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學系是蔣黨中的大派系，在行政及地方政府中占著極大勢力，當蔣介石與日寇勾搭時期（從“九·一八”到“七七”，以及抗戰初期），政學系是執行“親日外交”的主角，除汪精衛一派（郭泰棋、唐有壬、高宗武等）外，幾乎全由政學系包辦、如黃郛、張群、陳儀、殷同、陶尚銘、蔣作賓、許世英等。抗戰初期，地方長官中政學系占三分之一，如江西的熊式輝、福建的陳儀、貴州的吳鼎昌、四川的張群、廣東的吳鐵城、浙江的黃紹雄、上海的俞鴻鈞、青島的沈鴻烈，其他各省主席雖非政學系，而民政、財政、建設三廳長及其他省府委員與各行政督察專員（簡任職）中，政學系的人物常占半數或半數以上。在行政院中，抗戰前后則有張群長外交（行政院副院長），吳鼎昌長實業，張嘉敖長鐵道、交通，翁文灝的秘書長（吳鼎昌外放黔省主席，翁繼任經濟部長），徐堪的糧食，后來俞鴻鈞又代孔祥熙長財政，而何應欽則是準政學系，所有重要部門，大部幾全為政學系所盤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蔣政權依賴美國，政學系也插足于對美外交。日寇投降，臺灣與東北重歸版圖，這兩處都有重工業基礎的，在經濟上外交上都關系重大，又是熊式輝當東北行轅主任，陳儀當臺灣行政長官。

政學系并無組織形式，是一群老政客和熱中于“學而優則仕”的“學者”，為了互相援引、互相包庇、攫取權位的集團，他們一般具有辦事才能（當然也有極庸碌的，如吳鐵城、蔣廷黻之類），比藍衣社和CC高明，刮起地皮來，也巧妙得多。他們沒有一定的主張，總是看風使舵，順著大勢走，誰得勢，就幫誰說話，幫誰做事（這當然是專指地主資產階級統治者內部勢力的消長而說的），目的只有一個：取得權位，保持權位。它可以為統治頭子做許多喪天害理的事，但一看此路不通，馬上又會裝作“正人君子”，真是“悲天憫人”，這樣，就不至于走上了絕路。正因為如此，所以政學系能夠團結一群不屬于其他派系的老政客與新政客（如過去的翁文灝、胡適等，后來的王云五等），以及吸收原來所屬派系已失勢或沒落的人們（如原屬汪系的王世杰、郭泰祺）。政學系沒有形式的組織，對每一個成員除升官發財的利害關系外，也沒有一定的約束，可以隨時隨地隨人而應變，以達到投機取得最大權利、避免吃大虧的目的。

政學系的前身是同盟會的右派，黃興所領導的“歐事討論會”，最早的領袖是慈禧太后的寵臣岑春煊（八國聯軍之役，慈禧太后率光緒帝逃西安，逃出北京時，狼狽不堪，岑春煊率了兩營兵趕到“扈駕”，因此連年升擢，做到總督）。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之前的同盟會是三個大部份聯合而成的：第一是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以華僑及廣東的會幫（三合會）和一部份知識分子為主干；第二就是黃興、宋教仁領導的會幫（哥老會）、新軍及知識分子；第三是章太炎為首的光復會，主要為江、浙的知識分子。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一派叫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口號，首先脫離同盟會而成立統一黨，不久即與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及君主立憲派梁啟超、張謇等合作而合并為共和黨，這是同盟會中的極右翼。黃興、宋教仁等幻想在中國實現議會政治，以為取得了議會中的多數，就能使封建軍閥就范，因此民國初年由宋教仁把同盟會改組國民黨，大收黨員，在第一次國會選舉中獲得了壓倒的多數，宋教仁以為國務總理非他莫屬（他是國會多數黨的領袖），挾著“大政方針”到北京去，在上海火車站就被袁世凱刺死了。接著贛、皖、湘、粵國民黨四都督（李烈鈞、柏文蔚、譚延、胡漢民）及南京留守黃興宣布獨立，起兵討袁失敗，國會也被解散，這就是所謂“二次革命”（民國二年）。以后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黃興始終沒有參加，民國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當時國內發生參戰與中立、助英與助德的爭執，黃興即組織“歐事討論會”，并把岑春暄（廣西的大官僚大軍閥，在粵、桂、滇、黔等省有勢力）拉進去以增厚力量，實際上就是與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分庭抗禮。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后，國會恢復，原來國民黨議員就分為三派：中華革命黨系統的叫做“丙辰俱樂部”（民五歲次丙辰），其主要人物有林森、褚輔成、田桐、白逾桓等；“歐事討論會”一派的叫做“政學會”，其主要人物有湯漪、孫洪伊、楊永泰等，即擁戴岑春煊為首領；另外一派搖擺投機的叫做“益友社”，賄選曹錕為總統的豬仔議長吳景濂，亦其中的一員。民國六年督軍團迫脅黎元洪解散國會，張勛入北京擁溥儀復辟，段祺瑞討平張勛之后，用研究系梁啟超、湯化龍之策，宣布“法統中斷”，認為舊國會已失時效，另行召集“臨時參議會”，另辦一新國會“選舉”，于是西南成立護法政府，孫中山因處處受粵、桂軍閥（莫榮新、陸榮廷等）的阻遏，離開廣東，岑春煊即成為護法政府七總裁的領袖，護法國會中政學會議員最為活躍，此為“政學系”名稱所由來。

