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三年以前，中國政治問題，表面上所爭的只是一個“法”字。自所謂法統恢復后，那些坐在法統椅子上的先生們演出賣身的活劇，制成一部“遮羞的憲法”，從此沒有人理會這個“法”字了。十三年一月（曹錕篡竊成功后的三個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改組，可說是中國政治新局面的開始。不過在改組后最初的一二年間，中國國民黨的真實力量，尚未十分表現出來；幾個舊軍閥的巨頭，還是睥睨一切。從十三年春到十五年夏，政治上的重要事變：國民黨第一步創造黨軍，撲滅帝國主義所卵翼的商團；北方的軍閥，相繼發生蘇浙戰爭與第二次奉直戰爭（此皆為十三年秋冬間之事），接著馮玉祥倒戈，曹、吳傾倒，成立北洋軍閥最后的執政政府。國民黨看到執政政府的無希望，決計不與它合作，而盡力肅清兩廣的根據地。到十四年秋間，北方的各軍閥又發生了大混戰，戰至十五年夏間執政政府消滅時，尚無結束的希望；而國民黨內部整理的工作已告完竣，于是它將要和北洋軍閥開始最后的決斗，表現它的真實力量出來了。所以，從十三年春到十五年夏，可以說是國民黨養精蓄銳的時期，也便是北洋軍閥末路已近的時期。本章所敘述的，就是這時期的經過情形。
一 中國國民黨改組前社會思潮的傾向
我們要懂得中國國民黨十三年改組的意義，須先懂得改組前社會思潮的傾向。因為國民黨十三年改組最重要的所在，就是吸收了許多新成分，好比一個孱弱衰頹的軀體注射了一種強壯劑，培補了一些新血輪，就發生了“返老還少”的效果。但是這種新血輪，并不是頃刻之間可以制造出來的，須經過比較長時間的培養。國民黨改組前社會思潮的變化，便是培養這些新血輪的淵源。所以我們在敘述國民黨改組的經過以前，須將改組前社會思潮的傾向，略略觀察一番。
中國社會的思潮，辛亥以前集中在滿漢的問題上面，同盟會雖然標舉三民主義，大多數會員的思想，都只集中在狹義的民族主義上面，恰與一般社會思潮的傾向相合，所以得到清皇位的顛覆結果。清皇位顛覆后，一般社會的心理，以為共和的黃金時代到了。多數人民所希望的是安居樂業的平和；政黨所爭的是政權；論壇所討論的是總統制好呢，還是內閣制好？一院制好呢，還是兩院制好？簡單地說，就只是政制。此時候所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未嘗不厲害，然而大家尚沒有積極反抗的勇氣；民生的窮困未嘗不顯著，然而大家尚不覺得迫切；所感覺比較迫切的，就只有帝制復活與否的問題。從民國元年到四五年，中國的社會思想，可以說是在一種僵凍的狀態中；所有的政論和政黨的政治活動，都與一般社會不生多少關系。到帝制運動興起時，才稍稍有人感覺到此；（黃遠庸與《甲寅》雜志記者書云：“……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總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醒；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人生出交涉；然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但是這種僵凍的狀態，實在是不容易驟然變動的。
到帝制運動終了，護法運動開始時，中國的思想界，從國內、國外的兩方面得了兩個大刺激。國內方面的大刺激，為民國六七年間《新青年》派的文學革命；國外的大刺激，為俄國的社會革命。國內的文學革命，好像與國民黨改組無任何關系；孫中山并且是主張保存舊文體，好像與文學革命是立于反對的地位的。但我們對于文學革命的效果（關于文學本身的成績如何，此處可以不論），最低限度不能不承認在文體解放上，給予了國民黨一種改良的宣傳工具。辛亥以前的革命黨機關報《民報》，連高等學堂的學生都有讀不懂的（特別是章太炎的文章），現在的高小畢業生——讓一步說，初中畢業生——大概都可以讀懂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白話經典了：這種最低限度的效果，恐怕就是中山也不能不承認。再進一層，由文體解放進展到思想解放，于是所謂文學革命擴大到新文化運動，于是討論問題，研究主義，言論思想界五花八門，表現一種很活潑的現象；大概自中學以上的學生團體，都要苦苦地撙節些錢出來，發行一種什么短命刊物。這種現象是文學革命以前沒有的。俄國的社會革命，約與國內的文學革命同時掀起。以俄皇和他的貴族地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專制政府，竟被布爾什維克黨把它根本推翻，接著德國的大權皇帝威廉第二，也被社會黨趕跑了；這種革命的大風浪，把全世界都震動了，中國社會思想的僵凍狀態，也自然不能不為之沖破，何況國內已經興起了一種新的運動呢！以前國內一般人士覺得中山所提倡的民生主義——即西方的社會主義——只是一種沒有實現能力的空想，現在公然表現著這么大的威力。因此和中山一派表同情、抱著急進思想的青年，固然感覺中山的民生主義不是純粹的空想，便是實際帶有保守性質的進步黨人，也想借社會主義做對抗軍閥的武器。我們可以在進步黨人的報紙上，看見署名“知非”的藍某作提倡研究社會主義的文字；中國人所受俄國社會革命的影響何如，就可想而知了。于是新文化運動的團體內部發生了裂痕，一派趨向提倡社會主義，以為這是救中國的良藥，一派以為中國尚沒有具備需用社會主義的條件，新青年社因此漸漸分裂；于是我們在北京的《每周評論》和上海的《太平洋月刊》上面，看見胡適和李大釗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辯論，一個要提倡主義，一個說宜“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就是中國社會思潮發生大變化的征兆。從民國八年到十一二年間，中國新出現的刊物與社會思潮變化有關系，可以令人注意的，略舉幾種如下：
一、《新潮月刊》（八年一月刊行于北京）；
二、《每周評論》（八年某月刊行于北京）；
三、《努力周刊》（十一年五月刊行于北京）；
上三種是與政黨無關系的。
四、《解放與改造》（八年某月刊行于上海）；
以上一種是與進步黨人有關系的。
五、《建設月刊》（八年八月刊行于上海）；
六、《星期評論》（八年某月刊行于上海）；
上二種是國民黨的言論機關。
七、《向導周刊》（九年刊行于廣州，是鼓吹共產主義的言論機關）；
八、《改造》（十一年刊行于上海，初為季刊，次年又創周刊，該社中有主張共產主義的，也有不主張的）。
我們在這些刊物中，可以看見這個時期內，社會思潮各方面的大變化。至于各方面變化的傾向，果否都是健全的，此處不暇討論；不過由這些社會思潮的變化，要影響到實際的社會活動上去，則為必然不可免的事實。我們再從實際的社會活動上觀察，從民國八年到十二年，最惹人注意的事件：
第一，為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由北京學生團體數千人的外交示威運動，鬧到全國學校罷課、商民罷市（南北和會也間接因此破裂）。它的直接效果，雖然不過是打倒曹、陸、章三個賣國賊，然而這個運動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反抗軍閥的賣國外交（曹、陸、章不過是軍閥的走狗），反抗不平等條約；換句話說，就是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第一個暗示。從這一次的運動出發，于是全國各省、各都會都有了學生聯合會，又成立了一個全國學生聯合總會；我敢大膽地說一句——此時候已經有了長久歷史的國民黨的組織，和黨員間的聯絡指揮，恐怕還不如這個新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得完密，運用得活潑、靈敏。后來共產黨和國民黨在軍閥勢力壓迫下面的各省，大概是靠著學生聯合會作宣傳主義、吸收青年黨員的大本營，可知道所謂“五四運動”的關系了。
第二，為社會主義團體的成立與罷工風潮的陸續發生。中國在民國元年，雖然已有掛社會黨招牌的政黨，實在沒有多少人理會它。真正社會主義團體的成立，是在新文化運動發生以后。并不是說到了此時，中國已經有了若干的大資本家，需要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團體就應運而生了；實在是到了此時，受了俄國革命的刺激，思想上起了變化；一般人被國內的軍閥和國外的帝國主義壓迫得不堪；青年要讀書，軍閥要打仗，學生家庭的學費和政府的教育經費都被軍閥榨取作軍費去了，學校時常發生停課的風潮，書也讀不成；青年要進工廠，沒有工廠可進；國內縱有幾個工廠，有許多是帝國主義的、外國人的，進去更不容易；于是新文化運動的急進分子，想把俄國的共產黨作為導師，鼓動大多數尚沒有階級意識的無產者一齊聯合起來，造成一個無產階級和軍閥的決斗、和帝國主義的決斗。（中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在民國九年，“勞工協會秘書部”的成立在民國九年，到民國十年，共產黨才正式成立，在上海開第一次大會。）從民國十年起到民國十二年，我們在報上看見罷工的風潮不斷地發生，例如：
十年一月一日，粵漢鐵路工人罷工；
三月二日，開平煤礦罷工；
六月十日，京綏鐵路機工罷工；
十月十二日，粵漢鐵路罷工；
十一月二十日，隴海鐵路機師罷工；
十一年一月十二日，香港中華海員罷工；
七月二十二日，漢陽鋼鐵廠工人罷工；
八月五日，上海絲廠工人罷工；
同日，招商局海員罷工；
八月三十日，京漢鐵路工人罷工；
九月八日，粵漢鐵路工人罷工；
十月十九日，唐山京奉鐵路工人罷工；
十月二十三日，開灤礦局所屬五礦區礦工罷工；
十月二十七日，京綏鐵路罷工；
十一月某日，漢口英美煙公司工廠工人罷工；
十一月十八日，唐山大學因學生參加開灤礦工罷工風潮被解散；
十二月十五日，正太鐵路罷工；
十二年一月十日，漢口花棧工人罷工；
二月四日，京綏鐵路工人罷工；
二月七日，漢口軍隊干涉京漢路罷工，槍殺工人無數；
二月九日，北平學生因漢口槍殺罷工工人，舉行示威游行；
二月二十日，正太路工會因罷工風潮，被直晉兩政府壓迫解散。
以后的不必列舉了。
這些罷工風潮，難道是中國的工人真正覺醒了嗎？大概十之八九是共產主義的學生在里面作領導的。他們去領導工人的目的就是要促起工人的階級意識，培養工人的反抗能力，訓練成一個與軍閥決斗、與帝國主義決斗的大團體。這便是罷工風潮所以陸續產生的內幕。
第三，是國內的知識階級對于蘇俄表示友誼的舉動。在民國九年優林以遠東共和國代表名義來到北京以前，蘇俄政府曾由加拉罕署名向中國發表一通聲明書，聲明將俄國帝政時代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一律廢棄。此在蘇俄當然是一種外交政策，想向遠東求出路；但在中國一般人士，覺得蘇俄的勞農政府到底是比帝政府時代要好，很愿意接受他們的好意，和他們攜手作朋友。無奈中國的軍閥政府被白色帝國主義的外交團脅住了，不敢接受蘇俄這種聲明，所以優林在北京住了幾個月，外交上不曾得到一點成績，但是他和北京大學的教授、學生們卻發生了一點關系。到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蘇俄的代表越飛到北京；二十一日，北京新潮社等十四個團體，便以國民的團體資格開宴會歡迎他。這是中國國民外交史上罕有的舉動，這十四個團體里面雖然不包含有幾個共產黨員，但這種宴會的意義絕對不是共產黨聯俄意義，也不是國民黨聯俄意義（此時中山和越飛尚未晤面），實在是中國的知識階級代表國民全體對蘇俄表示友好的意義。這種意義的舉動，就是當時的軍閥政府也不敢說他們不對，不過那些白色帝國主義的外交團用一種嫉妒的眼光，在旁睨視，很含醋意罷了。越飛在正式的外交上，雖然也不曾得到成績，但是中國國民愿意和蘇俄接近的情形，卻很明白了。
前面所舉的三項事實，都是在國民黨改組以前表現的。第一項（由“五四運動”結成全國的學生聯合會）是表現中國社會思潮有要求一種新的國民的結合的傾向；第二項和第三項便是后來國民黨所謂“容共”、“聯俄”的背景。這種傾向的精神，簡單歸納起來，便只是希望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十三年改組，便只是應這種希望而生的。下節再述國民黨改組的經過。
二 中國國民黨改組的經過
中國國民黨改組的經過，可以分作三個階段：民國八年確定黨的名稱，是第一個階段；十二年預備“容共聯俄”，始公開地向國民宣言，是第二個階段；到十三年實行“容共聯俄”，才到了改組完成的第三個階段。依次敘述如下：
民國元年、二年的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后，中山于民國三年在日本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把從前國民黨的所謂溫和分子淘汰出去。但“中華革命黨”是一種秘密的革命團體，因為在外國居留地政府立案的關系，有些支部仍舊沿用“國民黨”三字的名稱；在國內也不能公開地組黨。到袁世凱死后，“中華革命黨”的團體并不曾消滅；許多黨員本來是從前國民黨的黨員，并且是國會議員，因為國會恢復，暗中以中華革命黨的黨團作用聯絡其他的舊國民黨員，用別種名目在國會里面活動。所以表面上，“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兩種名稱，都不曾公開地揭舉出來。而在海外，則一種團體有兩種并存的名目，極不統一，因此在民國八年以前，曾經通令海內外各支部一律恢復“國民黨”的名稱。但據緬甸支部八年三月十日的印刷通告，附記謂：“本支部自去年（七年）由‘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惟歷接上海本部來件印章，俱用‘中華國民黨’，故本支部亦當從之，以昭劃一。”可見在八年三月十日以前，本部所用的名稱與支部所用的名稱尚不統一，有以“中華”兩字為冠詞的，有以“中國”兩字為冠詞的。到八年十月十日，始由上海的本部公布一種改正的規約，通告各支部一律改用“中國國民黨”的名義，于是名稱始確定。從七年到八年，中山因為軍政府改組，被桂系軍閥和政學會所排擠，離粵居滬，一面著書謀改造國民的心理，一面整理黨務。《孫文學說》和《實業計劃》的兩種著作，合稱為《建國方略》的（前者為心理的建設，后者為物質的建設），都在此時期內草成發表。他在七年八月三十日通告海內外同志的書中說：“……文深信吾黨實系中國之存亡，使吾黨弛而不張，則中國或幾乎息；是斷不能以蹶躓而磨滅其壯志，猶之操舟逆流，須策群力以相支柱。文深有望諸君子之同喻斯旨也。歸滬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黨之擴張，故亟重訂黨章，以促黨務之發達。”所以八年十月有改正的黨章發布，把名稱統一確定了。我們于此可知道民國七八年間是中山護法失敗的時期，是南北軍閥勢力紛起蓬興的時期，也便是中國國民黨新生命胚胎時期，并且恰好是國內新文化運動勃興的時期。這是第一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內，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雖然應時胚胎了，但與一般國民尚不曾發生若何關系，因為尚不曾公開地進行黨務，（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謂：“此時北方為徐世昌所盤據，南方亦為陸榮廷所占有，故黨務不能在國內公開，進行者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規約，幾全注意于海外……”）不曾發表什么對國民的宣言和具體的政綱。到民國九年，因得了海外同志經濟上的援助，令陳炯明的粵軍回粵，取得了廣東的地盤，黨務略為注重，但也只把黨章及海外總支部章程稍微修改了一下，仍不曾發表什么宣言和政策。及民國十一年夏間，陳炯明背叛，中山蒙難，一般國民都只認為孫、陳個人的爭政權，并不覺得陳炯明是叛黨；黨內的機關報罵陳炯明叛逆，而黨外的知識階級里面竟有說他們是抬出舊道德的死尸來攻擊陳炯明的；這就是因為此時的中國國民黨還是在一種秘密結社的情態中，沒有向一般國民公開的表示，一般國民并不認識孫、陳在黨中的地位關系，所以并不覺得陳氏如何的不對。歸結一句，從八年到十一年，中國國民黨雖然存在了，還只是該黨“老同志”的國民黨，與一般國民無交涉。自中山蒙難到滬后，國民黨便要開始發生第二階段的變化了。中山本來有“在革命期內需要一黨專政”的信念，并且認定黨的組織需要嚴密，黨員宜絕對服從黨魁的指揮；所以他的革命方略，有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劃分及組織中華革命黨時黨章的制定，更把這種一黨專政、服從黨魁的精神盡量發揮；及見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用這種方法發生了效果，中山的信念越加堅決了。但事實上，俄國的一黨專政成了功，中山還是失敗；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員，能受他們的列寧的指揮，中國國民黨卻不能由中山指揮如意，并且生出陳炯明這種叛徒來，這不能不使中山對于自己的黨的組織和革命方法加以反省，對于列寧所用的組織方法加以印證參考。此時中國的共產黨已經成立，且已加入第三國際，蘇俄因為被白色帝國主義壓迫，也很想向東方求朋友；（據汪精衛的政治報告，中山在民國七年由粵來滬時，曾致電蘇俄慶祝他們的成功，鼓勵他們繼續奮斗。其時各國皆仇視蘇俄，列寧得到中山的電報，因之大為感動，視為東方的光明來了，自此積極地想與中國的民黨聯絡。蘇俄派到東方來的專使，有一個叫做馬林。汪氏說：“馬林在民國十年曾到廣西，總理當時正在桂林，馬林去見他。總理當時曾去電到廣州給廖仲愷……說他從前聽聞蘇俄實行共產，很是詫異，以為俄國的經濟狀況，共產的條件還未具備，從何實行？馬林來，才知道俄國之新經濟政策，實與他的實業計劃差不多一樣，所以非常高興。這便是聯俄的起點了。可是馬林來到廣州以后，他卻表示非常失望；他以為除去俄新經濟政策與總理實業計劃相符合這一點覺得高興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對陳炯明與本黨的組織方法、宣傳方法，都表示失望。他并且斷定香港政府必不容廣東政府的發展，陳炯明與總理一定不能相容；這些話他對廖仲愷同志和兄弟都一樣說法。……”這是在中山未蒙難以前的事。）中山于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被難抵滬，蘇俄的代表越飛也于中山抵滬的前一日到了北京。越飛一面在北京與北方的國民團體相酬應，一面即派人攜函來滬與中山接洽，彼此的意見，漸趨接近。（孫中山先生手札墨跡中，載有十一年八月三十日與蔣介石書云：“某事近已由其代表專人帶函，來問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之法，予已一一答之。從此彼此已通問訊，凡事當易商量矣。彼有一軍事隨員同行，已請彼先派此員來滬，以備詳詢軍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則當早來籌備一切。