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收到宿白教授寄贈這冊研究論集，感謝之至！“論集”由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成，有周一良教授1981年8月的序言，于1982年5月出版。大約因為內容各篇都是手寫影印（石印？）的，省了排字校改的時間，出版相當快。我認為這不失為一個良好的辦法，尤其是在所研究的文字書體有問題之時。《論集》共收十七篇文章。第一篇《敦煌寫本跋文（四篇）》是王重民遺稿。重民先生在30年代就深入研究敦煌文獻，著述美富。這四篇跋文，是劉修業夫人檢出提供的，足可紀念這位受人敬愛的先驅者。以下左景權《敦煌文書學（漢文篇）發凡》。景權先生在巴黎研究多年，除敦煌文書之外，精于中西古史，有法文大著《司馬遷與中國史學》，友人柳存仁教授有長文評介，甚為推重。1981年他在北大歷史系客講，此文堪稱發凡，精義甚多。我略有一點補充，下文再說。第三篇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一）》。一良先生是多年老朋友，只算在哈佛同學已有六年（1941—1946年）。史學之深（尤其是魏晉至唐），著文之多而且精（我不會梵文），我都是望塵莫及，敬為畏友。他的博士論文“Tantrism in China”即《唐代密宗三僧傳譯注》，1945年在《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簡稱HJAS）8，3—4發表。當時受伯希和學風的影響，以長注見功力。又為讀者方便，把二十條？（A—T）長注改為附錄（要各加題目更好）。哥倫比亞大學的丁龍講座教授富路特，是美國漢學元老，曾說此文full of meat，意即內容豐美，可快朵頤。治佛教史的朋友們，此文不可不讀。一良先生這篇《書儀考》只是其一，其中由西晉講到唐末，對程式風習，時代演變，討論甚詳。對投刺賀年一事，一直講到近代。這樣上勾下連的做法，最有啟發性。歷史是發展的，學人斷不可以一代自限。《書儀考》之一，已可示范，以下必是源源而來。大著《魏晉南北朝史札記》，更盼早日出版。嘗鼎一臠，已見寶刀不老！
再下是王永興《唐天寶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論唐代色役制和其他問題》，張廣達《吐蕃飛鳥使與吐蕃驛傳制度——兼論敦煌行人部落》，張廣達、榮新江《關于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王、張兩先生在北大歷史系為唐史研究生開設“敦煌文書研究”課，并有部分中國史專業三年級學生選修。以下的若干篇論文有注明年級的，都曾受兩位先生的指導。兩位先生都是專家，所寫的三篇，都是力作，同行必須參考的。榮新江君是北大歷史系本科生，與廣達先生師生合作，不但可為佳話，也希望可為佳例（在西洋理工科師生合作之例甚多，文法科偶然有之，值得提倡）。
王永興先生1957年對唐代差科簿的考釋，早已拜讀。特別記得他對市壁師的解釋，因為這個名詞反映商業及官司管理，頗為重要。現在這篇大文長逾百頁，甚多精彩，對色役有更深入的研究。我在清華（1933—1937年）是經濟系，永興先生是歷史系（可能略晚一兩年），當時似未正式會見，但可能有同課之雅，陳寅恪先生的課，必然都聽過。我的學士論文《從租庸調到兩稅法》是陳先生指導的，論文的一章——《中唐以后稅制與南朝稅制之關系》在《清華學報》印布，將來若收入論集，或可用以紀念先師。
張廣達先生今年好像方近五十，春秋正富。驛傳文有中央民族學院陳慶英、端智嘉兩位藏學學者相助，這種各學術機關協力同心的情況，令人欣慰！一八九頁霍古達（Gustav Haloun）教授，漢名應為夏倫，他是劍橋大學教授，我在1951年拜訪他親自寫給我的。他逝世之后，由蒲立本（E.G.Pulleyblank）繼任，蒲回加拿大，又由杜希德（D.C.Twitchett）繼任。杜治唐史（特別是制度史）甚有成就，最近要用幾年功夫研究律令格式之格式。他主編《劍橋中國史》（已出數冊），與歐美及日本學人廣通聲氣。今已改到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普大中國史尚有牟復禮（F.W.Mote）治元明史，劉子健治宋史，陣容甚強。
下面再大略介紹其他各文：
鄭必俊《敦煌寫本常何墓碑校釋》。常何是一位山東豪杰，曾附瓦崗，又從李密，歸唐之后，叛服又有“變通”。《校釋》指出若干細節可補史之闕文。至于常何在玄武門事變以其領北門宿衛之任，助李世民成功，則如陳寅恪先生所說。
