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儉《七志》，以《孝經(jīng)》居首。（見《經(jīng)典釋文》敘錄。）蓋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古以是為至德要道；而挽近世昌言觝排，以為悖情拂性，吾國“父不父”之罪狀在是也！於戲！“非孝者無親！”而謾言曰“仁民愛物，旁施四海”者，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夫誰欺，欺天乎！爰撰是篇以曉來學。

【解題】“孝”者事親之德，“經(jīng)”者常行之典?！稜栄?middot;釋訓》曰：“善父母為孝。”《禮記·祭統(tǒng)》曰：“孝者畜也，順于道，不逆于倫，此之謂畜。”《說文·老部》：“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承老也。”則是“孝”者事親之德也。而題曰“經(jīng)”者，按《說文·系部》：“經(jīng)，織也。”《玉篇》：“經(jīng)緯以成繒布。”借以為經(jīng)綸天下之意。《易·屯卦·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經(jīng)綸。”《周禮·天官·太宰》：“以經(jīng)邦國”，注：“經(jīng)，法也。王謂之禮經(jīng)，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然則“經(jīng)”者，國家之法典，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今按子稱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開宗明義章》第一）“孝”之謂也。然則“孝”之為道，蓋王者常所秉以治天下，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常所守以為法式，與法典同其用，而教敬敦禮，示民有常者也；故題以經(jīng)。《漢書·藝文志》曰：“《孝經(jīng)》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jīng)，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jīng)’。”“鄭玄《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jīng)》以總會之。’（邢昺《孝經(jīng)序正義》引）明其枝流雖分，本萌于孝者也。”（《隋書·經(jīng)籍志》引）皇侃《義疏》曰：經(jīng)者，常也，法也。此經(jīng)為教，任重道遠，雖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為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為百代規(guī)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為教，使可常而法之?！兑住酚小渡辖?jīng)》、《下經(jīng)》，老子有《道經(jīng)》、《德經(jīng)》。孝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jīng)”，“經(jīng)”之題名始此。蓋《易》、《書》、《詩》、《禮》、《春秋》，孔子稱引之見《論語》者，并不系稱“經(jīng)”；而《史記·老子傳》但云“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亦未名“經(jīng)”。獨此書言孝，特表而出之曰“天地之經(jīng)”，（《三才章》第七）始肇經(jīng)之一名；是孔子自名之也。然則書之題名“經(jīng)”，儻以《孝經(jīng)》為權(quán)輿歟？

【《孝經(jīng)》之作者】宋儒陳骙、汪應辰以《孝經(jīng)》為偽撰。然按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jīng)傳》；《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篇》亦引《孝經(jīng)·諸侯章》；而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篇》，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jīng)》曰：‘夫孝，天之經(jīng)，地之義。’”《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jīng)》首章。”漢世儒者，其言鑿鑿，則《孝經(jīng)》非偽撰可知；它若陸賈《新語》、劉向《說苑》、應劭《風俗通》諸書，皆有援據(jù)《孝經(jīng)》之語，益征《孝經(jīng)》自兩漢以前，炳若日月，而非后世作偽之徒所剽竊竄改也。今觀其文，去《大小戴禮記》所錄為近；其中各章皆引《詩》為結(jié)，實開荀子著書《韓詩外傳》之體；而《開宗明義章》第一曰“仲尼居，曾子侍”；與《大戴禮記》“孔子閑居，曾子侍”；（《主言篇》）《小戴禮記》“孔子閑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特以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故自為一經(jīng)。（《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玄注：“大本者經(jīng)也。”）而《漢書·藝文志》徒稱“《孝經(jīng)》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顧不言載筆者誰何？據(jù)《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鬃右詾槟芡ㄐ⒌?，故授之業(yè)，作《孝經(jīng)》。”則是孔子之作也；儻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載筆焉，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玄以為孔子作也：此最古說。顧有謂《孝經(jīng)》，孔子不為曾子陳者：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jīng)》，本非曾參請業(yè)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為本；本立而后道行，道行而后業(yè)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外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時立稱；經(jīng)典之目，隨事表名。至使威儀禮節(jié)之余，盛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隱而不彰。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圣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為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答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答。按《經(jīng)》，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問也。且辭義血脈，文連旨環(huán)，而開宗題其端緒，余音廣而成之，非一問一答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fā)問，又非請業(yè)請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遙結(jié)首章，非答曾子也。舉此為例，凡有數(shù)科。必其主為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明之？且首起曾參侍坐，與之言，二者是問也，一者嘆之也。蓋假言乘間曾子坐也，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盡無更端，于曾子未有請，故假參嘆孝之大，又說以孝為理之功；說之已終，欲言其圣道莫大于孝，又假參問，乃說圣人之德，不加于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guī)諫之事，殷勤在悅色，不可頓說犯顏，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諍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笑鵬，罔兩問影；屈原之漁父鼓枻，太卜拂龜；馬卿之烏有無是；揚雄之上林子虛；寧非師祖以為楷模者乎？若依鄭注，實居講堂；則廣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凌人侮眾，獨與參言耶？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參，而參先避席乎？必其遍告諸生，又有對者，當參不讓儕輩而獨答乎？”由斯言之：經(jīng)教發(fā)抒，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文志》謂其為曾子特說此經(jīng)。然則圣人之有述作，豈為一人而已？（邢昺《孝經(jīng)序正義》引。）斯其與《史記》、《漢書》稱“孔子為曾子陳孝道而作”之說不合；要以為孔子之作，無可疑者。顧有以為“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于閑居，因得侍坐，參起問于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為《孝經(jīng)》”者，蓋以為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也。邢昺《正義》引之而不著誰說；意者起于隋唐之后？蓋劉炫嘗駁難其說也；曰：“假使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乎？”（亦為《述義》，邢昺《孝經(jīng)序正義》引。）謂開宗明義，揭“仲尼居”以稱也。顧宋儒好仍其說，而甚焉；且以為曾子弟子所為矣！王應麟《困學紀聞·孝經(jīng)篇》曰：“致堂謂：‘《孝經(jīng)》，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于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致堂，胡寅號。）晁子止（晁公武《讀書志》）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此后起之說，未可為據(jù)也。獨劉炫以為“夫子運偶陵遲，名教將絕，特假曾子之問以為對揚之體”；雖為無據(jù)而實有見。近儒陳澧《東塾讀書記·孟子篇》曰：“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辭，乃戰(zhàn)國文體也。（如《卜居漁父》之類。）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御’，其持論之嚴如此！則其問‘不托諸侯’，‘不見諸侯’，為客主之辭明矣。李榕村《語錄》曰：‘《萬章》好論古，大抵博觀雜取，一切稗官野史，都記得多；卻不知其人，連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此不知孟子文體也?！度f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閎遠深博，非問答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體乎！”蓋意以往復而始發(fā)，理以詰難而有明，自古有然，不獨《孝經(jīng)》！《孝經(jīng)鉤命訣》：“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屬商，以《孝經(jīng)》屬參。”陸德明曰：“《孝經(jīng)》與《春秋》雖具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訓，史書舊章；《孝經(jīng)》專是夫子之意。”按孔子作《春秋》成于七十二歲；而鄭君言《孝經(jīng)》所以總會六藝。然則《孝經(jīng)》，孔子最后成也。