……”可見越飛到北京后，即與中山通函通使。又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山與蔣介石書云：“……兄前有志于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復雜，事件之麻煩，恐較之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時福州方為許崇智等所下，蔣介石亦在福州。]此無怪吾國之志士乘興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為接近。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藉，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憑藉不可。欲得憑藉，非恢復廣東不可。……”此函中所謂情形復雜、事件麻煩，大約即指容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事，蘇俄代表以此為條件。）此時中國的共產黨員，也已經有來加入國民黨的了。（據汪精衛的政治報告說，共產黨員最先加入國民黨的為李大釗，是由張繼介紹來的，也在中山蒙難居滬時。）中山在與越飛接洽的當中，便決計將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改進；于十一年九月四日，召集在滬各省同志張繼等五十三人交換意見，一致贊同改組；九月六日，指定茅祖權等九人為改組案起草委員；到十一月十五日，又召集各省同志五十余人審查全案，推胡漢民、汪精衛為宣言起草委員；十二月十六日，召集同志將宣言稿審查修正，由中山采定，于十二年一月一日發表。這便是中國國民黨十二年的改組（十二年改組的宣言及政綱見本節附錄一）。這次改組可注意之點：一、從中華革命黨改為中國國民黨以后，至此方向全國國民公開地發表宣言，提出比較具體的政策。二、重新將三民主義為明白廣義的解釋。例如民族主義在同盟會時代是極狹義的，以推翻滿族的特殊優越地位為目的，皇位顛覆后，以為民族主義不適用了，并且恐怕惹起國內五族間的裂痕來，所以由同盟會改為國民黨時，便把民族主義舍棄了；中華革命黨時代也不要民族主義，專取民權、民生的二民主義（因為中華革命黨是以推倒袁世凱為目的）；由中華革命黨改為中國國民黨時正是歐戰終了和議開始時，所謂“民族自決”的聲浪復由西方播及東方，漸悟及民族主義尚有廣義的解釋，故仍恢復三民主義；但在民國十二年以前，并未將這種主義的解釋明白表示出來，至此始在宣言里面表示，說：“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內以促全國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雖然尚未提出，“力謀改正條約，恢復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地位”，則已成為此次宣言上具體的政綱了。所謂民權主義，也由“建設共和”擴充到“直接民權”的意義；民生主義，由“平均地權”擴充到“節制資本”的意義了。這是第二個階段。
這次改組，所以不曾達到完成的地步，有很明顯的幾點：一、黨章和干部機關的組織雖然經過一番改變，但還不曾采用蘇俄那種細密嚴切方法；二、干部人員的分配雖然有變更，新舊黨員的吸收、淘汰尚未充分地進行；三、共產黨員雖已有加入的，但尚不曾公開地容共；四、蘇俄的政策雖在進行之中，也尚未達到成熟的地步。自一月一日發表宣言后，到同月二十六日，中山與越飛發表一篇聯合宣言，不久中山回廣州重建大元帥政府，越飛也往日本的熱海養病去了。據汪精衛的政治報告說，越飛往日本時，中山命廖仲愷和越飛同行，“彼此在熱海同住了一月。此時東方人未知道的許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詳，如俄國之現狀，俄國對東方被壓迫民族之態度，與俄國何以想和中國攜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廖同志由東京回廣州，幫助總理作聯俄的工作，當時許多同志懷疑，而廖同志卻很勇敢堅決地去干……因為有一個月之久和越飛互相辯論，把各種問題通通研究過了。由此總理與蘇俄的關系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十二年）夏間，總理更派蔣介石同志赴俄；蔣同志到莫斯科時，列寧已經病重，但也見過托洛茨基諸人，經過一番切實考察，知道紅軍的組織和共產黨森嚴的紀律，遂為日后回國改組本黨開建黨軍之一大動機；總理從此便決定與俄攜手，共同奮斗，程度又進一步；蘇俄也決定，想幫助東方民族革命，非幫助本黨不可，因此才派鮑羅廷先生到廣東來，其時正當陳炯明、林虎的軍隊陷了石龍，攻到廣州近郊，用盡了滇、桂、粵、湘、鄂、豫諸軍的力，才把他打退。鮑羅廷先生到粵后，與總理商量許久，才決定改組本黨，因此才有十三年一月本黨改組之事”（上皆汪精衛在十五年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席上政治報告語）。改組的決定在十二年冬初，是年十一月，預先發表一篇改組宣言，由中山委任鄧澤如、林森、廖仲愷、譚平山、陳樹人、孫科、許崇清、謝英伯、楊庶湛等九人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還有候補執行委員五人），請鮑羅廷為顧問；在廣州開始黨員的嚴重登記，著手市黨部、區黨部、區分部的組織；分頭調查農工及中產階級狀況；統一宣傳機關，并限制黨員對外發表關于黨務的意見；設講習所以訓練各區分部執行委員；定十三年一月二十日開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額，每省六人，由總理指派三人，各省黨員互推三人，海外總支部約十二人。）并定大會議事日程綱要。到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如期開會了。到會出席的共一百六十五人，由中山以總理的資格主席。中山的開會詞中，有些很可注意的語句。例如：
……我從前見得中國太紛亂，民智太幼稚，國民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張“以黨治國”。但到今天想想，我覺得這句話還是太早。此刻的國家還是太亂，社會還是退步，所以國民黨的責任還是要先“建國”，尚未到治國。從前革命黨推翻滿清，不過推倒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無數的小皇帝……故中國現在還不能像英美，以黨治國……我們必要另作一番工夫，把國家再造一次。……
……我們十三年以來，在政治上得到了種種經驗，發明了種種方法……此次召集各省同志來廣州開這個大會，就是把這些方法公諸大家來采納。……諸君得了這些新方法，要帶回各地方去實行。至于這些新方法的來源，是本黨把先進的革命國家和后進的革命國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已成功之后所得的種種革命方法，來參考比較，細心酌斟才定出來的。當中不完備的地方在所不免，所以還要這個大會，請大家來研究；以后便要請大家贊成，到各地去實行。……此次國民黨改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第二件便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所以這次國民黨改組，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的問題，第二件是改造國家的問題。……
這些話的意思，便是要把民國十幾年來的歷史截斷，采用新的革命方法，從新造黨以建國，要“把黨放在國上”（“把黨放在國上”，也是中山在會議席上所說的話）。開會后，即日由中山指定主席團五人（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守常），提出國民黨宣言案付審查。會議日期的經過共十天，至三十日午后閉會。在會議的進行中，蘇俄代表加拉罕來電致賀，由大會表決復電致謝，忽接到列寧逝世消息，由大會表決去電致哀，并延會三日：這是“聯俄”政策公開的表現。在會議進行中，又有提議“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意思是想限制共產黨員，李大釗即出面聲明，說：“第三國際共產黨員，加入本黨系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國民革命，絕對非想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其加入本黨，系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非以黨團作用加入本黨。”這是容共政策的明白解釋。十天當中，議決了許多重要議案（最重要的為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及新定之國民黨章程），選定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胡漢民、汪精衛、張靜江、廖仲愷、李烈鈞、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鄒魯、譚延闿、覃振、譚平山、石青陽、熊克武、李大釗、恩克巴圖、王法勤、于右任、楊希閔、葉楚傖、于樹德），候補執行委員十七人，中央監察委員五人（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繼、謝持），候補監察委員五人。于是中國國民黨改組的工作完竣，到了第三個階段。
改組后的主義精神，可于大會宣言的全文中窺見，全文共分三大段，第一段述中國之現狀，第二段說明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第三段分別列舉依主義而采定對內對外的政綱（參見附錄二）。改組后的組織系統，依新定的黨章，略如下圖：
依前圖，全國代表大會為全黨的最高機關；區分部為全黨組織最下層的基礎。省以下的各級也皆有代表大會（惟區分部則為黨員全體大會），皆有執行委員會。代表大會為各級的權力機關，大會閉會時則由執行委員會行使，這是改組后組織的大概（詳細組織可參看國民黨章程）。
第一次代表大會閉會后，立即依據新章組織各級機關，向民眾作宣傳的工作。以前的宣傳不過是領袖個人的文章或講演的宣傳，此后的宣傳乃為大規模、有系統、有組織的宣傳。中國國民黨從此漸漸地與國民發生關系了。
（附錄一）中國國民黨宣言（十二年一月一日）
中國之所以革命，與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雖繁，約而言之，不外歷史之留遺，與時代之進化而已。蓋以言民族，有史以來，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國家，其繼乃與他民族糅合摶聚以成一大民族，民族之種類愈多，國家之版圖亦隨以愈廣。以言民權，則民為邦本之義，深入于人心，四千余年殘賊之獨夫，鮮能逃民眾之斧鉞。以言民生，則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說，由學理演為事實；求治者以摧抑豪強為能事，以杜絕兼并為順德，貧富之隔，未甚懸殊。凡此三者，歷史之留遺，所以浸漬而繁滋者，至豐且厚，此吾人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者也，然民族無平等之結合，民權無確立之制度，民生無均衡之組織；故革命戰爭，循環不已，盛衰起伏，視為固然，而未由睹長治久安之效。近世以來，革命思潮，磅礴于歐，漸漬于美，波蕩于東亞，所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乃由磨礱而愈進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趨于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國當此，亦不能不激勵奮發，于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矣。
本黨總理孫先生文，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
乃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俾民治臻于極軌，國基安于磐石，且以躋于有進而無退，一治而不復亂之域焉。夫革命之內容，既異于前代；革命之手段，亦因以不同。前代革命，雖起于民眾，及其成功，則取獨夫而代之，不復與民眾為伍，今日革命則立于民眾之地位，而為之向導，所關切者，民眾之利益，所發抒者，民眾之情感。于民眾之未喻，則勞心焦思，瘏口嘵音，以申儆之，且不恤排萬難，冒萬險，以身為之先，及其既喻，則相與努力，鍥而不舍，務蘄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業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本此宗旨，爰有興中會之組織。事出非常，頓遭挫折，繼以時勢之推移，人心之感動，志于革命者，乃如水之隨地而涌，于是更擴而為同盟會。黨員遍于各省，而彌漫于海外。主義之宣傳與實行，前仆后繼，枕藉相望；黨員為主義而流之血，殆足以滌盡赤縣之腥膻矣！清廷既覆，民國肇興，以為破壞已終，建設方始，憲政實施，宜有政黨，故國民黨因以成立。中更癸丑之變，痛邦基未固，國難方殷，復有中華革命黨之改組；集合同志，努力與賣國稱帝者為敵，及帝制既踣，革命之進行，于以停止。既而武人毀法倡亂，國內洶洶，連兵數載，未獲寧息。同人感于主義之未貫徹，責任之無旁貸，乃更組織中國國民黨，以與全國人士共謀完成民國建國之大業，而期無負初衷焉。蓋吾黨名稱雖有因革，規則有損益，而主義則始終一貫，無或稍改。溯自興中會以至于今，垂三十年，吾黨為國致力，雖稍稍有所成就，而挫折亦至多。顧所成就者，為主義之成就；而所挫折者，則非主義之挫折，特進行之偶然顛躓而已。民國以前，吾黨本主義以建立民國；民國以后，則本主義以捍衛民國。前此數年，為民國與非民國之爭；最近數年，為法與非法之爭。反對者挾持之力非不甚強，然卒于一蹶而不能復振，蓋其所施為者，違反國情，悖逆時勢，有以使然也。然亦惟反對者之梗阻，與中立者之觀望，遂致國民之建設事業，進行遲滯，三民主義尚未能完全實現，五權憲法亦未得制定施行，此吾黨所為旁皇不可終日者。撫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現在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奮；則惟有夙夜黽勉，前進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所謂成功者，亦一人一黨之謂，乃中華民國由阽危而鞏固，而發揚光大之謂也。本黨同人，爰據斯旨，依三民、五權之原則，對國家建設計劃，及現所采用之政策，謹依次陳述于國民之前：
一、前清專制，持其“寧贈朋友，不與家奴”之政策，屢犧牲我民族之權利，與各國立不平等之條約。至今清廷雖覆，而我竟陷于為列強殖民地之地位矣。故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歐戰以還，民族自決之義，日愈昌明，吾人當仍本此精神，內以促全國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其大要如左：
甲 厲行教育普及，增進全國民族之文化。
乙 力圖改正條約，恢復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
二、現行代議制度，已成民權之弩末；階級選舉，易為少數所操縱。欲踐民權之真義，爰有下列之主張：
甲 實行普選制度，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
乙 以人民集會或總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創制、復決、罷免各權。
丙 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
三、歐美經濟之患在不均，不均則爭；中國之患在貧，貧則宜開發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則仍不免于爭，故思患預防，宜以歐美為鑒，力謀社會經濟之均等發展，及關于社會經濟一切問題，同時圖適當之解決，其綱領如左：
甲 由國家規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價稅法；在一定時期以后，私人之土地所有權，不得超過法定限度；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報價值于國家，國家就價征稅，并于必要時得依報價收買之。
乙 鐵路、礦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規模之工商業，應屬于全民者，由國家設立機關經營管理之，并得由工人參與一部分之管理權。
丙 清查戶口，整理耕地，調正糧食之產銷，以謀民食之均足。
丁 改良幣制，以實貨為交易之中準，并訂定稅法。整理國債，以保全國經濟之安寧。
戊 制定工人保護法，以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徐謀勞資間地位之平等。
已 確認婦女與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發展。
庚 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徐謀地主佃戶地位之平等。
同人所計劃，尚有不止于是者，右所陳述，特其涯略。其余國家重大事項，將依本黨規程，就專任委員研究之結果，繼續就商于邦人君子，謹此宣言。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本部
（附錄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十三年一月三十日）
一 中國之現狀