安家瑤《唐永泰元年（765年）—大歷元年（766年）河西巡撫使判集（伯二九四二）研究》。這個判集很重要，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題為《河西節度使判集》。安君改為河西巡撫使判集，似應提出更強之證據。
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藏地志殘卷——敦煌第五八號卷子研究》之一、之二、之三。三文所據都是國內敦煌資料，研究深入。
陳英英《敦煌寫本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令狐峘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考釋》。考出諷諫者是無名和尚，文書當在大歷十四年五月至十二月之間，德宗準奏，李叔明等兼排佛道二教未遂。但《宋高僧傳·無名傳》說，李、令狐二人因奏言料簡僧尼流為南海百姓，不可信。文中五一一頁“放其率地”應即“放其率土”之義。五九八頁有率土歌堯舜之年。五一二頁“灼然”應屬下讀，是副詞。五三三頁“灼然不濟”，用法相同，中古多見。
劉俊文《敦煌吐魯番發現唐寫本律及律疏殘卷研究》。又是一篇分量很重的文章。共論十三個殘卷，對各卷收藏經過，多有討論。文后所列參考書目有中日俄文，考校精勘，文字亦簡潔可喜。五五二頁之“即因市場乘利”此處乘字或代剩字，中日古文書多如此作，但他處有剩字，姑妄言之，不敢必。
鄧小南《為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伯二五五五）校釋》。此是寶應元年（762年）竇昊所撰，題目之上似應加竇昊二字。唐蕃會盟有一長注（11），長三頁余，似可分為附錄，用較大字體，比較醒目。唐與吐蕃的關系，李方桂先生有好幾篇論文，最長的是《唐蕃會盟碑研究》，在《通報》（“T’ong Pao”44，1955）長達幾百頁，非常重要（六○二頁參考）。又有《缽掣逋考》（“中研院”史語所《集刊》二十三本下冊，1952年），《馬重英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七期，1956年），更近的一篇，《吐蕃大相祿東贊考》（《“中研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1981），以大相譯blon che（《新唐書》之論茞），為首相，以大論譯blon po chen jro，一般的宰相。此點頗為重要。敦煌史料大相只一人相繼（唐蕃會盟碑吐蕃同時有九個大論）。
薄小瑩、馬小紅《唐開元廿四年岐州郿縣縣尉判集（敦煌文書伯二九七九號）研究——兼論唐代句征制》。對判集本文，研討審慎，改正池田溫教授籍帳研究處可取。注二七防丁（丁防），與注四七妖人劉志誠的討論，都相當重要。句征的解釋明確，引用的材料也很充分，可稱佳作。
蔡治淮《敦煌寫本唐僖宗中和五年三月車駕還京師赦詔校釋》。作者將此詔與《唐大詔令集》卷一二三德宗興元三年赦與類似之大赦德音相比較，甚是。如六五三頁“應車駕經過處，于今年夏秋稅，三分之中，量議咸（校改為減，是）放”，三分之義，不甚明白。看同卷至德二載大赦，可知應是三分放一，或如同載收復京師詔，應陳首錢物，拾分放三分，亦是相差無多。校正大谷錄文，解釋“十軍軍容”（注47），論田令孜護駕者為左神策軍（注49），及僖宗出幸時取道駱谷（注51）都是貢獻。
盧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號背面傳馬坊文書研究》。文書時代是唐高宗總章二年，看錄文應是原來的官文書，照理應書寫在先，不應在背面（正背下面再討論），當考。研究很細密，對公文的特別用語很注意。如“連□□白”（六六一頁及以下）之連字，六七三頁說是把同類（即有關）的文書粘聯在一起，甚是。郿縣縣尉判集文六三一頁“連順白”未注，亦應依此解釋。六八○頁引馬伯樂《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檢）中所獲漢文文書》有一段：“元疋（應作是）不病之馬，送使豈得稱俎，只應馬子奔馳，所以得茲死損。下縣追馬子，并勒賠馬。”漏了賠馬下之送辯（原字為巧言上下結構的辯，漢簡要送辯時說“解何”）。我在HJAS18（1955）有馬伯樂此書評論。改正此點。并補說后世之辯狀與服辯文狀。這是中國司法程序上的一個優點。傳馬坊管傳馬傳驢，馬以匹計，驢以頭計。頭匹連用，大抵指驢馬。一良先生文三四頁說頭匹指牲畜，可能稍泛。斛斗、端匹亦作匹段，為谷物布帛之代稱，則是學人都該記憶的。
到此想作一小結：看上面簡略的評介，各位長老及準長老，自不待言。各位研究生與本科生，都是當作出色，各有貢獻。他們諸位大作的水平，與同級的外國第一流大學的研究生大學生比起來，我覺得有過之無不及。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這不止是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之光，更是我國學術前途光明之象！
