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年距今年恰恰過去了二十七個年頭。
這二十七年若用歷史的眼光看去，真是多么短促多么不值得使人注意，但在我們這多難的中國，時代越近卻與我們的關系越深。一百年，五十年……無論國際國內的事件，可說差不多都與我們的現時有關。
為什么單單談起二十七年前呢？
這是由一本頗有短期歷史性的一種雜志所引起的。
《小說月報》，姑且借用一般話的“老牌”說罷，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確也夠得上老牌的稱語。我在十來歲初讀這種以小說為主材的月刊是在清末宣統三年，其實它的創刊還在頭一年（清宣統二年）。我所見到的第一冊是它的第二卷第二期，（那時《小說月報》以六冊為一卷，即半年結束一次。）三十二開的小型版，封面用兩色影印著人物或西洋風景畫片的復制版。每冊約有八九十頁，一律兩欄排列，全用五號字。五號字在當時是極小的字模。每冊內準有四頁或六頁的銅版畫，每冊也分類刊載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筆記、詩詞、談片、劇本等。當然是文言的占篇幅最多。林譯正在風行，每期有畏廬老人與人合譯的長篇，我記的那一卷中連載著他譯的《雙雄較劍錄》，還有胡詩廬譯的《孤士影》，誰譯的《劫花小史》。
作的長篇則有指嚴的《醒游地獄記》……在清末肯以五號印雜志的當以商務所出的幾種刊物為首創，但如《教育雜志》、《法政雜志》、《東方》等，雖然以五號字的頁數較多，而有關議論、主張，甚至小說的，卻以四號字刊出，（如同一年的《教育雜志》上所登的包天笑作《埋石棄石記》此篇小說，全用四號，看來極為醒目。而在《東方》上所登的特別體裁的長篇《碎琴樓》，與天游譯的未來戰爭小說則皆用五號。）惟有《小說月報》用字一律。這個小說月刊直到民國成立的那年初夏（陽歷五月）才改了版型，另換編者，成為很大方美觀而內容頗見充實的國內惟一的定期小說雜志。原編者王蘊章換成了惲鐵樵，同時也將全五號換成了全四號；這倒不同于后來的刊物，字體愈變愈小。大概是為了仍然保持每卷六期之故，所以民國后那一卷的第一號卻在五月出版。
從民元到民九年，《小說月報》一直保持著大型版與四號字的形樣，其內容大致相同。而惟一特點即是林譯的長篇小說年年繼續刊載。惲氏編了約近七年，再換上舊人王氏編輯。到五四運動后，一時白話文學的流行給中國文壇開創出一種新氣象，商務印書館以出版界首擘的地位，不能不隨著潮流，在所刊行的各種雜志上添入一小部分帶了標點的新體文藝。《小說月報》于民八九年便已有了這樣的新形式，不過大部分還是文言的與舊體的文章。
民國九年的冬天，商務的經理張菊生與編輯主任高夢旦到北平去與各“新”字號的文人、學社，接洽出版新書事務。那時商務的幾種雜志需要全盤改革（形式與內容）的情勢已經成熟，而各個新學術團體的著譯新書也逐漸在該館出版，而他們的編譯所中的新人才也努力于這種出版改革運動。是時雁冰先生，他也早在該館的各種雜志上發表了一些著譯的新文章。因有這種因緣，張高兩位先生到北平時便與“文學研究會”的負責者共商改組明年出版的《小說月報》的事務。
共商的結果頗為圓滿，即在北平立了供給文稿的契約。高先生提出以雁冰負編輯《小說月報》之責，“文學研究會”當然同意，因為他人都在北平，且以雁冰原是該館編輯之故，辦理順手。
到十二月初，鄭振鐸先生催收諸位的文稿凡兩大包，做兩次快郵寄滬。（創作與翻譯的小說以及第一篇論文，都是從北平郵去的，其他，雁冰有一篇論文與他拉的譯劇等是滬上的稿件。）以后，約在每月底或次月初即由北平集稿供給。
以上所述皆就記憶所及約略寫下，但民國十年《小說月報》革新后的第一期，現在已成罕見的舊刊，除卻幾個大圖書館幸能存留者外，不易找到了。
抗戰前兩年我居滬上，曾與《小說月報》革新后的兩位編者——雁冰與振鐸，屢屢談及想要找一份從民十刊行的《小說月報》，可是他們二位都沒保存。至于民十年的第一號更是難能借得。商務印書館中當然有，可是毀于淞滬戰役，當時常為這個刊物寫文章的熟人手中也無存留。本來我有幾近全份，（從第二卷起至那時）又沒攜帶。往往談及，就聽見稍帶惋惜的口吻說：“我還想找個全份，現在連一年的都沒有了！”
我清晰記得，革新后的第一期因被子侄友人索觀，曾有三本后來都無從要回，所以就以自存的《小說月報》說，也缺少此冊。
蘆溝橋戰后的第二年春初，我自己未帶走的中西書冊連同衣物都在青市損失凈盡，那原是不甚全的《小說月報》，大該被人掠去成了包油條花生的碎紙。
想不到近日忽從冷攤上遇到十幾本革新后的《小說月報》！本來無意購買，稍加翻閱，攤主人殷殷談價遂即買回放在案上。及至順冊閱目，民十年一月全換成白話體的革新號即在其中，好在封面里頁絲毫未損，而且敦谷先生所畫的搖籃中的新嬰依然面含微笑，象征著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前途。
這一冊的材料集成如上所述，但以二十七年的過去，現在四十歲上下的愛好文學者，我想或者不易看到這本革新后第一期？因此不憚煩瑣將其中的重要目錄記下：