中國之革命，發軔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顛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發生也，自滿洲入據中國以來，民族間不平之氣，抑郁已久，海禁既開，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滿洲政府既無方以御外侮，而鉗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厲，適足以側媚列強。吾黨之士，追隨本黨總理孫先生之后，知非顛覆滿洲，無由改造中國，乃奮然而起，為國民前驅；激進不已，以至于辛亥，然后顛覆滿洲之舉，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于顛覆滿洲而已，乃在于滿洲顛覆以后，得從事于改造中國。依當時之趨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于諸民族之平等結合；政治方面，由專制制度過渡于民權制度；經濟方面，由手工業的生產過渡于資本制度的生產。循是以進，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國變而為獨立的中國，以屹然于世界。
然而當時之實際，乃適不如所期，革命雖號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實際表現者，僅僅為民族解放主義。曾幾何時，已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夫當時代表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者，實為袁世凱，其所挾持之勢力，初非甚強，而革命黨人乃不能勝之者，則為當時欲竭力避免國內戰爭之延長，且尚未能獲一有組織、有紀律、能了解本身之職任與目的之政黨故也。使當時而有此政黨，則必能抵制袁世凱之陰謀，以取得勝利，而必不為其所乘。夫袁世凱者，北洋軍閥之首領，時與列強相勾結，一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如武人官僚輩，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權讓渡于彼，其致失敗，又何待言。
袁世凱既死，革命之事業，仍屢遭失敗，其結果使國內軍閥暴戾恣睢，自為刀俎，而以人民為魚肉，一切政治上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不特此也，軍閥本身與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為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系。所謂民國政府，已為軍閥所控制，軍閥即利用之，結歡于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紛不已，以獲取利權，各占勢力范圍。由此點觀之，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于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沖突，乃假手于軍閥，殺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內亂又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國內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是中國之實業，即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外國資本競爭，其為禍之酷，不止吾國政治上之生命為之剝奪，即經濟上之生命亦為之剝奪無余矣。試環顧國內，自革命失敗以來，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為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家漸致失業，淪為流氓，流為兵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以其土地廉價售人，生活日以困，租稅日以重。如是慘狀，觸目皆是，猶得不謂已瀕絕境乎？
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此全國人民所為疾首蹙額。而有識者所以彷徨日夜，急欲為全國人民求一生路者也。
然所謂生路者如何乎？國內務黨派以至于個人，暨外國人，多有擬議及此者，試簡單歸納各種擬議，以一評騭其當否，而分述如下。
一曰立憲派 此派之擬議，以為今日中國之大患，在于無法，茍能藉憲法以謀統一，則分崩離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憲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眾之擁護，假使只有白紙黑字之憲法，決不能保證民權，俾不受軍閥之摧殘。元年以來，嘗有約法矣，然專制余孽，軍閥官僚，僭竊擅權，無惡不作。此輩一日不去，憲法一日不生效力，無異廢紙，何補民權？邇者曹錕以非法行賄，尸位北京，亦嘗藉所謂憲法以為文飾之具矣，而其所為，乃與憲法若風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憲法之先決問題，首先在民眾之能擁護憲法與否。舍本求末，無有是處。不特此也，民眾果無組織，雖有憲法，即民眾自身亦不能運用之，縱無軍閥之摧殘，其為具文自若也。故立憲派只知求憲法，而絕不顧及將何以擁護憲法，何以運用憲法，即可知其無組織，無方法，無勇氣以真為憲法而奮斗。憲法之成立，惟在列強及軍閥之勢力顛覆之后耳。
二曰聯省自治派 此派之擬議，以為造成中國今日之亂象，由于中央政府權力過重，故當分其權力于各省，各省自治已成，則中央政府權力日削，無所恃以為惡也。曾不思今日北京政府權力，初非法律所賦予，人民所承認，乃由大軍閥攘奪而得之。大軍閥既挾持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復利用中央政府，以擴充其暴力。吾人不謀所以毀滅大軍閥之暴力，使不得挾持中央政府以為惡，乃反欲藉各省小軍閥之力，以謀削減中央政府之權能，是何為耶？推其結果，不過分裂中國，使小軍閥各占一省，自謀利益，以與挾持中央政府之大軍閥相安于無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治，誠為至當，亦誠適合于民族之需要與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國全體獨立之后，始能有成；中國全體尚未能獲得自由，而欲一部分先能獲得自由，豈可能者？故知爭回自治之運動，決不能與爭回民族獨立之運動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國以內，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內，所有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惟有于全國之規模中始能解決。則各省真正自治之實現，必在全國國民革命勝利之后，亦已顯然。愿國人一思之也。
三曰和平會議派 國內苦戰爭久矣，和平會議之說，應之而生，提倡而贊和者，中國人有然，外國人亦有然。果循此道而得和平，寧非國人之所望，然知不可能也，何則？構成中國之戰禍，實為互相角立之軍閥，此互相角立之軍閥，各愿其利益，矛盾至于極端，已無調和之可能。即使可能，亦不過各軍閥間利益，得以調和而已，于民眾之利益，固無與也，此僅軍閥之聯合，尚不得謂國家之統一也，民眾果何需于此乎？此等和平會議之結果，必無以異于歐戰議和所得之結果。列強利益相沖突，使歐洲各小國不得和平統一。中國之不能統一，亦此數國之利益為之梗也。至于知調和之不可能，而欲冀各派之勢力保持均衡，使不相沖突，以茍安于一時者，則更為夢想。何則？蓋事實上不能禁各軍閥中之一派不對于他派而施以攻擊，且凡屬軍閥，莫不擁有雇傭軍隊，推其結果，不能不出于爭戰，出于掠奪，蓋掠奪于鄰省，較之掠奪于本省為尤易也。
四曰商人政府派 為此說者，蓋鑒于今日之禍，由軍閥官僚所造成，故欲以資本家起而代之也。雖然軍閥官僚所以為民眾厭惡者，以其不能代表民眾也，商人獨能代表民眾利益乎？此當知者一也。軍閥政府托命于外人，而其惡益著，民眾之惡之亦益深；商人政府若亦托命于外人，則亦一丘之貉而已。此所當知者二也。故吾人雖不反對商人政府，而吾人之要求則在于全體平民自己組織政府，以代表全體平民之利益，不限于商界；且其政府必為獨立的，不求助于人，而維恃全體平民自己之意力。
如上所述，足知各種擬議，雖或出于救國之誠意，然終為空議；其甚者則本無誠意，而徒出于惡意的譏評而已。
吾國民黨，則夙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為中國唯一生路。茲綜觀中國之現狀，益知進行國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詳闡主義，發布政綱，以宣告全國。
二 國民黨之主義
國民黨之主義維何？即孫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義是已。本此主義以立政綱，吾人以為救國之道，舍此末由，國民革命之逐步進行，皆當循此原則，此次毅然改組，于組織及紀律特加之意，即期于使黨員各盡所能，努力奮斗，以求主義貫徹。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孫先生之演說，及此次大會孫先生對于中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之演述，言之綦詳，茲綜合之，對于三民主義為鄭重之闡明。蓋必明了于此主義之真釋，然后對于中國之現狀而謀救濟之方策，始得有所依據也。
一、民族主義 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一方面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于世界。辛亥以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復從而包圍之，故當時民族主義之運動，其作用在脫離滿洲之宰制政策與列強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后，滿洲之宰制政策，已為國民運動所摧毀，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則包圍如故，瓜分之說，變為共管，易言之，武力的掠奪，變為經濟的壓迫而已，其結果足使中國民族失其獨立與自由則一也。國內之軍閥，既與帝國主義相勾結，而資產階級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馂余，故中國民族政治上、經濟上皆日即于憔悴。國民黨人因不得不繼續努力，以求中國民族解放，其所恃為后盾者，實為多數之民眾，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蓋民族主義，對于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其在實業界，茍無民族主義，則列強之經濟的壓迫，致自國生產永無發展之可能；其在勞動界，茍無民族主義，則依附帝國主義而生存之軍閥及國內外之資本家，足以蝕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爭，對于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帝國主義受民族主義運動之打擊而有所削弱，則此多數之民眾，即能因而發展其組織，且從而鞏固之，以備繼續之斗爭，此則國民黨能事實上證明之者。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于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蓋惟國民黨與民眾深切結合之后，中國民族之真正自由與獨立，始有可望也。
第二方面辛亥以前，滿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具如上述，辛亥以后，滿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毀無余，則國內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結合，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所要求者即在于此。然不幸而中國之政府乃為專制余孽之軍閥所盤據，中國舊日之帝國主義，死灰不免復燃，于是國內諸民族因以有杌隉不安之象，遂使少數民族疑國民黨之主張亦非誠意。故今后國民黨為求民族主義之貫徹，當得國內諸民族之諒解，時時曉示其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之共同利益。今國民黨在宣傳主義之時，正欲積集其勢力，自當隨國內革命勢力之伸張，而漸與諸民族為有組織的聯結，及講求種種具體的解決民族問題之方法矣。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于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后，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二、民權主義 國民黨之民權主義，于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復決、罷免諸權也。民權運動之方式，規定于憲法，以孫先生所創之五權分立為之原則，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也。凡此既以濟代議政治之窮，亦以矯選舉制度之弊。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求所以適合于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惟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于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屬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種自由及權利。
三、民生主義 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為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并于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舉此二者，則民生主義之進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礎。于此猶有當為農民告者，中國以農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為尤甚。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并為之整頓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農民之缺乏資本，至于高利借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為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后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又有當為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工人之失業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凡此皆民生主義所有事也。
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于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本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后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于此，一方面當對于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于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于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為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于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于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斗，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斗也。
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而本黨改組后，以嚴格之規律的精神，樹立本黨組織之基礎，對于本黨黨員，用各種適當方法，施以教育及訓練，俾成為能宣傳主義、運動群眾、組織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時以本黨全力，對于全國國民為普遍的宣傳，使加入革命運動，取得政權，克服民敵。至于既取得政權樹立政府之時，為制止國內反革命運動及各國帝國主義壓制吾國民眾勝利的陰謀，芟除實行國民黨主義之一切障礙，更應以黨為掌握政權之中樞。蓋惟有組織有權威之黨，乃為革命的民眾之本據，能為全國國民盡此忠實之義務故耳。
三 國民黨之政綱
吾人于黨綱固悉力以求貫澈，顧以道途之遠，工程之巨，誠未敢謂咄嗟有成，而中國之現狀，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謀救濟。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準備實行政綱，為第一步之救濟方法，謹列舉具體的要求，作為政綱，凡中國以內，有能認國家利益高出于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與明辦而公行之。
甲 對外政策
一、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
