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在漢代被確立為國教考

本文試圖敘述儒家學說在公元前二○○~一○○年期間的變遷史，并指出由于漢王朝把它奉為國教，因此而產生的后果，一直影響中國兩千年的真正性質。

當秦始皇統一了整個中國，并建立起第一個中華帝國時，他和他的大將及政府官員們對盛行在戰國時代的無數哲學學派抱非常敵視的態度。耗時空談的時代過去了。提上日程的問題是怎樣來統治這新成立的帝國。他們廢除了世襲的諸侯分封制度，把帝國劃分為三十六個郡縣，建立起全國統一規格的道路，統一的文字書寫形式和標準的度量衡制度。這些為了控制全國而計劃進行的龐大的政策，常常遇到守舊的學者們的非難。政府為了鎮壓反抗就不得不使用激烈的迫害手段。幾乎有五百人被活埋致死。公元前二一三年，政府下令一切屬于私人所有的書必須燒掉。著名的焚書令中說：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秦帝國只持續了十五年（公元前221~206）。經過七年劇烈的戰爭，國家重新統一在漢王朝的統治下。到公元前一九五年內戰仍未結束。長時間的革命和戰爭使國家遭到破壞，新建立起來的帝國到處是一片廢墟。米價五千錢一石。由于戰爭和饑荒，人口減少了一半，帝國政府不得不頒布政令，允許人民為了生存可以出賣他們的孩子和移居西邊各地。朝廷窮困到甚至找不出四匹同樣顏色的馬作為皇帝出門時乘坐的馬車。大臣和將軍們常常只能用牛車代步。

他們確實是處在困難時期。除了最迫切需要的和平和下令容許人民休養生息以外，其他都是不切實際和多余的。所以漢初的政治家們實施和平和放任政策。學者和思想家們都傾向于崇尚道家教人清靜無為、順乎自然的哲學。在某些情況下是有意識地鼓勵這種道家哲學的做法。漢初的丞相之一曹參是道家蓋公的信徒，有意實施放任自流的政治哲學。在他擔任丞相的三年期間，他每天飲酒，他的部下來向他提新的建議時，他就請他們一同飲酒，直到酩酊大醉，無法談論他們想提出的新建議方案時方休。另一位信奉道家哲學的統治者是竇太后（死于公元前135年），她是漢初四十年間最強有力的政治人物。她嚴格要求她的所有兒孫們學習老子哲學。

所以，漢初七十年間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學派是道家。道家這一名稱是這一時期提出來的，是公元前二世紀時出現的著名的折衷主義哲學，它試圖把先前哲學上眾說紛紜時代涌現出來的各種思想學派中的基本學說都包括在內。這種不拘于一家之言的中心見解就是老子的自然主義哲學，和具體體現了“道”的概念的莊子，因此稱為道教或道家。這一折衷主義學派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淮南子》，是由一群哲學家在漢高祖的孫子淮南子的支持下編纂完成的。偉大史家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一篇文章里進一步概括地闡明了這種折衷的見解。他說：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

這就是道家哲學，它是順從自然主義的、唯理主義的和宿命論的。這種主張革命者和改革者是不贊成的；但保守者也反對。它的政治含義是自由放任政策。由它順從自然趨勢，并保持這種狀況。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這種態度正好與當時的時代趨勢相適應，使人民在七十多年的時間里享受著和平和繁榮昌盛。

太史公司馬遷說：

至今上即位數歲（武帝，公元前140~87年），漢興七十余年之間……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

從這些同時代的證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新時代的來到——這是一個物產豐富，資財集中并崇尚奢侈豪華的時代。這一時代的到來，使一項更加獨斷的政治計劃和帝國的向外擴張的時機成熟了，為更具獨斷精神的權勢和儒教政治哲學安排好了活動的舞臺。

漢代是第一個由下層社會人民建立起來的王朝。開國皇帝是個酒徒和無賴。他的一些大將曾經是屠夫和流氓。他們對知識階層毫不尊重。漢高祖是出名的不喜歡儒家學者，用最輕蔑的方法去對待他們。他曾經摘掉儒生的帽子并用污物把它弄臟。他邊接待儒生來訪邊由兩名女子侍候為他洗腳；以憎惡的眼光看待學者階層穿的飄拂的長袍。那些去求見的儒學經師為了避免受到嘲弄，不得不在供職時穿上短衫。

不過儒家學者在王朝初建的時候是有用的人，因為他們通曉歷史傳統，并精通社會和宗教的典禮儀式。他們還懂得法律和制度，并能用豐富的歷史實例來談治國方案。所有這些對于一個剛登上開國皇位的新軍閥來說都是有用的。當儒生陸賈在漢高祖面前引用儒家經典時，高祖立即打斷他的話并叱責說：“你這個書呆子，老子在馬背上得到天下，你的經書對我有什么用？”陸賈反駁說：“是的，陛下，您能在馬背上得天下，但是您能在馬背上治天下嗎？”皇上想想可能是那么回事，就讓他寫一本關于秦朝為什么會滅亡的書。這本書很快地寫了出來，皇上一章接一章地讀下去，他高興了，給書取名為《新語》。這書一直保存至今。

