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沉思與行動的倒轉　

摩登時代的發現也許最具重要性的精神結果是沉思和行動等級秩序的倒轉，同時也是唯一不能避免的結果，因為它對阿基米德支點和同時興起的笛卡爾懷疑亦步亦趨。　

為了理解這一倒轉的動機如何使人信服，首先有必要把我們自己從這一當前的偏見中擺脫出來，這一偏見由于其應用性，把現代科學的發展歸于一種改善人類生活條件的務實愿望。現代技術并不起源于一些人們為減輕其勞動和提高人類的技能而設計的工具，而是起源于對無用知識的完全屬非實際的追尋–一這是一種歷史記錄。這樣，人類的首批現代工具之一的手表并非發明出來用于實際的生活，而完全是用于進行某些自然試驗的、高度的”理論’唱的。當然，這一發明的實效性一旦昭彰，它就能改變人類生活的整個節奏和外觀。但從發明者的觀點來看，這純屬偶然。如果我們必須依賴一個人所謂的實際的本能，那么就不會有任何技術可言。盡管在今天，早已存在的技術發明攜帶了某種可能產生全面改善的沖力，但我們由技術決定的世界就不可能再生存下去，更不用說進一步發展了，如果我們仍然一直確信人主要是一個實際的存在的話。　

不管這一點如何成真，沉思和行動倒轉的背后的基本經驗，恰恰是人對知識的渴望只有在他進行了創造性的工作之后才會得以緩解。問題不在于真理和知識變得不再重要，而在于它們只能通過”行動”而非沉思才能取得。正是一種工具，如一個人雙手的產物望遠鏡才最終迫使自然，或確切地說，迫使宇宙放棄了它的秘密。相信做與不相信沉思和觀察的理由，在最初積極探討取得結果之后變得越來越有說服力。在存在與現象分離，真理再也不在觀看者思想的眼睛面前出現，再也不展示和封閉自己之后，產生了追尋具有欺騙性的表象背后的真理的真正需要。比起消極的觀察和純粹的沉思，再也沒什么能使取得知識和接近真理更不值得信任的了。為了確信，人們必須有把握；為了知道，人們必須做。知識的確定性只有在一種雙重的條件下才能達到：首先，知識只與一個人自己已經做的事有關，這樣，其理想成了一種數學知識，在那里，我們只處理自己制造的思想實體；第二，這一知識必須具有這樣一種本質：做更多的事并對此加以測試。　

自那時以來，科學真理與哲學真理便分道揚鑣。科學真理不僅不需要永恒，它甚至對人類理性而言，也不需要可理解性和充分性。在人類的思想大膽到完全正視現代性這一含義之前，它吸引了許多代的科學家。如果自然和宇宙是神的產物，如果人的思想不能理解人本身并沒有做什么，那么，人就不能期望去學習任何有關他能理解的自然。他可能通過一些機巧去發現，甚至模仿自然過程的一些發明物，但這不意味著這些發明物對他有什么意義–它們并不必須是可理解的。事實上，假定的超理性的神的啟示和深奧的哲學真理，并沒有像現代科學的一些確定的結果那樣如此炫耀地冒犯人的理性。人們的確可以用懷特海德的話來說：”上天知道，看上去胡說八道的東西用不了到明天就可以被表明是真理。’匈　

事實上，17世紀發生的變化比在沉思和做之間確立的傳統秩序的簡單倒轉來得更劇烈。嚴格地說，這一倒轉只與想和做之間的關系有關，而沉思就其最初的觀察真理的意義上來說則完全被取消了，因為思想和沉思不同。傳統上思想被認為是一種最直接、最主要的導致沉思真理的途徑。自柏拉圖以來，或自蘇格拉底以來，思被理解為一種人與自己的內在對話（回想柏拉圖對話中的流行的風格）。盡管這一對話缺少所有外向的表現形式，甚至需要或多或少完全停止所有其他的活動，它在自身中構成了一種高度活躍的狀況。而它外在的不活躍與消極（一種完全的靜止，在這一靜止中，真理最終在人面前展現）是兩回事。如果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把哲學看作是神的婢女，那今它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是很有吸引力的。這兩個人盡管背景不同，但都認為，這種對話式的思想過程是一種提練靈魂，并將思想引向關注思想和演講背后的真理的方式。這種真理–正如柏拉圖指出的–無法用詞匯加以傳遞，或如亞里士多德所言，無法用言談加以表達。　

這樣，摩登時代的倒轉不在于把做提高到沉思等級中人類有能力勝任的最高狀態，好像從此以后做成了之所以要沉思的最終意義，正如一直到那時代之前，做的所有活動在其使沉思成為可能的程度上受到了評判和證明。倒轉只涉及思，自那時以來，思成了做的婢女，就像做過去是中世紀哲學中沉思神的真理的婢女，以及是古代哲學中沉思存在的真理的婢女一樣。　

