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討論政府行政事務最好分成哪些部門的問題是不適當的。在這方面不同政府的要求是不同的；當人們愿意從起初開始，就不使自己受到象我們這個古老政府里產生了現行的公共事務劃分的那一系列事件的拘束的時候，在職務的劃分上就很少可能會犯大的錯誤。這樣說也許就夠了：職務的劃分應和問題的劃分一致，不應該有若干個彼此獨立的部門來掌管構成同一自然整體的各個部分，象直到最近，以及在較小程度上甚至現在，我們的軍事行政那樣。如果要達到的是單一的目的（如目的是要有一個有效的軍隊），委派去照管這一目的的政府部門應該同樣是單一的。為一項目的提供的全部手段都應由同一部門控制和負責。如果這些手段分散在各獨立的部門之間，就每個部門來說手段就變成目的，除了政府首腦（他對各部門工作是沒有適當的經驗的）以外，照管真正的目的就不關任何人的事了。這時不同種類的手段就不在任何主導思想的指導下結合起來并互相配合。當每一個部門堅持它自己的要求而不顧其他部門要求的時候，就將為了工作本身而永遠犧牲工作的目的了。
通常，每一種行政職務，不論高低，應該是委派給某個特定個人的職責。這對凡是做過工作并由于過錯而未完成某些工作的人說來應該是明顯的。當任何人都不知道誰應負責的時候責任就等于零。甚至當責任真正存在時，如加以分割也不能不被削弱。要保持高度的責任，就必須有一個人承擔全部的毀譽褒貶。然而分擔責任的方式有二：其一只是使責任削弱，另一則使責任遭到完全破壞。當要求兩個以上的負責官員對同一行為表示同意時，責任就削弱了。他們中的每個人仍然有真正的責任；如果做了錯事，誰也不能說與他無關。他是和犯罪中的共犯那樣的共同參加者，如果存在有法律上的犯罪，他們全可以受到法律上的懲罰，并且他們所受到的懲罰不必一定比僅牽涉到一個人的時候輕。但是對意見的賞罰則不是這樣，這種賞罰總是因共同分擔責任而減輕。在沒有確定的法律上犯罪，沒有貪污或瀆職，只有過錯或疏忽，或者可以被看作是過錯或疏忽的情形下，每個參加者都由于別人和他連帶負責而得到對自己和對世人的辯解。人們對幾乎任何事情，甚至是金錢上的欺詐，都將感到自己差不多是免除責任的，如果有責任的人未加抵制和勸阻的話，如果他們給予了正式的同意就更是這樣了。
然而在這種情形下，盡管責任是被削弱了，但仍然是有責任的，因為每個有牽連的人都以他個人的資格同意并參加了該項行為。當這種行為本身只是出于多數的行為時事情就更糟了——關起門來考慮問題的委員會，無人知道，或者除非在某種極端情況下可能知道，究竟個別成員在表決時是贊成還是反對了該項行為。在這種情況下的責任就不過徒有其名而已。邊沁恰當地說過，“委員會是一種屏幕”。“委員會”所做的事不是任何人的行為；任何人也不能對它負責。委員會甚至在聲譽上受到的損害只是在它的集體的名聲方面；每個成員對此所感覺到的不外是導致他把自己的意見看作是該團體的意見的傾向——當這個團體是個永久性團體，他和它命運與共地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這種感情往往是很強烈的。但是鑒于現代官員經歷的動蕩不定對這樣一種團體精神說來就沒有形成的時間了。這種精神如果竟存在的話，也只是存在于地位卑微的常任下屬人員之中。因此，委員會不是處理行政事務的適宜的工具；只有在由于其他原因，把全部自由裁量權交給一個大臣會更壞的時候才是允許的。
在另一方面，人多出智慧也是一條經驗法則；當一個人習慣地除他自己的或某一個顧問的知識外不利用任何人的知識的時候，他甚至在他自己的事情上也很少作出正確的判斷，在公眾的事情上就更少作出正確的判斷了。這一原則和前一原則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可以把有效權力和完全的責任交給一個人，為他提供必要的顧問，每個顧問僅對他自己提出的意見負責。