【《孝經(jīng)》之本子】《漢書·藝文志》著錄二本：一《孝經(jīng)》一篇十八章，可為《孝經(jīng)》之初本。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jīng)文皆同，惟《孝經(jīng)古孔氏》一篇為異；“父母生之，續(xù)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劉向曰：“《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為三，（即今《正義·本圣治章》第九）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厥為《孝經(jīng)》之第二本，然皆不傳！其可考見者，按桓譚《新論》曰：“《古孝經(jīng)》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余字。”而《孝經(jīng)》古系之“孔氏”者，蓋以為“孔氏壁中古文”也；非“孔安國傳”之云也。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及《孝經(jīng)》凡數(shù)十篇，皆古字也?？装矅?，孔子后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語詳《漢書·藝文志·尚書》敘，乃謂：孔安國悉得《古文尚書》，以考今文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獻之；語意甚明，而不涉于《孝經(jīng)》?！豆盼男⒔?jīng)》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至光武建武之世，給事中議郎衛(wèi)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獨故太尉南閣祭酒許慎學《孝經(jīng)孔氏古文說》，謹撰具一篇。（《說文解字敘》后《許沖上書》）然則《古文孝經(jīng)》之著書者，漢儒許慎一人而已，何有孔安國傳也！《漢書·藝文志》敘《孝經(jīng)》亦明著曰“孔氏壁中古文”，而不言孔安國傳；至隋秘書監(jiān)王劭于京師，訪得孔安國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隋書·經(jīng)籍志》）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考證，亦皆不合！然自是傳《孝經(jīng)》者，有《今文》、《古文》二本?！督裎摹贩Q鄭玄注，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傳，其書出自劉炫，而隋儒已言其偽。陸德明與炫同時，而撰《經(jīng)典釋文》，所據(jù)者蓋《鄭注今文》，故首出鄭氏二大字；但按《敘錄》云：“世所行《鄭注》，相承解為鄭玄，按《鄭志》及《中經(jīng)簿》無。中朝穆帝集講《孝經(jīng)》，云以鄭玄為主；檢與康成注《五經(jīng)》不同，未詳是非？”而不加以斷言；蓋疑以傳疑之辭也。至唐元宗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群儒質(zhì)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五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兩議并上：詔鄭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十年六月，上注《孝經(jīng)》，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唐會要》）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捃摭以僅存。四年九月，以御注仍自八分，刻石于太學，謂之《石臺孝經(jīng)》；舊在西安府學，為碑凡四。自是元宗御注行，而鄭孔兩家并廢；厥為世間之第一古本，其章句蓋同今文也。元宗既自注《孝經(jīng)》，詔元行沖為疏；（《唐書·元行沖傳》）宋真宗咸平二年，翰林侍講學士邢昺受詔校定《孝經(jīng)義疏》，（《宋史·邢昺傳》）特剪截元疏，旁引諸書，成《孝經(jīng)正義》三卷。元疏廢而邢疏遂行，今刊入《十三經(jīng)注疏》者是也；可謂為《孝經(jīng)》之第二古本，而于是古文之不講久矣！迨宋之南，朱熹乃取《古文孝經(jīng)》，分為經(jīng)一章，傳十四章，刪經(jīng)文二百二十三字，成《孝經(jīng)刊誤》一卷。其大指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為一節(jié)；云：“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jīng)》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jīng)文。”推朱熹之意，則第一節(jié)猶《大學章句》所謂經(jīng)一章；其下“釋經(jīng)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而“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一）古文于是有改本，而為南宋以后作注者之所遵用焉。至元吳澄又改定《今文孝經(jīng)》，從朱熹《刊誤》之例，分列《經(jīng)傳》，其經(jīng)則合《今文》六章為一章，其傳則依《今文》為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熹所刪一百七十二字，（朱熹《刊誤》刪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刪其字者此惟載所刪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與《古文閨門章》二十四字，并附錄于后，為《孝經(jīng)定本》一卷。蓋《孝經(jīng)》至是而《古文今文》皆有改本矣！然世傳《古文》之不同于《今文》者；特如黃震《日鈔》所稱“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閑居，曾子侍坐’?！督裎摹吩?lsquo;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于大義固無不同。至于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督裎氖ブ握隆返诰?lsquo;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于大義亦無不同?！豆盼摹酚衷?lsquo;閨門之內(nèi)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為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為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是，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自唐元宗御注行，而古文孔傳今文鄭注均佚；獨本經(jīng)存！晚出孔傳鄭注得自日本者，（乾隆丙申歙人汪翼滄自日本攜彼國太宰純《?？盼男⒔?jīng)孔氏傳》以歸付鮑廷博刊之。知不足齋阮元《孝經(jīng)義疏?？浶颉吩豢鬃⒔癫粋?，近出于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jù)，要之《孔注》即存，不過如《尚書》之偽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偽，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偽中之偽，尤不可據(jù)者。）特所謂“偽中之偽”耳，寧足據(jù)哉！然則言《孝經(jīng)》者，舍唐注、邢疏其何以焉！至讓清道光間，儀征阮元蕓臺則以《孝經(jīng)》為曾子之書也，既撰《曾子注釋》，以與《孝經(jīng)》相表里；因命次子福喜齋撰《孝經(jīng)義疏補》九卷，全載唐注、邢疏原文，而以《曾子》十篇中，凡可以發(fā)明《孝經(jīng)》，可以見孔曾授受大義者，悉分系于各章各句之下。至明皇御注，半存舊注，而鄭注亦雜其中。如有鄭注見引于唐以前書者，悉據(jù)以補之；而于《釋文》所載鄭注舊字舊義，全行載入，以存鄭氏舊觀，且疏證之。古籍可相輔翼，并為甄錄；兼下己意，曲鬯旁通。雖曰補疏，而實與疏全經(jīng)者無殊。專家之學，清儒莫逮也！并存于此。

