國的第一位皇帝，因此中國就有了三個皇帝。[106]劉備死于公元223年，曹丕死于226年，但他們的嗣君都繼續(xù)互相戰(zhàn)斗，一直打了半個多世紀。
對漢王朝滅亡的剖析
漢朝滅亡了，因為改朝換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從老百姓到曹操一幫人中的各種勢力集團莫不作如是觀。虛弱的幾位皇帝，或者宦官們、皇后們以及黃巾軍都被指責(zé)應(yīng)對漢朝之亡負有責(zé)任，但直到它滅亡了千余年之后還有人想使它復(fù)辟。對于有些人來說，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違法性玷污了魏國的皇帝及其繼承者。這種觀點就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這三國之中誰是法統(tǒng)的繼承人？
王朝與形而上學(xué)
和羅馬帝國的情況一樣，關(guān)于漢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國為什么衰落的問題。此答案與關(guān)于羅馬衰落的原因一樣，也是眾說紛紜的，比如有人認為應(yīng)責(zé)怪某些皇帝，有人認為應(yīng)該注意超越個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因素。當(dāng)然，及身目睹事變的政治家和隔了相當(dāng)長時間來考慮這些問題的歷史學(xué)家之間的答案是有差別的。
對于漢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釋，是14世紀一部小說關(guān)于該王朝滅亡的弁首語：“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07]這種解釋把所有行為者及其一切行為都看做是本質(zhì)上從屬于某種更大的、經(jīng)過經(jīng)驗證明了的過程，因此，任何已經(jīng)創(chuàng)建起來的事物都會有朝一日走向瓦解。這種觀點頗接近于西方歷史學(xué)家的那種觀點，即認為羅馬帝國的衰亡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過程的結(jié)果，好像一個帝國就是一個必然趨向于機體腐朽的有機結(jié)構(gòu)一樣。
另外有一些人把問題看得更仔細一些，他們想給漢王朝的明白無誤的沒落找出實質(zhì)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個學(xué)派認為，漢朝的沒落只是一個暫時事變，它終究會重新露出水面。這個學(xué)派以劉備的做皇帝為辭，但這種聲調(diào)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東南部也很沉寂，因為孫權(quán)那時在登基的時候也宣稱漢朝“氣數(shù)已盡”。另一派人退而承認漢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有征服了整個中國的人才能被稱為它的繼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這一派人，他們的聲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沒。可是，這兩種想法都沒有完全消失，在未來的許多世紀中繼續(xù)發(fā)揮影響。
第三派思想家主張漢王朝已無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這一派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們必須對這一派理論尋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廢黜的意義。不用多所懷疑，它產(chǎn)生于老百姓當(dāng)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叛亂者擁立的敵對皇帝所表達出來。如果只有一個這樣的皇帝，我們當(dāng)然可把它一筆抹殺，認為它是孤立的現(xiàn)象。但是在公元132—193年間，我們至少在文獻上可以找到全中國有14個這樣與漢對立的天子，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存在著一個過程。一方面，皇權(quán)受到了宗教的影響；另一方面，民間的宗教理想越來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現(xiàn)了出來。
在漢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約在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因他的軍事勝利而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時，秦已“失其鹿”，誰得到了這匹鹿誰就可以稱皇帝。可是，皇帝們漸漸獲得了新特權(quán)。從公元前113年起，皇帝在一定的時間內(nèi)公布年號，以便確定年代。因此，公元前104年被稱為太初元年，次年便稱為太初二年，以此類推。太初過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公元前100年被稱為天漢元年。[108]
乍一看來，好像前漢的皇帝們能隨意自由地公布新年號，但仔細一考察就會看到，事實并非如此。漢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漢宣帝、成帝和哀帝也是如此；漢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漢昭帝是六年一次。這絕非巧合；它強烈地表明，漢代諸帝在他們能夠改變年號之前有一種尚未知曉的原因使得他們必須與確定時期聯(lián)系起來。甚至?xí)簳r推翻了漢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沒有超過六年以上。只有后漢諸帝不受這種約束，似乎可以隨意改元。因此之故，這時的年號可以生效數(shù)十年（最長的年號延續(xù)到32年），但也有些年號只用了僅一年的（例如公元120年、121年和150年都代表一個完整的紀元）。后漢諸帝在這方面比起前漢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漢的最后十年，漢王朝開始與圖讖式的預(yù)言預(yù)兆之說聯(lián)系了起來，那些預(yù)言王朝壽命長短的圖讖出現(xiàn)了，預(yù)兆則不再僅僅表示上天的憤怒，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變朝代過程。[109]在王莽的統(tǒng)治這個間斷時期之后，漢王朝于公元25年中興，它本身就是一個大大地受這類預(yù)言支持的事件，同時它也把其他相敵對的觀點打人了地下。
圖讖預(yù)言被認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賢所寫。據(jù)人們說，五經(jīng)說出了所有真理，但是，這位圣人始終知道它們的文字艱深。因此，他給經(jīng)書都寫下了秘密的附錄，以便使他的意旨得為人們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漢末年這些附錄被人們“發(fā)現(xiàn)”，被用來擁護或者反對漢王朝。曾經(jīng)有人說，由于把圖讖諸典籍的著作權(quán)和孔子聯(lián)系起來，儒家經(jīng)書的威信就被附會是和那種疑信參半的算命術(shù)有關(guān)。[110]如果事實是如此的話，后漢之信奉圖讖也一定被看做是要努力把儒經(jīng)的威信用來給漢朝的復(fù)辟服務(wù)。
由此可見，雖然后漢的皇權(quán)以武功建立起來，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學(xué)上有其立足點。在早先幾代皇帝統(tǒng)治時期，皇帝的現(xiàn)世的和超自然的權(quán)力之間并無明顯的區(qū)別；在后來幾代皇帝時這種區(qū)別就為人們所接受了：皇帝不需要既要統(tǒng)，又要治。有許多兒童皇帝證明了這一點；當(dāng)不能期望他們真正治理國家時，他們只要擺個樣子就足以滿足精英統(tǒng)治階層精神上的需要。
但是，現(xiàn)在得回頭來談?wù)勚袊嗣瘢翰挥皿@奇的是，要用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使皇權(quán)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皇權(quán)思想于公元前221年加在人民頭上，但不管精英集團為它會建立什么樣的一些理論，廣大的民眾接受這種理論是需要有一段時間的。