一般說來，一個政府部門的首腦不過是個搞政治的人。他可能是一個好的政治家和一個有品德的人；除非情況通常是這樣，否則這個政府部門就是壞的。但是他除具有一般能力和他應當具有的關于國家一般利益的知識外，除非由于偶然機會，將不會同時具備要求他主持的那個部門的適當的、所謂專業性的知識。所以應該為他提供專業顧問。如果有足夠的經驗和造詣，如果有經過很好選擇出來的一個人具有專業顧問所應具備的能力（例如一位次長的情形），有這樣一個為了一般目的的人，加上提供具體知識的幕僚就滿足這種情況下的各種要求了。但是，大臣僅和某個有能力的人商量，當他本人不熟悉該問題時，無保留地按照那個人的意見行事往往是不夠的。他往往必須不僅有時而是慣常聽取各種意見，并經顧問們討論后再作出判斷。這一點，比方說，在陸軍和海軍事務中就特別必要。因此，應該為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或許還有其他一些人，但至少在這兩個部內，設置一個由有能力和經驗的專家組成的委員會。為了在每一次政府變動的情況下都能得到合于這一目的的有才能的人，這些人應當是常任的。我的意思是說，他們不應當象海軍各大臣那樣隨同任命他們的內閣進退。但是所有根據選擇而不是根據通常的晉升辦法出任高級職務的人，除經再度任命，僅在一定期間內保有他們的職位則是一項好的規定，象目前適用于任命英國陸軍參謀部人員的規定那樣。這項規定使任命多少減少假公濟私的弊病，任命既不是終身的，同時又提供一種手段，可以在不觸怒任何人的情況下，擺脫那些最不值得保留的人，并吸收極有能力的年資較淺的人，對這些人來說如果等待死亡空缺或自愿辭職可能永遠沒有機會。
最后決定權應完全歸于大臣本人，在這一意義上，委員會應該只不過是諮詢性質的。但是既不應該把他們看作不重要的人，他們也不應該把自己看作不重要的人，或者看作大臣本人可以隨意加以貶低的人。隸屬于一個強有力的并且多半是任性的人下面的顧問們，應當以這樣的情況為條件，即：對他們來說為了保持信譽不能不表示意見，而對那個人來說則不能不聽取并考慮他們的意見，不管他采納與否。印度總督和各個省長 (1) 的委員會的組成正符合此處所說的首腦和顧問之間的關系。這些委員會由具有對印度事務的專門知識的人們組成，這種知識是總督和地方長官通常欠缺的，并且也不希望要求他們具有的。通常，委員會的每個成員須提出意見，當然這常常并非出于明白規定。但如果存在意見上的分歧，每個成員可以任意決定——這是一向的慣例——把他所持的理由記錄下來，總督，或地方長官，也同樣這樣做。在通常情況下，決定是按照多數的意見作出的，因此委員會在政府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總督或地方長官認為合適的話，他甚至可以把委員會全體一致的意見撇開不管，而將他的理由記錄下來。其結果是，首腦個人而且是有效地對政府的每一項行為負責。委員會成員僅負顧問的責任；但從所能提出的文件，以及在議會或輿論的要求下經常提出的文件中，大家總是知道每個人所提出的意見，以及對他的意見所提出的理由。同時，由于他們的頗為顯要的地位，并且在名義上參加了一切政府行為，他們幾乎具有好象整個責任擔在他們肩上那樣強烈的動機去專心致志于公共事務，并形成和表達對每項公共事務經過仔細考慮的意見。
進行最高級行政事務的這種方式，是政治史上使手段適應目的要求的最成功的事例之一。這種方式是從豐富了政治藝術的東印度公司的統治經驗中得來的；然而，象給我們國家保存住印度的多數其他聰明的設計，以及所產生的從當時情況和物質條件看來真正是不可思議的好政府那樣，大概注定要在印度政府的傳統似乎無法逃避的普遍大破壞中毀滅，因為這些傳統遭到公眾的無知和政治人物的傲慢的虛榮心的踐踏。現在就已經有廢除委員會的叫喊，把它看作是系在政府車輪上的多余的和費錢的障礙物；另一方面，廢除職業文官的呼聲早已甚囂塵上，并日益得到最上層人物的支持。文官制度培養著組成委員會所需要的人員，而且它的存在是委員會具有價值的唯一保證。