【《孝經(jīng)》之讀法】《孝經(jīng)》篇幅匪宏，而綱紀畢具；上自君卿，下迄士庶；括囊大典，宣究道原。黃震《日鈔》，《孝經(jīng)》弁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為大道之戶奧，六藝之總會，讀經(jīng)者當先讀《孝經(jīng)》也！粗述睹記，以擬讀法：

第一，明其宗旨　吾聞英國哲家達爾文氏，昌言天演，征見物競，優(yōu)勝劣敗，適者生存；同人道于鷙獸，以競爭為固然！宜若“圣人人倫之至”，必當退聽于無權(quán)？而顧致警于道德之不可蔑棄，其大指以為：“道德之原，實起于親子之有愛！擴而充之，則為同族同類之兼相愛，斯稱為動物之群性，而與動物之自利性，如車之有兩輪，如鳥之有雙翼，并偕有生以俱來。天演物競，自然淘汰；此群性之于人類，乃日繼長增高以有緝熙于光明者，此何以故？蓋壞國喪家，必由營私；專欲難成，多助得順。故群性之發(fā)長，亦為適者資格之一。就一國家一社會之個人而言：忠信篤敬，仁人良士之子孫，角知爭雄，較之貪夫敗類，詐偽桀黠者之子孫，孰為勝利，雖未可必？而以團體競爭言，則多數(shù)忠信篤敬，仁人良士之個人所構(gòu)成之國家之社會，必較諸多數(shù)貪夫敗類詐偽桀黠之個人所構(gòu)成之國家之社會，為繁榮而強固。何者？蓋營私自利，壞國喪家，人道或幾乎息，寧我之能獨存！則固事有必至，理無可疑者！”而推群性之見端，厥征于親子之有愛。於戲！此“非孝者無親”之所以為大亂之道；（《五利章》第十一）而“教民親愛”之所以“莫善于孝”也！（《廣要道章》第十二）“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天子章》第二）“圣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圣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父子之道，天性也！”（《圣治章》第九）“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三才章》第七）此“孝”之所以“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開宗明義章》第一）夫人之所以競勝于物而不殄厥胤者，徒以其仁而能群也。試征諸載籍：其在《漢書·刑法志》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御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yǎng)，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yǎng)不足，爭心將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群，是謂君矣！歸而往之，是謂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圣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推班氏之指，“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而取類于父母者；豈不曰“群性之見端，厥征于親子之有愛”也乎！此可以征赫胥黎之論天演焉！赫氏之論曰：“人之有群，其始亦動于天機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設而非人之所為乎！群肇于家，其始不過夫婦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聯(lián)益固，生齒日繁，則其相為生養(yǎng)保持之事，乃愈益?zhèn)?。故宗法者，群之所由昉也。夫如是之群，合而與其外爭，或人或非人，將可以無畏而有以自存；蓋唯泯其爭于內(nèi)，而后有以為強，而勝其爭于外也！此所與飛走蝡泳之群同焉者也！且與生俱生者有大同焉！曰好甘而惡苦，曰先己而后人。夫曰先天下為憂，后天下為樂者，世容有是人，而無如其非本性也！人之先，遠矣！其始禽獸也，不知更幾何世而為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幾何年而為毛民猺獠；由毛民猺獠，經(jīng)數(shù)萬年之天演而有今日；此不必深諱者也！自禽獸以至為人，其間物競天擇之用，無時而或休；而所以與萬物爭存，戰(zhàn)勝而種盛者，中有最宜者在也！是最宜云何？曰‘獨善自營’而已！夫自營為私，然私之一言，乃無始來斯人種子；由禽獸得此，漸以為人，直至今日而根株仍在者也。古人有言：‘人之性惡。’又曰：‘人為孽種，自有生來便含罪惡。’其言豈誕妄哉！是故凡屬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欲；其始能戰(zhàn)勝萬物而為天之所擇以此！其后用以相賊而為天之所擇亦以此！何則？自營大行，群道將息，而人種滅矣！此人所與鳥獸昆蟲異者，又其一也！自營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則侵；侵即爭；爭則群渙；群渙則人道所恃以為存者去！故曰：‘自營大行，群道息而人種滅’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群者，又莫人若！如是，則其所受于天，必有以制此自營者，夫而后有群之效也。夫物莫不愛其苗裔，否則其種早絕而無遺，自然之理也。獨愛子之情，人為獨摯！其種最貴，故其生有待于父母之保持，方諸物為最久，故其用愛也尤深；繼乃推類擴充，緣所愛而及所不愛。是故慈幼者，仁之本也；而慈幼之事，又若從自營之私而起；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勝私。”（見嚴復譯《天演論導言》第十二、第十三。）此班氏“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之所為取類于父母者也！然則人種之不滅，由于群道之不息；群道之不息，由于仁心之博愛；心同理同，推諸東海而準，推諸西海而無不準！雖然，赫氏言慈子為仁之本；而孔子則以孝弟為仁之本，與子言孝，而不與父言慈者曷居？曰“此圣人所以為‘人倫之至’也！親之愛其子，蓋動物之所同然；而子之知孝親，斯人道之所獨而躋于‘圣人人倫之至’耳！”吾聞英國哲家有特蘭門德氏（Henvg Dramont）者，著《人類向上論》（Aglntafman）一書；其名稱與達爾文氏昌言天演以《動物進化論》為揭?guī)谜撸糇髌旃闹敚笾敢詾椋?ldquo;人群之進化乃愛之進化，而非由于競爭；此人之所以異于普通生物也！大抵生物為生存而努力者有二：一為維持己之生存，一為維持他之生存。而生活之網(wǎng)，乃以此一經(jīng)一緯之所組成。為己之生命而努力，乃有競爭；而其為他人之生命而努力者，即倫理學中之所謂愛也。愛之云者，非近世所發(fā)見；非后天之觀念；非宗教倫理文學美術(shù)之所產(chǎn)出；其來源之遠，與地球原形質(zhì)之胚胎以俱萌；其發(fā)榮滋長，亦自有其歷史。從來言進化者，只知競爭而不言愛；則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生物與無生物之區(qū)別有二，即營養(yǎng)與生殖而已。營養(yǎng)者，自外部吸取物質(zhì)以儲于體內(nèi)，而同化之，以發(fā)育自體；是為己之生命而努力也。生殖者，割體內(nèi)之一部而養(yǎng)育之，俾分離于體外，別成一生活體；是為他之生命而努力也。故原形質(zhì)之利己與利他，已征兼營并存；而下等原生細胞之個體分裂，即犧牲自體之生活以成多數(shù)之生活體，即愛之原始作用。至高等植物，則生殖器管與營養(yǎng)器管，同其具體。吾人若觀花果實及種子之一切機能，則知其為他之生命而努力者，其進步已著。進而至于動物，則生殖之機能益宏，而愛情之端倪顯露。至人類而保抱提攜，鞠育教誨，親子之愛，篤實輝光。推之而家庭也，國家也，社會也，皆愛之所創(chuàng)造者也。同情也，協(xié)助也，皆愛之所發(fā)生者也。愛之真意義，即犧牲自己以利他人之生存之謂也。匪僅父母對于其子女而存；而子女者，只愛之精神最顯著之發(fā)表機關(guān)而已。夫父母之生育子女，其初為生理的活動；其繼為倫理的活動。方其生也，生理作用也；然生理作用畢其事，而倫理作用代之起。倫理的愛，所以續(xù)生理的愛而竟其全功者也；而人類之生存，不能不依此倫理的愛而活動；此則所謂‘愛之進化’也。夫以生理學中未終了之愛，繼繼繩繩，而以入倫理學之范疇，其愛乃底于完成！”故曰：“父母生之，續(xù)莫大焉。”（《圣治章》第九）“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感應章》第十六）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人知愛其子，牛馬亦知愛其子；茍言愛之進化，而征諸親之慈子，尚未躋于“圣人人倫之至”。然則“慈”者生物之所同，而“孝”乃人倫之所獨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圣治章》第九）此《孝經(jīng)》一書所以與子言孝，而不與父言慈也！故特為發(fā)其指焉。