二、凡自愿放棄一切特權之國家，及愿廢止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者，中國皆將認為最惠國。
三、中國與列強所訂其他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須重新審定。務以不害雙方主權為原則。
四、中國所借外債，當在使中國政治上、實業上不受損失之范圍內保證并償還之。
五、庚子賠款，當完全劃作教育經費。
六、中國境內不負責任之政府，如賄選竊僭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債，非以增進人民之幸福，乃為維持軍閥之地位，俾得行使賄買，侵吞盜用。此等債款，中國人民不負償還之責任。
七、召集各省職業團體（銀行界、商會等）、社會團體（教育機關等），組織會議，籌備償還外債之方法，以求脫離因困頓于債務而陷于國際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 對內政策
一、關于中央及地方之權限，采均權主義，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權制或地方分權制。
二、各省人民得自定憲法，自舉省長，但憲法不與國憲相抵觸。省長一方面為本省自治之監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揮以處理國家行政事務。
三、確定縣為自治單位。自治之縣，其人民有直接選舉及罷免官吏之權，有直接創制及復決法律之權。
土地之稅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衛生等各種公共之需要。各縣之天然富源、各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資力不能發展興辦者，國家當加以協助，其所獲純利，國家與地方均之。
各縣對于國家之負擔，當以縣歲入百分之幾為國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超過于百分之五十。
四、實行普通選舉，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
五、整訂各種考試制度，以救選舉制度之窮。
六、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
七、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為征兵制度，同時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兵士之經濟狀況，并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
八、嚴定田賦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征收，如厘金等類，當一切廢絕之。九、清查戶口，整理耕地，調查糧食之產銷，以謀民食之均足。
十、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
十一、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并扶助其發展。
十二、于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文化之發展。
十三、厲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并保障其獨立。
十四、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并于必要時得依報價收買之。
十五、企業之有獨占的性質者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路航道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
以上所舉細目，皆吾人所認為黨綱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濟中國之第一步方法。
三 中國國民黨改組后在廣東奮斗的第一年
中國國民黨改組后在廣東奮斗的第一年，真是最艱難困苦的一年。因為環境的險惡，在事實上不能表現如何的大成績，但國民革命軍的基礎，在這一年已經立定了。茲就當時的環境，和主要的設施及所遇事變，分別略述如次：
一、當時的環境 當時的中國國民黨，雖有中山所主持的大元帥政府設在廣東，但實際上大元帥政府的勢力幾乎不能出廣州一步；廣州以外，幾乎無處不是敵人。東江一帶，為陳炯明、林虎、洪兆麟輩所盤踞，軍隊共約三萬人；粵南為鄧本殷、申保藩等所盤踞，軍隊也有三萬人上下：這是大元帥政府彰明昭著的敵人。站在大元帥旗幟下面的，有楊希閔所統的滇軍，劉震寰所統的桂軍，譚延闿所統的湘軍，朱培德所統的滇軍，許崇智所統的粵軍，李福林所統的福軍，樊鐘秀所統的豫軍，以外還有些零星部隊，人數、實力仿佛也不弱。假使這些軍隊都能聽大元帥的指揮，不難把東南兩路的敵人立即撲滅。但是這些站在大元帥旗下的軍隊，實際上也有許多是大元帥政府的敵人，不過一時尚不能辨別得十分清白；其中最有勢力的軍隊，要算是楊希閔、劉震寰的兩部——因為驅逐陳炯明、擁護中山回粵的，是得此兩部之力——但最不聽命令、不受指揮的，也要算這兩部。所以在國民黨改組的前后，那個大元帥政府實在沒有一點力量。中山很明白這種情形，所以在國民黨改組、選定中央執行委員時，就把重要的軍隊首領也選定幾個納入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如譚延不闿、楊希閔，都是第一屆的中央執行委員——中山以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把他們加入在里面，庶幾可以真正行使黨的最高權力，實現各種整理政務并發展黨勢的計劃。誰知事實上卻大不然。因為楊希閔、劉震寰之徒，都是借擁護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名到廣東來發財的，心目中并沒有黨；所有黨的議決，都置之不理。當時廣東的財政收入，幾乎全在楊、劉部下的手中，不肯放松一點；譚延闿所部的湘軍被楊希閔壓迫，幾有不能生存之勢，當時湘軍中有四句很可憐的話：“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藥，死不得埋。”而楊、劉兩部的滇桂軍，則一手遮天，橫行無忌。中山實在痛心不過了，有一次在軍事會議席上，當著楊、劉等一班軍官，作很沉痛的演說。他說：
……滇桂軍各軍官！你們趕走了陳炯明，我是很感激你們的。當時我在上海，沒有一點實力，原本不想回到廣州，只是想用心著書，把我的政見，向廣東父老兄弟宣傳。后來你們都派人來到上海，要求我即時回到廣東，自誓要實心擁護我，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因此我才決意回來。誰知你們都是戴著我的帽子，來蹂躪我的家鄉。我是革命黨人，犧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國家有益，我就約同廣東的父老兄弟一齊犧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惜你們把我的家鄉這樣蹂躪，而于國事是毫無益處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塊辦事，我不得不和你們離開，我要回香山去了。
當時楊、劉等聽了中山這番話，也裝著很感動的樣子，都答復中山說：“大元帥何必生氣！你要我們怎樣，我們此后都服從你就是了。”中山于是提出一件統一財政的議案來，當場一致通過了。但是散會以后，依舊一點不能實行，各軍依舊分割防區，把持稅收，肥區的軍隊飽欲死，瘠區的饑欲死，到底沒有辦法。到九月里，中山委廖仲愷做財政總長兼廣東財政廳長，又兼軍需總監，把所有財政全權交他一人，希望他把財政統一起來。廖仲愷當時發出一道通電，說明財政不統一之害與統一之利，大意說：如果各軍都肯捐除私見，則把現在的收入分配各軍是很夠的；如果各軍仍舊是任由所部的驕兵悍將、貪官污吏隨意剝削人民，則必至軍隊不能打仗，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窮苦。他的意思是想各軍將財權交還。各軍接到他的通電，也發出許多響應的電來，答復得很漂亮，但都是空口說空話，沒有一個人肯交出一個錢來。廖仲愷因此向中山辭職，說：“使我做這樣的財政當局，不過是替大元帥多擔一個惡名；不如準我辭職，或者可以使人民知道是不法軍隊把持的罪過。”于是他把一切財政權交還大元帥，專在中央黨部辦理黨務，并任黃埔軍官學校黨代表，從事政治訓練的工作。這是當時大元帥政府內部的軍隊財政情形，可以說是與國民黨改組前無絲毫分別。
再說當時廣東的商民，對于大元帥政府的情感。原來廣東自洪憲帝制戰爭以來，幾乎沒有一年不是在客軍蹂躪宰割之下。廣東在中國各省中，雖然是比較財力豐盛的省份，經過這樣長期間的搜刮，一般商民實在也是疲敝不堪了。陳炯明假粵人治粵的名目，排擠客軍；中山卻依滇桂等客軍的力量，來樹立大元帥府作革命的事業；中山雖然說“我是革命黨人，犧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國家有益，就約同廣東的父老兄弟一齊犧牲，也都是愿意的”；一般商民，哪里能夠懂得這種道理呢！他們只覺得中山是要利用客軍爭政權報陳炯明的仇，連累他們受苦；不知中山自己對于那些“戴著他的帽子，蹂躪他的家鄉”的豺狼，也是痛恨極了。所以自大元帥政府成立以來，一般商民已經不十分熱心擁護；及到國民黨改組，把“容共聯俄”的政策明白表現出來，大家以為這就是赤禍來了。雖然國民黨改組后對于經濟方面的主張，并不曾反對私有財產制度，一面扶植農工，一面仍保護商民，但是改組后的宣傳工作偏重農工方面（中央黨部初僅設青年部、工人部、農民部；后來雖然添設了實業部和商人部，但宣傳工作的進行，實偏重農工）。因此一般商民，對于大元帥政府的感情，更加惡化了。
還有一個大敵人，就是帝國主義的香港政府。該政府對廣東的革命政府向來不懷好感，加以英帝國與蘇俄，已成為“赤白”的勁敵；鮑羅廷一到廣東，香港政府就寢不安席了，知道國民黨與蘇俄合作，要打倒帝國主義，首當其沖的便是香港——英帝國的殖民地。因此挑撥廣東的商民，援助陳炯明等一班軍閥，刻刻以推翻廣東的革命政府為務。當時的香港，幾成為各種反革命勢力的策源地。
概括起來：當時廣東的大元帥政府，里里外外，無處不是敵人；內部的驕兵悍將，東南兩路的軍閥，短視的商民，帝國主義的金錢、武器和陰謀，四方八面壓迫著，使得廣州的革命勢力，不容易生存。這便是當時的環境。
二、國民黨的設施 國民黨改組后第一年內最重要的設施，總要算黃埔軍官學校的創立。中山革了幾十年的命，辦了幾十年的革命黨，從來不曾有過真正的革命軍。革命的方法，只是用革命黨去運動固有的軍隊，或插入固有的軍隊，使為革命黨所用，從來不曾自己創造一種真有革命性的軍隊。所以革來革去，只革出無數的小軍閥來。例如陳炯明所部粵軍的全部，說是曾經宣誓入黨的，并且是中山用全力培植起來的，總可以算是黨軍了（朱執信說它是黨的遺腹子，因為民國七年中山去粵僅留此軍在閩南，為后來驅逐桂系的基礎），然而圍攻觀音山總統府的就是這種黨軍；我們考察這種粵軍的來歷，原來就是從前朱慶瀾所部二十營的老軍隊，由中山在桂系手中爭來，給與陳炯明的。中山自經過這一次的挫折后，知道一般擁戴他的舊軍隊都是不可倚靠的；要想革命事業發展，非自己創造一種黨軍不可；而創造黨軍的基礎，就在首先養成一班徹底了解主義而有革命精神的軍官。十二年夏間，派遣蔣中正往蘇俄，考察赤衛軍的訓練組織，是他最重要任務之一。到國民黨改組時，蔣中正由莫斯科回國，中山就命他籌備“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以黃埔舊海軍學校為校址（因此后來通稱為黃埔軍官學校），于十三年五月開學，即以蔣為校長。開學的那天，中山到校演說中有一段如下：
……民國的基礎，一點都沒有，這個原因，簡單說，就是由于我們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斗，沒有革命軍的奮斗。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斗，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今天開這個學校的希望，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創造，要這學校的學生來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干……
黃埔軍官學校的目的，既是如此，所以在招收學生時，就加了一番很嚴密的選擇工夫，必定要對于中國國民黨的主義精神，有相當的了解，年富力強、意氣旺盛的人，然后才被收錄。入校后的訓練，精神方面與技術方面同時并重。內部的組織，就是后來黨軍組織的模范；校中設黨代表，按部組織黨部黨團；黨代表權力之大，與校長并行。這種組織后來擴充到軍隊中的各級（由軍黨代表到連黨代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對于黨軍校及黨軍隊之訓令中，有下列二則：
甲、在軍校及軍隊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黨代表副署，由校長或由該管長官執行；軍中黨的決議，其執行亦須遵此秩序。
乙、所有一切軍校及軍隊中之法令規則，經黨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反之不副署者則無效）。
這種組織，就是要使這種軍校和軍隊，真正成為黨的工具，不使變為私人的工具，頗與中國從前的監軍制相似，但實際是由蘇俄赤衛軍的組織模仿而來的。
黃埔軍校初次開學時，據蔣中正的報告（十五年國民黨全國代表會議席上報告）說：“其時只有學生四百六十幾人，軍械既少，經費又沒有著落；因為廣東所有的財政收入，都由滇桂軍把持去了。因之什么事都不能做；不但學生求學不成，學校全部都幾乎不能支持，當然這里面有許多曲折，更有許多障礙：因為反革命的軍隊，知道了軍官學校的目的，就深怕我們成功；他們知道我們成立之后，一定要反對他們，他們就不能再搜刮人民了；所以千方百計來破壞。”看他這段報告，我們可以知道黃埔軍校初成立時艱難困苦的情形。但是革命軍的基礎終于由此立定了，那些反革命的滇桂軍生命縱能延長，也不十分久了。
三、北伐進行中的商團事變 黃埔軍校在十三年五月才成立；三數月內，決不能有黨軍的產生；然則在短期間內也決不能有北伐的力量，這是很明白的。但是在十三年九月中旬，中山又出師韶關，進行北伐的事宜了。我們須知道，此次的北伐，也是由內外的環境逼迫而來的。第一次北方軍閥的戰爭已經開始，蘇浙戰爭于九月一日爆發，第二次奉直戰爭也在積極準備中。原來自曹錕篡竊總統的位置以來，國內各方面已形成一種反直的大聯合。皖派的段祺瑞、盧永祥，奉天的張作霖等都與中山有聯絡；國民黨雖與這些軍閥都不相容，但對于打倒曹錕、吳佩孚這一點，目前總是一致的。蘇浙軍事行動既起，中山不能坐視，讓機會失去：這是進行北伐的一個動機。第二，廣州的環境十分惡劣，頗有借此另辟新天地、別求新生路的意思。我們試看中山將行出師北伐前，向廣東人民發表的宣言可知。（宣言的后段如下：“……文率諸軍四圍沖擊，轉輸供億，苦我父老昆弟至矣。軍事既殷，軍需自繁，羅掘多方，猶不能給，于是病民之諸捐雜稅，繁然并起，其結果，人民生活受其牽制，物價日騰，生事日艱。夫革命為全國人民之責任，而廣東人民所擔為獨多，此已足致廣東人民之不平矣；而間有驕兵悍將，不修軍紀，為暴于民；貪官污吏，托名籌餉，因緣為利。馴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財產，無所保障，交通為之斷絕，廛市為之凋敝，此尤足令人民嘆息痛恨，此革命政府所由旁皇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廣東人民，身受痛苦，對于革命政府，漸形失望，而在商民為尤然。殊不知革命主義為一事，革命進行方法又為一事。革命主義，革命政府始終盡力以求貫徹；革命進行方法，則革命政府不憚應環境以求適宜。廣東今日此等現狀，乃革命進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于主義無與。若以現狀之未善而謗及于主義之本身，以反對革命政府之存在，則革命政府為擁護其主義計，不得不謀壓服此等反對企圖而使之消滅。……故為廣東人民計，為商民計，莫若擁護革命政府，實行革命主義，同時與革命政府協商改善革命之進行方法。蓋前此大病在人民守其不問國事之習，不與革命政府合作；而革命政府為存在計，不得不以強力取資于民，政府與人民間遂生隔閡。今者革命政府，不恤改弦更張，以求與人民合作，特鄭重明白宣言如左：一、在最短期內，悉調各軍實行北伐；二、以廣東付之廣東人民，實行自治，廣東市政府克日改組，市長付之民選，以為全省自治之先導；三、現在一切苛捐雜稅悉數蠲除，由民選官吏另訂稅則。以上三者，革命政府已決心實行。廣東人民當知關于革命進行之方法，革命政府不惜徇人民意旨從事改善；惟我廣東人民，對于革命之主義當以熱誠扶助革命政府使之早日實現。政府、人民同心同德以當大敵……中華民國實嘉賴之。”）他知道廣東一般的商民，因為受了各種驕兵悍將的剝削蹂躪，對于革命政府很有惡感，想假北伐的機會，把那些軍隊調遣出去，再由革命政府把廣東內部的財政來整理，希望人民體諒政府這種意思，與政府合作（所以在出師北伐時，委廖仲愷為財政總長、軍需總監兼廣東財政廳長，見前段）。萬一軍隊有不聽他的調遣的，他也無可如何，就只好讓一般人民知道這些軍隊的行為是反革命的行為，不是出于革命政府的意思；一面率領那些受調遣的軍隊向外另辟新生路，韶關就是另辟新生路的根據地（中山想以韶關為訓練黨軍的根據地，在中山與蔣介石各書中可以看出。參看《中山先生手札墨跡》）。這大概是出師北伐的別一個動機。中山于九月十三日發表討曹的宣言，以大元帥職務交胡漢民代行，己則偕譚延闿移駐韶關。結果，被調遣去的軍隊，就只有譚延闿所部的湘軍、朱培德所部的滇軍、樊鐘秀所部的豫軍，而楊希閔、劉震寰所部的滇桂軍，依舊盤據廣州附近各地，不受調遣，因此廖仲愷的財政統一計劃依舊不能實現，不過楊、劉輩的反動情態，從此更為革命政府所明白認定了（所以蔣介石的軍事報告說，十三年的北伐是革命政府辨別內部軍隊的“試金石”。凡不受調遣的，便知道是敵軍，非把他解決不可）。至于北伐，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得不到效果的。在北伐進行的當中，革命政府遇著一件很重要的事變，就是所謂“商團事變”。這件事變，也可以說是革命政府一個重要的生死關頭。原因就是起于廣東商民，對革命政府不滿。英帝國的香港政府暗中操縱，想打倒國民黨的革命政府，樹立一個商人政府來代替它；陳炯明和內部滇桂軍，也有從中勾結的舉動。事變的發端，在中山出師北伐前很久。在五月后旬，廣東市政廳宣布一件“統一馬路業權案”，依此案須抽收鋪底捐。