人民政體中的好政府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任何行政官員都不應根據人民的選舉來任命，即既不根據人民的投票也不根據他們的代表的投票來任命。政府的全部工作都是要專門技術的職務；完成這種職務需要具備特殊的專業性的條件，只有多少具備這些條件或者具有這方面的經驗的人才能對這種條件作出適當的評價。發現最適于擔任公共職務的人是一項很繁重的工作，不僅要在提出申請的人中選擇最好的，而且要留意察看他是否真正最好的，還要注意所接觸到的一切適當的人，以便必要時能用上他們，這種工作要求有細致的以及高度正直的判別力。由于一般說來任何公共職務都不是執行得太壞的，所以也就沒有什么需要象對一些部門中的高級官員強加以特殊職責那樣為它規定極大的個人責任。凡是不經過某種公開競爭的方式任命的下級公務人員，應由各大臣直接負責的情況下選用。各大臣，除為首的大臣外，自然均由為首的大臣選任；而為首的大臣本人，盡管實際上由議會指定，但在一個王國政府則應正式地由國王任命。有任命權的官員應該是唯一有權將應予免職的下級官員免職的人。絕大多數的官員，除由于個人行為不端以外不應當被免職。因為，如果那些負責處理公共事務的全部細節，其所具備的各項條件對公眾說來一般地比大臣本人要重要得多的人們，可以容易地并非由于他們自己的過錯而隨時被免職，大臣可以任命另外的人以滿足自己的要求或促進自己的政治上的利益，那么要期望這些人們獻身于他們的職業并獲得大臣往往必須依靠的那種知識和技能，就將是徒然的。
對于不應根據人民的選舉來任命行政官員這個原則來說，共和政府中的行政首腦是否應當是一個例外呢？美國憲法規定四年一度由全體人民選舉總統，是不是一個好的制度呢？回答這個問題不是沒有困難的。在象美國這樣不需要害怕政變的國家里，使行政首腦在憲法上獨立于立法機關，從而使政府的這兩大部門，在它們的起源和職責方面同等地得人心，同時又彼此進行有效的牽制，毫無疑問是有某種好處的。這一辦法旨在設法避免大量權力集中于同一人手中，它是美國聯邦憲法的一個顯著特點。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好處是用高于對它的價值的任何合理估計的代價換來的。在共和國中的行政首腦公然由立法機關任命，就象君主立憲國家的行政首腦實際上由立法機關任命的那樣，似乎要好得多。首先，這樣任命的人肯定是一個更卓越的人。議會中掌握著多數的政黨通常將任命它自己的領袖；他始終是政治生活中站在最前面的人之一，并常常就是那個站在最前面的人。與這相反，美國的總統，自從共和國創建者的最后殘存者從舞臺消失以來，幾乎始終或者是不出名的人，或者是在政治以外的某個領域具有聲望的人。而這一點，如我以前所講到的，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而是這種情勢的自然結果。一個政黨的著名人物，在遍及全國的選舉當中，從來不是該政黨最有希望當選的候選人。所有著名人物都結下了個人的政敵，或者做過某些事，或至少表白過某種見解，引起社會某個地區或別的重要部分的不滿，可能對選票數目產生致命的效果；而一個無甚經歷的人，除聲言信奉黨的綱領外對他毫無所知，就容易得到該黨全體的投票。另外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不間斷地為選舉而奔走所造成的巨大害處。當國家的最高職位要由每數年一度的普選來決定時，兩次選舉之間的整個時間將實際上消耗在競選運動當中。總統、各部部長、政黨領袖和他們的追隨者全都是進行競選運動的人：整個社會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政治人物，每個公共的問題的討論和決定考慮的不是問題本身的優缺點，而是它對總統選舉所預期的影響。假如要設計出一種制度使黨派精神成為一切公共事務中行動的支配原則，并誘使人們不僅把每一個問題弄成黨派問題，而且為了給政黨提供根據而提出問題，那就很難想出比這更適合于這一目的的手段了。