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一號要目
改革宣言
圣書與中國文學
周作人
文學與人的關系及古來中國對于文學者身份的誤認
沈雁冰
創作
笑
冰心女士
母
葉紹鈞
命命鳥
許地山
荷瓣
瞿世英
沉思
王統照
譯叢
瘋人日記（俄國郭克里著）
耿濟之
鄉愁（日本加藤武雄著）
周作人
熊獵（俄國托爾斯泰著）
孫伏園
農夫（波蘭高米里克基著）
王劍三
劇本：鄰人之愛（俄國安得列夫著）
沈澤民
雜譯泰戈兒詩
鄭振鐸
腦威寫實主義前驅般生
沈雁冰
書報介紹
鄭振鐸
中華民國十年一月十日發行
尚有幾篇作譯目錄未曾寫入，插圖有一張三色版印的《跳舞》，兩頁銅版圖題各是《浴女》、《洗衣人》，全是法國有名印象派畫家德加Degan所作。封面畫者許敦谷先生，他方從日本學繪畫、音樂。回國不久，也在商務服務，由許地山的介紹請他畫封面，并負責選印插圖。
就內容與頁數論，在當時夠得上是一本唯一專載新文學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新中國》等。在北平出版的新雜志，雖則每期總有兩三篇創作或譯述的小說、散文，但只是一小部分。而“創造社”的《創造》尚未出版。《小說月報》革新首先適應了新文學愛好者的需求。
對于這一期里的文章不必多加評述，但《圣書與中國文學》確是到現在還是一篇罕見的論文。那時周豈明（自然還無此稱謂）的清樸平贍的文學論文，實是領導一班對西洋文學認識尚淺或無綜合理解的青年，使之走上文學的正途。我們知人論世須有分別，以后的如何殊不能抹煞其博學與優美的文章。《笑》是一篇千余字的散文，在當時也當短篇小說看，是冰心早期所作，很美麗很悠淡而文字又極簡潔的一篇。《命命鳥》則以特異的風格，略摻舊式的寫法，在異國風習中烘托出男女真戀的醇美。譯文中介紹腦威寫實主義之重要文人般生，以及他所作的獨幕劇《新結婚的一對》，在新開辟的文壇上可謂創舉，與《新青年》之第一次介紹易卜生一樣。（般生的作品是時除卻先有一篇名《記者》的劇本在《新青年》刊過外，別的刊物并未介紹）可惜，經過近三十年了，般生的小說，長劇，還沒在中國以漢文印出！
至于耿濟之之介紹郭戈里（即郭克里）的短篇，鄭振鐸之首先譯泰戈兒的名詩，也都是第一回。
在堅明的主張與改正中國歷來對于文人身分的誤認上，雁冰那篇文章確值一讀——至今依然值得重讀。因不易看到它，遂選錄幾段于后，借作本文的結束。
……總而言之，他們都認文章是有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圣賢宣傳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賢相歌功頌德，文章是替善男惡女認明果報不爽罷了。這是文學者對于文學的一個見解。還有一個絕相反而同是不合理的見解，就是只當做消遣品，得志的時候固然要借文學來說得意話，失意的時候也要借文學來發牢騷。原來文學誠然不是絕對不許作者抒寫自己的情感，只是這情感決不能僅屬于作者一己的一時的偶然的。屬于作者一己的一時的偶然的，誠然也能成為好的美的文學作品，但只是作者一人的文學罷了，不是時代的文學，更說不上什么國民文學了。我國古來的文學大半有這缺點。
……譬如英國罷，英國也經過，朝廷獎重文學后貴閥巨室獎重文學的時代，和我國的情形差不多。所不同者，他們文學者自身對于文學的觀念，卻和我國大不相同。他們卻發見了一件東西叫做“個性”，次第又發見了社會、國家和民眾，所以他們的文學進化到了現在的階段。
文學不是作者主觀的東西，不是一個人的，不是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反過來，人是屬于文學的了。
……這樣的人的文學——真的文學——才是世界語言文字未能劃一以前的一國文字的文學。這樣的文學家所負荷的使命，就他本國而言，就是發展本國的國民文學，民族的文學；就世界而言，便是要連合促進世界的文學。在我們中國現在呢，文學家的大責任便是創造并確立中國的國民文學。
“我來服役于人，非服役人”。文學者必不可不如此想。
“所以我們現在的責任，一方是要把文學與人的關系認得清楚，自己努力去創造。一方是要校正一般社會對于文學者身分的誤認……”
雖是這一冊上的各種文章到后來有些收入各人的專集，但也有只是印過一次并未再見的，如《鄰人之愛》一篇的譯文即其一例。
年光不曾饒人，古代以三十年為一世，少者壯，壯者老，人的一生，三十年不是占了年光的一大部分？即以二十七年前這本刊物上寫文章的人物說，至少，我知道有三位已經長辭人間了！其余諸位論年齡平均總在五十罷。人事紛擾，世變多端，即不提起“訪舊半為鬼”的心情，而稍具深厚感念者展書一覽可能無動于中！自然，新文學的年年進步，人才輩出，作譯繁多，無論見解，評論，介紹，……迥非昔比。可是回想那時以二十許的若干青年人受時代的促進思潮的動蕩，惟日孳孳的爭讀新書，力作文章，不管學識經驗是否充足，要以共同的努力為中國新文學開辟大道的志愿卻“如火如荼”不能自遏。拋開收獲，但論辛勤，那種年輕的興致或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