另一個小故事在漢初的儒教史上也是很重要的。漢高祖首先宣布：所有舊的朝廷禮節制度對于他的那些原來出身低微、從來不講禮貌的新任將軍和貴族領導層來說統統廢除不用。于是這些人在朝廷舉行的酒宴上互相打罵，喝醉了酒大聲喊叫，甚至拔出佩劍在宮廷的墻壁和柱子上亂砍亂刺，使漢高祖感到大大地受到了傷害，十分惱火。

一位儒家學者叔孫通為此提出建議：要有一套朝廷覲見的禮儀制度以維持秩序。高祖說：“可以試試。但要簡單明了，對我來說要容易執行。”于是叔孫通從孔夫子的老家山東請來了三十名儒生，由他們協助，再加上他自己的弟子們。他開始為朝廷設計新的朝覲儀式。設計出來后，又帶著這些儒生到遠離都城的郊野，模仿朝廷典禮進行演習。這樣進行了一個月以后，邀請皇上觀看了他們的排練。高祖說：可以。并命他的朝廷的全體成員都要學會這套儀式。

公元前二○○年十月初一日，為新建成的長樂宮舉行落成典禮，新制定的儀式就從這一天開始實行。整個儀式體現了王朝帝國的壯麗豪華的氣魄，在莊嚴和有條不紊中完成，由專司典禮的官員執掌進行，敬酒九巡以后就停止。沒有喧鬧的聲音，也沒有出現失禮的行為。典禮結束之后，漢高祖說：“今天我才嘗到了當皇帝的尊榮和樂趣。”

叔孫通由此官拜太常寺卿，并賞賜黃金五百斤。他請求皇帝賜給和他一起進行這項禮儀工作的儒生們一個微小的官職。離開皇宮以后，他當即把五百斤黃金分給他的弟子們，弟子們非常高興并歡呼：叔孫老師是圣人，他知道當世最需要的是什么。五年以后，漢高祖出巡到山東地區，用太牢，也就是以祭天子的規格用全羊、全豬、全牛作為祭品祭祠孔陵。

叔孫通后來又升為太子太傅。在太子即位時，他再一次主持了新皇登基大典。漢初的許多有關朝廷慶典、公眾集會及宗教禮拜的儀式，都是他設計制訂出來的。

這些小插曲都發生在漢代建國初期，顯示了儒家學派以教育和培養人為主的實際效益。這就闡明了在當時，盡管缺乏教育的皇帝和野性未馴的顯貴們輕視學術和學習，盡管有主張放任自流和清靜無為的道家哲學的反對，儒教則仍能躋身于政治勢力中的原因。

但是對于采取好干預別人和家長式統治的儒家學派來說，時機并不總是一帆風順的。出于曾經反抗過秦王朝專制主義的反應，人們開始疑懼這種獨斷的政治改革。給以更多的安寧和更少法規是時代的愿望。漢高祖在取代了秦以后，廢除了一切舊有的詳細法規，公布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這種簡化法規的巧妙一著，受到人民熱烈的擁護，歡呼新統治者是被壓迫人民的救星。帝國很快就發覺有必要把它發展為《九章律》，但這在開國后的三代統治中，由于不希望作過分詳細的修訂，《九章律》仍是一部簡單的法典。

帝國在建國初期幾十年間的趨勢是不惜任何代價獲得和平，讓人民從他們過去遭受的苦難中恢復元氣。在漢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中（公元前179~157），沒有新建一所宮殿，增加一名宮廷侍衛和新蓋一處御用馬廄。文帝還廢除了肉刑，在他統治的末期，全國每處只有數百件判處死刑的案例。他鼓勵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種，皇后在宮中養蠶。賦稅每年減輕，至公元前167年，全部廢除了土地稅。

漢武帝十七年時，丞相衛綰為首進行了一次使儒家學派教育宗旨的地位高于其他一切學派的活動。朝廷的推崇使儒家學者更顯突出。這使年邁的竇太后不高興，她是道教教義的虔誠的信奉者，而這時她正代替年輕的皇帝攝政。儒家學者試圖顛覆她的攝政地位，但是沒有成功。丞相竇嬰和太尉田蚡被免職。她把領頭的兩名儒家學者投入監獄，那兩人在獄中自殺身死。

直到公元前一三五年竇太后逝世，儒教活動才得完全恢復。在竇太后逝世的前一年，為了抑止民間的原有的博士私相傳授經書，政府設立了專門傳授弟子的儒學博士官，以五名為限，每人傳授五經中的一門，即《易經》《詩經》《尚書》《儀禮》和《公羊春秋》。公元前一二五年，丞相儒家學者公孫弘提議有限度地從全國各地選拔招收學習每門經書的學生。第一次為官學選來的學生共五十名，到公元前一世紀末年，帝國官學成立，選入學生三千名；公元二世紀時，已擴大到擁有學生三萬名以上了。