廣東全市商界七十二行因開代表會議，決定總罷市，并召集商團及鄉團以防政府之武力壓迫；后來政府把“統一馬路業權案”取消了，罷市風潮雖得解決，而商團、鄉團卻從此議定了一種聯防章程，是為商團案發生之始。八月一日，商團團長陳廉伯（英國匯豐銀行買辦）由粵漢路總理許崇浩介紹向軍府領到一張買槍的執照。此照發出之后，不過四天，大批槍械（九千余桿）便已由一只丹麥船名“哈佛號”的運載入口。中山得到消息，知道陳廉伯與陳炯明有勾結，商團的作用是蓄意來反抗政府的；這批槍械是早已買定，并且已經運到，特候騙到執照，方行入口，否則入口沒有這么快。中山因命將槍械全部扣留在黃埔軍校。查悉軍械數目與領發執照時所報數目亦不相符，政府認為私運，商團不服，便引起商團罷市的風潮來。英國總領事公然出來干涉，于八月二十七日，致一類似“哀的美敦書”的通牒于革命政府的外交部，說：聽聞華軍將要轟擊商團，若果屬實，英國海軍司令官也將炮擊華軍。中山因向英帝國麥克唐納內閣提出抗議。當時革命政府以所處環境太惡，很想向商團委曲求全。滇軍范石生、廖行超等，本與商團有勾結，乃以第三者名義從中調停，與商團簽約擔保政府將槍械全數發還，而以商團報效政府軍費五十萬元為條件，因種種關系未能實行。后來中山允由各處鄉團及商團，直接備價向大本營領槍，免致整批槍械落入商團少數野心家之手，而商團代表堅持須由代表全數領去轉發。雙方相持，不能解決。到十月初旬，政府酌定折衷辦法，發還長短槍五千桿，交與商團代表轉發，由商團繳足二十萬元，并抽全市房租捐一個月，及各商店立即開市。商團允諾了。遂定于十月十日將長短槍五千桿由黃埔運赴西壕口，交商團領收。恰好這一天是雙十節，有學生、工人、農民等集會慶祝游行，與那些領得槍支的商團發生沖突；商團開槍，把徒手游行的群眾打死了許多人。到第二天商團聯合會散發傳單，稱政府發還槍支不及半數，非俟全數發還，不可開市。故仍有半數商店，未曾開市。商團總部又發出布告說：本團派團兵巡街，如有不法之徒擾亂治安，準予痛剿，同時并迫令開市的商店，繼續罷市。一面宣傳東江陳軍不日來攻，一面煽動北江方面許多民團準備應援，截斷廣州韶關間的交通。此時廣州局勢的嚴重，我們從中山與蔣介石的書中可以看出。中山在十月十一日幾天之內，由韶關連發數函，要蔣把所有軍械即速運往韶關（由俄國接濟的第一批軍械，也在十月初旬到廣州，存于黃埔軍校，許多軍隊想把它瓜分），并勸蔣舍去廣州，同往韶關，把韶關作練兵場所（參看《中山先生手札墨跡》）。廣州方面的領袖，也因為滇桂軍不可靠，有主張退出廣州，將一切機關及隊伍移駐西江肇慶的；其形勢的險惡可知。最后覺得廣州根本之地不可輕易動搖，然后商同那些尚可調遣的軍隊，如許崇智的粵軍、李福林的福軍、吳鐵城的警衛軍，與黃埔軍校的學生軍合攏一起，于十月十四晚開始行動，至十五日把那些商團包圍，全體繳械。所謂“商團事變”至此全行解決，廣州的革命政府才去了一個大威嚇。這是黃埔學生軍第一次參與軍事行動的小試其技。商團繳械后，黃埔軍校便用這批槍械成立了一個教導團。那時候，滇軍尚想設法破壞黃埔軍校，取得這批槍械；蔣中正很強硬地向他們說：“你們如果有本領，就來打黃埔，否則你們不要講話。”（見蔣介石軍事報告）可見此時的黃埔軍校，已不可侮了。國民革命軍的基礎，可以說在此時已經立定。
四 曹、吳的傾倒
廣州發生商團事件時，正在蘇浙戰爭和第二奉直戰爭相繼演進時；十月十五日起，商團事件解決不到十天，北方便有馮玉祥等倒戈（十月二十三日）的事件，曹錕、吳佩孚的政府因此顛覆。本節把它顛覆的始末，概括地敘述如下。
曹錕的勢力全在吳佩孚，吳佩孚的潛勢力全在他取得一部輿論的同情；自吳氏將順驅黎、賄選以來，他所取得輿論的潛勢力已經完全毀滅了。他必定失敗已經很明白，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曹錕卻也很明白他自己得志的由來，坐上總統的椅子后，向人家說：“非子玉無以至今日。”因此任吳為直魯豫巡閱使，（任王承斌督直兼直魯豫巡閱副使，任齊燮元為蘇皖贛巡閱使、蕭耀南為兩湖巡閱使。）事無大小，都要向洛陽取進止。吳佩孚以為他整個勢力全在直系武力的團結，又從中山手里把法統的旗子搶了過來，現在已把曹錕扶在法統的椅子上作他的傀儡，還有誰能打倒他呢？他此時所注意的就只是乘機制服南方的中山、盧永祥和東北的張作霖。他對南方的計劃，是用孫傳芳圖閩以制粵，而以陳炯明為內應，又用蘇、皖、贛、閩以圖浙；對東北則非自己再行大規模的秣馬厲兵，打到關外去不可。但這種全部的計劃，不是頃刻之間可以實現的，因此從十二年十月曹錕竊位成功后，到十三年夏秋間，表面上沒有起什么大變化。不過賄選最出力的所謂津保派的人物，對于曹錕事事倚重洛吳，未免有點不滿；還有那位“豬仔”首領吳景濂和一班搶錢的官僚，制造什么狐群狗黨的政黨，爭內閣打架，鬧出許多笑話；（吳景濂想作曹錕的第一任內閣總理，曹不與，以高凌蔚代閣，而提孫寶琦組閣，吳因欲制高，乃通過孫寶琦，孫與王克敏不合，到十三年七月辭職，由顧維鈞代，至九月戰事發生時，始由顏惠慶組閣，這是曹錕時代的內閣更迭史。）都于大局無甚關系，吳佩孚也不把他們放在意中。
上面是專就曹、吳的方面說。至于反對曹、吳各方面的活動，在曹錕賄選成功時已有“滿天風云”的樣子：中山于十月九日便通電全國宣言討曹，并電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同時舉義；十日（即“雙十節”），曹錕在北京就任，上海、杭州、蕪湖等處的市民，也在這一天舉行反曹大游行；盧永祥于曹錕就任的第三日（十月十二日）便通電宣告停止與北京政府的公文往來，表示不認曹為總統；次日，復有由汪精衛、姜登選領銜以各省聯席會議代表的名義發布反曹的通電；一般未參與賄選的議員和黎元洪派的政客，麇集于杭州、上海兩地，頗有在杭州另組政府、以盧永祥作反直運動中心的意思。但是這個運動未能實現，因為黎派的政客仍想擁黎；中國國民黨系的人不愿再擁黎作傀儡；江浙兩省的商民雖然表示反曹，恐怕江浙變為兩廣，陷入戰爭的漩渦，以和平相號召；盧永祥察看當時的形勢——廣東方面尚在孫、陳相持之中，未必能實行出兵；奉天方面也因為準備未完成，未必能實行發難，不敢獨當戰爭之沖；因此滿天反直的風云，一時無形消散。但是后來反直的大戰爭，仍由江浙發動。
江浙戰爭，在十二年冬，本已有不可避的形勢，因為江浙兩省間還有一個淞滬爭議的問題。（淞滬本屬江蘇，盧永祥由淞滬護軍使升任浙督時，即以盧之部屬何豐林繼任，于是淞滬乃成為浙盧之勢力范圍，江蘇督軍之命令幾有不能行乎淞滬之勢。在李純督蘇時，曾欲收回，終以盧永祥強硬把持，未能如愿。及李純因家庭暗昧事故被殺，齊燮元以李自殺告，乘機取得蘇督；恒以淞滬成為浙省附庸為遺恨。加以兩人在北洋軍閥系統中一屬皖，一屬直，皖直之爭既不能泯，則淞滬尤為必爭之地。故淞滬問題，久成為江浙戰爭之導火線。）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梁被刺死，何豐林委陸榮錢接任，齊燮元、韓國鈞（江蘇省長）委申振剛接任；兩方面爭持許久，申終被拒，齊氏此時便決計以武力對浙。不過此時福建的問題尚未解決，吳佩孚不贊成齊氏動兵，齊氏不得已，與浙盧成立一種和平公約，藉以見好于兩省的紳民。但自和平公約簽訂后，兩方面仍積極地備戰。到十三年夏秋間，再以福建臧致平、楊化昭的問題為導火線，兩省實行宣戰了。
原來福建方面，自十二年三月任命孫傳芳為軍務督理后，因為該省內部情形復雜，孫氏經營年余，未能得志。孫氏起初欲誘臧致平以制王永泉，未能達到目的；后得周蔭人之力，將王永泉從福州驅逐，又將臧致平、楊化昭從閩南逐出，福建始略定。但周蔭人既立如此大功，不能不給他一個重要位置，因于十三年四月任周為福建軍務督理幫辦（此時王永泉雖已解決，臧致平尚未被制服）；到五月中，北政府更欲依賴孫傳芳以圖粵，乃任孫為閩粵邊防督辦，以福建軍務督理授周蔭人，似為“一舉兩得”的辦法；但所謂閩粵邊防督辦，實際督不到粵省去，而周蔭人又不愿兩大并處，于是孫傳芳的地位落了空，想向浙江發展，因與齊燮元合謀圖浙，向曹錕、吳佩孚建議。曹、吳對于盧永祥的行動，久已懷恨；現在閩省既已底定，對于孫、齊二人的建議自然贊成，于是所謂四省（蘇、皖、贛、閩）合力攻浙的計劃以定。浙江方面，盧氏的戒備本來未嘗稍懈，自孫傳芳、周蔭人在閩得勢，知道自己已陷入兩面夾攻的形勢中，因極力與廣東、奉天方面聯絡；對于廣東，并盡力調解孫、陳，一面勸陳炯明向福建發展，不要死守惠州與中山為敵，一面托人勸中山寬恕陳氏（故當時有孫、陳和解之議，并由吳敬恒向中山哀求寬恕陳氏一次）。臧致平、楊化昭由閩南被逐，率領部屬由贛邊轉入浙江，盧永祥便把他們收容改編，以厚兵力。因此對方便以盧氏收容叛軍為口實，向他責問，盧氏不為稍屈。吳佩孚曾命河南省長李濟臣代向浙盧電勸，要他把臧、楊的軍隊遣散；盧氏答他說：“臧、楊在閩，分屬國軍，閩贛以十萬之眾，未能剪除，浙為自身安全計，為大局和平計，更無遺散之必要。”他的強硬態度于此可見。在八月后旬，江浙兩方面調兵遣將，形勢日趨緊迫；孫傳芳于八月二十五日由福州率兵出發，向浙邊進行。到九月初，江浙軍隊在滬寧路安亭附近接觸，是為江浙戰爭的開始。
盧永祥在蘇、皖、贛、閩三面包圍的形勢中，為何如此強硬？原因就是所謂粵、奉、浙的三角同盟已經成立，江浙一動兵，廣東、奉天方面也必定出兵；廣東方面的所謂孫、陳調和雖未能成事實，中山出兵北伐的計劃已經確定，最低限度的效力可以牽制對方江西的兵力；奉天一出兵，可以把曹、吳援助蘇省的力量打消；所謂蘇、皖、贛、閩四省的攻浙，實際上主要的敵人不過是蘇齊與閩孫，所以盧永祥敢于動兵抵抗。
江浙戰端既開，粵奉兩方果然同時發動。中山于九月五日發表宣言，克日移師北指；十三日，親往韶關準備攻贛。（其不能有所發展的原因，前節已言之，此處不再備述。）奉天方面，新舊兩派的意見初不一致，（舊派張作相、吳俊陞主張鎮靜，俟江浙戰事解決，再定行止，可進可退；新派張學良、楊宇霆輩則謂直系有事東南，不暇兼顧，急宜乘虛直入，響應浙虛以為聲援，此千載一時之機，萬不可失。）后來張作霖還是聽從新派的計劃，決計進兵入關。當江浙戰端將啟時，張作霖屢電曹錕，勸他不要過信吳佩孚，輕起戰端。到九月四日（時江浙軍隊已開火），又發出一道響應盧永祥、責備曹吳的通電。九月十五日，一面實行動兵（分六路出發，自任總司令），一面向曹錕發一類似“哀的美敦書”的電文，說：“……今年天災流行，饑民遍野，弟嘗進言討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沈未干，戰令已發，同時又進兵奉天，扣留山海關列車，杜絕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為吳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武力討伐之不可能，征諸蘇軍之連敗而可明。弟本擬再行遣使來前，徒以列車之交通已斷，不克入京。因此將由飛機以問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此時曹、吳亦已積極備戰，吳佩孚于九月十二日由洛陽到北京，曹任吳為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司令，籌備后方，彭壽莘、王懷慶、馮玉祥為一、二、三三軍總司令，十八日發布討伐張作霖的命令。于是第二次奉直大戰正式開始。
江浙方面的戰事，起初盧永祥頗占勝利（故張作霖電曹，有“蘇軍連戰連敗”語），但因孫傳芳的軍隊由閩入浙，于九月中旬占領衢州，盧氏受了后方的威嚇，又疑浙省內部的軍隊有與孫傳芳妥協的情事，便以赴滬督師為名，率所部離去杭州，準備將浙省放棄，集中兵力于淞滬，與蘇軍作“背城借一”之決斗。北政府因于九月二十日下令任命孫傳芳督浙兼閩浙巡閱使，任夏超為浙省長。到十月初旬，盧永祥軍事完全失敗，于十月十二日通電下野，與何豐林、臧致平同走日本，江浙戰爭至此告一段落，算是反直派受了一大挫折。但是北方的奉直大戰正在劇烈的當中，尚未知鹿死誰手。到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等倒戈的活劇出現了。
曹、吳對于馮玉祥，向來視為心腹。馮、吳兩人且同以北洋系的模范軍人自命，相與結為同志。當第一次奉直戰爭時，馮玉祥甘愿犧牲陜督的地位，替吳鞏固豫省的后防；曹錕謀篡時，馮又為逼宮驅黎的導演員；此次忽然倒戈，在吳佩孚以為是突然發生的意外事情；他以為他的直系軍閥勢力還是整個的，不知道早由他自己造成了一些裂痕。第一次奉直戰后，馮玉祥取得河南督軍的地位，吳氏駐洛陽，以部屬視馮，馮則不能事事承吳意旨，吳因奪其豫督之席，受諸部屬張福來；初尚許馮氏以熱察綏三特區巡閱使，后乃僅以陸軍檢閱使的空銜給他。馮氏有兵而無地盤，坐困北京，乃不能不聽吳的擺布；在吳氏以為這是駕馭雄才的妙策，不知道這就是他內部勢力發生裂痕的起點。曹錕篡位成功后，吳氏升任直魯豫巡閱使，馮為吳氏所扼，一無所得，徒得逼宮的惡名，至此馮氏對于曹、吳的惡感更深，不能再為曹、吳的心腹了。這種情形，在反直派的人士已經看出一點痕跡，于是當江浙戰爭發生時，便有人向馮游說，馮在此時與國民黨人已經發生了關系（此時雖未加入國民黨，然與黨中的要人已經很接近）；不過馮氏為人很深沉，不易被外人看出罷了。馮氏于江浙戰事發動時，聞有請命援蘇之事，意在向東南謀得地盤；吳則欲為孫傳芳留地位，不許其請，而以不可必得的未來東三省巡閱使為餌，要他助攻關外，于是更促起馮氏的憤恨心。這是馮、吳間預伏的裂痕。吳氏的直屬諸將中，因為吳氏平昔頤指氣使，凡事獨斷獨行，也有很不滿于吳氏的，王承斌便是第一個；其他如胡景翼、孫岳都是與革命黨有歷史關系的，吳氏把他們當作心腹的將領，實際都是不滿于他的人，暗中傾向于馮氏。在吳氏布置關外軍事的進行中，反直派“聯馮倒吳”的布置，也暗中進行；馮氏的方針也早已決定了。及討伐令下，馮氏被任為第三軍總司令，擔任熱河方面軍事，榆關一路由吳氏自任；對于餉械的分配，吳氏一手把持，集中于榆關一路，分配給馮氏的異常刻嗇，馮氏及所屬將領更加憤恨。動員令下后，馮部遲遲不進，吳頗懷疑，然亦無可如何，最后曾命王承斌赴熱河代馮行使總司令職權，誰知王氏也與馮氏結為同氣。馮至前敵，電京索餉，便有許多憤激的話；十月九日榆關戰事最劇烈時，馮又向曹錕及直系諸將領（并有段祺瑞、盧永祥諸人，獨不及吳佩孚）發一通電罵曹锳、李彥青、王毓芝、王克敏，說他們“朋比為奸，致兵革遍于全國，人民淪于水火，欲靖國事，非將此輩小人一律驅逐不可”；曹頗駭怪，吳氏聞知，心中很不安然，但是大敵在前，別無辦法。到十三日，馮部在熱河前線已與奉軍將近妥協；十九日，便秘密開拔，兼程回京；孫岳此時任北京警備司令，事前既與馮一致，故馮軍入京一無阻礙；二十三日晨二時許，馮軍已將北京各要地占領，總統府已在馮軍的包圍中了。是日，即由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米振標（熱河都統）及其所屬師旅長等聯名通電，主張停戰。曹錕、吳佩孚好比聽到一個晴天霹靂。次日，曹氏被迫發下四令：一、前敵停戰；二、撤銷討逆軍總司令等職；三、吳佩孚免去本兼各職；四、特派吳佩孚督辦青海屯墾事宜。吳佩孚一面分兵防御關外的敵人，一面反兵向馮作戰；馮與胡景翼、孫岳等組織國民軍分為三軍，推馮為總司令兼第一軍長，胡、孫為副司令，分任第二、三軍長，準備對吳。吳前后受敵，自然必敗；到十一月三日，吳氏率領殘部由大沽浮海南下，戰事暫告一段落。當吳氏向馮作戰時，蕭耀南、齊燮元、孫傳芳頗想援助吳氏，一面通電討馮，一面預備派兵北上；但京漢線方面，閻錫山派兵駐守石家莊，把路線阻斷；山東方面，鄭士琦（山東督軍）宣布中立，也把津浦線阻斷了（閻、鄭皆與段祺瑞接近，與吳佩孚不合），所以救援不及。曹錕起初尚希望吳氏能夠打敗馮軍，回到北京來，對于那把總統椅子尚戀戀不舍，但是馮氏不許他再坐了。十月二十五日，馮等進行改組內閣攝政，初擬由王正廷組閣，王不敢任，乃任黃郛。三十一日，以曹錕的名義下令準顏惠慶內閣辭職，任命黃郛為內閣總理，曹氏于十一月二日宣告退職，由黃氏攝政。賄選總統的命運至此告終。
五 臨時執政政府的成立及其設施與中國國民黨的態度
黃郛的攝政內閣，本來是把它作過渡的；因為當時對于將來的新政府應該如何組織，尚不能立刻決定，暫時總不免要幾個人看守那些中央機關，所以令黃郛組織一個攝政內閣（外交由黃自兼，財政王正廷，陸軍李書城，海軍杜錫珪，司法張耀曾，內務王永江，農商王迺斌，教育易培基，交通王正廷兼任。閣員多未到任）。黃氏攝閣的期間約二十余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所謂“臨時執政政府”成立了。（在執政政府成立以前，馮玉祥還做了一件果斷的事，就是令清廢帝溥儀出宮，廢除帝號，事在十一月五日，旋由攝閣與清室修正優待條件。）
關于執政政府成立的經過，頗含有各派妥協的意味。趕走曹錕后，大家主張廢棄法統，重新創造，關于這一點，大概無多異議（除了直系各省督軍）。不過重新創造的方法形式如何，一時甚不一致。中國國民黨在北方的人士，主張不要總統，采用合議的委員制，馮玉祥起初也是贊同的。并且有人假定這種委員制的政府，當以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為骨干，再加入幾個名流，聯合組織；因為此次打倒曹、吳，是由于他們的結合而來。但這不過是一種空氣。段祺瑞不贊成委員制，卻不便明白表示，張作霖也無所表示（頗有利用段氏的傾向）；故一時采用委員制的空氣，頗覺濃厚。安福系的政客和軍人想恢復他們的勢力，很希望段祺瑞取得政府最高的權位（段氏自己也想，不過不便即時露出真面目來），對于委員制暗中極力反對。因為國民黨聯俄的事實已經很明白，馮玉祥和北京俄使館的人員也已經發生了關系，而蘇俄政府的形式也是一種委員制，于是反對委員制的政客利用一般人恐懼赤化的心理，說主張委員制的人有傾向于赤化的意味；帝國主義的外交團，蒙著一具嫉視蘇俄的有色眼鏡，也如是觀察，嚇得馮玉祥再不敢提委員制了。于是委員制的主張受了一大打擊，無實現的可能。
當時長江流域直系各督軍的態度，與新政府的組織也有很重要的關系。曹、吳雖然倒了，直系在北方的勢力雖然破毀了，長江流域還是在直系黨羽的手中，馮、段、張都尚不敢忽視他們。當馮氏初發難時，齊燮元、孫傳芳、蕭耀南等都表示極端擁護曹、吳；及吳氏一敗涂地，曹錕宣告退位，齊、孫、蕭等才到了左右為難的歧路上——要想與對方硬抗，恐怕實力不能抵敵，失了現有的地盤，并且地方一般的輿論都反對；想要與對方妥協，恐怕對方不相容，并且對于吳佩孚的情面上也有點過不去。曹錕退位后的二十日間，長江流域各督的態度，可以說是在一種半軟半硬的情形中。他們知道對方的段祺瑞雖沒有充分的實力，論資格卻是老前輩，從前又本是同系首領；現在向他投降，尚不為恥辱，吳佩孚也不便反對。段氏既無實力，也樂得接受他們的降服，或者可以借他斡旋的力量，緩和馮、張的壓迫；因此一面推重段祺瑞，一面向新成立的攝政內閣表示不屈。十一月十日，由齊燮元、蕭耀南、孫傳芳、周蔭人、蔡成勛、馬聯甲、劉鎮華、李濟臣、杜錫珪等聯名通電，擁戴段氏；十三日，齊燮元在南京召集蘇、浙、皖、贛、閩、鄂、豫、陜八省及海軍聯防會議，結果再由齊、蕭等八人聯名通電，聲言中央政府中斷，對北京所發命令概不承認。張作霖和馮玉祥于十一月十一日到天津，與段祺瑞會晤；馮、張自然是勸段出山，收拾時局；不過用什么名義出山，尚無成議。及接到齊燮元等十三日不承認北京所發命令的通電，馮、張等為對付長江方面計，覺得有即行抬出段氏來的必要；因于十五日由張作霖、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聯名，推段祺瑞任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執政”兩字的采用，一方面表示廢除了崇高大總統，一方面表示不是委員制。這便是“執政政府”名稱的由來。