我不想肯定說，行政首腦象英國的首相那樣完全由議會中的投票決定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都是值得想望的，并且毫無不便之處。假如人們認為最好避免這一點，那么行政首腦，盡管仍由議會任命，但可以不依賴議會的投票表決而在確定的期間內任職，這樣一來，它就將成為美國的制度，但減去普選和它的害處。還有另一種方式可以給予行政首腦對議會的很大獨立性而不致和自由政府的各要素相矛盾。假如他象英國首相實際上享有的那樣，具有解散議會和訴諸人民的權力，他就決不致不恰當地依賴于議會的表決。要不被敵對的表決趕下臺，他就只能辭職或解散議會。解散議會的權力在我看來是他應該具有的權力，即使對他在確定期間內的任期有保障的制度下也是如此。不應當有在總統和議會之間爆發一場爭吵后發生政治僵局的任何可能性，在長達數年的時期內任何一方都沒有去掉對方的法律手段。要走過這樣一段時期而任何一方或者雙方都不策劃政變，就要求有很少國家曾表明能夠做到的那種對自由的熱愛和自我克制的習慣。即使撇開這種極端情況不說，要期望這兩個權力機關不使彼此的行動陷于癱瘓，就等于假定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將始終滲透著相互忍耐和妥協的精神，保持鎮定不為最尖銳的黨派斗爭的激情所動。這樣的精神也許是存在的，但甚至在存在這種精神的地方，對它的考驗也失之輕率。
還有其他的理由使我們希望國家中的某個權力（它只能是行政）應當具有在任何時候任意決定召集新議會的自由。當爭執的雙方究竟哪一方擁有更多的支持者真正有疑問時，重要的是應該有一種憲政手段立即加以檢驗并使紛爭止息。在這一點未確定以前，就沒有可能對其他的政治問題加以適當的注意。在這段時間內就立法或行政方面的改革來說多半就是一種空白，因為任何一方對自己的力量都缺乏足夠的信心去作那些可能招致對目前斗爭有直接間接影響的人們反對的事情。
我還沒有考慮這樣一種情況，那就是：大權集中在行政首腦手中，而人民群眾對自由制度又不夠熱愛，這樣他就有可能在破壞憲法和篡奪最高權力的嘗試中獲得成功。在存在這種危險時，就不容許有議會不能通過一次表決將他貶為平民的行政首腦了。在給這種最為大膽放肆的對委托的破壞提供任何鼓勵的事態下，甚至這一切憲法上的依賴關系也只不過是一種軟弱無力的保障罷了。
在所有政府官員中，最不應該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是司法官員。盡管對一切官員的特殊的和專業的條件群眾都一樣適于作出評價，但是卻沒有任何官員在絕對公正和不同政客或各派政客發生聯系方面象司法官這樣重要的。有些思想家，其中包括邊沁先生的意見是，盡管法官最好不由人民選舉產生，但是他們所屬地區的人民，在具有足夠經驗后，應當有權將他們免職。不能否認，對受有重托的官員不能免職，這事本身就是有害的。人們極不希望看到，一個壞法官或無能力的法官，除了由于他自己應對刑事法院負責的行為不端外，就無法將他免職，以及一個關系重大的官員應該感到除了受輿論和他自己的良心的約束外就不負任何責任。然而問題是，從法官的特殊地位看來，假定采取了一切實際可行的辦法保證對他的公正任命，那么僅使他對自己和公眾的良心負責，是否整個說來比對政府或公民投票負責更可能保持他的行為端正呢？關于對行政部門負責這一點，經驗早已作了肯定的回答；就對選民投票負責來說，情況亦復相同。在選民的良好品質當中，并未把特別要求于法官的那些品質即冷靜和公正計算在內。幸而，在作為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民眾選舉中，這些也不是必須具備的品質。甚至公正的品質，盡管對一切人，從而也對一切選民是必要的，但不是決定民眾選舉的因素。選舉一個議會議員正如人們之間的任何交易一樣，不需要公正不偏。選民不須對任何候選人有權得到的東西作出裁決，也不須對競選人的一般優點作出判斷，所要做的只是宣布誰最得到他個人的信任，或者誰最能代表他的政治信念。法官有義務完全象對待其他的人一樣來對待他的政友或他所最了解的人；但是如果一個選民這樣做，那就會是沒有盡到責任和愚蠢可笑了。輿論對法官的道義裁判所產生的有益的影響，和其他一切官員的情形一樣，不能作為任何論點的根據，因為甚至在這方面，真正對法官（當他勝任司法職務時）的審判程序實行有效控制的，不是（除有時在政治案件的情形外）社會一般的輿論，而僅僅是能對他的行為和資格作適當評價的那部分公眾——他自己法庭上的有關人們。