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強皇權(quán)的是所謂的“五行”論：[111]萬事萬物，大自歷史的運動，小到人體的微細活動，都是土、水、火、木或金這五種中某一種超自然力量發(fā)生作用的表現(xiàn)。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要的是應(yīng)該知道哪一種力量在某一時間內(nèi)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們計不及此，反而逆此當(dāng)運的力量行事，當(dāng)然就要以失敗告終。大而言之，歷史被看做是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個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種力量，同時每一個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舊布新。公元26年，后漢的第一個皇帝決定當(dāng)時是火德當(dāng)運，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現(xiàn)。紅色與火德相應(yīng)，因此我們常稱之為“炎漢”或“炎劉”（劉，即皇室之姓）。
王朝這種超自然合法性的一個弱點就是它有著內(nèi)在的流動性：人們普遍認為，沒有一種力量會永遠當(dāng)運，因而只要有跡象表明一種新力量要來當(dāng)運時，那就意味著該王朝會有什么后果。如果“五行”的理論一方面能提供王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換代的工具。最常見的理論是說，火德在適當(dāng)?shù)臅r候會為土德——色尚黃——所取代。但是問題在于，人們尚不能確定這種取代在何時發(fā)生和如何發(fā)生。是土克火呢，還是火生土？從政治方面說，新王朝到底是要通過征伐來建立呢，還是用和平方式建立？
對于漢代的民間宗教我們知道的很少。我們可以總括起來講，它必然是分散而不成體系，每一個地區(qū)都有它自己的風(fēng)俗習(xí)慣和神靈。對于官方歷史學(xué)家來說，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務(wù)，這種現(xiàn)象不值得留意。可是在后漢，宗教有時采取群眾運動的形式，例如在公元107年，當(dāng)時的歷史學(xué)家注意到北部居民有一次群眾大遷移運動，那里的人民中間流傳著大驚小怪的議論。公元175年也是這樣，朝廷據(jù)報有群眾運動，黃巾軍便是由宗教孕育起來的最惹人注目的群眾運動。從近年來的研究得知，在后漢中葉存在著這樣一個教派，它預(yù)告會降臨一個彌騫亞式的人物來拯救信教者脫出塵世的苦難。[112]宗教和政治形成了一個有力的混合物，因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須對付因與某種超自然的或宗教的體系有關(guān)的人民推戴的敵對皇帝的問題。
與此同時，王朝的合法性問題在社會精英集團中間卻有不同的說法。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承認，漢王朝和劉氏是帝號的合法擁有者，因此即令他們對某個具體的皇帝不滿意，他們也不想換一個朝代。相反的，他們搞了很多計謀用劉家的另一個成員去替換健在的皇帝。在公元107年，或許在127年、147年和188年，我們有材料得知，他們都曾密謀換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如果有哪一個密謀竟然成功的話，則新皇帝仍須出自劉氏。當(dāng)反董卓的聯(lián)盟在公元191年深長計議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時候，他們考慮的人選還是找到劉家成員的身上。如果說在人民中間有許多跡象表明漢王朝天命已告終結(jié)的話，這種想法并未浸染到精英上層人物中去。
正是在漢王朝紛亂擾攘的最后30年中，這種觀念終于開始影響了上層集團。舊的精英人物已經(jīng)凋謝，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軍人和兵法家，帶來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懷的預(yù)言學(xué)（讖緯學(xué)說）又重新走上前臺，因而在前漢的末年，預(yù)兆又被人們說成是漢王朝的末日即將來臨的跡象。在主張改朝換代的人們看來，建立一個新王朝不僅是軍事上的問題。他們認為，這時自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時候，而毋寧是上天已預(yù)先挑選了它的人選的時候。那些把漢獻帝的遜位僅僅看做是權(quán)力政治的冷酷游戲的人，是對事件的宗教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錯誤的估計。按照這種想法，舊王朝是自動退位，并自動把天命讓給新人的。在這一方面，精英上層人物的想法與老百姓的不同。事實證明，帶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間接受了改朝換代要靠馬上打天下的理論。但漢獻帝遜位的事實又具體表明，和平地和自動地改換朝代的理論在上層精英集團中是很盛行的。
如果我們承認在前漢的末年，改朝換代的理論開始變得明顯地見之于上層精英集團之中；如果我們承認它后來被光武中興打入地下后又在后漢的最后一個世紀同民間宗教結(jié)合在一起；如果我們承認它經(jīng)過修改在最后被各種軍閥所集結(jié)而成的新的社會精英集團接收過去，那么，漢代為什么衰亡的問題就能部分地求得解答了。漢代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一種超自然的哲理體系成長起來之后催了它的命，這個體系只是等待一個合適的人選來實現(xiàn)它的理論而已。許多人相信曹操便是這樣一個人；但他表示敬謝不敏。他試圖建立一種新結(jié)構(gòu)，那就是使皇帝統(tǒng)而使將軍們治。他的兒子曹丕沒有接受乃翁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幾條理由來急于擁有皇帝尊號。
曹丕作為曹操的世子，他子承父位是無人與之抗衡的；如果他當(dāng)上了皇帝，那么，要搞掉他就等于要搞掉一個皇帝，而像歷史所告訴我們的那樣，這樣做不會得到支持，也不會得到成功。除此之外，曹丕有一個有權(quán)有勢的父親，但即令他繼承了曹操的爵位，也并不能保證他也繼承了曹操的威望。他在父死不久就有些急匆匆地去南部領(lǐng)土上巡視，其中也有他致力于要深獲軍心擁戴之故。另一使曹丕即位做魏王朝開國皇帝的原因，可能是他比漢獻帝小五歲，因此他所處的地位不那么適合向獻帝發(fā)號施令。
當(dāng)說完和報道了這一切之后，我們?nèi)匀徊恢啦茇遣皇鞘艿搅怂约旱墓賳T們的壓力，抑或廢黜獻帝的整個過程是由他本人計劃和發(fā)動的。事實的真相可能是這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但是，如果曹丕認為他自己稱帝就可以像漢朝皇帝那樣贏得同樣的忠心，歷史證明他是錯了。
關(guān)于漢王朝衰微的傳統(tǒng)理論
大多數(shù)歷史學(xué)家把后漢的歷史都說成是一部從虎虎如生的開頭到毀滅性的滅亡的逐漸衰亡的歷史。所以自然而然地他們會發(fā)問，這種衰亡是怎樣發(fā)生的。傳統(tǒng)上有三種答案。有些歷史學(xué)家指責(zé)某些皇帝個人；另有些歷史學(xué)家怪罪于婦人和宦官；再有些人則歸罪于黃巾軍。
關(guān)于后漢和劉備蜀漢王朝的歷史，在公元304年的史書中有如下的敘述：
……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圣武，恢復(fù)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fù)明，神器幽而復(fù)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后，皇嗣漸頹。天步艱難，國統(tǒng)頻絕。黃巾海沸干九州，群閹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兇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崛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