以下再就沒詳細討論的各篇，選出些可以增補的話，細大不捐。借用禪宗的話，也許是老婆心切，蛇足或許難免：
左景權先生大文，主張敦煌文書學之敦，應從火作燉。這從絕大多數的文書乃至官印之中即可得證明。轉錄文書的學者如池田溫教授，對燉煌均照原文。別的學者為簡便通行，用敦字亦很好。漢簡都作敦煌。斯一一三四西涼建初十三年籍同。左先生文第六頁說“展此大宗文書，自元魏至趙宋，凡當地人稱述，殆莫不作燉煌，其由來久矣”。幸而有“殆”（差不多）字，不然學人可能提出疑問：巴黎所藏敦煌文書目錄第一卷伯二一一七及伯二二○五大業四年四月十五敦煌郡大黃府旅帥王海奉為亡妣敬造《涅槃》、《法華》、《方廣》各一部云云，敦不從火（有圖版），此兩卷都是涅槃經。另有同年月日旅帥王帥（？）奉為亡妣敬造《涅槃》、《法華》、《方廣》各一部，在倫敦，斯一一三《法華經》，可能是同一位王旅帥所作功德。
景權先生文一二頁論社司轉帖社員姓名左右側旁聽所書知字。按：近世請客不發請貼而用知單周流時，被請者往往寫知字或寫敬陪末座、敬辭等。景權先生說文書中或名旁一點作什，是否以代知字，似尚有問題。似不必譏刺已故之那波利貞。轉帖上之符記，有時頗為復雜。如竺沙雅章《敦煌出土‘社’文書の研究》（京大人文所《東方學報》第三十五期）所引斯五五八八社司轉帖，其社員姓名三行，十七人，絕大多數有知字，且姓名之上及右有ァ形，竺沙解為送物已了之記號。二人無此號，一有知字，一有△，竺沙疑為知之草書，但另有二人無ァ號而有△知字，我想或以△代某（常見）。末行一人全無符記，其下雙行小字有三人“已上差副月直”，或正副月直共五人，包括發帖之楊讓（即楊謙讓，竺沙有討論）。
景權先生論文書用紙，甚精到。一良先生亦有討論。二四頁說牓子可用半張紙，令我想起俗語“秀才人情紙半張”，以前不大懂。又三六頁說宋以后似已無璧回謙稱過分的門狀名刺之風。我猜想是減少了，尚未全無。近見吳大澂給友人的信，末有“敬請臺安，藉璧謙版”八字，謙版抬頭，可見清末還有此種風習。
馬世長君研究敦博第五八號卷子用紙（四一九至四二四頁），得到一個初步結論：“即敦煌文書所用紙張，其高度超過三○厘米的大紙，大約在吐蕃時期出現，至晚唐、五代時則使用得較為普遍。”（四二四頁）此說甚有益。
文書之紙，在正反兩面使用，有一名詞是反故（亦作反古），此辭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讀書雜識》（《燕京學報》二十四期，1938年）早有討論。引《南史》七六《隱逸傳（下）》“反故抄寫”，《南史》八十《侯景傳》“何當離此反故紙耶”說“反故者猶言廢紙，今東瀛尚用此語”，甚是。又按，《抱樸子·自敘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或可作為旁證。
既有反正，而寫者又未必是一人用兩面，則正背有時難定。若依書寫先后，以先寫者為正，則為劉俊文君論唐律及律疏文五八二所說“律疏乃正面，書寫在先，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乃背面，本書在后”。以下細論因此之錯誤裁割等問題，此類問題，是左景權先生大文中所謂“變例”（一五頁）。舉一重要之例，如斯六一三號文書，一面是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內容十分重要。另一面是《華嚴經》，抄者用反故，把官文書剪斷連貼，次序錯亂，山本達郎教授得池田溫等之助，整理研究，最先在《東洋學報》三十七卷連期發表（1954年），現在池田先生又匯集各家考校，把此卷收入他的大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1979年），功德無量！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著錄此卷，以佛經為正，官文書為背。翟理斯（L.Giles）目錄則說正面是Census（戶籍），背是《華嚴經》。較好。池田《籍帳研究》一六五頁仍作（BLS六一三背）。
景權先生論書寫紙，可參考之處甚多。現除官文書應早于私文書之外，再提一點，即先生所謂“道經背面，屢見佛文，反之則絕無僅有”（一六頁），此點反映兩教之消長，極為重要。道家重視書法，陳寅恪師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文中，早有討論。佛教徒亦當仁不讓，如藤枝晃教授《吐蕃支配時期の敦煌》（《東方學報》三十一期）引斯3071V（即背）付經歷斷片有“道士文書并無用處”一行大字，藤枝先生認為書法最佳（達筆），不知與另一面道經書法高下如何，正面反面可能都有用，不必固執，景權先生已經說了。