段氏對于張、馮等的推戴，尚未立刻正式表示接受。吳佩孚由大沽浮海南下后，起初想在山東登岸，被鄭士琦派兵阻止，于十五日由吳淞口溯江抵南京下關，與齊燮元會晤后，即向漢口上駛，十七日抵漢，便用齊燮元的名字領銜，由漢口發出十省及海陸軍將領二十余人聯名的通電，提議在武昌組織“護憲軍政府”。齊燮元等對于此電實不同意，又不便否認，因于十九日一面由蘇省長韓國鈞出名發出反對設立護憲軍政府的通電，一面再由齊燮元、孫傳芳、蕭耀南等八九人，聯名電請段祺瑞早日出山。段氏至此，知道出山的時機到了，乃于二一日通電宣告準于二十四日就臨時執政職，組織執政政府；次日入京；二十四日就職，即日公布一種很簡單的臨時政府條例（共計六條），并發布執政政府的人員如次：
外交 唐紹儀（未到任，由次長沈瑞麟代）
內務 龔心湛
陸軍 吳光新
海軍 林建章
財政 李思浩
司法 章士釗
教育 王九齡（未到任，初由次長代，后由章士釗兼）
農商 楊庶堪
交通 葉恭綽
于是執政政府成立。依臨時政府條例，“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統率海陸軍”，置國務員，分長各部，由臨時執政召集國務員開國務會議，別無所謂國務總理。所以臨時執政的實權，就是把從前的總統與國務總理合而為一。在表面上執政不是總統，實際上執政的職權絕無限制，比起從前的總統來要自由得多了。不過段祺瑞現在已經失去運用這種職權的能力，一方面被各派的武力所宰制玩弄，一方面中國國民黨人不信任他。關于他與各武力派的交涉，待至下節再說，現在且把國民黨對于他的態度約略敘述如下：
國民黨此時在北方，除了在青年學生和教授團體中蓄有一種潛勢力，表面上似尚無何種能力；所以那些軍閥巨頭，除了馮玉祥眼光比較的銳敏，極力和黨中的領袖接近外，大都不十分注意國民黨；其有注意及于它的，或者只把它看作一種思想簡單的學生，附和雷同，無意識的胡鬧，原則把它看作一種赤化過激的惡魔；對于孫中山依然以發空議論的“大炮”相看，沒有真正與他合作的意思。但因聯合反直的歷史關系，未便驟然置之不理，當馮玉祥等電請中山北上，段祺瑞、張作霖輩也表示歡迎。在國民黨的內部，對于中山的行動，起初卻有兩派意見：極左派的共產黨系，恐怕中山和北方軍閥妥協，反對他北上；極右派的人士，急謀接近政權，很希望中山和北方軍閥妥協，惟恐他不肯北上。究竟兩派都未能了解中山的意思；中山于十一月三日決定離粵北上，他決定北上的主要目的，就是謀與北方的民眾接近，以便宣傳他對時局的主張。十一月十日，以中國國民黨總理的名義，發表一篇對時局的宣言，前面申述國民革命的目的：對內在掃除軍閥，使軍閥永不復起，對外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后面提出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在召集國民會議以前，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宣言發表后，中山于十三日由廣州起程，十七日抵滬；在滬召集全埠新聞記者談話，說：“我這次北上，是有兩個目的：一、召集國民會議，是對待軍閥的；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對待帝國主義的。”又說：“我負著這種責任，是很危險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國民眾能夠了解就是。”原來自國民黨改組以后，由黨員用一種黨團操縱的方法，在國內各處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北京、上海各處都有所謂“反帝國主義大同盟”的組織，反帝國主義的空氣已經很濃厚。中山向新聞記者這種談話，自然惹起帝國主義領事團十二分地恐怖嫉視，想干涉他的居住行動。（《字林西報》謂：“負政治上任務之大元帥果否適宜居于商務性質之上海，頗為疑問。”其意欲悚動租界當局干涉其居住，中山告新聞記者某日本人謂：“現在上海雖然是租界，但是中國的領土，我是中國的主人，寄居上海的那些外國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領土之內，要什么行動，當然可以做什么行動，他們客人決不能干涉。”）他于二十二日離滬赴日本，再由日本到天津（十二月四日），法領事竟不許他通過法租界，并且不許他在法租界住，可見帝國主義者對于他的憤恨嫉視了。段祺瑞看見十日中山對時局的宣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他在二一日宣告入京就職時，也在通電里面主張于一個月內召集善后會議，三個月內召集國民代表會議，表示與中山主張一致；但實際上，他的善后會議和國民代表會議不過是一種敷衍中山、涂飾國人耳目的工具，他的主旨和中山全然不相容。中山于二十二日離滬，段氏于二十二日入京；中山到天津時，段氏的執政政府已經成立，并且已經擬定一種《善后會議條例》（于十二月二日已通過國務會議），待征求中山的意見后，便將公布施行（所謂征求中山的意見，也不過是敷衍的形式，實則不問中山贊成與否，已決計施行）。帝國主義的外交團，對于中山既懷惡感，對于執政政府則用一種誘餌要挾的手段。（在黃郛攝閣時，黃因急欲得外國人的援助，曾于就任后宴請公使團，公使團表示拒絕，黃復臨時自動取消宴會。這是十一月十四日的事。段祺瑞就臨時執政后，因得日本公使之斡旋，各國公使曾分班晉賀，對于臨時政府為非正式承認之表示。十二月九日，由領袖荷使，以美、比、英、法、意、日、荷公使署名之照會，向外交部聲明承認臨時政府，惟要求尊重條約，不能任意變更。）執政政府生恐外交團不承認，當中山病臥天津時（中山到天津后，因感冒風寒觸動肝病，即在津調養），正在和外交團以尊重不平等條約作取得承認的交換品；他們說中山在外交上感情不好，想用和中山相反的方法，買得外交上的感情。（據汪精衛的政治報告說，張作霖在天津與中山相晤后，轉告汪精衛說：“我從前以為孫先生是個什么難說話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個溫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國公使都不贊成孫先生，大概因為孫先生聯俄的原故，你可否請孫先生放棄他聯俄的主張，在我張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國公使都要和孫先生要好的。”因為他們此時正在和外交團商量以尊重不平等條約，作承認臨時執政政府的交換品。）十二月十四日，段祺瑞派許世英、葉恭綽到天津歡迎中山，中山問他們：“聽說臨時執政已經接受外交團尊重不平等條約的通牒，是不是？”許、葉答說：“是的。”中山當時便很生氣地說：“我在外面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執政偏要尊重不平等條約！你們要升官發財，怕外國人，又何必來歡迎我呢？”中山對于他們所擬定的《善后會議條例》也不贊成。中山固然也主張在召集國民會議之前須召集一個預備會議，但他的預備會議，須用下列團體的代表來組織：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反對曹、吳各軍；九、政黨。以上各團體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人數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執政政府所擬定的善后會議，則用下列各員組織：一、有大勛勞于國家者；二、此次討伐賄選、制止內亂的各軍最高首領；三、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四、有特殊之資望、學術經驗由臨時執政聘請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前第一至第三款會員不能列席時，得派全權代表與議。
我們把前面兩表對照，便知道彼此不能相容的原故了：前者以各種公民團體為主要成分，后者以軍閥實力派為主要成分，這是表面形式上的不相容；骨子里面，中山是代表當時有嚴密組織的中國國民黨，黨員的潛勢力已經鉆入各公民團體中，若依中山的組織，國民黨用黨團操縱的方法，這個會議便可由國民黨宰制；執政政府的生命托于實力派的軍閥，對于各公民團體無深切的關系，豈能容納中山的主張。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執政政府不管中山的贊成與否，便把所擬定的《善后會議條例》公布了。三十日，便依照條例所定通電各方，召集會員，定于十四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開會，國民黨自然表示反對。中山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入京，受盛大的歡迎。段祺瑞對于中山，表面仍極推崇；國民黨的極右派，生怕孫、段決裂了，也極力從中彌縫敷衍，希望中山讓步。中山為委曲求全計，于十四年一月十七日提出關于參加善后會議的兩個條件：一、須加入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學生聯合會、農會、工會諸代表；二、該會討論軍事、財政諸問題，最后解決之權當還諸國民會議。二十一日，執政政府開特別會議，決定對于中山提議的態度，因于二十九日答復中山，允聘任各省省議會、各教育會、總商會、省農會及天津、上海、漢口等處總商會各會長為善后會議專門委員。（《善后會議條例》第六條有特設專門委員的條文，但須由臨時執政聘請或派充；專門委員又僅有出席報告及陳述意見之權。）中山此時病勢已很重了，國民黨對于執政政府這種敷衍的手段，知道已無合作的可能，便于三十日議決不參加善后會議。（但是有幾個極右派的黨員急欲接近政權，還是加入了善后會議，并且揚言說，反對加入善后會議的人是有過激的思想，利用中山病重，破壞孫、段合作。）二月一日，善后會議舉行開幕典禮；二日，國民黨通電全國各公團：“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仰體本黨總理意旨，議決對于善后會議不能贊同。”十日，又通電主張國民自制《國民會議組織法》，聲明善后會議構成分，非以人民團體為主要，決不可由此產生國民會議。自此，國民黨對于執政政府一切行動，皆取反對態度。中山于三月十二日逝世，在北京舉行極盛大隆重的喪儀，北京民眾以國民黨員的領導，群起參加；中山所抱的主張，雖未實現，但在此種喪儀中，主義的宣傳卻發生了相當的影響。執政政府的善后會議，于二月十三日開第一次正式會議，四月二一日閉幕，議定了三種條例：一、《國民代表會議條例》；二、《軍事善后委員會條例》；三、《財政善后委員會條例》，于四月二十四日由執政政府公布。這些條例，本來不過是一些涂飾耳目的具文，無論國民黨人反對，不能發生效力，便是那些軍閥巨頭，也沒有人注意它。但執政政府仍不能不假它作維持場面的工具。五月一日，又由執政政府公布一種《國民代表會議籌備處條例》；三日又公布一種《國憲起草委員會規則》；（依《國民代表會議條例》，憲法須由國憲起草委員會起草，提交國民代表會議議決。起草委員會委員由各省區各推一人，臨時執政選聘二十人，均由臨時執政召集。其規則由政府另定之。）七月一日，又公布一種《國民代表會議議員選舉日期令》，定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為初選期，九月一日至二十日為復選期；八月三日，國憲起草委員會竟在北京舉行開會式，選出林長民為委員長。到十二月十二日，國憲起草委員會并且通過了一種憲法草案，咨交政府；不過那種憲法草案，永遠得不到國民代表會議來議它罷了。因為在執政政府所定國民代表會議議員選舉日期的前后，各軍閥間的妥協局面已經無法維持，戰事已將爆發，沒有人顧及這種無意義的選舉。十月初旬，由奉軍引起第二次江浙戰爭；到十一月，奉軍內部又發生郭松齡倒戈的活劇，那位國憲起草委員會的委員長林長民已在郭松齡的幕中，而那個委員會還在那里議憲，豈不是極滑稽的事。執政政府的生命至此，雖無國民黨反對，也不能久延下去了。
六 北方各軍閥的大混戰與執政政府的消滅
國民黨與執政政府既不能合作，執政政府的命脈便完全操在各派軍閥的手中。長江流域的直系軍閥，對于段祺瑞的擁戴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段氏也知道，故他所依靠的又完全在張作霖的奉軍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兩派。國民軍是新起的勢力，羽毛尚未豐滿，根基尚未穩固；奉軍有東三省的豐厚地盤，根深蒂固，其勢自比國民軍為優；而段氏舊部的軍人如盧永祥、吳光新輩，且早已奔赴張作霖的旗下，安福系的政客也是從前奔走于張氏之前，與張氏有舊關系的；所以段氏對于奉軍與國民軍的倚靠，又有側重奉軍一方的自然趨勢。奉軍與國民軍的暗斗，在執政政府未成立時已露痕跡；（黃郛的攝閣組織，由馮氏指使，奉系的閣員王永江等多未到任，張氏對于攝閣甚為不滿。國民軍在天津附近敗吳佩孚時，奉軍尚未到，國民軍乘勢于十一月三日占領天津；吳光新率領奉軍于四日占領塘沽。天津各公團恐奉軍與國民軍發生沖突，央求段祺瑞電吳，請其停止前進，奉軍不理，直向天津前進，并進趨津浦路線。直督王承斌時在天津，收編吳佩孚殘部，成立第二十三師；王于馮玉祥倒戈時已與馮一致，不過馮等通電停戰，王未列名而已，故王之收編吳部，乃馮氏欲收王為己用之計；奉軍李景林到津，王被迫于十一月十一日辭去直督之職，李景林于十二日將王所收編之二十三師全部繳械，王避英租界，馮玉祥所收編吳佩孚之殘部亦被吳光新所部之奉軍繳械改編。李景林假天津各團體之推戴為名，自任直隸保安司令，馮氏在天津之勢力乃被奉軍奪去。是為馮、張暗斗之開始。馮氏在攝閣期中之所布勢力，僅于十一月七日由攝閣令免豫督張福來及豫省長李濟臣職，任命馮之同志胡景翼繼任豫督，孫岳繼任豫省長，得在京漢路線上立定一點根據。）不過段氏尚未登臺，未便左袒何方。十一月二十二日，段氏入京，馮玉祥和他同行，向他提議辭職，聲言將出洋游歷；段氏就職的那天，馮氏便通電下野，并約吳佩孚共同出洋；這就是因為受了奉軍壓迫的原故，以退讓不爭為諷。段氏很明白他的意思，極力敷衍他，表示決不偏袒一方。但奉軍勢力非由津浦線伸展到長江流域不止，盧永祥也急欲向齊燮元圖報復，就是段氏自己也未嘗不想替本系可靠的人恢復一部分地盤，藉以拱衛自身；因此段氏就職后，順著已成的形勢，以津浦線區域為奉軍的勢力范圍，而以京漢線的豫省及西北區域敷衍國民軍。（張作霖于十二月二日離京赴津，其軍隊一部已由魯境進展；七日，在津召集盧永祥[時盧已被任為直督]及奉軍將領并中央代表吳光新討論解決長江各省辦法，決定請段下令免齊燮元，并令奉軍南下。十一日，執政政府即令蘇督齊燮元免職，特派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盧所遺直督一缺，則令李景林繼任。十四年一月十七日，又特派張宗昌為蘇皖魯剿匪司令，張所率之奉軍已早隨盧永祥南下深入蘇境，是為奉軍占有津浦線為勢力范圍之事實。國民軍之占有京漢線北段亦早成事實，孫岳于十一月五日攻入保定，胡景翼十一月十二日由京漢線開抵豫境，段執政于十二月六日正式任命胡景翼督豫，胡于十一日在鄭州就職；十四年一月四日，執政政府令馮玉祥仍督辦西北邊防事宜，李鳴鐘署綏遠督統，十四日又派孫岳為豫陜甘剿匪司令，是為以豫省及西北區域，劃為國民軍勢力范圍之事實。）十四年的上半期，為奉軍與國民軍兩派各就所定勢力范圍分途發展的時期，在東南有齊（燮元）、盧（永祥）的斗爭，在豫省有胡（景翼）、憨（玉琨）的斗爭，奉、國兩派尚未發生直接沖突；到十四年的下半期，由東南的奉浙斗爭演為東北的奉國斗爭，再由東北的奉國斗爭演為奉直結合共同對抗國民軍的斗爭：是為各軍閥的大混戰。執政政府的生命，便消滅于此混戰場中。其演變的經過，大略如次：
一、齊、盧的斗爭 盧永祥要報仇，奉軍要擴張勢力，因有十二月十一日齊燮元免職、盧永祥宣撫蘇皖的命令。此令發布后，江蘇人民便恐惹起戰禍，于十三日紛紛通電，反對盧氏南下，謂盧、齊二人同為前此東南戰事禍首，盧無宣撫之資格，若果南來，必引起第二次戰禍。此種反對，完全無效。齊燮元表示服從（因為部下蘇軍陳調元、宮邦鐸等已與對方通款，齊氏難于指揮），十四日便依照執政政府命令，以蘇督職權移交蘇省長韓國均兼理，自行去滬。盧永祥于十二年一月七日南下抵蚌埠，張宗昌所部奉軍第一軍已進駐浦口，盧氏舊部第十師也由江北開赴南京；十日，盧氏偕張宗昌同入南京。盧氏的目的不專在逐齊，還有謀浙的意思；其舊部第四師師長陳樂山前此戰敗后，秘伏上海，其軍隊已歸孫傳芳；及執政政府成立，盧永祥暗中援助陳氏，勾引舊部，謀由淞滬攻浙，但在盧氏未到南京以前，已為孫傳芳所敗。陳樂山謀浙的計劃雖未成功，齊氏既去，奉軍南下，孫傳芳當然有唇亡齒寒之憂，對于淞滬方面的戒備不能放松。及盧永祥既到南京，齊燮元于次日密令駐滬蘇軍舊部逐去師長宮邦鐸，并聯合孫傳芳軍，將淞滬護軍使張允明（為攝閣所任命者）軍隊繳械；齊氏自稱為浙滬聯軍第一路總司令，孫傳芳稱第二路總司令，聯銜宣言反對奉軍南下，于是浙江有牽入戰爭的形勢。盧永祥得到上海事變的消息，便在南京組織所謂宣撫軍，以奉軍軍長張宗昌為總司令，準備向上海東進。上海總商會恐怕上海將成為奉浙兩軍的戰場，運動上海不駐軍，不設軍職，將該地兵工廠移設他處。孫傳芳態度雖強硬，但以軍備尚未充實，恐怕敵不過奉軍，便表示贊成總商會的意見；段祺瑞恐怕浙省牽入戰事，不易了結，也贊成總商會的意見，于一月十四日即下令裁撤淞滬護軍使，廢止兵工廠，交總商會接收保管，此后上海永不駐兵及設任何軍職。段氏欲安孫氏之心，又于十六日任命盧永祥兼蘇督，同時任命孫傳芳為浙督，周蔭人為閩督，表示雖免齊燮元職，對于浙閩并無侵害之意。十七日，又派陸軍總長吳光新南下，表面為查辦齊氏，并與盧協同處理上海事變，實則為調和孫氏，使勿助齊。孫因此暫取觀望態度，張宗昌挾多數奉軍沿滬寧路節節進逼。齊燮元軍勢孤，一敗涂地，至一月二十八日由蘇州潰退上海，齊氏逃往日本；二十九日，張宗昌率奉軍萬余人抵上海，將齊軍繳械：齊、盧的斗爭至此結束。二月三日，吳光新所主持的江浙二次和平條約成功，孫傳芳赴滬，與張宗昌會面，同簽名于和約，并即聯名電告前敵各將領準備退兵；次日，上海兵工廠由吳光新介紹實行交總商會接收保管。浙奉兩方面軍，皆陸續由上海撤退（但仍分駐太湖流域江浙毗連各處）。到三月十九日，張宗昌回抵南京，將所部移調徐州，東南的戰爭風云漸形稀薄；但由稀薄再變為濃厚的日子仍將不遠，因為奉軍對于段祺瑞和吳光新處置上海的方法，心中很不滿足，蓄有乘機再發的秘謀。
二、胡、憨的斗爭 胡景翼率領國民軍第二軍進入豫境時，豫省尚有吳佩孚的殘部（由張福來統率，謀抵抗國民軍），吳佩孚并已由漢口回到洛陽；段祺瑞恐怕吳氏死灰復燃，國民軍不能獨力消滅他，因密令陜督劉鎮華派軍由潼關東迫洛陽，劉即派憨玉琨師東下，吳佩孚乃于十二月一日由洛奔鄭，再由鄭南下（后在雞公山略住，不久被迫赴鄂，由鄂走岳州）。吳氏在豫中勢力，始完全消滅。但是胡、憨兩人卻成了“連雞”之勢。段氏令陜軍入豫，未嘗不含有防范國民軍、利用陜軍以分其勢的意思；但豫督的地位勢不能不授諸胡，因于十二月六日正式任命胡景翼為豫督，胡于十一日在鄭州就職。憨玉琨恃有驅吳之功，以不得豫督地位為恨，決不肯退回陜西。段執政至此無可如何，乃于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任憨為豫陜甘剿匪副司令（前此已任孫岳為豫陜甘剿匪司令）。憨既不滿，胡景翼對于段氏這種敷衍政策也甚憤恨，到二月中胡、憨兩軍的沖突漸趨激烈。馮玉祥曾出任調停，憨以馮氏的調停不利于己，不肯聽從，二月二十一日段執政派孫岳以檢查駐豫軍為名，入豫調解，孫岳于二十三日率兵赴豫。孫為國民軍第三軍軍長，與胡為同系，調解不過是名義，其實是來助胡制憨的；陜督劉鎮華此時也為陜西鎮守使吳新田所逼，于二十五日也以調解胡、憨的戰斗為名離陜入洛（陜督職務交由吳新田暫代），其實也是來助憨制胡的。因此一面調解，一面戰斗，到三月初，兩方調解的人也變為有力的戰斗員了。結果劉鎮華、憨玉琨戰敗，劉于三月二十二日退山西運城，辭陜督職保吳新田繼任（憨自殺），胡、憨的戰斗告終。胡景翼于四月十日患病死，遺囑以師長岳維峻代行職務；二十四日，執政政府正式任命岳維俊繼任豫督，豫省始確定為國民軍的勢力范圍。