何圖天未悔禍，后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113]
這是一篇出色的親漢代的宣傳鼓動文字，它寫于公元304年又一次復(fù)興漢室的時候（見下面《漢人不斷堅持的理想》小節(jié)），它所包含的要旨被研究漢代衰亡原因的中國歷史學(xué)家一再予以強調(diào)。我們看到它提及某些皇帝個人的作用，兒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響（“國統(tǒng)頻絕”），黃巾和宦官的為患（“群閹毒流”）。它對魏王朝顯示了明確的偏見（即“曹操父子”），因此預(yù)示了后世關(guān)于“合法性繼承”的爭論的問題（見下面第356頁以下）。最后，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種不絕如縷的思想，即漢王朝不會真正地死去。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還有一句話，據(jù)說漢王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過于姬氏”，這樣就意味著至少要歷時千年，歷世約四十君。[114]
許多中國歷史學(xué)家都討論個別皇帝的功與過，因為他們覺得，就是這些皇帝引起了漢王朝的興盛或衰亡。不算兒童皇帝（后漢有五人），后漢包括九位皇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靈帝和最后一位獻帝。按照傳統(tǒng)的想法，這九個皇帝中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則是昏庸無道。對于第一位光武帝人們總認為他是好君主，凡是稱頌開國君主的一切嘉言懿行也都必然往他身上扣。末代皇帝也享有好聲譽，但這卻叫人感到奇怪，因為事實上是，傳統(tǒng)歷史學(xué)家經(jīng)常認為末代君主就是罪惡的象征，不會治理國家。史家范曄（公元398—446年）總結(jié)了大家的意見，他寫道：“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115]
第二代君主明帝也被認為是好的，只除了認定他刑罰苛刻之外。其后章帝也是好皇帝，可是，歷史學(xué)家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在他身上開始看到了漢王朝衰落的跡象；[116]其后的五個皇帝就都受到責(zé)難。早在公元190年，學(xué)者蔡邕就稱和帝、安帝和順帝都“無功德”。公元219年，當(dāng)人們在和曹操議論漢代歷史的時候，都認為安帝是第一個壞皇帝。自此以后，傳統(tǒng)就在和帝和安帝之間搖擺，要找出誰是第一個壞皇帝。他們的后繼者順帝、桓帝和靈帝受到普遍的責(zé)難，但是，桓帝和靈帝又比順帝更壞。在適當(dāng)?shù)臅r候，“桓靈”一詞即意謂“暴虐的政府”；此詞在后世的政治詞匯和詩的語言中即等同于“幽厲”，此即傳統(tǒng)觀點上的兩個壞的周王。[117]
如上所見，圍繞著后漢諸帝所產(chǎn)生的歷史成見是在后漢最后幾十年中開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這種成見給漢代衰亡的傳統(tǒng)理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歷史學(xué)家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把后漢的歷史分為四大段。第一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時期，每一個人——“下至虎賁衛(wèi)士”——都經(jīng)明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順帝三朝則缺乏此等優(yōu)良風(fēng)氣。所幸的是，最初三位皇帝的遺化對高級官員仍在起作用，因而產(chǎn)生了許多優(yōu)秀的政治家。他們往往拼著性命來防止國家的垮臺。如果順帝能有好的繼承人，漢王朝可能會再度興盛，但很不幸，順帝之后卻是接著“桓靈之昏虐”的時期。
這幾名皇帝不僅堅持其先輩皇帝的愚蠢，而且他們更進一步殘害忠良，以致朝廷污濁，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后階段，漢獻帝成了“乘輿播越”的游蕩者，雖然從前的偉大在他身上仍殘留著最后的痕跡。僅僅是他的存在，就足以阻止曹操這個“暴戾強伉”之徒奪走他的帝位。[118]
歷史學(xué)家趙翼（1727—1814年）卻持論不同。他說，光武帝不出自前漢皇室的大宗，而是它的小宗。因此，他的創(chuàng)建后漢“譬如數(shù)百年老干之上特發(fā)一枝，雖極暢茂，而生氣已薄”。因而不足為怪的是，不用說幾個兒童皇帝，其中和帝、安帝、順帝、桓帝和靈帝都青年夭折，無一人活過了34歲的。只有光武帝、明帝，而且令人不解的是還有獻帝，卻都活過了那個年歲。在他看來，整個帝國的繁榮昌盛是同皇帝個人的長壽相聯(lián)系的，而某王朝的衰落也可從它的諸帝的早死看得出來。[119]
趙翼認為重要性在于漢代諸帝早死者多，這可能不是太牽強附會的。當(dāng)人們問到傳統(tǒng)的歷史學(xué)家，為什么從和帝和安帝直到靈帝都是壞皇帝時，千篇一律的回答都會說：“因為他們允許婦女和宦寺當(dāng)政。”正是在這里，諸帝的早死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兒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會沒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從根本大法上說，沒有太子，就會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實行攝政，因此，他們要從旁支挑選一個新皇帝，從而使“新枝發(fā)自新枝”。
自然，他們會挑選一個年輕的皇帝，以便他們能延長自己的權(quán)力。同樣自然地，如果皇帝長大成人，他不會滿意攝政的影響，而會開始尋找同盟者。官僚們對他沒有用處。他們要么被收買，要么屈從于外戚家的威勢，而且不論在何種情況下，皇權(quán)的擴大是不符合官僚們的利益的。結(jié)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懷抱：他們往往成為他的唯一的寵信者。當(dāng)攝政被搬掉的時候，作為皇帝旨意的唯一解釋者和執(zhí)行者的宦官，便來填補了權(quán)力的真空。這樣，宦官的統(tǒng)治被說成是婦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結(jié)果，而婦人之治又反過來被說成是男人系統(tǒng)虛弱的無可避免的結(jié)果。
從根本上說，人們把婦人之治和宦寺之治跟皇帝的早死聯(lián)系起來（像趙翼那樣），或者把它們跟道德淪喪聯(lián)系起來（像司馬光那樣），這都是無關(guān)緊要的。事實仍然是，婦人之治和宦寺之治確實是從和帝開始的、直到公元189年9月宦官被屠殺時為止的后漢歷史的特點。為什么婦人之治與宦官之治要被看做是漢王朝衰落的象征呢？奇怪的是，傳統(tǒng)歷史學(xué)家?guī)缀醵疾辉竸谏竦厝ソ庹f這件事情；論據(jù)是不足為奇的。有時我們會從書本上知道，權(quán)力必須產(chǎn)生于陽，即自然界的積極的、朝氣蓬勃的陽性本原。[120]女人自然代表陰，是其反面的、被動的本原。宦官也被看做是陰，因為他們的陽性已被去掉了。由此觀之，婦人和宦官之治被說成是由陰所產(chǎn)生的權(quán)力，而這是傳統(tǒng)思想家所憎厭的概念。
天、地和自然也都厭惡這種統(tǒng)治，因此用彗星、地震和生畸形人來示警。認為自然本身也討厭婦人和宦者之治的這種概念也很古老。當(dāng)歷史學(xué)家司馬彪（約公元300年）把這種奇異的現(xiàn)象列舉出來時，他解釋說，它們大多數(shù)都是由婦人和宦官之治引起的。[121]曹操死后僅一個月，他的兒子、世子曹丕當(dāng)時僅為魏王而尚非皇帝便立下一個規(guī)矩，即只許宦官當(dāng)奴仆，余職一概不許染指；公元222年已身為皇帝的曹丕，在他冊封第一名皇后時就下令，皇后和皇太后及其所有外戚，從今以后，一律不得參與政府事務(wù)。[122]
除壞皇帝、母后攝政和宦官之外，還應(yīng)加上第四個促使?jié)h王朝衰亡的原因：即黃巾軍。有幾個傳統(tǒng)歷史學(xué)家把黃巾軍看成是使?jié)h朝衰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歐陽修（1007—1072年）寫道：“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而“已無救矣”。[123]何焯（公元1661—1722年）把黃巾軍之亂與宦官之治聯(lián)系起來，他寫道：“東都黃巾蟻聚，群雄龍戰(zhàn)，皆由宦者流毒。”[124]
