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資料缺乏，不可能足夠確切地闡述商人階級是如何形成的，在談到起源問題時幾乎總是這樣。我們剛剛概述了商業活動的開端，是商人階級促使商業活動出現并傳遍西部歐洲的。
在某些地區，商業看來是一種原始的和自發的現象。例如，希臘和斯堪的納維亞從歷史黎明時期起情況就是如此。在那里航海至少和農業一樣歷史悠久。所有一切都促使人們去從事航海：海岸呈深深的齒形，港灣的眾多以及在地平線上隱約可見的島嶼或海岸的吸引力。因為家鄉的土地貧瘠，那些地方更是激勵人們去海上冒險。加之，由于靠近較為古老而防衛不足的文明地區，因此可以搶劫致富。海盜行徑是海上貿易的先導。對于荷馬時代的希臘航海者來說，也正如諾曼海盜一樣，在長時期內，這兩種行業的發展是并行不悖的。
應該說，在中世紀不存在這種現象。找不到這種英勇而野蠻的買賣的痕跡。5世紀時入侵羅馬各省的日耳曼人對于海上生活完全外行。他們滿足于把土地占為己有，因而地中海的航運和過去一樣繼續起著帝國時期歸它起的作用。
穆斯林的入侵造成帝國的覆滅并且關閉了地中海，但未產生反應。人們接受了既成事實，歐洲大陸失去了傳統的出路，長期囿于基本上以農村為基礎的文明。猶太人、小販和臨時性的商人在加洛林時代進行的零星買賣太微不足道，而且為諾曼人和薩拉森人的入侵所徹底消滅，所以無法把這種零星買賣當作商業復興的先兆，商業復興的最初征候是在10世紀時突然出現的。
我們可以假定商人階級是從農業人口中逐漸形成的嗎？乍看起來這樣假定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沒有什么根據可以使人相信這種論點。在中世紀早期家家戶戶、世世代代依附于土地的那種社會組織中，看不出有什么因素可能促使人們用依靠占有土地享有的穩當生活去換取碰運氣不穩定的商人生活。而且，在同外界沒有接觸因而習慣于一種傳統生活方式的人們中間，利欲和改善生活條件的愿望必然表現得非常之少，沒有什么新穎奇異的東西激勵他們，而他們又或許完全沒有首創精神。雖然農民常去城鎮和城堡的小市場，但是他們從市場上賺到的錢太少，不可能激起他們想要依靠做生意過活的愿望，甚至他們想不到還可能有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他們之中肯定誰也不會想到賣掉土地換取現金。社會狀態和風俗習尚頑強地反對這種做法。再說也沒有絲毫證據可以說明有人想到去干一種既奇怪又冒險的事情。
某些歷史學家力圖將大修道院的仆役說成是中世紀商人的鼻祖，他們負責從院外采辦生活必需品，有時或許也到附近市場去出售院里的剩余收獲物和葡萄汁。這種假設雖然獨出心裁，但是經不起推敲。首先，“修道院商人”為數太少，不足以產生具有某些意義的影響。再者，他們不是獨立自主的商人，而是專為他們的主人服務的雇工。看不出來他們是為自己牟利而做生意。企圖在他們和我們正在這里探索其起源的商人階級之間建立一脈相承的關系，過去沒有成功，將來肯定也絕不會成功。
可以確實斷言，在還沒有任何東西預見西部歐洲會有商業傳播的時期，經商這種職業出現在威尼斯。卡西奧多羅斯在6世紀時已經描寫威尼斯人是水手和商人的民族。我們確知，在9世紀時該城已經積累了非常巨大的財富。而且，威尼斯從那時起與加洛林皇帝們或拜占庭皇帝們簽訂的商約，使人們對該城居民的生活方式沒有懷疑的余地。遺憾的是，我們沒有關于他們積累資本和經營商業的方式的資料。非常可能，在環礁湖的小島上煉制的鹽很早就是有利可圖的出口產品。沿亞得里亞海海岸進行的沿海貿易，特別是與君士坦丁堡的關系，使該城獲得更大的利潤。人們大為驚異地看到，從10世紀起威尼斯人的經商技能已經達到多么完善的地步。 ① 當歐洲其他各地教育為教士所全部壟斷的時候，在威尼斯能寫會算的人很多，這種稀奇的現象不可能與商業的發展無關。