以上所述兩方面的斗爭，是奉軍和國民軍各自發展的活動，兩方面尚無沖突關系，此后漸漸地要發生關系了。
三、東南的奉浙斗爭 東南的奉浙斗爭，雖到十月中才爆發，但它的線索，實由春間的齊、盧爭蟬聯而來。張宗昌因為在長江下游未曾達到目的，將所部調駐徐州后，便想取得山東的地盤；張作霖也知道要經營長江下游，非將魯境收為己有，津浦線恒有中斷的危險，因向執政政府要求將魯督鄭士琦他調，而以張宗昌繼任魯督；段執政不敢違背，于四月二十四日特任張宗昌督魯，而調鄭士琦為皖督，于是奉系得了經營長江下游第一個基礎。張作霖又以直、魯兩督不為奉系所得，而京師附近各要地尚為馮系的國民軍所占領，段氏尚不能完全受他的指揮，心中很不滿足，于五月中旬復派大部奉軍入關分布近畿，逼令國民軍將所駐通州、北苑、南苑各地讓出，國民軍以勢力不敵，只得容忍退讓。段執政因為在兩種勢力夾迫之中，仍未能事事適合張作霖的希望。到五月三十日，上海發生工部局槍殺徒手民眾的大慘案（因日本人的紗廠槍殺工人，惹起學生、工人團體的義憤，罷工、罷課、游行、講演，工部局捕去學生多人，群眾向工部局要求釋放，工部局命警局開槍，遂惹起“五卅慘案”），惹起大罷工的騷亂，張學良奉張作霖命令，于六月十三日乘機率奉軍二千人進駐上海，以維持秩序為名（租界當局并要求其派兵入租界駐守），作廢棄“江浙和平條約中上海永不駐兵的條件”第一步的試探。“五卅慘案”的問題許久未得正當的解決，張學良于六月二一日率隊北回，另由姜登選、邢士廉率大部奉軍來滬駐扎；次日，鄭謙以蘇省長名義宣告淞滬戒嚴，委邢士廉為戒嚴司令；于是淞滬復成為奉軍的勢力范圍。孫傳芳因此大起恐慌，急修戰備。到七月中，江浙戰爭的風云，又日趨濃厚了。此時段祺瑞與張作霖之間，因為張氏迫挾太甚，關系甚不圓滿；盧永祥于七月十三日北上，調停段、張，未能有效，即辭去蘇督之任；八月二十九日，段執政容納張作霖的要求，任命楊宇霆接任蘇督，姜登選為皖督（同時任命馮玉祥以西北邊防督辦兼任甘肅督軍，孫岳為陜西督辦，以敷衍國民軍）。楊、姜皆奉系健將，于是奉系在東南的勢力大張，浙省愈受威嚇，戰爭的形勢愈迫愈緊了。楊宇霆、姜登選于九月中分赴蘇、皖接任。楊氏接任后，竭力表示和平，孫傳芳也把淞江方面所增的援軍撤退，一時仿佛無事了。但楊氏的和平表示，是因為兵方的布置一時尚未完備；孫傳芳知道他的秘密，便決定用“先發制人”的方法，以“雙十節”的那天假檢閱為名，調集大軍，秘密出動；十五日，自稱浙閩皖贛蘇五省聯軍總司令，分五路進發（任陳儀為第一軍司令，謝鴻勛為第二軍司令，向上海進，盧香亭為第四軍司令，周鳳岐為第五軍司令，向宜興進，自兼第三軍司令）。楊宇霆知不能抗，為保全兵力計，十四日，已令邢士廉所部駐滬奉軍撤退。十六日，孫軍占領上海，通電指斥奉軍，謂既違上海永不駐兵之約，又復妨害地方安寧和平，申明討奉的宗旨。十七、十八兩日，舊蘇軍師旅長白寶山、馬玉仁、鄭彥俊，和鄂、皖、贛三省軍人，皆紛紛通電響應孫傳芳，聲討奉軍，并電請吳佩孚出山與孫傳芳共同主持大計。原來在楊宇霆、姜登選被任為蘇皖督軍時，長江流域的直系軍人為保持地盤計，已暗中聯絡，共同討奉，故孫傳芳一發動，群起響應。楊、姜初履客境布置既未周到，又恐防御線太長，北方的接應難恃，因皆不戰而退，楊氏于十八日即偕蘇省長鄭謙離去南京北上。姜氏也在二十三日離去蚌埠，所有奉軍皆迅速向徐州集合，與張宗昌派來的奉軍相聯接。吳佩孚于二一日到漢口，通電自稱受十四省的推戴，就討賊聯軍總司令職，在漢口設司令部，想派兵假道河南，與孫軍會攻徐州，但是河南不容他假道；孫傳芳也不愿再作他的部屬，一面表示推崇，藉張聲勢，一面暗中卻謝他的援助。到十一月七日，奉軍由徐州退去，徐州即為孫傳芳所占領；孫氏至此，已心滿意足，決計以徐州為止境，于十一月二十日通電返寧回杭，（孫于返寧前，曾在徐州開一軍事會議，國民軍系的豫督岳維峻亦到會，孫表示與國民軍合作，令豫軍進攻魯西，孫軍擔任津浦線正面的軍事，實則欲令豫魯構難以緩蘇敵也。）東南的奉浙斗爭，至此告一段落。此后蘇、皖、贛、閩、浙五省全為孫傳芳所宰制，孫氏成為直系軍閥最有勢力的首領，吳佩孚遠不及他了。
四、東北的奉國戰爭 在東南的奉浙戰爭爆發以前，國民軍時時受奉軍的壓迫。岳維峻雖然據有河南，并不能完全宰制京漢線，因為京漢線的北段在直隸，而直省為奉系李景林的轄境；孫岳雖曾據有保定、大名兩道，后因胡、憨戰爭時南下助胡，將保、大放棄，京漢線的北段遂全入奉系之手。駐在京畿附近的國民軍第一軍，幾次受奉軍的逼迫，馮玉祥只有忍受的一法。及孫傳芳崛起討奉，張作霖知道國民軍將乘機思逞，一面派人向馮玉祥疏通，一面嚴兵防備；（張作霖知道長江下游不能守，因令拋棄蘇皖，以魯省張宗昌防守徐蚌方面，李景林防保、大，姜登選駐天津滄州間，郭松齡駐灤州山海關一帶，以大部精銳之兵，防制京畿附近之國民軍。）馮玉祥也派人赴奉報聘，一面表示希望和平，一面暗中布置，及奉軍失守徐州，河南的國民軍一面向魯西發動，一面向大名、保定進兵；京畿附近的奉軍，則向北京取三面包圍的形勢（時北京為國民軍所駐守）：奉、國兩系的戰機已十分成熟了。段祺瑞極力調和，馮、張兩人也各有所企圖，不欲即時破裂，故在十一月中旬尚互派代表，在天津會商謀和條件。馮方要求奉方將直境京漢線讓出，故段執政在十一月十三日所下的和平令中有“京漢鐵路沿線應責成馮玉祥、岳維峻極力維持，津浦鐵路線仍責成張作霖、李景林妥為辦理”的話句。李景林因為地盤的關系，很不滿意，但迫于目前形勢無可如何，只得將保定放棄。十一月十八日，國民軍第二軍北路鄧寶珊部進據保定（時李景林軍正在撤退，曾與鄧軍發生沖突）。段執政以為馮、張的戰爭或可幸免了，誰知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復有郭松齡倒戈的活劇出現。
郭松齡為奉軍第三軍團副軍長，在奉系軍閥中為新派，雖為張學良所賞識，而為同儕所忌，與楊宇霆、姜登選尤不相能，（奉系軍閥分新舊兩派：領新派者為楊宇霆，總舊派者為張作相。新派之中又有士官派與大學派之別，士官派以楊宇霆、姜登選為中堅，大學派以郭松齡、李景林為領袖，互相傾軋，由來已久。當第一次奉直戰爭時，舊派勢力最大；失敗后，新黨漸見信用，一切編制訓練方法皆出新派之手，故姜登選、郭松齡、李景林等皆居要職。郭松齡最為張學良所佩服，張學良為其父所倚重，故奉軍精銳雖在張學良手中，而事實上則為郭所把握，郭以是益見忌于同儕。第二次奉直戰爭時，郭與姜登選因事沖突，郭欲率軍回奉，張學良力勸乃止，郭、姜感情益惡。入關后，張宗昌、楊宇霆、姜登選、李景林皆得地盤，獨郭一無所得，欲求一熱河都統，亦為楊宇霆所阻，因是益憤慨。）惟與李景林較為投合。馮玉祥自知勢力不能敵奉，因以秘密離間奉軍部下為制奉的方策，郭松齡便成了馮氏的同志，（馮、郭的勾結，聞系由馮氏之妻與郭氏妻相為緣引而來，其詳不可得知，一說國民黨員亦與有聯絡的關系。）馮、郭之間首先成了一種密約：一、由郭松齡追請張作霖下野，擁張學良為偶像；二、郭反戈與張作霖作戰時，由國民軍監視李景林行動，使郭無后顧之憂；三、李景林若能與郭共同行動或中立，事定后調李為熱河都統。因為馮氏想得天津的海口，又知道李景林不愿意放棄天津的地盤，故想借郭的力量以倒張而制李。密約成后，馮、郭方商諸李，求李合作。李問事定后直省地盤如何處置，馮答詞含糊，李知馮將不利于己。但郭已與馮一致，又握有重兵，李無可如何，不敢反對。及郭松齡發動后，李景林宣布保境安民，擁護中央，脫離奉天關系。郭氏電請張作霖下野，李氏也電勸張下野，表示不與郭為敵，但對于直省地盤，則決計不肯放棄。
郭松齡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發電請張作霖下野，二十三、二十四日等日，即由灤州發兵向關外出動，并將關內反對派之奉軍將領姜登選及其他師旅多人一齊誘捕拘禁（數日后將姜登選槍斃）。張作霖父子聞變失措，雖極力抵御，因郭軍進攻極猛，所向無前；熱河都統闞朝璽回師援奉，馮玉祥部宋哲元即乘機占領熱河；郭得宋軍為聲援，勢益猛烈，到十二月中旬，郭軍右翼達營口，沈陽震動。但因日本出兵干涉的原故，郭軍受了日軍的妨礙，奉張得了日軍的援助。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巨流河的激戰，郭松齡終于完全失敗，郭夫婦皆被擒，次日即被槍決，張氏父子方轉危為安。
關內方面，李景林既表示不肯放棄直省的地盤，國民軍也就不客氣了；從十二月初旬起，郭軍與張作霖父子在關外拼命的時期，國民軍也用全力與李景林決斗。二十三日，郭軍在巨流河失敗；次日，李景林也在天津失敗（李氏逃匿租界，其所部軍隊，除被馮玉祥軍繳械者外，大部轉逃山東），天津便為國民軍所占領。國民軍借郭松齡打倒張作霖的目的雖未達到，取得了直省的完全地盤，也算是得了一個小小勝利；不過這種勝利，只是頃刻間的勝利罷了。
五、奉直結合與國民軍對抗的斗爭 東北的奉國斗爭，本是由東南的奉浙斗爭演出來的；浙江的孫傳芳又本是直系軍閥的領袖，但孫自攻下徐州后便置身事外，回去經營蘇、浙、閩、皖、贛五省的大地盤去了，把直系原來的首領吳佩孚冷清清地放在漢口不理；吳氏欲往北進，沖不過河南，欲往東行，孫傳芳不歡迎，便是自己的嫡系舊部蕭耀南對于他都不十分恭順，真有“進退維谷”的景象，不料東北忽有郭松齡倒戈的事件出來，國民軍大部分的兵力都注重直魯方面與奉系軍閥作戰去了，河南方面有機可乘，吳佩孚便有躍躍欲動之勢。吳氏此次出山，自稱討賊聯軍總司令。他所要討的“賊”本是張作霖，但自郭松齡倒戈的事件發生，他忽然想與“賊”聯絡，打電報給張作霖，大意說：從前馮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現在郭松齡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所最恨的就是這些反復無常的小人，現在我很愿意援助你。因為馮玉祥是他眼中的“賊”，現在郭松齡作了與馮同樣的“賊”，于是張作霖不是“賊”了，非與他聯絡不可。這是奉直結合對抗國民軍的最初發動。河南的國民軍向東路出動的李紀才于十一月中（郭松齡倒戈前）已進入魯境，占領泰安，預備進攻濟南；但他所部號稱國民軍的軍隊極復雜，有一大部分是由舊直系的豫軍改編的（如王為蔚、王維城等軍是）；吳佩孚因令靳云鶚入魯，秘密勾引舊直系的豫軍收為己用，王為蔚、王維城、田維勤等果投入靳氏的旗下，李紀才襲攻濟南的計劃因而失敗，繼更由泰安敗退。靳初入魯時，表面上也是去攻魯的，仿佛與國民軍為同志，但既取得舊豫軍的統率權后，便與李紀才彰明昭著地沖突起來，并且秘密與張宗昌聯絡（這是十二月中旬的事）。張宗昌此時正在急難的時候，自然很愿意與他聯絡，及到十二月后旬李景林失敗，魯省更有唇亡齒寒之感；靳氏既是奉吳佩孚的命令而來魯境的，張宗昌因極力將張作霖、吳佩孚拉攏；到十五年一月五日，張作霖致電吳佩孚表示諒解，于是奉直結合對抗國民軍的形勢以成。李景林被國民軍打敗后，他的軍隊大部分由天津退入魯境；李氏自己也在十五年一月四日由海道南下到濟南，將退入魯境的殘部改編，與張宗昌聯合，稱為直魯聯軍，謀向直省進攻。東北方面，郭松齡留在山海關的殘部由魏益三統率，改編為國民軍第四軍，通電繼郭助馮；張作霖于十五年一月十一日，以討伐魏益三為名，通電出兵向關內進攻。吳佩孚于一月十九日在漢口召集軍事會議，也決定向河南進攻；靳云鶚于二十三日在泰安與張宗昌、李景林會晤，簽訂聯合條約，由張助靳軍餉，由魯境向河南進攻。于是國民軍所取得的京畿及直、豫兩省的地盤，已在奉直兩系三面的大包圍中。馮玉祥于取得天津后，令執政政府委孫岳為直督，國民軍內部略有不滿的；又因郭松齡失敗，知道張作霖必向己圖報復，知道吳佩孚、張宗昌等也必向河南進攻；于十五年一月一日電段執政請開去本兼各職，并通電各方，解職后將出洋游歷，此后對于關系政治之賓客文電一律謝絕，又聽明“國民軍”名義早經取消，不再沿用：這是他想把敵人所攻擊的目標掩蔽的一種方法。他于一日通電后，四日便以職權交張之江，實行去職，赴平地泉，準備由庫倫過俄往歐洲游歷；所占西北地盤，與部屬議決劃分五區：一、京畿附近，二、口北及察區，三、綏遠，四、熱河，五、甘肅，以鹿鐘麟、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劉郁芬分任總司令，向政府推薦分別任命。此時段執政完全在馮氏的掌中，自然聽他的吩咐，一月九日，正式發表派馮玉祥前往歐美考察實業，任命張之江繼馮為西北邊防督辦兼督察區；以外各區的委任也大都如他所期。這是馮玉祥防御敵方的布置。但是他這種防敵的布置只能保持西北區；對于京畿區及直、豫兩省，是沒有方法可以保持的。吳佩孚于一月后旬命寇英杰率五混成旅入河南，雖在信陽被阻（國民軍由蔣世杰堅守信陽，經月不能下），靳云鶚由魯攻豫的軍隊于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已經占領開封；寇英杰因攻信陽未下，乃繞出信陽后方，于三月一日進占郾城、許昌，信陽的接濟既斷，岳維峻部在鄭州方面又東南兩面受敵，岳氏便與李虎城于三月二日西退洛陽，一小部圖北退直境，在石家莊被變化多端的閻錫山的軍隊截阻（閻電馮謂為防止樊鐘秀侵晉，電吳佩孚則稱與他合作）；于是河南方面的國民軍全失敗（岳維峻、李虎城在洛陽為紅槍會所困潰散，岳、李只身西逃，劉鎮華奉吳佩孚命，乘勢進攻潼關）。東北方面，奉軍于一月十九日已占領山海關，因為中東路與俄國發生糾紛，不敢積極地向關內進攻，不能與河南方面的直軍同時活動，但張宗昌與李景林的直奉聯軍已與靳云鶚同時出動。靳軍占領開封時，李景林軍已突過馬廠，天津南面的形勢便形緊急；鹿鐘麟即統率大軍出京（北京由李鳴鐘代鹿坐鎮）防御。吳佩孚軍占領鄭州后，令靳云鶚分三路前進，三月十八日，前鋒已抵石家莊。北京大起恐慌，便有王士珍等一班名流元老倡導和平；國民軍見形勢日非，三面受敵，便于三月二十日通電贊成王士珍等和平主張，將津浦京奉前線軍隊一律向北京撤退，把天津放棄；李景林軍于二十三日占領天津，張學良、張宗昌等亦隨即到津。鹿鐘麟、張之江等尚想固守北京，謀與吳佩孚妥協，無奈吳氏已不信任他們。段祺瑞的左右則想勾結奉系，作奉軍內應，為鹿鐘麟所發覺；四月九日，國民軍將執政政府包圍，宣布段祺瑞罪狀（段氏逃匿東交民巷），一面恢復曹錕自由，亦請吳佩孚即日入京主持一切，但吳不為所動，而北京已在三面包圍之中，國民軍因于四月十五日全部向西北退卻，扼守南口，戰事至此告一段落。后來奉直合攻南口，數月始下。
六、執政政府的消滅 執政政府在十四年上期，為馮、張兩方面所脅制，尤以奉張的逼迫為難堪。但段祺瑞卻舍不得那塊“雞肋”，一唯奉系之命是聽。他在十四年春間曾經宣言：若到本年“雙十節”時，國民代表會議開不成功，即行引退讓賢；到了“雙十節”將近的時候（九月十九日），召集左右商議去留問題，還是決計干下去；及至奉軍由東南敗退，接著郭松齡倒戈，奉系的壓迫去了，段祺瑞的靠背山也去了一大半了；在北京的國民黨人制造學潮，千方百計想把執政政府打倒，但是段祺瑞對于徒手的黨人全不在意，他只希望有武器的馮玉祥仍舊保護他。在郭松齡倒戈后的第三天（十一月二十六日），段氏的親信曾毓雋等為警衛司令所捕，接近奉張的安福系要人多逃匿使館界。段又召集特別會議解決去留問題，結果派黃郛、許世英等赴張家口去迎接馮玉祥，試探馮氏的意旨；及許世英由張家口回報馮氏表示擁護，段即準備修改政府的組織，加設責任內閣，以敷衍國民黨人；十二月三十日發表所謂責任內閣，以許世英為總理，閣員中還位置了幾個國民黨人（于右任、易培基、馬君武等），但是國民黨系的人不受他的愚弄，許世英也不敢就，結果，賈德耀以陸軍總長代任（對于馮氏則奉命惟謹）。及至十五年四月，馮玉祥的國民軍完全失敗了，吳佩孚是段氏的老仇敵，張作霖也得罪了，段已一無所靠，非下臺不可了；但他的左右安福系人，在那里作死中求生的夢，一面向奉系疏通，求張作霖的諒解，一面勾引唐之遒作奉軍的內應，以攻國民軍，不料為國民軍所窺破，因有四月九日鹿鐘麟圍繳執政政府衛隊軍械之變。段氏此時逃匿東交民巷內，聽信安福系政客的話，還以為奉系要運用他作傀儡，不即宣告退職，但通電報告政變；及國民軍退去北京，他又出來回到執政的椅子上坐起來，四月十九日派人到天津去迎接張學良，張學良不理，才知道執政的椅子坐不成了；四月二十日，得吳光新的疏通，直魯聯軍準其通過防線，乃由北京退居天津；賈德耀也在這天辭去國務總理之職，特任胡惟德代任總理，攝行臨時執政；實際上執政政府至此已消滅了。
執政政府消滅后，張作霖、吳佩孚兩人對于后繼政府發生了爭議，許久不能解決；吳佩孚要恢復賄選的曹氏總統，曹錕縱可以不復任，須要曹氏顛覆時的國務總理顏惠慶再出攝政；張作霖對于此點絕對不肯承認。相持許久，到了六月后旬，卒準顏惠慶攝閣作一度形式的成立，即行去職，由顏氏任命杜錫珪以海軍總長兼代國務總理攝政，問題才得解決。自此，北京就只有一個形式上的攝政內閣，守著那座古式宮殿的政府機關，等到十六年，張作霖再來演一回大元帥的過場，然后由南京的國民政府派人去接收。
七 中國國民黨出師北伐前內部整理的工作
在北方各軍閥的混戰期中，國民黨努力進行內部整理的工作；及至執政政府消滅時，整理的工作已告完成了。茲將其經過情形分別略述如下：
一、兩廣根據地的肅清 自從中山離粵北上，陳炯明以為有機可乘，便想回復廣東的全地盤；及聞中山病重，更加暗喜，一面聯絡廣州近郊的滇桂軍作內應，一面派人到北京，勾結曾毓雋一班人要求段祺瑞援助他消滅赤化的廣州政府；因此在民國十四年十二月間，便有陳軍反攻廣州的事件。此時廣州形勢頗覺嚴重，但自黃埔教導團成立，第一期畢業及第二期在學的已有一千一百人，入伍生已有一團，原來的粵軍也整頓一番；開了一個緊急軍事會議，便分兵三路東征：黃埔教導團及粵軍任右路攻淡水，桂軍任中路攻惠州，滇軍任左路攻河源。黃埔教導團于二月一日出發，以次克復東莞、石龍、淡水等地，一直向前，到三月十九日，占領了五華、興寧，粵軍也把梅縣、大埔占領，達到蕉嶺了；但是中、左兩路的滇桂軍始終作壁上觀，未曾發動，原來他們早與陳炯明私通；幸喜右路的軍隊行動迅速，不滿兩個月，便把陳軍驅逐于潮汕以外，這是第一次東征的成功。東征軍克復興寧時，在林虎軍司令部內，發現滇軍楊希閔等與林虎等陳軍私通的密電；此外又發覺了劉震寰親往云南，約唐繼堯派軍隊由廣西來進攻廣東；楊希閔駐在香港，一面與帝國主義者勾結，一面唆使商民電請段執政派他做廣東督理。因此駐在潮汕的軍事領袖和廣州方面的領袖，都決意鏟除滇桂軍。湘軍譚延闿、滇軍朱培德都派代表到汕頭去和蔣中正、許崇智會議，廖仲愷、汪精衛也到會，大家一致決定討伐楊、劉。于五月下旬發動，到六月十三日在廣州近郊，以不滿六小時的工夫，把楊、劉所統的滇桂軍二萬余人完全繳械；于是廣州內部的大敵鏟除。楊、劉打倒后，內部還有些零星部隊對于革命政府不大忠順的，如梁士鋒、梁鴻楷部及許崇智部下的鄭潤琦、莫雄等部，也在八九月之間很迅速的解決。（許崇智亦因鄭潤琦、莫雄等的關系，被逼離去廣州。）但在東江方面還有陳炯明一個最堅固的壁壘——惠州；潮汕方面，陳軍乘東江防軍空虛之時，又由劉志陸發動侵入；到九月二十日以后便決計作第二次的東征。在第二次東征出發前，發現駐粵川軍熊克武有通敵的形跡，因把熊氏扣留，其所部川軍也全部被解決了。（熊克武本來也掛名于國民黨，并為中央執行委員之一，其所部川軍入湘，被湘人逼迫，來粵就食。）于是東征軍于十月一日陸續出發，八日以前在增城、石龍、茶山一帶集中完竣。按照作戰計劃，首攻惠州城，十二日晚合圍，十四日午后便攻下；到十一月初旬，潮梅一帶也肅清了。于是東江方面的敵人全行鏟除。當第二次東征進行的時候，陳炯明為牽制東征軍計，令粵南鄧本殷部向廣州進攻；一時，陽江、羅定、云浮等六七縣相繼失守；初由陳銘樞所部第十師獨力抵抗，后把東征軍抽回一大部分，加入援助，將所失各縣次第恢復。到十二月后旬，粵南的高、雷、廉、欽各州縣也全行收復了。（只有對海瓊崖，至十五年春間始收復。）于是廣東內部完全肅清。