這種歷史成見也影響到了西方歷史學(xué)者。像他們的中國同行那樣，他們也強調(diào)指出壞的或不負責(zé)任的皇帝，涉及太后和宦官之間的派性斗爭，以及黃巾軍，把它們視為導(dǎo)致漢王朝沒落的征候或原因。但是，西方歷史學(xué)家搞不懂如何按照道德淪喪論來衡量皇帝之壞和他不配做皇帝。由于事實上一個朝代的皇帝們（創(chuàng)國之主除外）都長于深宮之中，脫離人民，被金粉豪華的生活和陰謀詭計所包圍，所以他們把這些皇帝的習(xí)性看成是這種事實的必然結(jié)果。[125]就后漢的情況來說，這種解釋又有些不足恃，因為安帝、桓帝、靈帝和獻帝的早年都不住在宮內(nèi)，但是，這種情況對他們配不配治理國家似乎沒有起什么影響。
皇太后、她們的外戚以及宦官，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文籍中，都說他們是漢王朝衰微的征象。近年來，人們試圖重新評價宦官在后漢沒落方面的作用。[126]宦官遠不是王朝軟弱的象征，而事實上是在完成一個很重要的憲法目的。據(jù)說，漢代政府依靠一個互相制衡的體系來防止任何集團獨掌大權(quán)。當(dāng)外戚家破壞了這個平衡的時候，皇帝在憲法的意義上就得恢復(fù)它，因此，這時宦官就被引進其中了。
如果外戚家贏得了這場斗爭，漢政府的這套體系就會被打亂，漢王朝的滅亡也就會提前到來。這樣看來，宦官實際上是應(yīng)該為王朝的延長壽命記一功的。但這一說法也有一個弱點：在后漢時期有許多外戚手中之權(quán)足以另建一個新王朝，可是他們并沒有這樣做。這不是他們沒有本錢這么做，而是因為在那時的精英尚未找到能夠使改朝換代的行為合法化的政治的或超自然的理論。
黃巾軍通常被西方作者視為漢朝垮臺的一個重要因素。這部分的是由于大陸的中國歷史學(xué)者不厭其詳?shù)貙懥宿r(nóng)民起義。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編纂學(xué)中，農(nóng)民起義被看做是一種進步的成分，而在1960年前后又出版了一大批關(guān)于這個問題的研究論著。這種興趣部分地影響到了西方的漢學(xué)，因此之故他們也就發(fā)表了許多關(guān)于黃巾軍的研究。[127]平心而論，認為被逼上梁山的農(nóng)民起義能夠推翻一個王朝的這種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后漢來說，它的因果問題并沒有像許多中國共產(chǎn)黨史學(xué)家和西方史學(xué)家所闡述的那樣清楚。
黃巾軍叛亂爆發(fā)于公元184年。它在以后的年代里周期性地此伏彼起，政府結(jié)構(gòu)由于時不時的叛亂而有所改變。公元192年，曹操戰(zhàn)勝了據(jù)說是有30萬人的黃巾軍。他把他們編入了自己的軍隊，但在192年以后仍有黃巾軍繼續(xù)活動的跡象。他們有時幫助這個軍閥，有時又去幫助那個軍閥，有時又自己獨立活動。可是在公元207年以后，他們的名字不再見于記載，因此他們對公元220年的漢獻帝退位未能起到直接的作用。
但是，他們的間接作用或許比他們的直接卷入更為重要。在許多宗教性質(zhì)的叛亂中，黃巾軍比其余任何叛軍更直言不諱地說到漢朝已至末日臨頭。“蒼天已死，黃天當(dāng)立”，這就是他們在公元184年的口號。“蒼天”通常意指漢朝，雖然按正統(tǒng)理論漢朝是色尚赤。[128]公元192年，他們給曹操送去了一封信，斷然拒絕他們和曹操之間和解之意向。他們寫道：“漢行已盡，黃家當(dāng)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129]現(xiàn)在我們不能肯定，大量黃巾軍在公元192年合并到曹操軍隊中來究竟是否加強了那些主張馬上實行改朝換代的精英上層集團；我們只能說，合并沒有削弱這種思想。
黃巾軍對于隨著靈帝之死之后公元189年一些事件的影響，我們也很難加以估計。董卓在184年取得了對黃巾軍戰(zhàn)爭的第一次勝利。接著，曹操、劉備及其他一批將領(lǐng)也都取得了勝利。在這一方面他們的作用是重要的，雖然其作用是非直接的；而且應(yīng)該強調(diào)指出，黃巾軍完全沒有直接卷入到公元189年的事件中去。
雖然叛軍在反對朝廷和漢王朝，但是事實上很清楚，一個活生生的皇帝，即使像漢獻帝那樣已成為“乘輿播越”者，仍然使得他們感到畏懼和不舒服。漢獻帝幾次落入了叛軍手中：公元192—195年朝廷被侵蝕時是如此，195—196年乘輿回洛陽后也是如此。雖然從理論上講弒一個十余歲的皇帝易如反掌，但事實上甚至滿朝文武慘遭殺戮之際，他也被留下了性命。叛軍伴隨東逃至洛陽的獻帝時，他們一有機會也就很樂于放他走，因為有他在身旁會使他們感到不舒服。他們沒有能力另立新皇帝和另建新王朝，這無疑是因為他們確實沒有想出一套透徹的理論來支持改易王朝。這得讓精英上層集團去搞這種理論，但漢代最后幾十年的混亂卻給這些集團及其人士有了站到前臺上來的機會。當(dāng)曹丕在公元220年同意這個理論并接受了漢獻帝的退位時，黃巾軍似乎在他心里沒有占到最主要的地位。
漢人所不斷堅持的理想
把全中國統(tǒng)一在一個領(lǐng)袖之下，這就是中國歷史所最堅持不懈的理想，甚至在公元20世紀這個理想與在公元前5世紀也是同樣明顯。不論什么時候，中國如果處于分裂割據(jù)之下，這都被認為是暫時局勢。在漢以前的戰(zhàn)國時期和漢以后的中世紀時期，和平從未延續(xù)過幾年以上，但所有戰(zhàn)爭的最終目標(biāo)只有一個：把中國重新統(tǒng)一到一個領(lǐng)袖之下來。
在戰(zhàn)國時期，各國王侯本人或許并不完全懂得應(yīng)采取的這種統(tǒng)一和這種領(lǐng)導(dǎo)的形式，但是在中世紀時期（漢亡后的4個世紀，公元220—589年），漢之為漢的統(tǒng)一和秩序作為這種形式和領(lǐng)導(dǎo)的現(xiàn)實而受到人們的回憶，而且漢之為漢的名稱又總是象征著已經(jīng)失去的完美郅治，象征著他們企求的統(tǒng)一。有幾位統(tǒng)治者或者徑稱其朝代為“漢”，或者把自己的宗譜同漢代諸帝掛上鉤。有幾家王室甚至自豪地追蹤自己的先祖出自漢代某個官閥，還有遠在日本的某些氏族也自認是漢代諸王的苗裔（有時是本無其事的）。
在蜀漢王朝也發(fā)展了一種理論，即這幾個漢王朝有如兄弟先后出生那樣，它們也是前后相繼的。前漢被視為老大哥，后漢被視為仲，新興的蜀漢則被視為季。[130]這個王朝在公元263年被鎮(zhèn)壓下去，但40年以后，即公元304年，在華北又成立了新的漢王朝。關(guān)于這個王朝建立的前因后果，已見前面所引史書的部分敘述。
它的統(tǒng)治者劉淵（死于公元310年），本是匈奴的一個王，但在公元304年卻另外添了一個“漢帝”的尊號。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姿態(tài)。劉淵深通中國古代歷史的事實，他因而知道有些最偉大的中國天子，就和他一樣，出身于戎狄之邦。他讀過《漢書》，知道500年以前，第一位漢代的皇帝就曾經(jīng)把一名公主下嫁給他的祖先。從這次婚姻傳下來的世系就姓了皇室家的劉姓，以表示對公主的尊敬，而這就是一種跡象，表明漢室和該公主的后裔——劉淵本人——之間是甥舅關(guān)系。
劉淵對后漢歷史的盛衰及其伴隨著滅亡的事件知之甚詳。他認為蜀漢是漢代的真正繼承者，所以他很知曉蜀漢的歷史，其言論有如下述：
……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jié)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嶇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干天下。[131]
蜀漢之帝，即劉備的兒子在公元263年恥辱地投降了北方的魏國，但劉淵對蜀漢這個不光彩的結(jié)局視而不見；此時他正在魏國的京師做一名小官。40年以后，即公元304年，他決定特別強調(diào)這種“甥舅”關(guān)系，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漢王朝。當(dāng)他在公元310年死的時候，他被謚為“光文”；按照中文的習(xí)慣，“文”（指文才）與“武”（指武藝）相對而言，因此，他被謚為“光文”，就是把他放到了與后漢開國之君“光武[帝]”相當(dāng)?shù)牡匚弧?/p>