不過把儒教作為國教的建立，或者更確切地說定為國教的最重要的一步，則是采用儒家經籍作為政府文官考試制度的基礎。當時書面的經書語言早已成為死的語言。所有用經書語言書寫的敕令和法規對廣大民眾來說都無法領悟，甚至在政府部門供職的小官們也常常不明白朝廷在公文上寫的是什么。公元前125年，丞相公孫弘為此向武帝上奏，提議是否可通過考試取士，對儒學經籍中的一門考試合格者，方能充當京城以及全國各地各級政府部門的官員。總之，最有學問的人常居優先地位。這是文官考試制度的開始。以后逐漸修改完善，一直施行了兩千年。這是普及儒家經籍知識最有效的手段。因為后來這種對古典經籍的考試實際上成為對非顯貴出身的平民能升入仕途的唯一途徑。政府只宣布考試的各項標準要求，所有對自己的兒子抱有希望的民眾就得自己想各種辦法教育孩子，使他們諳熟古代經籍，并具有用這種文字作論文的能力。用這種方法，儒家經籍，有時主要用孔子以前的原著中所提到的；有時用孔子以后的經書（特別是稱謂《四書》）中的，成了自從漢武帝以來兩千年間一直保持下來的所有中國的學校里的主要課本。

漢武帝在位五十三年，這期間很多儒家學者擢升為政治上的顯要人物。著名史家司馬遷在武帝在位時的下半葉寫出他的偉大著作。說明自從公元前一二五年新的教育法規實施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作為各部大臣、高級官員和地方長官進入了政府各部門。官學中的儒學博士雖然官階品位并不高，卻常常參加朝廷集會，決策國家大事，特別是在起草和討論法規以及覲見和祭祀儀式中常常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確實地說，儒教至此已作為漢王朝帝國的正式國教或正統的教旨牢固地樹立起來了。

通過上述對漢代開國以來一百年間儒家思想興衰的描述，我們現在可以試圖觀察一下受到政府如此器重的榮譽，并抬高到一個無與倫比的正統地位的儒教是哪一種儒家思想？為了了解這新建立起來的儒教的真正內容，有必要先描述一下當時的宗教和思想背景圖，在這種背景下儒教運動才得以形成。當我們明白了這一背景以后，才能夠鑒別為什么和怎么這種儒教根本不是孔子或孟子的哲學思想，而是某種與原來的學派教導毫不相干，以致我們必須稱它為“漢儒”，以便一方面有別于孔、孟關于道德倫理和社會的教導；另一方面也有別于宋代的新儒家哲學。

這種宗教和思想背景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普遍廣泛流行的各種信仰和由于移民、軍事上的征服，最后由于秦、漢王朝帝國的形成所帶來的各個民族和各個地方的神秘莫測的迷信。秦民從西北來，隨著他們的向東移動，帶來了他們的原始崇拜和畤，當他們征服了整個中國時，這種崇拜就成為帝國宗教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宗教信仰之一是崇拜一塊肝形的石頭或者是化石，名為“陳寶”，他們認為這塊石頭是秦民的守護女神神雉轉變而成的。她是專門負責一切軍事行動和征服其他民族的神。每隔兩三年，她的配偶神，也是一只雉，會到她的畤里與她相會。他的到來常會有一種紅色和黃色的奇異光彩出現，約有四十~五十英尺(1)長，同時伴隨有附近所有的雉和公雞的叫聲。如遇到這種情況出現，帝國的僧侶們，就要用羊、豬、牛各一頭作為祭品向畤獻祭，并作為重要新聞，派專使、備驛馬飛馳京城向當時的秦王、后來的皇帝報告。據當時著名的儒家學者劉向（死于公元前6年）的記載，這種聞名的神雉對已化為石頭的配偶的拜訪的正式記錄，在公元前二○六~前三十一年間共有一百五十一次。就這樣，再加上秦民的另外一些帶神秘色彩的崇拜，相繼構成為秦、漢兩代的國教部分，而以漢武帝在位期間特別盛行。到公元前三十一年才廢除；但對這一廢止持反對態度的表現得非常強烈，以致在第二年由皇太后下特別敕令重新恢復。

這種原始崇拜，在構成帝國組成部分的其他民族中也有存在。居住在山東東部沿海的齊民崇拜他們的“八神”，這也是武帝在位時盛行的宗教。武帝曾多次出巡山東祭祀八神。八神之首稱為“天主”。這一名稱后來為十七世紀時耶穌會傳教士所用，譯為“上帝”。從此，羅馬公教直至今天仍以“天主教”聞名。后來羅馬教廷發現這一命名源于一個低級的異教，于是引出一場激烈的爭辯，部分地促進了耶穌會在中國活動的衰落。這則故事出在勃朗寧的長詩《環與書》中著名的一節中。