我的意思不是說一般公眾參加司法是不重要的；那是極重要的，但是以什么方式呢？應該是以陪審員身分實際履行一部分司法職務。這是政治上少有的情況之一，即人民直接地和親自行動比假手于他們的代表更好；這幾乎是行使權力的人可能犯的錯誤比使他對錯誤負責所產生的后果更可忍受的唯一的一種情況。如果法官可以由民眾投票免職，則凡是希望取而代之的人將為此目的利用法官所作的一切判決；只要他認為可行，就將不按規定程序把所有的判決擺在完全無能力的公眾面前，因為公眾沒有審理過案件，或者由于缺乏審案所必要的警惕或公正；他將利用民眾可能有的感情和偏見，或者盡一切力量煽起這種感情和偏見。在這方面，如果案情引起人們的興趣，而他又不辭勞苦，他確實會取得成功，除非這個法官或他的朋友起而應戰，從另一方對民眾作出同等有力的呼吁。法官們到頭來將感到他們在能引起普遍興趣的案件上所作的每一個判決都將使他們冒丟失職位的危險，并且感到對他們說來最要緊的不是考慮什么樣的判決是公正的，而是考慮什么樣的判決最能得到公眾的贊許，或者最沒有作惡意曲解的余地。美國某些新的或修正的州憲法所采取的定期由人民重新選舉司法官員的做法，我擔心將是民主政治所犯的最危險的錯誤之一。如果不是美國人民從未完全拋棄的實際良知據說正產生一種反作用可能不久會導致消除這種錯誤，就可能有理由認為它是現代民主制的衰敗中的大倒退的第一步了。 (2)
至于構成公共服務常備力量的那一大部分重要人員，那些不隨政治的變動而變動的人員，則留下來用他們的經驗和傳統來協助每一任部長，向他提供他們的業務知識，并在他的一般監督下從事具體業務。要而言之，構成職業公務員這一階層的人，和別人一樣在年輕時就開始就業，希望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步升到較高的等級。除非證明他們確有重大的行為不端，顯然不應允許把這些人輕易地免職，并剝奪他們以前服務的整個好處。當然，這不限于這種應依法處理的失職行為，也包括故意玩忽職守，或者就其所受委托的目的來說是不堪信任的行為。因此，既然除非出于個人罪責就無法去掉他們（除作為領取年金者交給社會外），那么在最初任命他們時應慎重行事就是十分重要的了。用什么樣的方式加以任命才能最好地達到這一目的則仍然必須加以考慮。
在作最初的任命時，要擔心的不是選任者缺少特殊的技能和知識，而是他們的偏心，以及個人或政治上的利害。既然通常是在成年開始時就接受任命，不是作為已熟悉該職業的人，而是為了他們可以學習該職業，因而可據以判別最好的志愿者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是否精通文科教育的學業；而這一點是不難確定的，只要委派去進行考核的人不辭勞苦和具有必要的公正。然而在道理上這些都不能要求于一個部長。他必須完全依靠推薦，不管他的個人愿望是怎樣無私，也決不能證明他能抵制那些對他的選舉有影響力，或其政治上的歸屬對他所屬的內閣關系重大的人們的請求。所有這些考慮導致采取對最初任命的志愿者舉行公開考試的做法，由不從事于政治并具有和主持大學優等生考試的人同樣級別和能力的人來進行。這大概是在任何制度下的最好辦法；而在我們的議會政府下，它是且不說是誠實的任命，但甚至為制止顯然極端惡劣的違法亂紀的任命提供機會的唯一辦法。
此外絕對必要的是，考試應該是競爭性的，任命的應該是考試成績最好的人。單純的考試及格，畢竟只能排除絕對低能的人。當主考人心中問題是介于毀掉一個人的前途和忽視對公眾的一項責任（這在特定情況下似乎很少具有頭等重要性）兩者之間時，當他做前者肯定要受到嚴厲的譴責而做后者則一般說來將無人知道或介意時，除非他是個具有不尋常性格的人，就將傾向于做個老好人。對一個人放松，就會招致其他人提出這樣的要求，每重復一次就使得更難以抗拒這種要求；接連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將變成更多類似事情的先例，直到精通學業的標準逐漸下降到幾乎遭到輕視的地步。