我們還可以推測，而且可能性極大，借貸在很早的時候就有助于使商業的發展達到它所達到的程度。確實我們在這方面沒有11世紀初期以前的資料。但是在11世紀初期海商貸款的風氣似已非常盛行，所以貸款的起源必定早得多。
威尼斯商人向資本家借貸為采購船上貨物所需的資金，利率一般高達百分之二十。一艘船由幾個共同行動的商人裝貨。由于航海的危險性，海上遠航隊由包括幾艘船只的船隊組成，船上配備人數眾多武器精良的海員。 ② 所有一切都表明利潤是非常之大的。在這方面威尼斯的文獻幾乎沒有給我們提供確切的情況，然而我們可以利用熱那亞的資料來彌補威尼斯的文獻的空白。在12世紀，這兩個城市的海商貸款、船舶裝備和經商方法都是彼此一樣的。 ③ 因此我們所知道的有關熱那亞海員獲得巨額利潤的情況，對于他們的威尼斯先驅來說一定是適合的。關于這方面的情況我們知道得不少，因此可以斷言：商業，也只有商業，使得這兩個地方的那些富有精力和才智的人們，遇上好機會而獲得大量的資本。 ④
但是威尼斯商人如此既快又早地致富的秘密，無疑在于把他們的商業組織與拜占庭的商業組織聯系起來，并且通過拜占庭與古典時代的商業組織聯系起來的那種緊密的親族關系。實際上僅就地理位置而言威尼斯屬于西部地區；就它所過的生活和鼓舞它的精神而言，它是這個地區的異邦。環礁湖的第一批移民，即來自阿奎萊亞及其附近城鎮的逃亡者們，將羅馬世界的經濟技術和工具帶到那里。從那時起一直把該城與拜占庭意大利以及君士坦丁堡聯系起來的那種經常不斷和日益活躍的來往，保護和發展了這個聚寶盆。總之，在威尼斯和保存著千年文明傳統的東部地區之間從未失去聯系。我們可以認為，威尼斯的航海家們是我們已經見過的那些直到穆斯林入侵以前非常活躍地經常出入馬賽港和第勒尼安海的敘利亞航海家們的繼承者。他們不需要經過長期而痛苦的學徒期就可以學會進行國際貿易。在他們的身上從未丟掉商業的傳統，這就足以解釋為什么他們在西部歐洲的經濟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我們不可能不做出這樣的推測：古典時代的商業法律和慣例是他們在西部歐洲表現出優越性并且處于領先地位的原因。 ⑤ 通過詳細的研究，有朝一日或許會證明我們在這里提出的論點。毋庸置疑，在頭幾個世紀威尼斯政治結構中如此引人注目的拜占庭影響，也孕育了威尼斯的經濟結構。在歐洲的其他地方經商這項職業是從商業的痕跡早已完全消失的一種文明中緩慢地掙脫出來的。在威尼斯，商業與城市本身同時出現；在那里商業是羅馬世界的幸存物。
威尼斯肯定對11世紀時開始發展起來的其他沿海城市有深刻的影響，首先是對比薩和熱那亞，隨后是對馬賽和巴塞羅那。有了商人階級，商業活動才逐步由海岸向大陸內地傳播，但是威尼斯似乎在商人階級的形成方面未起作用。在這方面，我們面對著一種完全不同的現象，沒有什么東西能使這種現象與古典時代的經濟組織聯系起來。或許威尼斯商人早期到過倫巴第和阿爾卑斯山以北。但是沒有發現他們在任何地方建立過移民地。陸地商業的條件畢竟與海上商業的條件差別太大，我們不能主觀認為威尼斯商人在這方面也有影響，而且也沒有文獻表明這種影響的存在。
10世紀時在西部歐洲重新形成一個專業商人的階級，它的發展開始時非常緩慢，在下一個世紀隨著時間的推移發展逐步增快。 ⑥ 在這同一時期人口開始增加，肯定與這種現象有直接的關系。人口增長確實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土地，去過流浪和冒險的生活，在所有農業文明的社會中，這種生活是那些再也無法在土地上安身的人們的命運。人口增加使得社會上到處流浪的游民群眾增多，他們天天靠修道院的施舍過活，收獲時節去當雇工，打起仗來受雇當兵，遇到機會就毫不躊躇地進行搶劫。毋庸置疑，第一批做生意的行家就出現在這批流浪者和冒險家之中。