居住在齊、燕（現在的山東和河北）沿海居民的豐富的想象力對中國的宗教作出了最大的貢獻。他們相信世上有神仙存在，神仙們在海上的三座神山或稱為海島上居住。他們相信這些島上所有的鳥獸都是白色的；神仙居住的房子用白銀建成并以黃金為大門，在那里可以找到長生不老藥。據說曾有人去這些島嶼上尋仙，神仙出現在那些具有徹底獻身精神并有所準備的人們面前。在漢以前有許多統治者曾派人到這些圣地去尋找仙蹤。秦始皇是一個虔誠的信奉者，并數次派出由童男童女組成的探險隊去海上尋求神仙和神秘的長壽秘方。漢武帝決意要完成秦始皇沒有辦到的這件事。在他長達五十年的統治期間，他不斷地贊助這個和那個煉丹術士或方士，希望有朝一日神仙會有幸給予他一次會晤的機會，并贈給他長生不老丹方。

這不過是無數迷信傳說中的很少幾個和帝國的實施常例。當漢高祖得意揚揚地進入秦國都城時，他頒布一項文告說：“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幾年以后（公元前200年），漢王朝完成統一大業，長安城成為新建帝國的都城。所有各民族和地方宗教及祭祀儀式在都城中都能充分體現，各種教派在都城中都有各自的寺廟、僧侶和祭祀儀式。梁巫代表今屬四川西部居民的教派；晉巫代表今屬山西的部族；秦巫代表今屬陜西及其以西的部族；荊巫代表漢水、長江流域的部族。當漢武帝征服了今屬廣東的部族后，粵巫也加入了都城中無數部族和地方神職的行列，容許禮拜他們自己的神靈，并按照他們自己的奇特方式進行雞卜，就是用雛雞的骨頭占卜。

帝國由多民族組成，使京城里有這么眾多部族和地方的宗教教派及迷信活動，這些都成了國教中的組成部分，全歸祠官管轄。迷信的朝廷和百姓雜亂無章地崇拜著其中的任何一個寺院廟宇，幻想著祝禱著神靈能保佑他們。

如上所述，漢代的締造者們出身十分寒微，一般地說，天然受制于各種形式的迷信，不過仍有顯著的例外。如漢文帝和他的皇后竇太后及他們的兒子漢景帝（公元前157~141年）時的狀況就不是一樣。但總的來說，朝廷和皇族都是十足的愚昧無知和迷信的人，是他們使大量的原始崇拜提高了聲望，因為在他們取得顯赫地位以前曾經利用過這些東西。在這些普遍流行的迷信崇拜中最顯著的例子是禮拜長安城的“神君”。

長安附近有一位年輕婦女因難產死去。據說她的鬼魂常常出現并與她的妯娌談話。這位妯娌開始在他們的屋子里禮拜她。很快這里成了輕信的老百姓們朝圣禮拜的中心。鬼魂通過其中的一名婦女說話，這名婦女就成了所謂代神傳諭的巫師。湊巧在眾多的神君崇拜者中有一名地位低微的婦女，她的女兒從丈夫家中逃了出來，被帶進了皇宮，成了太子最寵愛的嬪妃，并生了一個兒子。太子即位以后，這名逃出來的婦女成了皇后。這是公元前一五一年的事。十年以后，她的兒子當上了皇帝，就是漢武帝。武帝為他出身微賤的母親賜上平原君的封號。她的哥哥和兩個同父異母的兄弟都得以封侯。另一個同父異母的兄弟當上了帝國的丞相。像這樣一個出身微賤的女子突如其來地使家庭交上了好運的事，自然而然地認為是由于受到了代神傳諭的女巫的祝福。這種代神傳諭的女巫是由漢武帝祖母、她的虔誠信奉的娘家介紹到宮中來的。就這樣，神君成了皇帝虔誠崇拜的偶像，專設兩處宮殿作為供奉神君的神殿。公元前一一八年，皇帝出巡尋求新的拜神殿時，又出現了新的顯圣方法。皇帝感到不舒服，所有的男女神巫和方士都無法為他祛除病痛。于是，派遣使者去向神君求教。神君答稱：“轉告皇帝，不必為他的病痛焦慮；轉告他，病稍愈，請到甘泉來與我相會。”皇帝的病真的好了，趕緊去甘泉，在那里大擺酒宴，向神君表示敬意，并宣布大赦天下。

上述事例都發生在皇帝提倡以儒教作為帝國的正統國教教旨以前。

這是一個崇尚巫術、煉丹術和信奉神仙的時代，漢武帝對這些都深信不疑。他在位期間，許多方士被捧到具有最高政治權力的地位，當然，這就成為一股促使人們去研究探索各種神秘主義的巨大的推動力。司馬遷對此有如下一段記載：公元前一一○年，武帝出巡到齊地沿海祭祀八神。至少有一萬人請求皇帝賜給一次機會，試一下他們崇拜和煉就的新的神奇秘方。