第二，觀其會通　善有元，事有會！《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孝經(jīng)》一書，綱紀《論語》，旁通《春秋》，肇開墨學；通于一而萬事畢，知其元，則眾善舉矣！何以言其然？案《孝經(jīng)·開宗明義章第一》，統(tǒng)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章言之；而謂“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若以“事君”作君主解，則君主之最尊者，莫如天子矣！更何“事君”之可言！“君”之為言群也；（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春秋繁露》“滅國君者，不失其群者也”。《白虎通號》“君之為言群也。”）“事君”者謂有事于群以為群服務也。“愛親”，“敬親”，“始于事親”也。“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天子章》第二）“中于事君”也。而要其“終于立身”者，則以愛根性生，而“事親”“事君”，皆窮理盡性之所有事，而非于立身以外別有所事也?！墩撜Z》以《學而時習章》第一，《其為人也孝弟章》第二，見學者窮理盡性，不外于立身；而立身之道，莫大于孝弟。“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天子章》第二）“圣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圣治章》第九）此孝弟所以為仁之本也?。ā墩撜Z·其為人也孝弟章》）仁從人從二，會意，人相偶也。人之相偶，始于父子兄弟；而親親乃為仁民之基。不孝不弟，則人相偶之大本已壞，而失其所以為人；何立身之與有！故曰“綱紀《論語》”也。按《孝經(jīng)鉤命決》：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jīng)》。”此雖緯書，然當時曾隱括其語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曰“志”；而孝則士庶人之所得盡，故曰“行”。何休取兩語以序《春秋》；唐玄宗采兩語以弁《孝經(jīng)》。蓋《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本孔廣森《春秋公羊經(jīng)傳通義》敘。）補敝起廢，（本《太史公自序》。）治之于已事之后；而《孝經(jīng)》“始于事親，中于事君，而終于立身”，（《開宗明義章》第一）敦敬教愛，順之于未流之先。（“以順天下”語見《開宗明義》第一、《三才章》第二。）《春秋》循名核實，寬于賢賢，而峻以治不肖；《孝經(jīng)》至德要道，仁以愛民，而本之事親。一挈法家之要，一弘儒者之教；而要其歸于“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三才章》第七）“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則無乎不同！故曰“旁通《春秋》”也。抑嘗讀《漢書·藝文志》之敘墨家者流曰：“養(yǎng)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今按《孝經(jīng)·三才章》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博愛”義與“兼愛”同；而“民莫遺其親”者，“孝”也。“先王知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以同于上”，殆墨者“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之說之所本矣！《天子章》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亦《墨子》言兼愛本于“欲人之愛利其親，故愛利人之親”之指也?！稄V至德章》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釋文》引鄭注：“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白虎通德論》曰：“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為人子弟。”此則墨者“養(yǎng)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之說之張本矣！墨家者流，蓋清廟之守；“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今按《孝經(jīng)·圣治章》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感應章》曰：“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亦墨者“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之意。（章炳麟《太炎文錄》卷一）然自今日言之，罔不以為迷信者！而不知儒者雖不質(zhì)言鬼神之有，而卒不忍斥言鬼神之不有；此正“圣人人倫之至”，而神道設教之微意也！何以言其然？《論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蓋鬼神由于致敬而后著；曰：“如在”者，非真有在也?！抖Y·中庸》：子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故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著”之為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抖Y·祭義》曰：“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然則鬼神之著，由乎“致愨”也。故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又《祭義》稱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fā)揚于上，為昭明焄蒿凄愴；（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凄愴如《漢書》所稱，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命名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圣人以是為未足也，筑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以俠廡，加以郁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故曰：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此“因親以教愛”，“圣人人倫之至”，而先王神道設教之微意。是墨子右鬼，孔子未嘗不右鬼也！乃近儒夏曾祐論孔墨之別，則曰：“喪禮者，墨子與孔子不同之大原也。儒家以君父為至尊無上之人，當一往不返之事；而孝又為政教全體之至綱，喪禮烏得而不重！墨子既欲節(jié)葬，必先明鬼；有鬼神，則身死猶有其不死者存，故喪可從殺。”（見所著《中國歷史》。）不知墨子之言節(jié)葬，固與孔子三年之喪異；而言明鬼，則未嘗不與孔子“宗廟致敬”之旨同?！痘茨献?middot;要略訓》曰：“墨子學儒者之業(yè)，受孔子之術(shù)，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此節(jié)葬所說，所以與《孝經(jīng)喪親章》義絕相反也！要之肇開墨學，于《孝經(jīng)》一書有征焉！