他們的生活方式自然地驅使他們去到那些人煙稠密可以有希望獲得某種利益或機遇的地方。如果他們經常去各個圣地，肯定地同樣會被各個港口、市場和市集所吸引。在那些地方他們受雇去當水手、拉纖人、裝卸工或搬運夫。他們之中一定有很多精力充沛的人，受過充滿意外的生活經歷的鍛煉。很多人懂得外語，熟悉各國的風俗和需要。 ⑦ 如果碰到好機會——我們知道，在一個流浪者的生活中機會是很多的——他們非常擅長于利用這些機會。只要聰明機靈，小利能夠變成大利。特別是在一個交通不便和供消費用的商品相對稀少因而必然保持物價高昂的時代，情況定然如此。由于交通不便，饑荒在全歐洲蔓延，有時在這個省有時在那個省，這給那些善于利用機會的人更加增添了發財致富的機會。 ⑧ 幾袋小麥在適當的時候運到適當的地點，就足以獲得巨額利潤。因此，對于一個機靈和不怕吃苦的人來說，只要紅運高照就有利可圖。可以肯定，不久之后這些在世間流浪的無業游民的貧苦群眾之中出現了新的富豪。
幸好有一些資料可以證明事實正是如此。這里只要引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芬查爾的圣戈德里基傳也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⑨
他于11世紀末出生在林肯郡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在孩童時代就得想方設法自己謀生。如同各個時代的很多其他不幸的人一樣，他在海灘上流浪，注意著浪潮沖上來的沉船的殘骸。以后或許由于幸運地找到了什么東西，他臨時做起流動商販來了，背著不值錢的小商品走遍全國各地。久而久之，他積攢了幾個錢。有一天他加入了在旅途上遇見的一支商隊。他跟著這支商隊從市場到市場，從市集到市集，從城市到城市。他就這樣變成了一個職業的商人，很快賺得了相當多的錢，可以和同伴們合伙，共同裝載一艘船只，沿著英格蘭、蘇格蘭、丹麥和佛蘭德爾海岸從事沿海貿易。他們的合伙組織萬事如意，興旺發達。它的業務就是把聽說國外緊俏的貨物運到國外，再從那里販回商品，注意賣到最需要這些商品因而可以獲得最大利潤的地方。幾年以后，這種賤買貴賣的精明手法使戈德里基成為富豪。就在這時，他受了神的感化，突然舍棄了原來所過的生活，把財產交給窮人，自己去當了隱修的修道士。
圣戈德里基的故事，如果去掉神秘的結局，也就是許許多多其他人的故事。這個故事極為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起先一無所有的人，如何得以在一段相當短的時間內積累起大量的資金。環境和機會或許對他的發財致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成功的基本原因是才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商業意識。我們所講述的這本當時人寫的傳記的作者，在書中很多地方強調了這一點。 ⑩ 在我們看來，圣戈德里基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人，天賦有在各個時代具有進取精神的人身上并不少見的那種商業本能。追求利潤的思想指導著他的一切行動，在他的身上可以明顯地看出那種著名的“資本主義的精神”，可是有人要我們相信這種精神僅僅始于文藝復興時代。如果有人說圣戈德里基經營商業僅僅在于滿足他自己日常生活的需要，那是不可能拿出根據來的。他不是將賺來的錢深藏在箱底，而只是用來維持和擴大他的買賣。不妨用一句過于現代的話來說，他獲得的利潤陸續用來增加他的流動資本。看到這位未來的修士的良心完全不受宗教道德的約束，簡直令人驚異。他費盡心機為每件商品尋找能賺取最大利潤的市場，是明目張膽地違抗教會對各種投機倒把所持的譴責態度以及“公平價格”的經濟學說的。 ?