在所有的方士中最走運的要數欒大，他巧言令色，敢說大話，說服了輕信的皇帝。他說他的奇妙無比的方法不僅能點石成金，能使神仙降臨并得到長生不老藥，而且可以阻止黃河洪水泛濫，而這正是政府多年來感到棘手難辦的問題。他略施富于幻術魔力的小計，就使皇帝十分信服，封欒大為五利將軍。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接連獲得另外三個頭銜奇怪的官職；不久又封他為樂通侯，賜給他一座宮殿似的豪華府第，擁有千余奴仆和一套皇帝自己在宮中使用的精美的帷帳家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把自己的大女兒衛長公主嫁給他為妻，賜給黃金萬斤作為衛長公主的嫁妝。皇帝經常親臨欒的府第；每天派人送去新的禮物，禮物擺滿了從宮中到他的府第的街道上。不久皇帝又賜給他一方新的上面刻有“天道將軍”的玉印，專派一名穿著羽衣的特使送去授予他的女婿，象征著神仙飛向天國，天道將軍也穿上白色羽衣莊嚴地接受了玉印。幾個月內他接連接受了六個最高榮譽的官印，使當時的儒家學者們感到極度的欽羨和嫉妒。欒大的奇丹妙方沒有一個證明是有效的。公元前112年，他的欺騙行為終于全部暴露，皇帝一怒就把他處死了。

有著皇帝的女婿、樂通侯、樂通將軍等等頭銜的欒大，他的虔誠的保護人不是別的什么人，而正是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把儒教捧為正統國教的統治者漢武帝本人。

這就是那一時代的宗教和思想背景。神畤寺廟在數量上不斷增加，而且越來越豪華奢侈。公元前三十一年，據丞相上奏，在長安城內有六百八十三座寺廟，寺廟里面都配備有官方供養的僧侶負責管理前來朝拜的信徒，其中，有四百七十五座寺廟在當年就被廢除了，但這些被廢停止的寺廟似乎很快又恢復起來。到公元二十年，僅長安城內又有了一百七十座政府設置的讓人朝拜的寺廟。政府每次用于向這些寺廟獻祭的飛禽和走獸的數量達三千頭以上。后來幾年為籌備這么多用于獻祭的牲類感到很困難，于是只好用公雞代替野鴨，用狗作為麋鹿的代用品了。

儒教是在國家處于這樣一種充滿神秘主義和迷信色彩的環境里被提升為正統教義的。儒教和儒家學者都不可能不受到這種龐大而有權勢的環境的感染和影響。事實上，一些著名的儒家學者也并不想避開它。孟子曾評論過孔夫子是適時的圣人。儒教也常有適時的教旨，它常能把握住時代的風尚。漢代儒教的真正創始人叔孫通，就被他自己的門徒形容為當世最識時務的圣人。當時的一些儒家學者的領袖人物也說過同樣的話。漢代儒家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那在歷史上聞名的祈雨方法是：當他站在北門向過往行人噴灑水滴時，關閉城里一切朝南開的門，并禁止一切場所用火。另一儒家學派的大學者劉向是個煉丹術士，相信通過神秘的幽靈的介入可以使頑鐵變成黃金。有一次，他因用偽造煉得的丹藥欺騙漢宣帝（公元前73~49年）而險被判處死刑。

新儒教在一位具有如此五花八門愛好而又永不知足和輕信的統治者的鼓勵下，和同樣如此輕信的一些學者的倡導下應運而生了。——這種新儒教必然是一種人為合成的宗教，里面融入了眾多民間流行的迷信和國家崇尚的因素。為了稍為顯得合理一點，除去了少數最站不住腳的成分，并薄薄地涂上一層儒家以前和儒家的經籍作為偽裝，以便使它以文雅和權威的姿態出現。從這方面來說，漢代的新儒教確實是中國的國教。它是一種民間普遍流行的信仰和長時間實踐并通過輕微的潤飾使它稍為合理的大的凝聚體。

必須注意的是《五經》公認是儒家文化以前的主要經文，儒家學派為后代保存了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這些經文，大量地匯集了民間文獻、傳統歷史、占卜、社會和宗教儀式，自然還包含了無數關于上古的迷信和習俗。這些很容易與后來的民間宗教信仰結合起來。孔學以后的經文以及哲學爭鳴時代的其他各種學派的著作，由于輪廓鮮明，概念清晰，復雜老練而不適用這一新儒教的目的。歸根到底，儒教建立在中國國民文化生活的這個時期，只因為這時期有最適合于它生存的土壤。

不過，即使是儒學以前的經籍，由于太簡要和太實在，也不能把它作為儒教的唯一基礎，奢望它能把眾多的民間崇拜和迷信統統都綜合在一起。所以需要為儒教活動去尋找一種超出這些經籍以外的，制造出一種只屬于它自己的新的文獻。這種新的儒教文獻采取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形式是由對原有經籍的解釋評注所組成，這種解釋評注又被混進了經籍文本之中，而這種胡說在經籍中原本是沒有的；另一種形式是在生疏和奇特的標題下為新儒教偽造純粹是虛構杜撰的經文。由于古代經籍被稱作“經”，所以這些偽造的文本就叫作“緯”。有七種這類偽造文獻記載，在古老的書目中，稱為“七緯”。這些緯書的殘篇至今仍有保存下來的。

研究這些文獻能從中看出漢代新儒教的觀點，至少包括下列各要點：（一）信奉天上有神，它有意志，有意識，并監視著人們和政府的所作所為。（二）信奉一切神怪及死后靈魂也監視著人們和政府的一切行動。（三）信奉善惡因果報應思想。（四）信奉天人感應，邪惡的行為會帶來上天預先的警告和事后盛怒的懲罰，善良的行為會帶來吉利的征兆和回報。（五）信奉凡事都有先兆，并能人為地使天意轉緩，甚至靠做大量的善行義舉來改變天意。（六）信奉占星學是一門解釋天象和人類及政治事件關系的科學。

