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獨立》第一○三號發表了那篇《信心與反省》之后，我收到了不少的討論，其中有幾篇已在《獨立》登出了。我們讀了這些和還有一些未發表的討論，忍不住還要提出幾個值得反復申明的論點來補充幾句話。
第一個論點是：我們對于我們的“固有文化”，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態度？吳其玉先生怪我“把中國文化壓得太低了”，壽生先生也怪我把中國文化“抑”的太過火了。他們都怕我把中國看的太低了，會造成“民族自暴自棄的心理，造成它對于其他民族屈服卑鄙的心理”。吳其玉先生說：我們“應該優劣并提。不可只看人家的長，我們的短；更應當知道我們的長，人家的短。這樣我們才能有努力的勇氣”。
這些責備的話，含有一種共同的心理，就是不愿意揭穿固有文化的短處，更不愿意接受“祖宗罪孽深重”的控訴。一聽見有人指出“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牢、板子夾棍的法庭”等等，一般自命為愛國的人們總覺得心里怪不舒服，總要想出法子來證明這些“未必特別羞辱我們”，因為這些都是“不可免的現象”，“無論古今中外是一樣的”（吳其玉先生的話）。所以吳其玉先生指出日本的“下女、男女同浴、自殺、暗殺、娼妓的風行、賄賂、強盜式的國際行為”；所以壽生先生也指出歐洲中古武士的“初夜權”、“貞操鎖”。
所以子固先生也要問：“歐洲可有一個文化系統過去沒有類似小腳、太監、姨太太、駢文、律詩、八股、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一類的丑處呢？”本期《獨立》有周作人先生來信，指出這又是“西洋也有臭蟲”的老調。這種心理實在不是健全的心理，只是“遮羞”的一個老法門而己。從前笑話書上說：甲乙兩人同坐，甲摸著身上一個虱子，有點難為情，把它拋在地上，說：“我道是個虱子，原來不是的。”乙偏不識竅，彎身下去，把虱子拾起來，說：“我道不是個虱子，原來是個虱子!”甲的做法，其實不是除虱的好法子。乙的做法，雖然可惱，至少有“實事求是”的長處。虱子終是虱子，臭蟲終是臭蟲，何必諱呢？何必問別人家有沒有呢？
況且我原來舉出的“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牢、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這十一項，除姨太太外，差不多全是“我們所獨有的”，“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的”。高跟鞋與木屐何足以媲美小腳？“貞操鎖”我在巴黎的克呂尼博物院看見過，并且帶有照片回來，這不過是幾個色情狂的私人的特制，萬不配上比那普及全國至一千多年之久，詩人頌為“香鉤”，文人尊為“金蓮”的小腳。我們走遍世界，研究過初民社會，沒有看見過一個文明的或野蠻的民族把他們的女人的腳裹小到三四寸，裹到骨節斷折殘廢，而一千年公認為“美”的！也沒有看見過一個文明的民族的知識階級有話不肯老實的說，必須湊成對子，做成駢文律詩律賦八股，歷—千幾百年之久，公認為“美”的！無論我們如何愛護祖宗，這十項的“國粹”是洋鬼子家里搜不出來的。
況且西洋的“臭蟲”是裝在玻璃盒里任人研究的，所以我們能在巴黎的克呂尼博物院縱觀高跟鞋的古今沿革，縱觀“貞操鎖”的制法，并且可以在博物院中購買精制的“貞操鎖”的照片寄回來讓國中人士用做“西洋也有臭蟲”的實例。我們呢?我們至今可有一個歷史博物館敢于收集小腳鞋樣、模型、圖畫，或鴉片煙燈、煙槍、煙膏，或廷杖、板子、閘床、夾棍等等極重要的文化史料，用歷史演變的原理排列展覽，供全國人的研究與警醒的嗎？因為大家都要以為滅跡就可以遮羞，所以青年一輩人全不明白祖宗造的罪孽如何深重，所以他們不能明白國家民族何以墮落到今日的地步，也不能明白這三四十年的解放與改革的絕大成績。
不明白過去的黑暗，所以他們不認得今日的光明；不懂得祖宗罪孽的深重，所以他們不能知道這三四十年革新運動的努力并非全無效果。我們今日所以還要鄭重指出八股、小腳、板子、夾棍等等罪孽，豈是僅僅要宣揚家丑？我們的用意只是要大家明白我們的脊梁上馱著那兩三千年的罪孽重擔，所以幾十年的不十分自覺的努力還不能夠叫我們海底翻身。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種歷史的知識上得著一種堅強的信心：三四十年的一點點努力已可以廢除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這不夠使我們更決心向前努力嗎！西洋人把高跟鞋、細腰模型、貞操鎖都裝置在博物院里，任人觀看，叫人明白那個“美德造成的黃金世界”原來不在過去，而在那遼遠的將來。這正是鼓勵人們向前努力的好方法，是我們青年人不可不知道的。
固然，博物院里同時也應該陳列先民的優美成績，談固有文化的也應該如吳其玉先生說的“優劣并提”。這雖然不是我們現在討論的本題 (本題是“我們的固有文化真是太豐富了嗎”)，我們也可以在此談談。我們的固有文化究竟有什么“優”“長”之處呢？我是研究歷史的人，也是個有血氣的中國人，當然也時常想尋出我們這個民族的固有文化的優長之處。但我尋出來的長處實在不多，說出來一定叫許多青年人失望。依我的愚見，我們的固有文化有三點是可以在世界上占數一數二的地位的：第一是我們的語言的“文法”是全世界最容易最合理的。第二是我們的社會組織，因為脫離封建時代最早，所以比較的是很平等的，很平民化的。