圣戈德里基致富的原因不僅在于經商技巧。在一個仍像11世紀時一樣野蠻的社會里，個人的創造性只有依靠聯合才能成功。太多的危險威脅著這位商人的漫游生涯，不能不使他感到首先需要聯合起來進行自衛。也還有另外的原因促使他同他的伙伴們聯合起來。在市集和市場上如果發生爭端，他可以在他們中間找到在法庭上為他辯護的證人或保人。與他們合作，他就可以大批買進依靠他個人的財力所無法買進的商品。有了他所參加的集體的信譽，他個人的信譽得以提高。由于這個集體，他在與敵手的競爭中可以比較容易地占上風。圣戈德里基傳的作者說得很恰當，他告訴我們：他的主人公自與一支流動商人的商隊合伙之日起，他的生意就突飛猛進。他這樣做只不過是按照習慣。中世紀早期的商業只有在以商隊為其特殊表現的那種原始形式下產生。只是由于商隊在其成員間建立的相互保證、商隊規定給他們的紀律、商隊使他們服從的規章，商業才有可能進行。無論海上貿易或者陸地貿易，都是同樣的情景。船舶只有結成隊才航行，同樣商人只有結成幫才周游各地。只有以武力保證安全才有他們的安全，而武力是聯合起來的結果。
如果認為商人合伙組織（從10世紀起就可以發現合伙組織的跡象）是德意志獨有的現象，那是完全錯誤的。確實，在歐洲北部用來表示合伙組織的專門名詞——基爾特（gild）和漢薩（hanse）——源于德語。但是這種合伙的做法在各地經濟生活中都可以見到，盡管在細節方面因地而異，但在基本方面各地相同，因為各地同樣存在著必須實行合伙的環境。在意大利如同在尼德蘭一樣，商業傳播靠的是相互幫助。羅曼語各國的“同樂會”（frairies）、“互濟會”（charités）和商人“協會”（compagnies）正好是德語地區的基爾特和漢薩的相似詞。 ? 對經濟組織起決定性影響的不是“民族的特性”，而是社會的需要。商業的早期組織如同封建制度的早期組織一樣是世界性的。
從10世紀起在西部歐洲出現越來越多的商隊，根據原始資料我們可以對這些商隊形成一個確切的概念。 ? 應該想像得出，商隊是武裝的馬幫，隊員佩帶弓劍，環護著負載袋子、包裹和木桶的馬匹和貨車。一名掌旗人走在商隊的前頭。一名首領（漢薩伯爵或長老）統率商隊。商隊由“兄弟們”組成，忠誠誓盟把他們彼此約束在一起。緊密團結的精神鼓舞著整個商隊。一切跡象表明，商品是同買同賣，利潤是根據各人在合伙組織中股份的多少按比例分配。
看來這些商隊一般來說是長途跋涉的。如果認為這個時期的商業只是一種地方性的商業，狹隘地局限在一個地區市場范圍之內，那是大錯特錯的。我們已經看到，意大利商人遠至巴黎和佛蘭德爾。在10世紀末，倫敦港有科隆、于伊、迪南、佛蘭德爾和魯昂的商人常來常往。有一件文獻資料談到與西班牙做生意的凡爾登人。 ? 在塞納河流域，水路商人的巴黎漢薩與魯昂保持著經常的聯系。圣戈德里基傳的作者向我們講述圣戈德里基遠行至波羅的海和北海，也就同時告訴我們他的伙伴們也是遠涉重洋的。
因此，國際貿易，如果用一個更確切的詞來說就是遠距離的貿易，是中世紀經濟復興的特征。正如威尼斯和阿馬爾菲的航海事業以及后來比薩和熱那亞的航海事業從一開始就大膽從事遠洋航行一樣，大陸的商人也在廣闊的空間過著他們的漂泊生活。 ? 這是他們獲得巨額利潤的惟一方法。為了賣得高價，必須到遠方去尋找貨源充足的產品，俾能隨后在該產品短缺價格上漲的地方高利出售。商人走得愈遠，愈是有利可圖。因而我們易于理解，利益的引誘是多么地強烈，足以抵消漂泊不定、聽天由命的生活的勞累和危險。除了冬天以外，中世紀的商人終年在旅途之中。12世紀的英國文獻生動地稱他們為“灰塵腳板”（pedespulverosi）。 ?