這一倒轉的激進性有些被另一倒轉所模糊了，人們常常用后一倒轉對這一激進性進行鑒別，自柏拉圖以來，這一激進性支配了西方思想史。不管是誰，只要根據希臘史讀過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Cave寓言，就能很快認識到，Periagoge即柏拉圖要求的哲學家的交替）實際上達到了荷馬世界秩序的倒轉。正如荷馬的哈德斯主宰陰間的冥王一樣，不是死后的生命而是地球上的普通生命在”洞穴”之中，在地下世界之中；靈魂不是身體的影子，而身體才是靈魂的影子；荷馬歸之于哈德斯中死后靈魂的無生命存在的、無感覺的、幽靈般的運動現在被歸于了人（他們不離開人類生存的洞穴會關注空中可見的永恒的思想）的無感覺的做。圍　

在這一背景下，我只關心柏拉圖的哲學和政治思想傳統是以倒轉為其開端的這一事實。最初的倒轉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思想的格局，在這些格局中，西方哲學差不多自動地跌落到不是由偉大的和最初的哲學動力激勵的地方。事實上，書生氣的哲學自此一直就被一種從無結束的理想主義與唯物主義、先驗論與內在論、現實主義與唯名主義、享樂主義與禁欲主義之間的倒轉所支配。這里重要的是所有這些系統的可轉換性，即它們在任何歷史時刻無需歷史事件或歷史變革在結構因素中包含的這種倒轉，即可”上下”翻轉，或”下上”翻轉。這些概念本身依然如此，不管將它們置于各種系統秩序的什么地方。一旦柏拉圖成功地產生這些可倒轉的結構性因素和概念，知識史進程中的倒轉只需純粹的智力經歷（一種概念性思考自身框架內的經歷）就行了。這些倒轉在古代晚期已經隨一些哲學學派而開始，它們一直成了西方傳統中的一部分。正是這一相同的傳統，這一以對偶形式出現的相同的智力游戲，在某種程度上統治了著名的精神等級的現代倒轉，正如馬克思將黑格爾的辯證法倒轉了過來，或尼采對感覺和自然的重新評價以反對超感覺和超自然。　

我們這里討論的倒轉–伽里略發現的精神后果，雖然它常常被依據傳統的倒轉來加以解釋，因而成為西方思想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倒轉。客觀真理不是給予人的，而是他能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不是懷疑主義的結果，而是一種可演示的發現的結果，因而它要么導向一種重復的活動，要么導向絕望，而不會導向一種放棄。反思發現意識是一種內在感覺，人們以它來感覺其感覺，發現它是現實的唯一保證，現代哲學的世界性喪失不僅僅在程度上不同于哲學家對世界和對其他與之一起享有這一世界的人抱有的長期懷疑；哲學家再也不從靠不住的易死的世界轉向另一個永恒真理的世界，而是遠離兩者，回歸自我。他在內在自我中發現的不是一種其永恒性可以被觀察和沉思的形象，恰恰相區，而是感覺過程的不停運動，以及思想同樣不停地活動。自17世紀以來，當哲學通過自我反省的最高努力調查了感覺和思想的過程時，它已經產生了一些最具爭議性和最少爭議性的結果。在這一方面，大多數的現代哲學的確是一種認知和心理理論。在極少數例子（在那里，笛卡爾的反思方法的可能性被帕斯卡、基爾凱戈爾和尼采等人徹底實現了）中，人們被誘惑說，哲學家修煉自己的劇烈程度絕不亞于科學家對自然的試驗，其勇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可能對整個摩登時代哲學家的勇氣深表贊賞，并對其非凡的創造力表示敬意，但不容否認，他們的影響和重要性前所未有地減少了。不是在中世紀，而是在現代的思考中，哲學才開始扮演第二，甚至第三提琴手的角色。自從笛卡爾將其哲學建立在伽里略的發現之上以來，哲學一直看來被責備老是跟在科學家及其令人驚異的發現之后，它的原則旨在發現expostfacto，并對人類知識的實質作一整體解釋。不過，這樣的話，哲學不再為科學家所需，他們（直至我們這時代）至少認為他們不需要使用婢女，更不用說一些在”優雅的女士面前打燈”（康德）的人了。哲學家要么成了認識論者，擔憂一種科學家不需要的整體科學理論；要么成了黑格爾想要他們成為的人–Zeitgeist的器官，即時代的一般感情以明確的概念得以表達的口狀物。在兩種情況下，不管他們是觀看自然還是觀看歷史，他們都試圖以沒有這兩者將發生什么來加以理解和妥協。很顯然，哲學從現代性中所受的折磨要多于人類努力的任何其他領域。很難說，它所受的折磨是更多地來自一種對全然出人意料和史無前例的尊嚴來說幾乎是自動興起的活動，還是更多地來自傳統真理的喪失，即強調我們整個傳統的真理概念的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