從“護法國會”之后，政學會議員即各奔前程，有的分散依附各派軍閥，有的從事社會事業。北伐以后，政學系人物首先在蔣介石集團獲得重要地位的為黃郛與張群。黃郛與蔣為浙江同鄉，辛亥革命時任滬軍都督陳其美的參謀長，為蔣介石的上司，北洋軍閥時代曾因馮玉祥的推薦一度任外交總長。民國十六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以黃郛為第一任上海市長，做帝國主義與蔣介石之間的牽線人，“九·一八”后成為親日外交家的領袖。張群與蔣介石為日本士官同學，辛亥革命時又同在陳其美部下任團長，與蔣私交頗篤，北伐以后任第一任軍政部常務次長（部長為馮玉祥），其后繼桂系張廷之后任上海第三任市長。民國十九年蔣與馮閻戰爭時，雙方均派代表出關拉攏張學良，張群為蔣的代表，以吳鐵城為副，蕭同茲等為隨員，這些都是嫖賭舞的好手，與東北官僚將領搞得融洽，再加上張群的手腕高明，張學良入關助蔣，馮閻失敗，為蔣立下大功。以后歷任外交部長、行政院副院長，抗戰后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為蔣介石四大親信之一（其余三人為孔祥熙、陳誠、胡宗南）。其他政學系人的被蔣重用，大部出于張群推薦。

民國二十一年淞滬戰役（一·二八）后，蔣、汪同時登臺，那時看到張群的一切呈報都修理清晰，問張群是誰起草的，張群以楊永泰對，蔣就把楊永泰要了去。那時蔣正以全力“剿共”，即任楊永泰為“五省剿匪總司令部秘書長”。楊永泰把各方來文，摘要分列，寥寥數百字，要義包羅無遺，所擬辦法，也極切當。蔣介石過去的秘書長，如邵力子，陳布雷，都只會做文章，不善處理問題，得楊永泰后，省力不少，倚之如左右手，不僅靠他處理文件，還和他商量問題。楊永泰建議推行保甲制度，在五省創設行政督察專員，直接由總司令部派出，蔣均執行，于是楊永泰推薦同系的官僚擔任湘、鄂、贛、皖、豫各省行政，以后又推行到其他省份去。楊既得蔣信任，即開始攬權：凡各省政府改組，如名單中沒有幾個政學系人物并擔任主要廳長，就很難得到蔣的批準，他必從中破壞。那時蔣長駐南昌或廬山，遙制南京政務，凡國民黨要人赴贛與蔣商議要事，如所談問題與楊的主張不合，或該事不利于楊的同系，則楊必從中阻撓，其方法為：當談到將入正題時，楊即入室報告“有重要軍報須處理”，以打斷其談話。第二日再來時，因昨日尚未談出輪廓，蔣毫無印象，故須從頭再談，到將說及正題，楊又如法炮制。到第三日，則那一位要人就不敢再提了，因再提又要從頭講起，會引起蔣的討厭，不可能得到解決的，反不如識相些免得碰釘子。只有汪精衛與蔣談話，則楊永泰從不搗蛋，因為他和汪精衛的主張是一致的。

由于楊永泰的辦事能力（******的辦法多），蔣介石才進一步重用政學系。民國二十四年冬蔣任行政院長后，除張群長外交外，以吳鼎昌長實業，張公權長鐵道，翁文灝為秘書長，蔣廷黻為政務處長。同時也因為楊永泰的擅權太露骨了，國民黨其他派系都不滿他，蔣也感到楊有暗施操縱的形跡，這是蔣介石萬萬不能容忍的。于是楊永泰就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內被藍衣社所暗殺（事后蔣黨制造偽證，說是西南的劉廬隱指使人暗殺的。劉廬隱是胡漢民的親信，國民黨推選他為中央宣傳部長，那時從香港到上海，擬到南京去開會，在上海租界上被綁架，劉被特務拉上汽車后，大叫“綁票”，為租界巡捕截下去，蔣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說他是“暗殺犯，奉軍委會令逮捕”，把劉再引渡去）。

政學系的所以得勢，除由于善觀風云氣色，會投機，能辦事，比國民黨其他派系的人材較多等條件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它有一個強有力的輿論武器——《大公報》。下面就談一談《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