第三，權(quán)其時宜　孔子論共學適道，而要其終于可權(quán)；孟氏距楊朱墨翟，而斥之曰無權(quán)。權(quán)也者，權(quán)其宜也。吾讀《孝經(jīng)》言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異其位者異其辭，為封建之世言之也。封建之世，天子世其天下，諸侯世其國，卿大夫士世其家；自人之始生，其尊卑貴賤之分已定矣。故卿大夫之孝，在私其土。卿大夫曰宗廟；士曰爵祿，曰祭祀；必世守之毋失，失則伍于民！孟子曰：“民為貴”。封建之世，烏睹其為貴也！秦廢封建，卿大夫士之號為貴族者，以次夷為民；于是無卿大夫，無士。非無卿大夫也；卿大夫其暫，民其常也。非無士，士皆民也。於戲！卿大夫、士之不世及亦已久矣！而卿大夫仍欲保其卿大夫，士亦進而求卿大夫。問其說？曰：“不若是，非孝也！”此圣人所不料也！歷二千年以至民國，國且無君矣！非無君也；君其暫，民其常也。而卿大夫欲保其卿大夫如故；士進而求卿大夫如故。曰：“不若是，非孝也。”尤圣人所不料也！而于是有洪憲之禍！僭帝既仆，猶且不悛！今之從政，滔滔皆是！論其職責，是曰民傭；揆其心事，猶吾大夫也！於戲！天下之患，莫大于既民矣，乃不甘于為民！《孝經(jīng)》不云乎“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jié)用以養(yǎng)父母，庶人之孝也”！（《庶人章》第六）誠甘于為民而力行之，充其量，必盡己之性，盡物之性，窺造化之秘，啟山海之藏，參贊化育，以蔚為國光，庶幾所謂“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者，（《開宗明義章》第一）寧曰異人任也！況在今日，民窮財盡，亦以耗矣！不若是，民且不自聊生，其何能國！卿大夫者，麗于國而有也；食于民而貴也。民不聊生，國且不國，卿大夫云乎哉！《記》有之曰“禮，時為大”，使孔子生今日而言教孝，吾知當在此而不在彼也！

右陳三事，彌綸群言，咸有本末，匪同臆說。獨愧聞道苦晚，事父未能！昭德塞違，以俟君子。

注解：

[1]　“的”字原缺，據(jù)文意補。

[2]　原作“刻”，據(jù)《史記》改。

[3]　原缺“自”，據(jù)楊時《中庸解》補。

老子《道德經(jīng)》解題及其讀法

班固曰：“道家者流，其原出于史官司。”其傳書莫著于《老子》。孔子當周衰，以圣德不得位，序《詩》、《書》、《禮》、《樂》為儒宗，而見規(guī)于老子，其事見《莊子》、《太史公書》者具可征信。老子生并孔子，孔子所嚴事，而其為書簡易條暢，利以排偶，間以語己，不為鉤棘，文章乃與《論語》類。至云：“玄同以為體，因循以為用，無成勢，無常形。”則勝民久國之道，雖孔子莫之尚也！然當孔子之時，其道未大顯。至戰(zhàn)國，世益陵夷狙詐，爭戰(zhàn)之風日熾，賢者自放不得志，痛其時諸侯王，亡慮皆為民害，而世儒又貌襲多偽，乃發(fā)憤取老子之說，務推本言之以救其失，則莊周之徒興焉！其詞恍洋放恣以適己，其意則重可悲矣！秦得天下，益尚詐力，燒《詩》、《書》。民萌凋瘵，天下滋欲休息慕黃老之無為，載其清靜，民以寧一。質(zhì)文異尚，時各宜也。上自文、景之君，蕭、曹之相國，儒者司馬氏父子、賈誼之論大道，皆右黃老。黃老之學，于是為極盛！而諸儒老師，區(qū)區(qū)守《詩》、《書》毀棄之余，搜殘討遺，用力至勤苦，六經(jīng)始萌芽向明。然道之稱，卒專于黃老。正始以來，士大夫尚清談崇高致，人人言老莊，卒放棄禮法，天下大亂！老莊氏之教，外形骸生死，寧靜自勝，王衍、何晏之倫，溺心勢物，殆不啻與之背馳絕遠；而老莊不幸蒙其名！是故其學盛于漢，而貌襲于魏晉，既以為世詬病，高明邁俗之士，知名物訓詁之學，弱于德，強于物，未足彌道之量，而假說于浮屠，藉以明心見性焉！嗚呼！道家微而釋氏興，其道有相因也。士不幸生末世，波譎云詭，情偽萬狀。老子之學，淡泊無為，即不善國，亦以自寧。因撰是篇，以詔學者。