第三是我們的先民，在印度宗教輸人以前，他們的宗教比較的是最簡單的，最近人情的；就在印度宗教勢力盛行之后，還能勉力從中古宗教之下爬出來，勉強建立一個人世的文化；這樣的宗教迷信的比較薄弱，也可算是世界稀有的。然而這三項都夾雜著不少的有害的成分，都不是純粹的長處。文法是最合理的簡易的，可是文學的形體太繁難，太不合理了。社會組織是平民化了，同時也因為沒有中堅的主力，所以缺乏領袖，又不容易組織，弄成一個一盤散沙的國家；又因為社會沒有重心，所以一切風氣都起于最下層而不出于最優秀的分子，所以小腳起于舞女，鴉片起于游民，一切賭博皆出于民間，小說戲曲也皆起于街頭彈唱的小民。至于宗教，因為古代的宗教太簡單了，所以中間全國投降了印度宗教，造成了一個長期的黑暗迷信的時代，至今還留下了不少的非人生活的遺痕。——然而這三項究竟還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最特異的三點：最簡易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會構造、薄弱的宗教心。此外，我想了二十年，實在想不出什么別的優長之點了。如有別位學者能夠指出其他的長處來，我當然很愿意考慮的。（這個問題當然不是一段短文所能討論的，我在這里不過提出一個綱要而已。）
所以，我不能不被逼上“固有文化實在太不豐富”之結論了。我以為我們對于固有的文化，應該采取歷史學者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一部文化史平鋪放著，我們可以平心細看：如果真是豐富，我們又何苦自諱其豐富？如果真是貧乏，我們也不必自諱其貧乏。如果真是罪孽深重，我們也不必自諱其罪孽深重。“實事求是”，才是最可靠的反省。自認貧乏，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學；自認罪孽深重，方才肯下決心去消除罪愆。如果因為發現了自家不如人，就自暴自棄了，那只是不肖的紈挎子弟的行徑，不是我們的有志青年應該有的態度。
話說長了，其他的論點不能詳細討論了，姑且討論第二個論點，那就是模仿與創造的問題。吳其玉先生說文化進步發展的方式有四種：1、模仿，2、改進，3、發明，4、創作。這樣分法，初看似乎有理，細看是不能成立的。吳先生承認“發明”之中“很多都由模仿來的”。“但也有許多與舊有的東西毫無關系的”。其實沒有一件發明不是由模仿來的。吳先生舉了兩個例：一是瓦特的蒸汽力，一是印字術。他若翻開任何可靠的歷史書，就可以知道這兩件也是從模仿舊東西出來的。印字術是模仿抄寫，這是最明顯的事：從抄寫到刻印章，從刻印章到刻印版畫，從刻印版畫到刻印符咒短文，逐漸進到刻印大部書，又由刻版進到活字排印，歷史具在，哪一個階段不是模仿前一個階段而添上的一點新花樣？瓦特的蒸汽力，也是從模仿來的。
瓦特生于1736年，他用的是牛可門（newcomn）的蒸汽機，不過加上第二個凝冷器及其他修改而已。牛可門生于1663年，他用了同時人薩維里（savery）的蒸汽機，牛、薩兩人又都是根據法國人巴平（denis papin）的蒸汽唧筒。巴平又是模仿他的老師荷蘭人胡根斯（huygens）的空氣唧筒的（kaempffert：modern wonder workers）。吳先生舉的兩個“發明”的例子，其實都是我所說的“模仿到十足時的一點新花樣”。吳先生又說：“創作也須靠模仿為入手，但只模仿是不夠的。”這和我的說法有何區別？他把“創作”歸到“精神文明”方面，如美術、音樂、哲學等。這幾項都是“模仿以外，還須有極高的開辟天才和獨立的精神”。我的說法并不曾否認天才的重要。我說的是：
模仿熟了，就是學會了，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練的細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會“熟能生巧”，這一點功夫到時的奇巧新花樣就叫做創造。
吳先生說，“創造須由模仿人手”；我說，“一切所謂創造都從模仿出來”。我看不出有一絲一毫的分別。
如此看來，吳先生列舉的四個方式，其實只有一個方式：一切發明創作都從模仿出來。沒有天才的人只能死板的模仿；天才高的人，功夫到時，自然會改善一點，改變的稍多一點。新花樣添的多了，就好像是一件發明或創作了，其實還只是模仿功夫深時添上的一點新花樣。
這樣的說法，比較現時一切時髦的創造論似乎要減少一點弊竇。今日青年人的大毛病是誤信“天才”、“靈感”等等最荒謬的觀念，而不知天才沒有功力只能蹉跎自誤，一無所成。世界大發明家愛迭生說的最好：“天才(genius)是一分神來，九十九分汗下。”他所謂“神來”（inspiration），即是玄學鬼所謂“靈感”。用血汗苦功到了九十九分時，也許有一分的靈巧新花樣出來，那就是創作了。頹廢懶惰的人，癡待“靈感”之來，是終無所成的。
壽生先生引孔子的話：“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這一位最富于常識的圣人的話是值得我們大家想想的。
1934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