所有這些要點是在儒家經籍的偽裝下，把政治宗教哲學都混雜在一起組成的。這種哲學或者叫作宗教的中心思想是：上帝或天是有意志或目的的，他的意志或目的是對人類以慈善為本。天意可以通過小心觀察天空和地面上的異常現象了解到。這些異常現象就是上天對人們和政府的警告。人們，特別是政府的一舉一動必須按照觀察到的這些現象為指導去進行，不按照預示的現象去做，結果必將使天意作出進一步盛怒的警告，甚至會導致王朝的崩潰和民族的毀滅。

總而言之，新儒教完全是宗教的口氣，它的根本目的，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幾乎全部是為政治服務的。自從秦帝國形成以來，皇帝的權力已成為真正的專制，但這種專制權力缺少可用來限制或控制人的適當的武器。儒家學者有意或無意地發現了這種宗教武器，似乎可用來成為使人在敬畏中完全聽從統治者掌握的工具。這宗教因素在當時是如此的突出和強有力，以致可以利用作為有成功前途的基礎，在這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在思想上和信仰上令人敬畏的政治宗教制度。

這種新儒教的政治目的，董仲舒作了最好的表述。他本人在政治上從沒有達到過杰出人物的地位，而他為新儒教提供的哲學和邏輯方法的著作，給從司馬遷時代到康有為時代的中國思潮以巨大的影響。董仲舒的大量的哲學著作是解釋《春秋》，從中他推論出這一重要主旨：《春秋》教民服從統治者，教統治者服從上天。這就是漢儒提出的要旨。這一新的政治宗教體系的目的是為統治者的絕對權威尋找力量的。

董仲舒對新儒教“神學”的本質也有簡單明了的說明：

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君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

漢武帝召集眾多儒家學者于朝廷，詢問治國良策。董仲舒的這些大膽的言論已被寫進在答武帝問當中了。他的發言像是帶有權威性的預言。這些言論奠定了使漢代儒教成為高度復雜的神學，有時稱它為災異之學。因為它的實際用途在于解釋兩類現象。例如大火、洪水、災荒、地震和山崩等災的現象；另一類是異常的現象，如日食、彗星出現、星體不正常的活動以及婦人長出胡須等等。

但是，我們怎樣才能知道天或地的特別警告的意義呢？用什么方法來解釋那些異常現象的含義呢？對這問題，董仲舒用奇妙的邏輯方法來解決：他把漢代儒教的邏輯推理方式說成是歷代的模式來回答這問題。他說：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類，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

這是新儒教方法論的聲明，本質上是一種歷史類推的邏輯學。它使每一個特殊事件都包括在三步各不相同的推理過程中。（一）把《春秋》中記載的每一種異常現象用因果關系把某些政治事件與這些現象直接聯系起來，找出它的“意義”。（二）其次，如當前出現了異常現象，就設法從《春秋》中找出與其相對應的現象。（三）找到后就用來解釋它所隱含的意義，依據歷史類推的方法使它適合于解釋當前的現象。

這里我引用一個幾乎使我們的哲學家董仲舒丟了性命的著名實例。《春秋》記載了發生在魯國的兩場大火（一場在公元前507年，另一場在公元前491年）。對此董仲舒把它解釋為上天由于魯國國君對臣下的不義舉動所發出的警告。如今，公元前一三五年，幾個月內接連發生兩場大火，燒掉了漢王朝祖先的兩座陵廟。董仲舒對此解釋為上天對武帝的警告，因為武帝要罷黜兩位有權勢的、和皇帝有著極其親密的血緣關系的人物，這一不義的舉動使上天發出了警告。董仲舒并沒有親自將這種解釋向皇帝奏告，是他的仇人拿此話去向皇帝獻殷勤。每一個看到注釋的人都明白文中語氣所暗示的是兩位大人物：一位是太后的同父異母兄弟，當朝丞相；另一位是皇帝的大伯父淮南王。于是，這位哲學家被判處死刑，好不容易得到皇帝的特赦，總算免于一死。

不過董仲舒以他的擅長的學問和勇敢的預言為新儒教建立了神學基礎。他建立起他的《春秋公羊傳》體系。一些儒家學者開始以另外的古代經籍作為他們注釋的基礎，企圖超過他。有一學派用《尚書》中的一章《洪范》為基礎，精心計劃一種更為復雜的儒教邏輯或者詭辯的體系。另一學派以《易經》作基礎進行注釋。那位獲罪的煉丹術士劉向建立了他的《春秋谷梁傳》體系，但這在當時就被認為是不可信的。他的兒子劉歆，是王莽所信任的顧問，建立了他的《春秋左傳》體系，這在當時也是有爭議的。但最不可思議的絕技是翼奉學派，他完成了以《詩經》為基礎作注釋，建立起詳細的占卜和解釋災異現象的體系。