他建了一個太廟，在里面祭祀著最赫赫有名的漢代諸帝，這就意味著漢王朝繼續(xù)存在，直到這座太廟于公元318年在“鬼夜哭”聲中被燒為平地。[132]但是在此期間，“漢”的名義上的魔力還是起了作用的。公元311年，這個匈奴的漢王朝攻取了京師洛陽，生俘了漢族的皇帝。當(dāng)這位好奇的匈奴皇帝問他的漢族對手事情怎么會發(fā)展到今天的地步時，這個不幸的受害者感到必須以完全出于天意作答，他說：“大漢將應(yīng)乾受歷”，這就是假定漢朝的歷數(shù)可垂之久遠。[133]
漢人在這時又在另一個京師立了另外一個皇帝，但卻是完全無用。這個異族的漢王朝的軍隊在公元316年攻破了長安，一個中國皇帝又一次被他的匈奴對手所生俘。過了不久，匈奴皇帝的兒子死去，但過了幾天他又復(fù)蘇，說了一個奇異的故事：即他看來已經(jīng)死去，但他實際上是去遨游了天宮，他在那里會見了劉淵的神靈；劉淵告訴他，上天已為他的父親留下了一個位置。另一位天上的王要求他帶回一件禮品到人世中來，帶給漢皇帝。當(dāng)檢查這件禮品的時候，它證明了這兒子的故事是真實的。漢帝因而特別高興，說他不再懼怕死了。[134]
漢帝的君權(quán)雖然在地府很威靈顯赫，但在地上，它的人世上的權(quán)威在公元318年宗廟被毀以后卻大大地黯然失色了；公元319年，在位的匈奴皇帝放棄了“漢”的名號，而改稱為“趙”。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和劉淵的想法不一樣，他認為匈奴皇帝代表著一個獨立的王朝。他們不是漢朝的繼承者，而是晉朝的繼承者，因為晉朝有兩個皇帝曾被他俘虜過。但是直到公元329年以前他們?nèi)匀患漓雱Y，而在329年，這個趙王朝及其所有王公和高級官員又都在洛陽被活埋了。[135]
9年以后，即公元338年，一個新的漢王朝在中國的西南隅——即劉備建都的那個城市——宣告成立。可惜此事缺乏詳細報道，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何做此決定。這位新的漢帝姓李，所以不能想象他會自認屬于劉姓的漢朝皇室。不管是什么原因，這個王朝只立國9年。它的最后一個皇帝投降了晉王朝，因此，晉王朝雖然在北方被匈奴皇帝所侵犯，但它在東南半壁有所恢復(fù)。[136]晉王朝流亡者從此未再恢復(fù)北方領(lǐng)土，艱難地茍延到公元420年：那時一位將軍劉裕（公元356—422年）迫使它最后的皇帝退了位。
劉裕的王朝國號宋，但重要的是他也費盡氣力地把他的祖宗上溯到漢高祖，盡管漢高祖已死了600年。歷史學(xué)家沈約（公元441—513年）在公元487年受皇帝之命講述劉裕的權(quán)力所以興起的緣故，據(jù)他說是因為自漢朝滅亡以來直到當(dāng)時的200年中，人民從來沒有真正忘記漢代，而魏晉兩個王朝實際上只是漢代利益的臨時照管者，是把后漢和劉宋聯(lián)系起來的橋梁。[137]
在這以后，漢的名稱在中世紀又出現(xiàn)過一次。一名北方將領(lǐng)侯景（公元503—552年）因擔(dān)心有生命危險，所以在548年助了當(dāng)時南朝皇帝——即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以一臂之力。南朝朝廷錯誤地相信了他，但當(dāng)侯將軍在南朝首都建康站穩(wěn)了腳跟，他大搞恐怖政策，餓死了時年85歲的老皇帝，另立了一個傀儡為梁帝，最后還是在公元551年自己當(dāng)上了皇帝。侯景的這個短命的王朝（侯景于次年被殺，梁室復(fù)辟）也稱為漢，其理由我們尚無所知。很明顯，侯景從北方隨身帶來了這樣一種思想：漢之為漢可能成為一種強大的宣傳工具，因而他可能是想要這個名號的精神力量來保證他的王朝萬古千秋。[138]
在此以后的366年，“漢”的名號消失了。在此期間，中華帝國在公元589年被隋王朝統(tǒng)一，接著是光輝璀璨的唐王朝，直到公元907年。唐王朝瓦解以后的混亂也令人想起了漢亡之后的情況。在公元907—980年間的大約15個王朝中間，有4個是其國號為“漢”的。其中最長的一個王朝從公元918年直到971年，而以廣州為基地。一個奇怪的細節(jié)是，廣州皇帝們雖然也姓漢家皇室的劉姓，卻可能是阿拉伯人之后裔。在北方也建立過兩個漢王朝，其一從公元947年到950年，其一從951年到979年。這兩國的皇帝都是非漢族人，雖然他們的皇室也都姓劉。最短的漢王朝只存在了一年（公元917年），是在西川成立的，即劉備蜀漢所曾統(tǒng)治過的那個地方。可是，它的統(tǒng)治者并未自稱是出自劉姓。[139]
最后一個國號為“漢”的王朝是在此400年以后，即在公元1360年成立的，它的建國者本是一個漁人之子，但不知是什么動機促使他在漢獻帝退位一千多年之后卻采用了赫赫有名的“漢”為國號。這個王朝僅立國四年就被明王朝的開國之君所消滅，因而其詳不可得而知。[140]自此以后“漢”的名稱仍歷久未衰，例如“漢字”之義便是指中國文字，“漢族”便是指北部中國的人民。中國人迄今指某人是“漢學(xué)者”（Han scholar），此即我們西方人所稱為的“漢學(xué)家”（sinologist）。
正統(tǒng)的繼承
公元200年以后各個漢王朝的建立，都以它們自己的方式表明一種古老的思想：“漢”并未實際死亡。但是歷史學(xué)家得處理事實，而傳統(tǒng)的中國歷史學(xué)家在寫到公元220年以后時期的時候，他就面對著一個問題。在那個時期有過三種歷法，因而歷史學(xué)家得選其一個作為主要歷法，這就是要選其中的一個作為主要的王朝，使之可以系年記事。歷史學(xué)家在這件事情上并不是主觀武斷的；相反的，他所選擇的王朝和歷法都是他認為合法的，因此他就把另外兩個王朝宣布為非法的了。
這個問題被稱為正統(tǒng)繼承論的問題。這個問題即是指：漢朝的天命是否已在公元220年轉(zhuǎn)移到了由漢獻帝禪位的曹丕身上，抑或轉(zhuǎn)到了屬于漢皇室成員的劉備身上，還是轉(zhuǎn)移到了和漢王朝無絲毫瓜葛的孫權(quán)身上。這最后一種可能性未被人們考慮過，因為所有歷史學(xué)家都一致認為孫吳是閏位。要挑正統(tǒng)者就應(yīng)在劉備和曹丕之間進行，因為他們兩人都自稱是漢王朝的真正繼承人。
在公元220年之后的分裂割據(jù)時期，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學(xué)術(shù)上的。當(dāng)漢人諸王朝在公元316年被北方的非漢人入侵者驅(qū)趕到中國東南部時，對它們來說重要的是定要知道，它們才是天命的真正持有者和繼承人。它們相信，真正的天命能像精神屏障那樣保護它們免遭北方魔鬼的侵犯，并且最終能幫助它們恢復(fù)中原。
歷史事實有如下述。公元263年，劉備的蜀漢王朝被他的北方對手曹丕的魏王朝所征服；266年，魏王朝又禪讓給新的晉王朝；280年，這個晉王朝又征服了東南部的吳國，因此統(tǒng)一了帝國全境。公元316年，晉王朝被趕到南方，繼此而往，華北便被非漢族王朝所統(tǒng)治。在南方，晉在公元420年讓位于宋；宋在479年讓位于齊；齊在502年讓位于梁；梁又在557年讓位于陳。陳王朝滅亡于公元589年，它被北方的敵國隋所征服，因而中國便又一次獲得了統(tǒng)一。
歷史學(xué)家習(xí)鑿齒（死于公元384年）對曹操顯得很不公正。在他的目光中，魏是漢的叛臣賊子，所以真正的天命已歸于西南的劉備。劉備王朝滅亡以后，天命重新回到北方，而被授予了晉王朝，習(xí)鑿齒本人便是生活在晉王朝時代。對于他來說，晉王朝是漢的直接繼承者，其間并無任何中間人。[141]
歷史學(xué)家和文學(xué)家歐陽修（公元1007—1072年）用另一種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按照他的觀點，漢以后的所有三個王朝都同樣不是正統(tǒng)，因為它們誰也沒有重新統(tǒng)一帝國。他極力主張，真正的天命在公元220年已被完全切斷。它短暫地重現(xiàn)于晉，即當(dāng)晉在公元280年重新統(tǒng)一中國的時候；但是后來它又被中斷了，只是在589年隋重新統(tǒng)一了帝國之后才又出現(xiàn)。[142]
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不得不更實際一些。當(dāng)他編纂他的大部頭中國史書時，他必須在這三個后繼國家的歷法中作出選擇。他挑選了魏王朝的歷法，而摒棄了另外兩國的歷法。為了說明他的選擇，他發(fā)揮了這樣一種理論：帝國的統(tǒng)一必須被看做是真正天命的先決條件。在他看來，只有漢、晉和隋是正統(tǒng)王朝，所有其他諸國僅僅是諸封建國家。這些封建列國都是一樣的，即它們都不受命于天，但是，那些接受合法王朝禪讓的封建國家比其他未接受禪讓者要更合法一些。由于這個緣故，他選擇了魏王朝為漢代的主要繼承者，但是他說得很清楚，他這樣做只是權(quán)宜之計，而非出于正統(tǒng)觀念的考慮。[143]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重寫司馬光的史書時，便對這種膚淺的處理辦法進行了攻擊。朱熹以劉備的王朝為真正天命的持有者。對于朱熹來說，劉備的漢皇室血統(tǒng)要壓倒曹丕自稱正統(tǒng)的一切妄想，所以他寫的史書就用了劉備的歷法。對于公元264—280年這個時期，即劉備的蜀漢已經(jīng)滅亡而東南部的孫吳尚未被征服的時期，朱熹就不知怎么辦好了。由于他把那個時期通行的歷法一律看成偽的，所以他的解決辦法是把它們只用小號字來書寫。