一、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xiāng)曲仁里人也，（按：《太史公書》傳周秦諸子詳其邑里者，獨《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魯昌平鄉(xiāng)陬邑”，《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xiāng)曲仁里人也”。它所記若“顏回魯人”，“孟軻鄒人”，“張儀魏人”，則記其國而不地。若“莊子蒙人”，“申不害京人”，則記其地而不國。若“蘇秦東周洛陽人”，“李斯楚上蔡人”，則并國與地記之，亦不及其邑里。）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據(jù)《后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引《史記》。以上老子里貫、姓名、仕歷。）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于是翻十二經(jīng)以說。（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曰：“十二經(jīng)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jīng)也。”）老聃中其說，曰：“大謾！愿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噫！幾乎后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據(jù)《莊子·天道篇》。）“夫播糠瞇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guī)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云氣而養(yǎng)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guī)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fā)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王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于蠣蠆之尾，鮮規(guī)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圣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jīng)，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夫白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于上風，雌應于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雍，茍得于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據(jù)《莊子·天運篇》。以上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按《莊子·天道篇》稱：孔子見老聃翻十二經(jīng)以說，曰：“要在仁義。”《天運篇》載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所以難之者，辭意略同，疑是一事兩記，故節(jié)并之。此即《史記》本傳載：孔子適周，謂弟子“老子猶龍”之所本也。）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發(fā)而干，然似非人?？鬃颖愣?，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于獨也！”老聃曰：“吾游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fā)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愿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途，知身貴于隸也。貴在于我而不失于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于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可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fā)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據(jù)《莊子·田子方篇》。）孔子問于老聃曰：“今日晏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倫生于無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跡，其往無涯，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圣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知益，損之而不知損者，圣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歟？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于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于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圣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diào)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據(jù)《莊子·知北游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數(shù)，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于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于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它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于中；圣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義，以游逍遙之虛，食于茍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茍簡，易養(yǎng)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游。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quán)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栗，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窺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據(jù)《莊子·天運篇》。）老子曰：“夫道，于大不終，于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百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據(jù)《莊子·天道篇》。以上孔子見老聃而問道，老聃論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于廟，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shù)；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據(jù)《禮記·曾子問》。）初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蓋問禮于老子云。（據(jù)《史記·孔子世家》及本傳。）老子修道德，其學以禮為忠信之?。蝗惶幉贿`俗而為周史，守其藏室；以故明于禮而能對孔子之問也?。ㄒ陨峡鬃訂柖Y于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guān)，關(guān)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據(jù)《史記》本傳。以上著書上下篇。）其問道從游之可考見者：有陽子居，有崔瞿，有士成綺，有庚桑楚，有柏矩，而庚桑楚為著，莊子特紀其事而因以題篇者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閑，是以不敢。今閑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nèi)菰唬?ldquo;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zhí)席，妻執(zhí)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據(jù)《莊子·寓言篇》。）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zhí)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于無有者也。”（據(jù)《莊子·應帝王篇》。）崔瞿問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勤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系者，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于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yǎng)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guī)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于是放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居，憂栗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圣棄知而天下大治。”（據(jù)《莊子·在宥篇》。）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圣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愿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圣人也！鼠壤有余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于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郤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圣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茍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沖然！而顙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系馬而止也！動而持，發(fā)也機，察而審，知巧而睹于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據(jù)《莊子·天道篇》。）柏矩學于老聃，曰：“請之天下游。”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于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災，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后睹所病；貨財聚，然后睹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于誰責而可乎？”（據(jù)《莊子·則陽篇》。）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余；庶幾其圣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之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于予！夫春氣發(fā)而草木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huán)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qū)こＶ疁希摁~無所還其體；而鯢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蘗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楚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于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發(fā)而櫛，數(shù)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shù)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yōu)楸I，日中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趎蹴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yè)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惟！”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后。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害者趎之所患也，愿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guī)規(guī)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郁郁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促，將內(nèi)揵。內(nèi)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nèi)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愿聞衛(wèi)生之經(jīng)而已矣。”老子曰：“衛(wèi)生之經(jīng)，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兇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自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wèi)生之經(jīng)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wèi)生之經(jīng)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fā)乎天光。發(fā)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止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nèi)于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fā)；每發(fā)而不當，業(yè)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閑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獨行。券內(nèi)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于志，鏌铘為下！寇莫大于陰陽，無所逃于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據(jù)《莊子·庚桑楚篇》。）故曰：“老聃無為自化，清凈自正。”（據(jù)《史記》本傳。）非化正于人也。“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夫是之謂至人已！莊生贊之曰：“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據(jù)《莊子·天下篇》。以上老聃問學諸人之可考見者。）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據(jù)《莊子·養(yǎng)生主篇》。以上老聃死。）

余觀古之稱老聃者，莫詳于莊生。莊生寓言著書十余萬言，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而于老子論議所從游及其死，鑿鑿言之，有始有卒，不類無端崖之辭；疑出古道者之傳說，而莊生聞見所逮以著諸篇者也。其言“周之征藏史有老聃”，孔子往見，退而謂弟子，喻以“見龍”；又稱“老聃西游于秦”，俱與太史公書合。而太史公書兩敘孔子問禮老子，或者疑其不類，然可征信于《禮·曾子問》之篇者也。雖行年不可核考，而其人其事，要非無征不信者矣！然莊生書，特會老子之指。謹撰生書所紀，旁參史公之書，次其行事，以備讀《老子》書者考覽焉。