這些流浪者，這些經商的游民，他們奇特的生活方式必定從一開始就使農業社會感到驚訝，他們與這個社會的一切習慣相抵觸，在這個社會中沒有他們的地位。他們在附著于土地的人們中間引起了波瀾；他們向一個忠于傳統和尊重把每個階級的作用和地位固定起來的等級制度的社會，顯示出一種老謀深算和理性主義的活動，因為有了這種活動，財富就取決于人的才智和精力，而不是用人的社會地位來衡量。他們引起公憤，也是不足為奇的。對于這些不知從何而來的暴發戶，貴族向來只給以蔑視。他們的財富太惹人注目，貴族不能容忍。眼見他們的錢財多于自己，貴族勃然大怒；在窘困之時不得不向這些新富豪的錢囊求助，貴族感到屈辱。經商是降低身份，這種偏見直到舊制度 ? 結束以前在貴族中是根深蒂固的，只有意大利的情況不同，那里的貴胄家族毫不猶豫地以放債人的身份關心商業活動，從而增加了他們的財富。
至于教士，他們對商人的態度更加不好。在教會的心目中，商業生活對于拯救靈魂是危險的。圣杰羅姆寫的一部著作中說：“商人難以取悅上帝。”在教規學者看來，商業似乎是高利貸的一種形式。他們譴責營利，把營利與貪婪混為一談。他們的“公平價格”學說想要迫使人們放棄經濟生活，簡言之，迫使人們信奉與經濟生活的自然發展不相容的禁欲主義。任何一種投機在他們看來都是罪孽。這種嚴峻的態度并非僅僅由于對基督教道德觀念的嚴格解釋，很可能也是由于教會的生存環境。教會的生活事實上完全依賴于領地組織，前面我們已經談到，這種領地組織與經商牟利的思想毫不相干。如果再考慮到克呂尼的神秘主義賦予宗教虔誠的安貧思想，就不難理解教會對商業復興所采取的挑戰和敵對態度，因為商業復興對教會來說是一件令人氣憤和憂慮的東西。 ?
然而，必須承認，這種態度并非沒有好處，結果肯定阻止了利欲無限制地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窮人限制了富人，保護了借債人限制了放債人。在古希臘和羅馬時代非常沉重地壓在人民身上的債務災禍，中世紀的社會得以避免；可以認為這種好的結果主要應歸功于教會。教會所享有的普遍的威信起了道德馬銜的作用。盡管這種威信還沒有強大到足以使商人服從“公平價格”的理論，但是卻足以阻止他們問心無愧地耽于利欲。許多人肯定擔心他們的生活方式有使靈魂得不到拯救的危險。憂慮來世折磨著他們的良心。許多人在彌留之際立下遺囑，建立慈善機構或者撥出一部分財產以退還所得的不義之財。圣戈德里基的感化人的結局說明在他們的靈魂中一定經常進行著不可抗拒的財富誘惑和嚴峻的宗教道德規定之間的沖突，盡管他們崇敬宗教道德，但是他們的職業使他們不斷地違犯宗教道德。 ?
商人的法律地位最終使他們在那個他們在許多方面使之驚訝的社會中處于完全與眾不同的位置。正是由于他們過著流浪生活，所以他們到處被視為外鄉人。無人知道這些長年旅行者的出身。肯定他們之中大部分人的父母是非自由民，他們很早就離開父母鋌而走險。但是奴隸身份不能推定，而要證明。凡是法律不能確定其主人的人，法律必須以自由人對待之。因此出現這樣的情況：必須把商人看作是一直享有自由的人，盡管他們之中許多人或許是農奴的兒子。由于離開了鄉土，他們事實上自行獲得了解放。在一個人民依附于土地、每人隸屬于一個領主的社會組織中，他們周游各地，不屬于任何人，顯得與眾不同。他們并不要求自由，自由卻給予了他們，因為不可能證明他們不曾享有自由。可以說他們根據慣例和時效 ? 而獲得自由。簡言之，正如農業文明使農民成為通常處于奴隸地位的人一樣，商業使商人成為通常享有自由身份的人。從此以往，他們只服從政府的審判權，而不服從領主和領地的審判權。有權審訊他們的只有凌駕于大量私人法庭之上、仍然保留著法蘭克王國司法組織的老架子的法院。 ?