當(dāng)吳王朝在公元280年被消滅以后，朱熹認為真正的天命又重新在晉王朝身上出現(xiàn)，所以他又改用大號字來紀年。從這時起，真正的天命在公元317年跟隨著晉室南下，只是在晉王朝亡于420年時天命才又消失。公元589年隨著隋王朝之再度統(tǒng)一中國而再度出現(xiàn)。據(jù)他所見，北方非漢族諸王朝均非正統(tǒng)，正像晉王朝以后所接替的南方諸國那樣。[144]
我們已經(jīng)知道，中國歷史學(xué)家對公元220年的事件評價不一，他們大多數(shù)人對漢獻帝遜位的合法性提出了質(zhì)疑。在這方面，曹丕沒有能夠說服后世，而劉備卻在千年以后仍使人們感到他具有身受天命的權(quán)利。[145]現(xiàn)代的中、西方歷史學(xué)家通常都選用司馬光的實用的辦法，而在把西歷用到了中國歷史中去以后，這個問題就逐漸不復(fù)存在了。在西方漢學(xué)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認為，一個統(tǒng)一的中國比之一個分裂的中國是更正常一些的。其結(jié)果便是，只有漢王朝統(tǒng)治的時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才通常被稱之為漢了。
它的后繼的三個國家通常被總稱為“三國”，而三國及其以后的分裂時期（公元220—589年）有時被說成“中世紀”。在這個時期倏興忽亡的二十幾個王朝中，沒有一個王朝能夠使它的國號代表那個時代。只有在公元589年隋朝統(tǒng)一中國以后才使一個王朝的名稱又代表了一個時代；公元589—618年時期稱為“隋”，公元618—907年時期稱為“唐”，即繼隋以后的唐王朝時期。顯而易見，只有一個王朝統(tǒng)治著全中國的，它的名號才能夠代表那整個時代，因此漢的名號以這種巧妙的方式一直傳到今天的著作中。因為漢的真正名義不僅是一個形而上學(xué)的理論問題；它的核心是中國本身統(tǒng)一的這個非常實際的問題。
張書生 譯
* * *
[1]《后漢紀》卷二二，第21葉（第266—267頁）；《后漢書》卷八，第327頁；《后漢書》卷六九，第2241頁。《后漢書》未載此詔令。
[2]關(guān)于桓帝諸妃的情況，見《后漢書》卷十下，第443頁以下；又見本書第4章開頭部分。
[3]《后漢書》卷八，第328頁；畢漢斯：《東漢的洛陽》，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48（1976），第95頁以下。
[4]《后漢紀》卷二三，第2葉（第270頁）。《后漢書》沒有登載陳蕃和竇武在這一階段中所提的抗議；它只簡單地談到了陳蕃的所“疾”：《后漢書》卷六六，第2169頁。
[5]《后漢書》志第十三，第3283頁。
[6]《后漢書》（卷八，第328頁）所記日期不對。見《后漢紀》卷二三，第1葉（第269頁）。
[7]《后漢書》卷八，第329頁；《后漢書》卷六六，第2169頁以下；《后漢書》卷六九，第2242頁以下。
[8]關(guān)于劉瑜，可看《后漢書》卷五七，第1855頁以下。史籍上關(guān)于太白星災(zāi)異的日期有不同說法，即《后漢書》卷六九，第2243頁為陰歷八月，《后漢書》志第十二，第3258頁為陰歷六月；《后漢紀》卷二三第2葉（第270頁）未說明具體日期。
[9]《后漢書》卷六九，第2243頁；《后漢書》卷七八，第2524頁。
[10]《后漢書》卷六六，第2170頁。
[11]《后漢書》卷六五，第2140頁；《后漢書》卷六九，第2244頁。
[12]《后漢書》卷八，第329頁；《后漢紀》卷二三，第4—5葉（第271頁）。封賞的緣由不見于《后漢書》中。
[13]《后漢書》志第十三，第3270頁。
[14]《后漢書》卷十下，第449頁；《后漢紀》卷二四，第10葉（第290頁）。
[15]《后漢書》卷十下，第450頁。
[16]關(guān)于何進和何苗，見《后漢書》卷八，第348、354、358頁；《后漢書》卷十下，第447頁；《后漢書》卷六九，第2246頁以下。
[17]《后漢書》卷九，第370頁；《后漢書》卷七四上，第2374頁；《資治通鑒》卷五九，第1903頁（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卷58—68所載公元180—220年間的大事記》，〔堪培拉，1969〕，第55頁）。
[18]《后漢書》卷八，第334、354、356頁；《后漢紀》卷二四，第4葉（第285頁）。
[19]《后漢書》卷八，第348頁以下。
[20]《后漢書》卷八，第354、356—357頁。關(guān)于各種將軍的封贈和任命，見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劍橋，1980），第121頁以下。
[21]見下面第8章的《文官的征募》的有關(guān)部分。
[22]《后漢書》卷八，第356頁；《資治通鑒》卷五九，第1890—1891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40頁，并見第385頁注13）記述了這西園八校尉的建立；關(guān)于蹇碩，見《后漢書》卷五八，第1882頁；《后漢書》卷六九，第2247頁。
[23]《后漢書》卷八，第356頁；《后漢紀》卷二五，第9葉（第303頁）。
[24]《后漢書》卷七二，第2322頁；《資治通鑒》卷五九，第1897頁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48頁以下）。
[25]關(guān)于宦官的早期歷史，見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
[26]關(guān)于這些宦官，可看《后漢書》卷三四，第1186頁；《后漢書》卷四五，第1523頁；《后漢書》卷七八，第2522—2538頁。
[27]《后漢書》卷七八，第2525、2534—2535頁。
[28]《后漢書》卷八，第337頁；《后漢書》志第二六，第3590頁以下；見本書第8章《中央政府》的有關(guān)部分。
[29]《后漢書》卷八，第330—331頁；《后漢書》卷六七，第2183頁以下。
[30]《后漢書》卷八，第338、343頁；《后漢書》卷六七，第2189頁。
[31]關(guān)于這些事件，見《后漢書》卷七八，特別是第2534頁以下。
[32]《后漢書》卷八，第333頁；《后漢書》卷五五，第1798頁；《后漢書》卷六四，第2109頁。
[33]《后漢紀》卷二五，第12葉（第305頁）；《資治通鑒》卷五九，第1894頁（德克里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44頁）。
[34]《后漢書》卷八，第345、347頁；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81頁。
[35]《后漢書》卷八，第329、332、333頁。
[36]《后漢書》卷八，第342頁；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第141頁；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78頁。
[37]關(guān)于這些事情及其與政治和其他發(fā)展的關(guān)系的記載，見《后漢書》志第卷十二至十八。關(guān)于把這些事情作為批評之用的討論，見畢漢斯：《〈前漢書〉各種兇兆的解釋》，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22（1950），第127—143頁。以及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2卷，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31（1959），第237頁以下。
[38]郡守花的錢從洛陽南宮發(fā)生災(zāi)難性的火災(zāi)后開始，有時能數(shù)達3000萬錢；畢漢斯：《洛陽》，第31頁以下。
[39]《后漢書》卷八，第355頁；《后漢書》卷五二，第1731頁；《資治通鑒》卷五八，第1878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261頁）。
[40]《后漢書》卷八，第351—352頁；《后漢書》卷七一，第2300頁；《后漢書》卷七八，第2535頁。關(guān)于“禮錢”問題，見《后漢書集解》卷八，第8葉，最后腳注所引。
[41]《后漢書》卷五二，第1731頁；《后漢書》卷七八，第2519頁。
[42]關(guān)于這些規(guī)定，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改制度史》第2卷，《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1961），第345頁以下。