二、老子《道德經(jīng)》

《論語·述而》載：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莊子·逍遙游》：“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陸德明《釋文》：“彭祖，《世本》云：‘姓篯，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篯，音翦，一云即老子也。”《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錢大昕云：“作”與“古”音諧韻。）則是“述而不作”兩言，老聃之賦詩也。今按《五千文》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數(shù)言，偽《列子》引為黃帝書。黃帝雖無書，而古來傳有此說，后人仰錄為書，則亦有之；《呂氏春秋》、賈誼《新書》皆有引也。又“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周書》之辭也。“強梁者不得其死”，此周廟《金人銘》之辭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東漢郎上《便宜七事》，引以為《易》之辭。則《老子》書，蓋張前人之義而說之，“述而不作”也。書中言“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又屢稱“古之善為士者”，“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古之善為道者”，而著書又多采古說：則是“信而好古”也。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儒林傳》曰：“竇太后好老子書。”《漢書·景十三王傳》曰：“獻王得古文《孟子》、《老子》之屬。”皆直曰《老子》，無“經(jīng)”名。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有《老子鄰氏經(jīng)傳》四篇，《老子傅氏經(jīng)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jīng)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鄰氏、徐氏不知何時人？班固以次劉向《說老子》前，蓋元成以先人也。劉向《說老子》不稱“經(jīng)”，而鄰氏、傅氏、徐氏皆稱“經(jīng)”者，殆班固所謂“傳其學者尊其師”，故然。然尚不曰《道德經(jīng)》也?！短接[》一九一引揚雄《蜀王本紀》曰“老子為關(guān)尹喜著《道德經(jīng)》”，當為《道德經(jīng)》一名之權(quán)輿。

晁以道《記王弼注老子后》曰：“弼題是書曰《道德經(jīng)》，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董逌《藏書志》曰：“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jīng)》，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然陸德明生于隋、唐之際，所撰《釋文》，正用王弼注本，而題云：“《道經(jīng)》卷上，《德經(jīng)》卷下。”賈公彥《周禮師氏疏》引《老子·道經(jīng)》云“道可道”；《德經(jīng)》云“上德不德”。顏師古《漢書注》：《魏豹傳》引《老子·道經(jīng)》云：“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引《老子·德經(jīng)》云：“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jīng)》云：“知足不辱。”《西域傳》注引《老子·德經(jīng)》云：“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又《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師古注：“《老子·道經(jīng)》之言。”《酷吏傳》：“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注：“《老子·德經(jīng)》之言。”又云：“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注：“《老子·道經(jīng)》之言也。”章懷太子《后漢書·翟酺傳》注引《老子·道經(jīng)》云：“魚不可以脫于淵。”是古人引《老子》皆以道德分經(jīng)，蓋不始于唐玄宗矣！然后人析《老子》書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書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如上卷說“玄德”，說“孔德之容”，說“常德”，言“德”者不一，寧可以道經(jīng)限之乎？下篇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隱無名”，“道生一”，言“道”者亦不一，寧可以德經(jīng)限之乎？故知以道德分經(jīng)為無據(jù)也。何謂“道”？何謂“德”？按《韓非子·解老》曰：“德者內(nèi)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于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此“道”與“德”之別也。然則“道”無方體，“德”有成虧，陸德明《釋文》曰：“道，生天地之先。”“德，道之用也。”“德者得也，道生萬物，有得有獲。”此其義也?！肚f子·徐無鬼》曰：“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郭象注：“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于自得，故一也。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此“德”與“道”之樞也，然則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老子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莊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謂道術(shù)者，無乎不在。”“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然“道”非有余于“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于“道”也，“德”成而“道”隱。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后人尊之為經(jīng)，遂題之曰《道德經(jīng)》云爾。太史公曰：“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形品萬殊而性同得。《莊子·齊物論》曰：“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此道德之意也。

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亦言道言性，言無聲無臭：其旨略同于老子?！墩撜Z》得老子之文；而《中庸》得老子之意。其大指以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其諸老子所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者耶？此亦道德之意也。明乎此，而后群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老子曰：“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不強人以同我，亦不喪我以逐物，夫是之謂達者。莊生所謂：“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用也者通，通也者得。”郭象注：“達者無滯于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于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夫是之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不知此者，不足以發(fā)道德之意，而讀老子之書。

三、《道德經(jīng)》之本子

考《道德經(jīng)》之最古者，當推戰(zhàn)國時河上丈人注本?！妒酚?middot;樂毅列傳》載：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于齊，稱賢師。太史公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隋書·經(jīng)籍志·道家》載：“梁有戰(zhàn)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jīng)》二卷亡。”今古文不可考。然考《漢書·景十三王傳》稱：“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籍，《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則是漢世《老子》傳寫，有《古文本》矣。其書亦不傳世。所傳者，獨推《河上公注本》為最古。

據(jù)葛洪《神仙傳》謂：“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帝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詣問之，即授《素書道經(jīng)》。”《隋書·經(jīng)籍志·道家》載“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漢文帝時河上公注。”則是漢文帝問道之河上公，非樂臣公所師之河上丈人也。然太史公習道論于黃子，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藝”，尊其所學。于《曹相國世家》敘：“師蓋公，其治要用黃、老術(shù)。”《留侯世家》言：“從赤松子游，學辟谷道引輕身。”《陳丞相世家》稱：“陰謀道家所禁。”《外戚世家》云：“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shù)。”《儒林列傳》又敘：“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汲鄭列傳》言：“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莫不備著其事。使?jié)h文帝有問道之河上公，焉容不紀？然按其書言河上丈人，而不及河上公，其不可信者一也。且劉向父德，少修黃、老術(shù)，向亦有《說老子》四篇，世傳老子之學，然而奉詔校諸子，條其篇目，道家有《老子鄰氏經(jīng)傳》四篇、《老子傅氏經(jīng)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jīng)說》六篇，亦不及《河上公注》。倘有其書，豈有不見之理！其不可信者二也。又按孔穎達《禮記正義》稱：“馬融為《周禮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則是后漢以來，始就經(jīng)為注；何以是書作于西漢，注已散入各句之下！其不可信者三也。蓋本流俗人所為，托于神仙之說。其分章均有標題，如第一章曰“體道第一”，第二章曰“養(yǎng)身第二”，得八十一章。以《上經(jīng)》法天，天數(shù)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jīng)》法地，地數(shù)偶，故有四十四章；遂為后世言老子章句者之祖。此一本也。

漢成帝時，蜀人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然其書不傳，僅吳澄《道德經(jīng)注跋》中連稱及之耳。此又一本也。