如此各式各樣的儒教神學和詭辯的體系，還在繼續不斷地增多。當然，沒有兩個學派在解釋任何特殊災異現象時會得出一致的結論。當每一次地震或日食發生，各種各樣的關于災異對人或事的實際意義的解釋便會像潮水一樣涌向朝廷。大量的這種解釋事例都發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到元年之間。都載上了史家班固所撰的《漢書·五行志》之中，這一卷（第二十七卷）成了《漢書》中最長的一卷。

從上所說，我們可以容易地了解到漢代的新儒教是完全不同于孔子的不可知論的人文主義或孟子的民主主義政治哲學的。可以看出這是中國第一個帝國時代的奇特的產物。當各部族的宗教思想和實踐聚集在一起并融合成為一個具有雜亂的信仰和崇拜的龐大的聚合體時，整個的宗教和智力氣氛，即便在最高層的貴族和皇族方面，都是原始的和淺薄的迷信，新儒教在這樣的環境里受到保護和滋養，也必將采用大量的原始的和淺薄的迷信，這是很自然的。新儒教，它明白地摒棄了早先從杰出的儒學思想家荀子那里接受的自然主義哲學；它明白地拒絕了孔子本人的不可知論思想，公然采取一種有神論的立場，它類似于曾被早先的儒家責難過的墨翟學派。這些漢代的新儒教徒們相信他們能通曉上天的意志，并能解釋出隱含在天地間顯示出來的一切現象中的意義；他們相信巫術和煉丹術；他們采用占星家們的方法論，窮畢生精力試圖用歷史上和經籍中的相似處去解釋自然界發生的災難和異常現象。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應該原諒他們，這些儒家學者是處在這樣一種只能明白一些原始的和淺薄的事物環境中的人。他們在黑暗中摸索尋求一種方法，怎樣才能在一個剛剛合并成立起來的帝國里，去抑制那無法避免的統治者的專制主義。宗教似乎是一種具有約束力的武器，于是新儒教采用了宗教的形式。迷信似乎能引起統治者的注意，于是儒教利用迷信作為它的主要部分。他們想建立這樣一種宗教：它能教統治者本人服從天意，對他屬下的人民施行仁政。為了這種緣故，新儒教常常勇敢地觸怒皇帝和有權勢的大臣們，強使他們在社會和政治方面作出不少對人民有利的改革。

漢代儒教運動最大的成就在教育領域。在學習研究古代經籍文獻的基礎上建立起全國性的教育和考試制度。儒學的頭面人物為未來的文官考試的民主制度的發展播下了種子。這種考試制度有可能使任何一個窮鄉僻壤的男孩通過他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資質進入并上升到國家的最高政治階層。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對教育和學習的鼓勵，新儒教在不知不覺中為自己挖掘著墳墓。經過幾代人的進程，逐漸出現了一大批學術思想界的領袖人物，他們對建立起來的國教中的原始和粗糙部分尋求補救辦法。這樣，到公元前一世紀末興起了一支稱為“古文經學”學派，他們代表更清楚和更成熟的思想，于是逐漸地、部分地代替了“今文經學”，即漢初建立起來的新儒教。數十年以后出現了大思想家王充（公元27~100年），他重振并發展了道家的自然主義哲學，并借此嚴厲地批評和清除了漢代儒教政治——宗教制度中所有的基本概念和信仰。

無為與有為

儒家的特別色彩就是想得君行道，想治理國家。孔子的棲棲遑遑，“知其不可而為之”，便是這種積極精神。孟子引舊記載，說“孔子三月無君則吊，出疆必載質（贄）”。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是何等氣象！孟子說大丈夫應該“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都是儒家的積極人生觀。但儒者在那列國對峙的時代，可以自由往來各國，合則留，不合則去，故他們還可以保存他們的獨立精神和高尚人格。所以孟子還能說：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鉆穴隙之類也。

孟子的弟子陳代勸孟子稍稍降低一點身份，勸他“枉尺而直尋（十丈為尋）”。孟子對他說御者王良的故事（《滕文公篇》下），末了他說：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是阿合），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這種不肯枉己而直人，不肯枉尺而直尋的精神，是古儒者留給后世的一種貴重遺風。

但中國一統之后，便沒有這種自由選擇的機會了。“擇主而事”已成了一句空話。叔孫通“事十王”，多靠會巴結進身，后來居然制定一朝儀法，成為“漢家儒宗”，這便全不是那種不肯枉尺直尋的精神了。在那班屠狗賣繒的公侯將相的手下想做點積極事業，本來不是容易的事。有點骨氣的人大概都受不了這種環境的苦痛。少年氣盛的賈誼，過湘水作賦吊屈原，他說：

斡棄周鼎，寶康瓠兮！（康瓠是大瓦器）騰駕罷（疲）牛，驂蹇驢兮，

驥垂兩耳，服監車兮！

我們可想見他的憤慨。他又說：

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鳣鯨兮，固將制于螻蟻。

他想沖到哪兒去呢？

歷九州而相（相度）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但是在那統一帝國之下，他能飛往哪兒去呢？