王永興先生研究色役，說有二十余種（一二七頁），提出文武散官四品以下九品以上分別于吏部兵部當番服役。很重要。所引《舊唐書·職官志》“朝議郎以下”云云一段，更為重要，因為雖然“承使及親驅使，甚為猥賤”，而“兩番以上，則隨番許簡，通時務者，始令參選，一登職事已后，雖官有代滿，即不復番上”。這些小散官的番上是有條件的。是否應計為色役，很難說。鞠清遠有《唐代財政史》一書，抗戰時長沙商務館（1930年）印行，大約流布不廣。此書內容充實，在特種收支章內論色役與資課，值得參考。困難之點，是色役之色只是種類之意，唐人使用色役一詞，好像不甚確定，后人更難分別了。
安家瑤君研究的判集，有幾點小事可提，二三四頁至二三五頁“沙州地稅，耆壽訴稱不濟，軍州諸加稅四升”兩判不同，先誰后駁，頗可注意。二三七頁第一行張卿以下，似應另題為別條。下一條“強索進馬”，與一良先生文中討論之進馬（三一至三三頁）有關，可合觀。諸判中回易、興生、運為等字，意義大略相似，運為亦作云為，遼代有云為戶，即營運戶。二四○頁“奴婢量事發遣，奏傔不可東西”，讀者可參考王永興先生文，不但有一大段論傔（一○七頁至一一一頁），一○八頁引《唐六典》“所補傔奏，皆令自召以充”，奏與傔是一事是兩事，待考。附言：到宋代還有隨身傔人，政府有規定，頗似近代的勤務兵。
論唐以前之防閣、執衣等，永興先生文已有討論。防閣、虞候俱見于斯六一三號文書，永興先生有一特別重要之貢獻，是一五五頁引《魏書》的“親恤”、“祿恤”，《南齊書》的“僮恤”及“舉恤為祿”。恤應是特別照顧之意，亦即是照顧之法（似以諸王為重，故曰親恤）。僮當是指定以供役使之人：“舉恤為祿”，永興先生說“恤”，又是俸祿的一部分（即俸祿混同）。這樣特提“恤”之重要性，似為前人所未注意。
永興先生文一一二頁引《白氏六帖》中之充夫式：“（戶部式）諸正充夫四十日免（調），七十日并免祖，百日已上，課役俱免。”四十日免之下補“調”字，或是筆誤。宮崎市定先生《唐代賦役制度新考》（《東洋史研究》第十四卷第四卷）在此處補“役”字，而且籍此算出充夫（即雜徭）以二日折正役一日，似可從。一良先生引《唐律疏議》“之官限滿”（三三頁），劉俊文君文五九一頁律疏殘卷有“限滿不得”。此詞不全是宮崎先生自造。但亦可說先生淵博，讀書所得，自然熔化，推廣此詞的用法，甚為可貴。
劉俊文君文五五二頁，提出巴黎所藏伯三六○八、三二五二職制，戶婚，廄庫律殘卷中之朱涂改，有如下一行：
諸盜耕種公私田者，若以上籍同貿易
有朱點把小字“若以上籍，同貿易”七字涂掉，小注所謂同貿易，似謂若已上籍（登記），則不以為盜了，頗可注意。又三五三至三五四頁，論原文與涂改稿之異同，特別是有關奴婢部曲之放良又還壓為賤及“各還正之”等處，作者亦自認為是唐代社會不容忽視之重要史料，應請讀者注意。
敦博第五八號卷子非常重要。馬世長君在敦煌工作十年余，三文俱見功力深厚。此卷當得國內外學人特賞。從社會經濟史看，“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廄本錢”最可貴。文中資料顯示唐代南部（嶺南、安南）諸多州縣以銀為公廄本錢，雖有“南州市用銀”之言，不如此詳細。四七五頁注4，引《通典》十“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兩為估”，又參考吐魯番銀錢、銅錢比價計算，暫以一兩銀折三百文計算。希望不久有新資料補充這方面的知識。至于政府利用商人及金融業者投資，則前后代多有（異族統治用者特多。元魏遼金元清皆有，宋有公使錢公用錢。已有人考）。地志殘卷文二七六頁安西貢有水磑三，很奇怪，水磑應是水磨，作貢物似太重。若是小型的手磑，則運送較易。看來應是特產，或值得科技史家留意。
文書中有數處談到升斗易誤，確是事實。他處則要看上下文。又為斗門是渠水關口，不當誤為升門，今誤者已少。又賀昌群先生有《升斗辨》（《歷史研究》1958年第6期），從篆隸升斗之別講起，直到唐代，甚具參考價值。他主張曹操收田租畝粟四升，當作四斗；晉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租稅米三升，應作三斗。我譯注《晉書·食貨志》時未及采用，現在認為值得考慮。
我現在該結束這篇讀后了。這本“論集”可比一桌席，佳肴滿案，未得一一仔細品嘗，愧對作者。文字潦草，不成章法，愧對讀者。
1982年4月15日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4期）
楊聯陞先生學術年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