[43]《后漢書》卷八，第333、338—340頁；《后漢書》卷七八，第2525頁；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第141頁；以及本書第8章《文官的征募》中的有關(guān)部分。
[44]《后漢書》卷七五，第2431頁；《后漢書》卷八二下，第2734頁。
[45]《后漢書》卷八，第357頁；《后漢書》卷九，第368頁；《后漢書》卷七三，第2353頁以下。關(guān)于第一次這樣的任命，見《后漢書》卷七二，第2321頁。
[46]《后漢書》卷七二，第2322頁。
[47]《后漢紀》卷二三，第5葉（第271頁）。此一說法不見于《后漢書》內(nèi)。
[48]《后漢書》卷八，第339頁；《后漢書》卷八九，第2964頁。
[49]見本書第3章《邊境和鄰邦》； 以及第6章《匈奴》的有關(guān)部分。
[50]見下面第6章《羌族》。
[51]《后漢書》卷八，第350、352頁；《后漢書》卷七二，第2320頁；《后漢書》卷八七，第2898頁。
[52]《后漢書》卷八，第340、345頁
；《后漢書》卷八六，第2839頁。 [53]《后漢書》卷八，第332、352、354頁。
[54]關(guān)于這些理論及其意義，見上面第3章《王莽的崛起》中有關(guān)的部分。關(guān)于孔子的這個引喻，見《后漢書》卷三十下，第1067頁；以及張朝孫（音）：《白虎通》（萊頓，1949，1952）卷1，第113、115—117頁。
[55]《后漢書》卷七四上，第2375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60頁）。
[56]《后漢書》卷六，第260頁。
[57]關(guān)于桓帝即位的問題，見本書上面第3章《光武帝死后的朋黨》。關(guān)于那些自己稱帝的人，見《后漢書》卷七，第277、279、291、293、296、300、316頁；《后漢書》卷八，第334、354、356頁。
[58]見本章《王朝與形而上學(xué)》。
[59]《后漢書》卷七一，第2299頁。這一段話講的是“大吉”，即指新的一輪甲子。《資治通鑒》卷五八，第1864頁則用了“太平”二字；這也見于《三國志·魏書八》，第264頁注1。關(guān)于“太平”的概念及其意義，見安娜·K.塞德爾：《初期道教救世主義至善統(tǒng)治者的形象》，載《宗教史》，9∶2—3（1969—1970），第217頁以下；以及下面第16章《漢末的民間道教》的有關(guān)部分。
[60]《后漢書》卷八，第345—346頁；《后漢書》卷五四，第1784頁；《后漢書》卷五七，第1849頁；雷夫·克雷斯皮尼：《孫堅傳》（堪培拉，1986），第24頁以下。
[61]《后漢書》卷七一，第2300頁。
[62]《后漢書》卷八，第348頁；《后漢書》卷六九，第2246頁。
[63]《后漢書》卷八，第351頁；《后漢書》卷九，第383—384頁；《后漢書》卷七一，第2310頁以下。
[64]《后漢書》卷八，第356頁；《后漢書》卷七五，第2432頁。
[65]《后漢書》卷八，第354—357頁；《后漢書》卷七三，第2353頁；《后漢書》卷八九，第2964頁；《后漢書》卷九十，第2984頁。
[66]例如見《后漢書》卷八，第352、354頁。關(guān)于這些事件的其他記載，見《后漢書》志第十二和十三—十八。
[67]《后漢書》卷八，第347、353頁；《后漢書》卷七八，第2537頁。
[68]關(guān)于蔡邕，見《后漢書》卷六十下，第1979頁以下；《后漢書》卷七八，第2533頁；《后漢書》卷七九上，第2558頁。錢存訓(xùn)：《竹書和帛書：中國書籍和銘文的開始》（芝加哥與倫敦，1962），第74頁以下；馬衡：《漢石經(jīng)集存》（北京，1957）。
[69]《后漢書》卷八，第357頁；《后漢書》卷九，第367頁；《后漢書》卷六九，第2247頁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44頁以下；《孫堅傳》，第13頁以下。
[70]《后漢書》卷十下，第447頁。
[71]《后漢書》卷六九，第2248頁以下。
[72]《后漢書》卷六九，第2250頁；《后漢書》卷七二，第2322頁。
[73]關(guān)于張讓，見《后漢書》卷七八，第2534頁以下。
[74]《后漢書》卷八，第358頁；《后漢書》卷六九，第2252頁。關(guān)于袁術(shù)，見《后漢書》卷七五，第2438頁以下。
[75]《后漢書》卷七八，第2534、2537頁。
[76]《后漢書》卷八，第358頁；《后漢書》卷六九，第2252頁；《后漢書》卷七八，第2537頁；《三國志·魏書六》，第189頁。
[77]《后漢書》卷八，第358頁；《后漢書》卷七二，第2323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54頁以下。
[78]《后漢書》卷六十下，第2005頁。
[79]《后漢書》卷九，第367頁；《后漢書》卷十下，第450頁；《后漢書》卷七二，第2324頁。
[80]關(guān)于霍光，見魯惟一：《漢代中國的危機和沖突》（倫敦，1974），第68頁以下、113頁以下；以及本書第2章《王朝的混亂》。
[81]《后漢書》卷九，第369頁以下；《三國志·魏書一》，第5頁以下。
[82]《后漢書》卷九，第369頁以下；《三國志·魏書一》，第7頁。關(guān)于董卓之焚毀洛陽，見《后漢書》卷七二，第2325頁以下。畢漢斯：《東漢的洛陽》，第89頁。
[83]《后漢書》卷七九上，第2548頁。
[84]關(guān)于這個時期歷史編纂學(xué)的復(fù)雜性，見畢漢斯：《漢代的中興》第1卷，載《遠東古文物博物館通報》，26（1954），第21頁以下；以及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國志》（堪培拉，1970）。這個時期的許多材料都來自私家著述，它們都是旨在為某些著名的個人的野心服務(wù)的。
[85]《后漢書》卷九，第371頁以下；《后漢書》卷七二，第2329頁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90頁以下。
[86]《后漢書》卷九，第377—379頁；《后漢書》卷十下，第452頁。
[87]關(guān)于孫策，見《后漢書》卷九，第377頁以下；以及《三國志·吳書一》（卷四六），第1101頁以下。關(guān)于袁紹和劉表，見《后漢書》卷七四下，第2409—2418、2419—2425頁。關(guān)于袁術(shù)，見《后漢書》卷七五，第2438—2444頁。
[88]《后漢書》卷八，第349頁注1；《后漢書》卷七五，第2435頁；以及下面第 16章《后漢書時期哲學(xué)的衰頹》。
[89]關(guān)于這一隱喻的應(yīng)用，見班彪的文章《王命論》，載《漢書》卷一○○上，第4209頁（狄百瑞等人編：《中國傳統(tǒng)的來源》〔紐約和倫敦，1960〕第1卷，第177—178頁）。
[90]《三國志·魏書一》，第13頁以下；《三國志·魏書六》，第194、209頁。
[91]《三國志·魏書一》，第19頁。
[92]《三國志·魏書六》，第212頁；《三國志·吳書一》（卷四六），第1101—1109頁。
[93]《三國志·魏書一》，第23、28頁以下。
[94]《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17頁以下。
[95]《三國志·魏書一》，第30—31頁。
[96]《三國志·魏書一》，第30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253頁。
[97]《三國志·魏書一》，第13—14、26頁。
[98]這部史書己傳世，名為《漢紀》。他把材料安排成這個樣子，前漢（也包括后漢在內(nèi)）的歷史乃是其歷代皇帝不斷積累功德所致。荀悅意在說明，漢朝的累世功德超過了它的任何臣下——其中也包括曹操。見陳啟云：《荀悅（公元148—209年）：一個中世紀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劍橋，1975）；以及下面第15章《荀悅：人的局限性和向真理接近》。
[99]《三國志·魏書一》，第37—49頁。關(guān)于非劉氏不許稱王的敘述，見第2章《地方組織》。
[100]《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84頁以下。關(guān)于公元219年的這一討論，見《三國志·魏書一》，第52—53頁注2。
[101]《三國志·魏書一》，第36—45頁；《三國志·魏書八》，第263—265頁；《后漢書》卷九，第389—390頁。
[102]《三國志·魏書一》，第50頁；《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84頁。