儒者是想積極有為的，而那個時代卻是一個無為的時代。曹參、陳平、漢文帝、竇后都是實行無為主義的。無為之治在當時確也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但那種敷衍茍安的政治，在儒家的眼里，自然不能滿人意。這兩種主張的沖突，在賈誼的《治安策》里最可以看出來。賈誼說：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沖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

不承認現狀可以滿人意，這便是有為主義的立場。天下已安已治，自然可以無為了；正因為天下不安不治，故必須奮發有為。長沮、桀溺譏評孔子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子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正因為天下無道，故有棲棲遑遑奔走號呼的必要。賈誼對于當時的無為論，有這樣激烈的批評：

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此語據《新書·孽產子篇》補。）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即上文所謂“上下舛逆”）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新書》“毋動”“毋為”兩毋字皆作“無”。）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他攻擊當時的大臣道：

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閑，以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是適然耳”是無為論者的自然主義。無為論的真義只是“聽其自然”，而“不以人易天”。有為之論恰和這相反，恰是要用人力補救天然，處處要盡人事。賈誼說此意最明白：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則）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

這便是儒家的有為主義的要旨。賈誼之學出于河南守吳公，吳公學事李斯（《漢書》十八），李斯學于荀卿。荀卿曾說：“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又說：“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荀子·天論》）又說：“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荀子·天論》）又說：“唯圣人為不求知天。”（《荀子·天論》）這正是儒家傳統的人事有為主義。陸賈、賈誼都代表這種積極態度。這種態度的要義只是認清天下的治亂和生民的安危都不是“天之所為”，乃是“人之所設”。既是人之所設，便不許靠天吃飯，必須時時努力盡人事，因為這種事業是“不為則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的。

這種有為主義，董仲舒說的也很明白懇切。董仲舒是廣川人，治《春秋》公羊氏之學，景帝時為博士。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舉賢良文學之士，他以賢良對策（《漢書》六，此事在元光元年，即西歷前一三四。《史記》一二二則說是在“今上即位”時。他對策中有“今臨政而愿治七十余歲矣”一句，漢初至建元三年才有七十年，故齊召南定為應在建元五年。但依蘇輿《春秋繁露》卷首的年表，仲舒對策似應在元光以前，故今從蘇氏說，定此事在建元元年）。武帝用他做江都王相。建元六年（前135），遼東的高廟被火燒了，他推說災異，以為當“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他的意思指淮南王。主父偃取其書，奏上去。這時候，政府不敢得罪淮南王，故把董仲舒下吏，定為死罪。武帝特赦了他。他后來還做過膠西王相，病免家居，不治產業，以著書修學為事。朝廷有大事，時時差人到他家去請問他。他的死年不知在何年，蘇輿假定為太初元年（前104）。他的重要思想，散見于《漢書》之中（看嚴可均《全漢文》卷二三~二四）。他的《春秋繁露》，有近人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本最可用。康有為有《春秋董氏學》，也可參考。

董仲舒在他的對策第一篇里，提出“強勉”一個觀念，他說：

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旋至而立有效者也。

強勉即是努力有為。他又說：

道者，所由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于己。

這正是荀卿以來的人事主義。荀卿教人不求知天，而董仲舒卻要人明于天人相與的關系，這大概是由于個性的不同和時代環境的不同。他說：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此指《春秋》“春王正月”四字）。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

這固是穿鑿附會，但也可表現他的主張。他在別處曾說，“王”字是“三畫而連其中”，三畫是天地與人：連其中是通其道：“唯人道為可以參天”（《繁露》四十四）。這正是荀子“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的意思。他在對策第三篇中說：

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命，性，情，都是自然的，賈誼所謂“天之所為也”。承天意，教化，度制，都是人為的，賈誼所謂“人之所設也”。命待圣人而后行，性待教化而后成，情待度制而后節，都是說人事重于天然。

在對策第二篇里，他很不客氣地說：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這仍是強勉有為之意。他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對策》三）道家學者都深信天道是自然演變的，故不主張“以人易天”。他們說，“胡為乎？胡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董仲舒不信天道的自然變化，只信人事有得失，故主張用人功來補偏救弊。他說：

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對策》三）

董生所謂“道”本來只是“所由適于治之路”，本來只是人事，而非天道。人事有所不到，便有偏有弊，這都是“道之失”，即是人事之失。補弊舉偏，救溢扶衰，撥亂反正，這是改制，是變法，不是變道。故他很沉痛的主張變法：

今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愿治，七十余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對策》一）

這便是賈生的有為主義。

賈生的有為主義得罪了當時的權臣貴人，終于遷謫而死。晁錯的有為主義終于害他自己朝衣斬于東市。董仲舒的有為主義也使他下獄，定死罪，幸而不死，也落得廢棄終身。他們都是有為論的犧牲者。然而董生自己不曾說嗎？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五六。《繁露》三十二作“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他們的積極有為的精神，不但建立了漢帝國的一代規模，還影響了中國兩千年的政治思想與制度，他們的犧牲是值得我們的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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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英尺=0.3048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