兩個主要大學的學位考試一般說來在他們的要求方面一直是很嚴的，正如優等生的考試是嚴厲認真的一樣。如果不存在超過某種最低限度的誘因，那么最低限度就會變成最髙限度；因為不指望達到更高標準就會成為一般習慣，正如在一切事情上都有一些人達不到他們指望達到的標準，所以不管標準定得怎樣低，總會有若干人達不到這標準的。相反地，當任命的是為數眾多的志愿者中最杰出的人，并且把成功的競爭者按優點的順序分別等級時，則不僅鼓勵每個人盡力而為，而且在全國實行文科教育的地方都會感受到這種影響。提供在這種競爭中名列前茅的學生就成了每個教師的雄心勃勃的目標和成功之道；并且幾乎沒有任何其他方法國家能這樣大大提高全國教育機關的質量的了。盡管在任用公職人員方面的這種競爭考試的原則在我國是新近才采用的，而且實行得還很不完善，至今只有在印度服務的文官是實行這項原則比較完善的幾乎唯一的例子，但已經開始對中等教育機關產生明顯的效果。盡管由于這個國家的低得可恥的教育狀態，該項原則遇到種種困難，這些考試本身已將這些困難充分暴露出來了。在得到部長的提名因而有權成為志愿者的青年人當中，學識標準被如此輕視，以致這些志愿者之間的競爭所產生的結果幾乎比單純的考試及格更差；因為沒有人會想到把考試及格的條件訂得那樣低，實際上使一個青年人能勝過其他志愿者就行。因此，據說連續幾年的情況表明整個說來學識是下降的，不如以前努力了，因為以前考試的結果證明不需要作過去那樣的努力就足夠達到目的了。部分地由于降低了努力，部分地因為——甚至在不要求事先提名的考試——自己意識到的無知把競爭者減少到極小的數目，結果盡管總有少數幾個學識精通的人，但錄取的志愿者大部分就僅僅代表著中等程度的學識水平。考試委員們曾說過，幾乎所有不及格的人，其失敗不是由于對較髙學科的無知，而是由于對最起碼的基礎知識——拼寫法和算術的無知。
某些輿論機關繼續反對這種考試的叫嚷，我很遺憾地說，不僅就攻擊者的良知來說而且就他的誠實信用來說往往都是不值得稱道的。他們的做法部分地靠歪曲事實上導致考試失敗的無知的性質。他們著重舉出顯然是曾經問過的最難解的問題 (3) ，并把它們說成好象對所有這些問題的圓滿答案被作為成功的必須條件。但是業經再三重復說過的是，提出這些問題并不期待每個人都回答得出來，而是為了使能夠回答的人有辦法證明并利用他的那部分知識。它不是刷掉志愿者的理由，而給予這種機會是作為成功的補充手段。于是有人會問我們，假定在這個或別的問題上應有的知識，在志愿者達到目的以后究竟指望對他有什么用。關于什么知識有用這一點，人們意見有很大分歧。天下竟有這樣一些人，而已故的一位外交大臣就是其中之一，認為英語拼寫法對外交隨員或對政府機關的書記員是一種毫無用處的技能。反對者們在一點上看來是一致的，即認為對這些職業說來，不管別的什么也許有用，一般的智力修養是沒有用的。然而（我敢冒昧地說），如果這種智力修養是有用的，或者說如果任何教育畢竟有點用處，那就必須由最有可能表明志愿者具有這種教養的檢驗方法來加以檢驗。為了確定他是受過很好的教育，就必須問他一些如果他受過很好教育就可能知道的事情，即使并不直接和他要被任命去做的工作有關。在通常教的只是古典文學和數學這樣一個國家里，反對對他提這方面問題的那些人可否告訴我們究竟他們要問他哪方面的問題呢？然而看來是，他們既反對在這些方面對他進行考試，同樣也反對在除 這些以外 的任何方面對他進行考試。如果考試委員——由于迫切希望接納未讀完常規中學，或者以在其他方面的較多的知識來彌補在那里被教授的些少知識的人——允許精通于其他任何有實際效用的科目的人得分的話，他們也會因此受到責備。除了讓完全無知的人自由入選以外將無法滿足反對者。