[103]《三國志·魏書二》，第60頁。
[104]《三國志·魏書二》，第62頁以下。《三國志》的注詳細征引了不見于其他形式的著作（關(guān)于這些文件的情況，見德克雷斯皮尼：《三國志》）。又見《后漢書集解》（卷八，第11—12葉）中的引文；以及卡爾·萊班：《天命的操縱：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所隱含的天意》，載《古代中國：早期文明研究》，戴維·羅伊和錢存訓(xùn)編（香港，1978）。
[105]《三國志·魏書二》，第76頁；《三國志·蜀書二》（卷三二），第887頁以下。
[106]《三國志·吳書二》（卷四七），第1134頁。
[107]這是羅貫中（約公元1330—約1400年）的《三國演義》開頭的一句話。它的英譯文見C. H.布魯伊特-泰勒：《三國演義》（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1929）；關(guān)于它的節(jié)本，見莫斯·羅伯茨：《三國：中國的史詩劇》（紐約，1976）。
[108]關(guān)于從公元前113年起漢代諸帝的年號問題，見上面第2章。關(guān)于“太初”的年號，見魯惟一：《危機和沖突》，第17頁以下。
[109]見上面第2章《世紀之末的風(fēng)氣》。
[110]見萊班：《天命的操縱》。
[111]關(guān)于這個問題，可看此處注釋，以及第3章《內(nèi)戰(zhàn)》。
[112]見安娜·K.塞德爾：《漢代道教中對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別是第58—84頁。關(guān)于這些運動的一個初期例子（公元前3年），見魯惟一：《通往仙境之路：中國人對長生的追求》（倫敦，1979），第98頁以下。
[113]《晉書》卷一○一，第2649頁。這里所寫的某些術(shù)語是用的比較好懂的對應(yīng)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璽；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處于中國的西南部。
[114]《晉書》卷一○一，第2649頁。
[115]《后漢書》卷九，第391頁。
[116]關(guān)于對這兩個皇帝的贊譽，見《后漢書》卷二，第124—125頁；以及《后漢書》卷三，第159頁。關(guān)于王夫之的意見，見《讀通鑒論》卷七，第198—199頁。
[117]關(guān)于公元219年的這一次討論，見《三國志·魏書一》，第52—53頁。關(guān)于對后漢諸帝品質(zhì)的論述，見《后漢書》卷九，第370頁；《后漢書》志第九，第3197頁。關(guān)于褒貶之詞均載《后漢書》卷四一八的《論》中，以及《后漢書集解》卷六，第13—14葉。又見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七，第201—211、224頁。“桓靈”一詞的用法可能追溯到公元223年諸葛亮的一道表章（見《三國志·蜀書五》〔卷三五〕，第920頁）。
[118]《資治通鑒》卷六八，第2173—2174頁；德克雷斯皮尼：《漢朝的末年》，第356—358頁。
[119]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四，第15葉。
[120]例如見《春秋繁露》卷十二，第9葉上說：“君為陽，臣為陰”；以及《白虎通義》卷四上，第1葉（張朝孫 〔音〕：《白虎通》第2卷，第592頁）：“陽唱陰和。”
[121]這個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漢書》志第十三—十八。
[122]《三國志·魏書二》，第58、80頁。
[123]歐陽修：《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5頁。
[124]這句話見于何焯對《后漢書》卷七八的標(biāo)題《宦者列傳》所作的評論；見《后漢書集解》卷七八，第1葉。
[125]例如見福蘭格：《中華帝國史》（柏林，1930—1952）第3卷，第415頁以下；以及賴肖爾和費正清：《東亞：偉大的傳統(tǒng)》（倫敦，1958），第125頁以下。
[126]畢漢斯：《漢代的官僚制度》，第155頁；以及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
[127]例如見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前后期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及其綱領(lǐng)口號的發(fā)展》，載《歷史研究》，1959. 4，第45—59頁；以及漆俠：《秦漢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北京，1962）。關(guān)于西方作者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著，見維爾納·艾希霍恩：《太平和太平教》，載《東方學(xué)研究所通報》，5（1957），第113—140頁；羅爾夫·斯坦因：《論公元2世紀道教的政治一宗教運動》，載《通報》，50（1963），第1—78頁；詹姆斯·哈里森：《共產(chǎn)黨人和中國農(nóng)民叛亂（關(guān)于中國人重寫歷史的研究）》（倫敦，1970）。
[128]《后漢書》卷七十一，第2299頁。
[129]《三國志·魏書一》，第10頁注2。
[130]“季漢”之用于蜀漢，其證據(jù)見于《三國志·蜀書五》（卷三五），第927頁；以及《三國志·蜀書十五》（卷四五），第1079頁。以“中漢”指后漢，見《三國志·魏書二十一》，第601頁注1；《三國志集解·魏書二十一》，第11葉；以及《三國志·蜀書十五》（卷四五），第1080頁。
[131]《晉書》卷一○一，第2649頁。
[132]《晉書》卷一○一，第2652頁；《晉書》卷一○二，第2679頁。
[133]《晉書》卷一○二，第2661頁。“應(yīng)乾受歷”之說在600年以后又用過一次，那是另一個國號“漢”的王朝用的，其“漢”帝可能是阿拉伯人。
[134]《晉書》卷一○二，第2673—2674頁。
[135]《晉書》卷一○三，第2684—2685頁。
[136]《晉書》卷七，第181頁；《資治通鑒》卷九六，第3017頁。
[137]《宋書》卷一，第1頁以下；《宋書》卷三，第60—61頁。
[138]《梁書》卷五六，第859頁；又見小威廉·T.格雷厄姆：《庾信的〈哀江南賦〉》（劍橋，1980），第11頁。
[139]《舊五代史》卷九九，第100、136頁；《新五代史》卷十，第63、65、70頁。
[140]《明史》卷一二三。
[141]《晉書》卷八二，第2145頁。關(guān)于正統(tǒng)論的整個問題，見 B. J.曼斯維爾特·貝克：《中國的真正皇帝》，載《萊頓漢學(xué)研究》，W. L.艾德瑪編（萊頓，1981），第23—33頁。關(guān)于近年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見饒宗頤：《中國史學(xué)上之正統(tǒng)論》（香港，1977）。關(guān)于晉王朝認為必須保持它是合乎正統(tǒng)的這種信念，其情況可見邁克爾·C.羅杰斯：《苻堅編年史：標(biāo)本歷史的個案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磯，1968），第51頁以下。
[142]《正統(tǒng)論下》，載《歐陽文忠全集》卷十六，第3—4葉。
[143]《資治通鑒》卷六九，第2185—2188頁（方志彤：《英譯〈三國志〉》〔麻省，坎布里奇，1952—1965〕，第45—48頁）。
[144]用于公元264—280年和420—589年的小號字，可見于《通鑒綱目》的任何版本中。朱熹為此所舉的理由見于他的書中引言部分的凡例中和序中。
[145]關(guān)于曹魏王朝是否正統(tǒng)的問題，在明代1520年代所謂禮儀之爭中也起過作用。在這次辯論中，皇帝的反對者引用了公元229年魏明帝的一道詔令作為權(quán)威典范來支持他們的論點，但是他們的論敵卻否認這一點，認為魏王朝的正統(tǒng)性實在可疑。1060年代也有一次這樣的辯論，把桓、靈二帝視為權(quán)威的典范，但這一主張被司馬光憤怒地予以駁斥，因為他認為這是兩個“昏庸之君”。換句話說，前一王朝的合法性和個別從前皇帝的形象會在后來的政治斗爭中被用來作為權(quán)威的模式而給人以影響。見卡尼·托馬斯·費希爾：《明代大禮的爭論》（密歇根大學(xué)學(xué)位論文，1971），第42—43、72、223、241頁，以及第281頁注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