同時政府也將商人置于保護之下。地方王侯必須維護本伯爵領地內的社會治安和秩序，沿公路設警和保護行旅正是職責攸關，所以他們把保護范圍擴及到商人。他們這樣做只不過是繼承了被他們篡奪了權力的那個國家的傳統。查理大帝已經注意保持他的農業帝國的交通不受阻礙。他頒布過有利于猶太人的或基督教的香客和商人的措施，而且他的繼承者們的敕令證明他們一直忠于這項政策。薩克森王室的皇帝們在德意志未曾另行其事，法蘭西的國王們掌權以后也是照章辦理。而且王侯們非常注意把商人吸引到他們的國家，商人使那里重新活躍起來，并且大大增加商品通行稅卡的收入。我們發現，伯爵們很早就采取有力措施打擊匪徒，注意維護市集的良好秩序和交通線的安全。11世紀時取得巨大的進步，史家稱有些地區一個人可以背著滿滿一袋金子旅行而沒有被搶劫的危險。就教會方面來說，它以開除教籍懲治攔路搶劫的強盜，而且它在10世紀末創導的上帝的和平尤其保護了商人。
但是，把商人置于政府的保護和審判權之下是不夠的。他們職業的新穎性還要求根據以農業為基礎的文明制定的法律變得比較靈活，適應于這種新穎性向法律提出的基本要求。司法程序中僵化的和傳統的形式主義，延誤時日，和裁判決斗 ? 一樣原始的證明方法，免訴宣誓的流弊，全憑偶然性判決的“神意裁判”等等，對于商人來說是無休止的折磨。他們需要一種比較簡便、比較迅速和比較公平的法律。在市集和市場上，他們之間制定了一種商業習慣法（jus mercatorum），最早的記載見于10世紀。 ? 極為可能，在司法實踐中很早就采用了這種習慣法，至少是用于解決商人之間的訴訟。這種習慣法必定成為用于商人的一種私法，因為法官沒有理由不承認它的好處。 ? 遺憾的是提到這種習慣法的文獻沒有把它的內容告訴我們。毋庸置疑，它是從商務活動中產生的慣例的匯編，隨著商務活動的擴大而逐漸傳開。那些各國商人定期聚集而且我們知道設有負責快速審判的特別法庭的大市集，無疑從一開始就集成了一種商業判例匯編，盡管國別、語言以及國家的法律有所不同，這種判例匯編實質上在各地都一樣。
這樣，商人看來不僅是自由人而且是享有特權的人。像教士和貴族一樣，他們享有特別法，擺脫了仍然壓在農民身上的領地權力和領主權力。
注釋
① R. 海南：《威尼斯資本主義的產生》，第81頁。
② R. 海南：《威尼斯資本主義的產生》，第65頁。
③ 尤金-H. 伯恩：《十二世紀熱那亞人在和敘利亞通商中所訂之商約》（《經濟季刊》，1916年，第128頁）；《十二世紀熱那亞人和敘利亞的貿易》（《美國歷史評論》，1920年，第191頁）。
④ R. 海南：《威尼斯資本主義的產生》，第18頁；H. 西韋金：《中古意大利諸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和經濟史季刊》，1909年，第15頁）。
⑤ 關于威尼斯法律的羅馬性，參閱L. 戈爾德施密特：《商業法手冊》，第1卷，第150頁，注26（斯圖加特，1891年）。
⑥ H. 皮雷納：《資本主義的社會史的各時期》（《比利時皇家學院通報·文科類》，1914年，第258頁）。
⑦ 《圣菲狄斯的奇跡》（A. 布耶校注，第63頁）關于一個商人說道：“如同所有在世界各地奔波的商人一樣，他熟悉陸海大道、公路支線、偏僻小徑以及各民族的法律、風俗和語言。”
⑧ F. 庫爾施曼：《中古的饑荒》（萊比錫，1900年）。