他們洋洋得意地對我們說，無論是克萊夫 (4) 或是韋林頓 (5) 都無法通過為陸軍學校工程兵的志愿者所規定的測驗。因為克萊夫和韋林頓不曾做并未要求他們做的事情，假如要求他們做好象他們就做不了似的。如果他們的意思只是要告訴我們，沒有這些知識也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將軍，同樣沒有其他許多對偉大的將軍說來很有用的知識，也可能成為偉大的將軍。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從未聽說過沃班 (6) 的法則，朱利葉斯•凱撒（Julius Caesar）也不會說法語。其次他們又告訴我們說，書呆子——這似乎被認為是適用于哪怕有一丁點兒相信書本知識色彩的人的一個名詞——可能做不好操練，或者可能沒有紳士習慣。這是有地位的笨伯們極通常的評語；但是不管笨伯們怎樣想，并不是只有他們才有紳士習慣或身體活動。在需要具備這些條件的地方，不妨加以考查并另作規定，但不是排除智力條件，而是附加于智力條件。同時，我由可靠方面獲悉，在伍力奇市（Woolwich）陸軍軍官學校中，經過競爭考試的學員在這些方面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樣也優于按照老的提名辦法招收的學員；甚至在操練方面也學得更快。的確可以指望是這樣，因為聰明的人學什么都比愚蠢的人要快。此外還了解到，在一般操行上，他們比以前的學員更好，以致學校當局急于盼望這一天的到來，那時老辦法的最后殘余將完全消失。如果真是這樣，而要弄清楚是否這樣并不困難，我們希望不久將不再聽到人們說無知對軍隊來說是比知識更好的條件，更何況對任何其他職業來說了；或者說任何一個好的品質，不管表面上和文科教育的聯系怎樣少，都完全可能在沒有文科教育的情況下養成了。
盡管最初的政府錄用由競爭考試決定，以后的提升則在多數情況下不可能也這樣決定，因為這種提升，象目前通常所做的那樣，按資歷和選拔的混合制度進行看來是適當的。擔任日常職務的人應根據年資提升到該項職務能使他達到的最髙點；而承擔特殊任務并要求有特殊能力的人，則由機關首腦從工作人員中選拔。如果最初的任用系依據公開競爭，則機關首腦一般說來將會恰當地作出這種選拔，因為在這種制度下他的工作人員一般地將由除工作關系外是他所陌生的人組成。如果他或他的政友和支持者對他們當中的某個人有興趣，那不過是偶爾的，而且這時除這種工作關系外還至少具有經過最初的考試檢驗的同等的真正優點。此外，除存在有對這種任用的極強烈的營私舞弊動機的時候以外，始終存在著一種任用最適當的人的強烈動機；這個人就是給他的首長以最有用的幫助，省去他很多的麻煩，以及最有助于確立他在公務管理上的好聲譽的人，這種聲譽必然地也是正當地將歸于部長，盡管直接造成這種聲譽的品質很多是他部屬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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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舊英屬印度分為馬德拉斯、孟買、孟加拉三個省即三大管區。——譯者
(2) 然而，我聽說在民選法官的各州中，并非真正由人民進行選擇，而是由各政黨領袖進行選擇；選民從未想到要選政黨候選人以外的什么人；其結果是，被選的人實際上通常就是總統或州長所要任命的人。這樣，一個壞的做法限制和糾正著另一個壞的做法；對一個政黨旗幟下的人整個地投票的習慣，雖在選舉職能正當地屬于人民的一切場合下害處很多，卻有助于減輕在所選官員不應當由人民選擇而應當 為人民而選擇的場合下的更大的害處。
(3) 然而并不總是最難解的；因為最近在下院中的一個攻擊競爭考試的人天真地提出了一套在代數、歷史和地理方面的幾乎是基礎的問題，作為主考人毫無道理地要求達到的髙級科學造詣的過分要求的證明。
(4) 羅伯特•克萊夫（Robert Clive，1725—1774），英國將軍和政治家。——譯者
(5) 阿瑟•韋爾斯利•韋林頓（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1769—1852），英國將軍。——譯者
(6) 沃班（Vauban，1633—1707），法國軍事工程學家和元帥。——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