廣西方面，自中山回粵重建大元帥政府以來，因為廣東內部的情勢十分險惡，當然不暇西顧；舊桂系軍閥陸榮廷想乘機恢復廣西的地盤，又復潛入桂林；十三年一月三十日，曹錕便任命陸氏為廣西軍務督辦。但是陸氏的舊部已經四分五裂，在廣西內部的零星桂軍都想割據自立，沒有幾個人肯聽陸氏的指揮了。此時在廣西內部比較有點實力的軍隊首領，一派為沈鴻英，一派為李宗仁、黃紹雄。李、黃與中山接近，沈則早為中山的敵人（后又向中山投降）；但都不愿意陸榮廷再來宰制廣西。北政府為扶植陸榮廷計，想把沈鴻英拉攏，于十三年五月中，又任命沈鴻英為粵桂邊防督辦，但是沈鴻英要獨霸廣西，不受北政府的調和，圍攻桂林；陸氏勢蹙，馬濟由湖南借助湘軍，以葉琪（葉本廣西人）所部的軍隊入桂援陸，于六月十六日占領全州，旋即進至桂林附近。李宗仁、黃紹雄當沈鴻英與陸相持于桂林時，奉中山命令，進攻桂省的首府南寧，于六月二十六日占領。沈、陸聞南寧為李、黃所侵，相率媾和停戰，但已無救于南寧之失，李宗仁于七月十六日在南寧通電請陸榮廷下野，自稱“定桂討賊聯軍總指揮”。到八月初旬，李宗仁軍北進，占領柳州，沈鴻英見李、黃勢力雄厚，便與結合，共同進攻桂林，驅逐陸榮廷，于八月二十四日將桂林占領，陸氏敗退全州，旋即下野，湘軍亦由全州退出。于是陸榮廷恢復廣西地盤的幻夢全破。十月二十二日，李宗仁、黃紹雄、沈鴻英三首領在潯州開廣西善后會議，兩派勢力相持，很不容易解決；中山于十一月初旬任命駐粵桂軍首領劉震寰為廣西省長，令率所部軍隊回桂（這是想使劉震寰向桂省去爭食，免得他在廣東把持一切的辦法）；沈、李等看見又來了一個爭地盤的了，便于十一日推定李宗仁為廣西善后督辦，黃紹雄為會辦兼省長，鄧瑞征為會辦兼善后處長，拒絕劉震寰回桂。十一月后旬，黃紹雄應廣州大元帥政府之召，赴廣州；胡漢民（時中山已離粵北上）與黃商定，設“廣西全省綏靖處”，以李宗仁為綏靖處督辦，黃紹雄為會辦；沈鴻英前此聯合李、黃驅逐陸榮廷，本來是想獨霸廣西，現在李、黃卻倚廣東的援助，把握廣西的全權，便與李、黃破裂，到十四年一月底兩方就開戰了。李、黃得粵軍李濟深（李本廣西人）的援助，在二月中將沈鴻英軍攻破（殘部退入湘粵邊境），于是廣西全部由李、黃統一。但是沈鴻英方被解決時，又來了一個大敵人，便是云南的唐繼堯。唐氏作了多年大云南主義的夢，向川滇發展失敗，便想向兩廣發展；現在因為中山在北京病重，廣東內部有楊希閔、劉震寰作內應，便派兵侵入廣西；乘李宗仁等在桂林方面與沈鴻英決戰時，向南寧猛進，于二月二十三日將南寧占領；分兵一路向梧州，一路向粵南欽廉方面進攻。在十三年秋間，中山將出師北伐時，唐氏也表示贊助，中山為廣播聲援計，曾任唐氏為副元帥，唐并未辭職；是年三月十二日，中山在北京逝世，唐氏得到了消息，于十七日便在云南聲言就副元帥職，公然想作西南王了。于是廣州政府一面通電討唐，一面調駐粵滇軍范石生部赴梧州，協同李宗仁、黃紹雄等往擊唐軍；經李、黃、范極力奮斗，才把唐軍阻住。在五月十二日，唐氏曾公然以副元帥名義，任命劉震寰為廣西軍務督辦兼省長，劉氏也公然想回廣西去就任；及至六月中，劉震寰的軍隊在廣州被解決，南寧方面的唐軍也漸次失勢；七月初旬，唐軍由南寧敗退龍州，回滇，至此廣西全部才真正統一。到十五年春初，前面所述粵南各州縣收復時，兩廣的根據地都完全肅清了。
二、成立國民政府及兩廣軍政財政的統一 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改組，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經在大會里面提出一種“組織國民政府案”，擬將大元帥政府變為國民政府，當由大會議決。但是經過一年有半，到十四年七月一日才能實行。其所以不能從速實行的原故，第一就是因為在廣東的一班驕兵悍將，如楊希閔、劉震寰之徒尚未除去，以中山居在大元帥的地位上，或者尚可勉強震懾；若把大元帥的名義撤銷，改組合議制的國民政府，楊、劉輩勢必列入國民政府的重要位置，徒然增重他們的把持勢力，于政務改革的實際無補（觀于中央執行委員會中雖加楊希閔而于政務改革的實行無補可知）。所以國民黨改組后，仍舊保留中山的大元帥政府；中山離粵北上，由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權。及至十四年三月中山在北京逝世，改組國民政府的時機迫切了。據汪精衛的政治報告（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報告）說：“……自去年（指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總理入協和醫院以后，在北京開過一次政治委員會會議，大家意思都是主張在總理逝世以后要實行委員制的，和在廣東的政治委員的意思都是一樣。因為總理在時，在本黨有這個總理，同時在本國有這個元首；總理逝世以后，再無人可繼了。而且在本黨總章第四章上面也清清楚楚說明是‘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并不是說設總理一人的。當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本黨總章草案原沒有第四章那一章的，因為總統決心改組本黨的意思，實在要把黨的責任交付給全體同志。但大會各代表都請求總理加入第四章，就是關于總理的那一章。因為總理是有很長久的歷史的，中國的革命事業自開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的領導，故本黨愿意始終以總理為唯一之領袖。總理逝世之后，本黨不復有總理了；推之以黨治國的理論，則國家亦不復有元首了。而且就現世界來說，也推委員制為比較好些。總理若在，大家都愿意聽他的獨裁；總理不在之后，實無人能夠承繼他的，則委員制適為適應時勢的要求。可是決議以后，為什么許久還不實行呢？就是因為其時楊、劉還盤踞廣東，如果即時實行，他們一定有份列入委員，豈不是把我們徹底改造的計劃通盤弄壞？……”故在中山方逝世時，廣東方面的領袖曾經開過幾次會議，想把大元帥的職位名義撤銷，免得那些野心家如唐繼堯之類，假借名義來搗亂，但究未實行。到六月初，在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定了一個嚴重的決議案，大致說：欲整頓中國，必先從整頓廣東入手；而整頓廣東，又必先從整頓軍事入手，所以第一要軍事統一，第二要民政統一，第三要財政統一、軍需獨立，第四要各軍都受黨的政治訓練。這件決議案，就是準備鏟除楊、劉，消滅改組國民政府的障礙。六月十三日，楊、劉勢力鏟除后，便于二十五日發表改組國民政府的宣言。到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采委員合議制，以汪精衛、胡漢民、孫科、許崇智、伍朝樞、徐謙、張繼、譚延闿、戴季陶、林森、張靜江、程潛、廖仲愷、古應芬、朱培德、于右任等十六人為委員，主持政務，并推定汪精衛為主席委員，許崇智為軍事部長，胡漢民為交通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三日，廣東省政府也依照國民政府所頒省政府組織法改組成立，設軍事、民政、財政、建設、商務、教育、農工七廳，以許崇智、古應芬、廖仲愷、孫科、宋子文、許崇清、陳公博等分任廳長，推許崇智任省務會議主席；另設廣州市政廳，以伍朝樞為委員長。于是在廣州的政府機關組織一新。
其次便是實行軍事的統一。統一的方法，就是由中央組織一個軍事委員會，把各種地方軍的名目通通取消，一律改為“國民革命軍”。起初分為五軍：黃埔新練的黨軍加入一部原來的粵軍為第一軍；譚延闿所部的湘軍改為第二軍；朱培德所部的滇軍改為第三軍；江西方面的粵軍改為第四軍；李福林所部的福軍改為第五軍。（程潛所部的攻鄂軍此時尚未成為一軍，第二次東征后始改為第六軍。廣西方面的桂軍，兩廣統一后始改編為第七軍。）八月一日，許崇智通電解除粵軍總司令職，將軍權交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湘軍總司令譚延闿、滇軍總司令朱培德、攻鄂軍總司令程潛等皆發表同樣的通電，于是軍事統一的計劃完成。
其次便是關于財政、民政的統一。以前財政民政的不統一，完全由于各地方軍的把持；現在楊、劉既已鏟除，軍事既已統一，財政、民政的統一障礙物已經除去，自然迎刃而解了。
前面所述的，還只是關于廣東一省以內的工作，到十五年二月下旬，國民政府設立一個兩廣統一委員會，計劃兩廣軍事、政治、財政的統一辦法。三月十五日，由政治委員會將兩廣統一委員會所提出的統一案通過。該案的內容共分三項：一、廣西政府受國民政府命令處理全省政務；二、廣西軍隊全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三、兩廣財政受國民政府指揮監督。六月一日，廣西依照此項統一案，始正式組織省政府，一切皆以國民政府所頒定的“省政府組織法”為根據，推黃紹雄為主席（李宗仁為第七軍軍長）。于是兩廣的政治統一工作全部完成。
三、黨內糾紛的調處 到了十五年春間，兩廣既已完全統一，差不多可以出師北伐了。那年一月，蔣中正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席上作軍事報告說：“現在的國民革命軍完全在政府管轄之下；一個命令出來，完全可以動員；人數有八萬五千人，兵士的餉額有一定預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較前改善；又有各校陸軍學生六千人，足抵一師之數；再用些精神積極整頓，本黨力量就不難統一中國。”這并不是夸大的話。不過黨內共產派與非共產派已經發生了很激烈的暗斗，惹起許多糾紛，還要經一番調處整理，方能向外出兵。原來國民黨改組時，許多老黨員對于容納共產黨員的一點，已經懷疑；改組后不久（十三年六月十八日），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繼、鄧澤如、謝持，便已提過一次彈劾共產黨員的案。當時中山尚在，可以鎮制各派；中山逝世后，共產黨日盛，非共產派的恐懼心也日增。到十四年八月發生廖仲愷被刺的事件。廖被刺之主要原因，似為反動軍人之失勢者之所為，然亦有反共產派的關系。胡漢民因此被嫌，逼令赴俄。兩派的傾軋暗斗，遂日趨激烈，所謂右派的重要分子，多失勢離去廣州。十一月，右派的中央執行委員集于北京，便在西山孫中山的靈前，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取消政治委員會，開除共產分子的國民黨籍，解鮑羅廷顧問的職，修正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廣州方面，以西山會議不足法定人數，其議決無效，因在廣州另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于十五年元旦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屆期，大會議決將參與西山會議各員分別加以懲戒；自此西山會議派便在上海別成一種組織，但是沒有實力。
自西山會議分立后，廣州方面的暗斗仍是不息，因為不滿于共產派行動的人，不僅是參與西山會議的那些老黨員，便是青年的黨員也有一大部分不以為然的，因是有“孫文主義學會”的產生。“孫文主義學會”的組織，是謀與“共產主義青年團”對抗的；在黃埔軍校中，也成立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共產派與“孫文主義學會”對抗的形勢。到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便發生有名的“中山艦案”。（“中山艦案”的真相，至今未明白宣布，一說謂共產派與接近共產派的人見蔣中正在軍隊勢力日重，想用中山艦劫走蔣中正。但蔣不肯將案情內幕宣布，聲言非等到他死不能宣布。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處置，連汪精衛亦未與聞，汪因是稱病去職，外間因此疑汪與是案有關系。）蔣中正以非常迅速、嚴重的手段，將海軍局長兼中山艦長李之龍拘捕，解除第一軍內各級共產派黨代表的職務，并將軍事機關中許多蘇俄顧問解職，送回俄國。“容共聯俄”的政策，在此時幾有破裂之勢；但因為兩方都認定此時尚未到可以破裂的時候；蔣中正于執行非常處置后，又將“孫文主義學會”及“青年軍人聯合會”一并解散，并且對于右派的人也加以相當的抑制，才把兩派的破綻彌縫下來。到五月十五日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整理黨務案四件，其第一決議案列舉整理黨務的要點說：
一、改善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的關系；
二、糾正兩黨黨員妨礙兩黨合作之行動及言論；
三、保障中國國民黨黨綱、黨章的統一威權；
四、確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地位與意義。
為實現此基點，解除黨內糾紛計，特組織國民黨、共產黨之聯席會議，其組織大綱另定之。（此案于調處兩派當時的糾紛情形，因為應時的救濟辦法，但“容共”的政策，卻從此變為“聯共”了，是宜注意。）第二、第三及第四決議案，也大概都是根于第一案所舉的要點為詳密的規定，此處不必悉敘。自此黨務整理案成立后，黨內的糾紛一時暫告平息，于是可以實行出師北伐了。
八 北洋軍閥的末路
當國民黨由廣東出師北伐時，北方各軍閥的形勢，大略如下：一、直系嫡派的吳佩孚，失敗再起后，與奉系結合打敗國民軍，據有湖北、河南兩省，（湖北督軍原為蕭耀南，十五年二月，蕭氏暴死，由吳佩孚委陳嘉謨繼任，受吳節制。河南自國民軍敗去后，靳云鶚、寇英杰皆有宰制豫省之野心，由吳佩孚調和，任寇為豫軍總司令，靳為討賊聯軍副司令兼豫省長。）及直隸之保定、大名一帶，京漢線的全部都是他的勢力范圍。二、直系后起的巨頭孫傳芳，以南京為根據，宰制蘇、浙、閩、皖、贛五省，對于吳佩孚雖表示尊崇，但已不欲居其下風，其實力亦在吳之上，自取得五省地盤后，頗想作三國時代的孫吳。三、奉系軍閥，自將國民軍趕出北京后，在關內據有京奉線及津浦線的北段，李景林為張作霖所惡被迫失勢，直督的位置由張氏授諸張宗昌的部屬褚玉璞，山東仍屬之張宗昌。孫傳芳表示不北犯，兩張亦表示不南侵，已有放棄舊怨言歸于好之勢。此為北方的三大勢力，與國民黨絕對不能相容。四、馮玉祥的國民軍，困守西北，馮玉祥已赴俄國，其軍隊由部下張之江等主持，東面扼守南口與奉直軍相持，南面死爭西安與劉鎮華相持。在廣東出師北伐以前，雖已為國民黨的友軍，尚未正式加入國民黨；及國民黨進行北伐時，馮氏也知道獨力難以自存，決計正式加入國民黨了。（李鳴鐘于十五年八月抵廣州，報告馮率國民軍全體加入國民黨。廣州政府即任馮為國民政府委員。）五、還有一個據守山西多年的閻錫山，論他的氣味，本與段祺瑞相接近，可以說是北洋軍閥的附庸；但自北洋軍閥分裂以來，采用一種隨風轉舵的政策，使自己的地位永不動搖，山西不受兵禍，省內的人民也非常感激他。當國民黨出師北伐時，奉、直兩軍方在南口與國民軍作殊死戰，閻氏也在晉北與奉、直軍遙相應和，以困國民軍；既不為國民軍之友，也當然不能為廣東國民革命軍之友，不過閻氏隨風轉舵的政策，奉、直軍也不能長久靠他罷了。
上面是北方軍閥的大概形勢，此外還有一個關系最重要的湖南，以前是揭舉聯省自治的旗幟以圖自保的，實際上常為吳佩孚所支配。到十五年春間，趙恒惕被迫去職，由唐生智繼任湖南省長。唐氏前此宰割湖南，已與廣東發生秘密關系，繼任省長后，想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削奪省內其他各武人的勢力，于是葉開鑫走依吳佩孚，引直系軍入湘；唐不能支，退守衡陽，向廣東請求加入國民黨，所部軍隊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國民政府受其請，將唐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派桂軍先行入湘援助，于是構成由廣東出師北伐的絕好機會。
十五年六月六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于七月九日就職，舉行極盛大的授旗典禮，即日下動員令；二十七日，蔣由廣州出發。其作戰大方針初為打倒吳佩孚，妥協孫傳芳，放棄張作霖。吳佩孚方在北方指揮攻打南口的戰爭，等到八月中旬南口攻下時（南口于八月十四日攻下），國民革命軍已深入湘境，岳州、平江一帶已將為國民革命軍所占領；吳佩孚匆促南下，親臨前線作戰，節節敗退；到八月底，國民革命軍已迫武昌。武昌省城雖然到十月十日才攻下，漢陽、漢口則先已落入國民革命軍之手，吳佩孚初退孝感，不久復退出武勝關，湖北便為國民革命軍所有。此時吳佩孚雖未全倒，已到了將要全倒的時期。國民革命軍對于孫傳芳已不必要妥協了；孫氏也知道妥協是靠不住的空話了。國民革命軍一面由贛西，一面由閩南，向孫氏所割據的地盤取大包圍的形勢進攻，在南昌附近經過很猛烈的戰爭，于十一月初旬把南昌攻下，孫氏由武穴退回南京；到十六年三月后旬，國民革命軍的大包圍圈將要逼近南京，孫氏再由南京退往江北，南京便為國民革命軍所占領，于是長江以南全歸入國民革命軍勢力范圍。直系軍閥的兩派大勢力，都已到了“日落西山”的境地。因為國民黨內部發生了重大的裂痕，成為寧漢分立之局，吳佩孚、孫傳芳復得茍延殘喘，與奉系軍閥打成一片，作最后的支撐。但在寧漢分立的期內，寧漢兩方仍向北進攻，西北的國民軍也由潼關出來了，閻錫山也變為國民革命軍的朋友了（閻錫山于四月初旬令所部軍隊服從三民主義）。吳佩孚率領幾個殘兵便由江西亡命，讓奉軍來領受國民革命軍的教訓。到六月初旬，奉軍大敗，河南遂為漢方的國民革命軍所占領；寧方也占領了徐州，孫傳芳的地盤全失，成為奉系的附屬品。到八月初旬，寧漢進行復合的時候，蔣中正宣告下野，孫傳芳想乘機挽回已失的地盤，與奉軍結合向南京猛進，但于八月將盡的幾天，在龍潭方面被國民革命軍打得橫尸遍野，率領殘兵仍舊退回江北，繼復退入山東。十七年春初，蔣中正再出，領導國民革命軍于三四月頃繼續進行北伐，閻錫山、馮玉祥的軍隊也從正太、京漢線出動（奉軍與山西軍已于十五年冬間在晉北直東激戰）；到四月底，國民革命軍占領濟南，孫傳芳從此也作了亡命客了。張作霖于六月初三日也由北京退回奉天，次日在皇姑屯京奉、南滿兩路的相交處，遇炸，數日后即死。北洋軍閥嫡系的兩大勢力，完全消滅，奉系軍閥的繼承者張學良，不久也歸化國民革命軍，于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宣言易幟。國民黨與北洋軍閥的斗爭至此結束。
[1] 編者注：原書此處有括注“一九〇八年冬—一九一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