⑨ 《芬查爾的隱修士圣戈德里基的生平和奇跡》，作者杜涅爾門西的隱修士雷吉那爾多，斯蒂芬森校注（倫敦，1845年）。這份文獻資料對于經濟史的重要性，W. 福格爾在《1100年的一名飄洋過海的商人》〔《漢薩歷史雜志》，第12卷（1912年），第239頁〕一文中做了很好的闡述。
⑩ “就是這樣平凡地在家中度過了童年的歲月。稍長，開始探索一條比較明智的生活道路，且專心致志攻讀世俗知識之書。因此他沒有選擇務農之業，而努力掌握和實踐為培養機敏所應有的基礎才學。故而又研究商人競爭之術，開始從事經商。起初小本薄利，以后逐漸發揮其少年的才智賺取巨額的利潤。”（《芬查爾的隱修士圣戈德里基的生平和奇跡》，第25頁）。
? “收購貨物原樣加利轉賣出去的人，是從主的圣殿里趕走的商人。”（《通諭》，第1卷，第88類，第11章）。關于教會對商業的觀點，見F. 紹布：《中古反對高利貸、不公平的價格和貪婪自私的商業的斗爭》（布賴斯高地區弗賴堡，1905年）。
? 甚至在達爾馬提亞也有相似的組織。見C. 伊雷策克：《拉古察在中古商業史上的重要性》（《維也納科學院年刊》，1899年，第382頁）。
? W. 施泰因：《漢薩》〔《漢薩歷史雜志》，第15卷（1909年），第539頁〕；H. 皮雷納：《倫敦的佛蘭德爾的漢薩》（《比利時皇家學院通報·文科類》，1899年，第80頁）。
? 皮熱奧諾：《法國商業史》，第1卷，第104頁。
? 見本書第73頁注2所引用之文獻資料，并請增加H. 皮雷納校注的布魯日的加爾貝的著作第152頁中如實地表達了布魯日人對于諾曼底的威廉伯爵的不滿的下述段落：“他把我們關在這個地方不能經商。反之，至今我們把所有的一切，無利潤、無交易、毫無所得地耗費掉了。”
? Ch. 格羅斯：《灰塵腳板的法庭》（《經濟季刊》，1906年，第231頁）。這說的是“外地的商人或其他路經該國的旅客，無固定住處，往來流動，就叫做灰塵腳板”。
? 舊制度指法國大革命以前的社會制度。——譯者
? “安德萊赫特的圣吉東的生平”（《圣徒傳之七》，第4卷，第42頁）談到卑鄙的經商并且將勸該圣徒經商的一名商人稱之為魔鬼的奴仆。
? 同一時期的《特奧格里生平》（《德意志歷史文獻·著述》，第12卷，第457頁）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商人轉變的例子，和圣戈德里基的轉變非常類似。還見《康布雷主教言行錄》（Ch. 德·斯梅特校注，巴黎，1880年）中商人弗蘭博爾德的故事，此人在建立巨產之后，放棄了家財，作為苦行者了其一生。
? 時效（prescription），法律用語，指在一定時間內繼續占有他人所有物因而取得該物所有權的制度。——譯者
? H. 皮雷納：《中世紀城市制度的起源》〔《歷史評論》，第57卷（1895年），第18頁〕。
? 裁判決斗，意為由原告和被告決斗，作為裁判的證據。——譯者
? H. 皮雷納：《中世紀城市制度的起源》，第30頁；戈爾德施密特：《世界商業法史》，第125頁。——《巴塞羅那的習慣法》（1064年）提到一種適用于外國人的簡便的法律。無疑這些外國人是商人。參閱F. 紹布：《中世紀反對高利貸、不公平的價格和貪婪自私的商業的斗爭》，第103頁。
? 阿爾佩爾特：《論時代之差異》（《德意志歷史文獻·著述》，第4卷，第718頁）談到蒂埃爾的商人：“裁判不按法律，而只憑裁判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