至魏正始之世，山陽王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辯能言，以為書中“佳兵者不祥之器”，至于“戰(zhàn)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注《老子》，為之指略，題其書曰《道德經(jīng)》，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此又一本也。然隋陸德明《老子音義》，自稱“依王本”，而析上篇為《道經(jīng)》，下篇為《德經(jīng)》，則王弼本有分經(jīng)、不分經(jīng)之兩本矣。德明又屢言“河上公為章句四卷”，“河上公授漢文以《老子章句》四篇”，與《隋書·經(jīng)籍志》載“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漢文帝時河上公注”者又不同，則河上公本亦有二卷、四卷之兩本矣。是王弼本與河上公并行。

唐貞觀初鄴人傅奕考核眾本，勘數(shù)其字云：“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則是河上公、王弼兩家之書，各有二本；歧之中又有歧焉。又言：“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岳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見彭耜《道德經(jīng)集注》引老子實錄，據(jù)此則河上丈人本，唐傅奕尚及見之，《隋志》云亡者，非也，而以為“圣人常養(yǎng)教人，故無棄人，常養(yǎng)教物，故無棄物”四語，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別校定古本，清人鎮(zhèn)洋畢沅刻入《經(jīng)訓堂叢書》者是也。此則于河上、王弼兩本之外，別出一本者也。

然世所行者，非河上，則王弼。據(jù)所知者，王弼注有武英殿校刊華亭張之象本，有浙江官書局重刊張本，有遵義黎氏《古逸叢書》集唐字本，而《河上公章句》，則有易州景龍刻石本、吳云刊廣明元年經(jīng)幢殘本，績語堂碑錄廣明元年經(jīng)幢殘本，劉承幹刊《道藏》成玄瑛道德經(jīng)義疏本，常熟虞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涵芬樓《四部叢刊》影宋本，世德堂本。而京師圖書館藏有唐人寫卷子殘本，亦與河上本合。《唐書·劉知幾傳》稱：“開元初，知幾嘗議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zhì)辯。博士司馬貞等共黜其言，請兼行二家。”弼學雖兼行，而河上本猶流傳于民間。宋則眾本雜出，率祖河上。故熊克于乾、道間求王弼本，至謂近世希有，久乃得之。今行王弼之張之象本，即熊氏所得，晁說之稱為近古者也。此外宋人又有江安傅氏《雙鑒樓藏范應元集注老子道德經(jīng)古本》，每章均有標題，如第一章曰“道可道章第一”，第二章曰“天下皆知章第二”。題曰古本，不知所從出，頗與傅奕本同。其舉王弼本與古本同者，核之弼注，皆信；而與今弼本則不合，近刊入《續(xù)古逸叢書》者也。此又一本也。近世杭縣馬敘倫會核眾本，而旁參近代王昶、紀昀、畢沅、嚴可均、王念孫、俞樾、孫詒讓、譚獻以及陶方琦、易順鼎、劉師培諸家之校識，鉤稽，撰《老子核詁》四卷，罔不訂其同異，證其是非，良足以資講誦，備考論者焉！

四、《道德經(jīng)》之讀法

桐城吳汝綸言：“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字，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為誼，不相統(tǒng)貫；原于《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葉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見《天演論序》。）余觀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則所謂“一干而枝葉扶疏”者也。凡書之一干而眾枝者立言有紀，錯事有會。途雖殊，其歸則罔。慮雖百，其致不二。茍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姑以鄙意，擬其讀法：

第一，通其指意　老子言道德，世人之所知也；而老子之所以言道德者，則或世人之所未知。其一，老子之觀道，始于“知常”，終于“斠玄”，兩義一貫，斯通道紀。而《老子》書開宗明義之第一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俞樾《諸子平議》謂：“常與尚，古通。尚者，上也。常道，猶之言上道也。”不知“常”者，絕對不變之稱：（《韓非子·解老》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謂常。惟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之常，而常者無攸易。）而五千言之所反復闡明者，“知常”之第一義諦也。夫“知常”要于“觀復”；而“觀復”必先“守靜”。故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道常無名”。“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一編之中，三致意于斯。使循“常”、“尚”之通假，而讀“常道”為“上道”；則“知常”、“習常”、“道常無名”、“道常無為”，如此之類，更作何解？然則道之“常”何耶？以“有”為“道之常”耶？則“無名天地之始”。以“無”為“道之常”耶？則“有名萬物之母”。若以“不可道”者謂是“常道”，“不可名”者謂是“常名”；則滯于“常無”，活句翻成死句矣！道德五千言，無一而非活句；老子所謂“正言若反”也，不知此義，何能讀五千言？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懸也；物理之所通攝而不滯于物者，皆玄也。”（采嚴復《評老子說》。）夫建“常無”一義以觀道妙而明“有”之非真“有”；又建“常有”一諦以觀道徼而明“無”之非真“無”；然后通攝有無而無所滯，斯之謂“玄”。然則“玄”之一義與佛所稱“涅槃”，同為“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之云，與云“不可名言”，“不可言喻”者迥別；亦與云“不能思議”者大異。假如人言見奇境怪物，此謂“不可思議”，又如深喜極悲，如當身所覺，如得心應手之巧；此謂“不可言喻”。又如居熱地人，生未見冰，忽聞水上可行。如不知通吸力理人，初聞地圓對足底之說，茫然而疑，翻謂世間無此理，實告者妄言；此謂“不能思議”。至于“不可思議”之物，則如云“世間有圓形之方”，“有無生而死”，“有不質(zhì)之力”，“一物同時能在兩地”諸語，方為“不可思議”。此在日用常語中，與所云謬妄違反者，無以異也。然而談理見極時，乃必至“不可思議”之一境；既不可謂謬，而理又難知；此真所謂“不可思議”。而“不可思議”一言，乃佛書最為精微之語也。佛所稱“涅槃”，即其“不可思議”之一。自世尊宣揚正教以來，其中圣賢于“涅槃”，皆不著文字言說，以為不二法門，超諸理解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然而津逮之功，非言不顯，茍不得已而有云，則其體用固可得以微指也：一是“涅槃”為物，無形體，無方相，無一切有為法，舉其大意言之，固與寂滅真無者無以異也。二是“涅槃”寂不真寂，滅不真滅。假其真無，則無上真偏知之名，烏從起乎？此“釋迦牟尼”所以譯為空寂而兼能仁也。三是“涅槃”湛然妙明，永脫苦趣，福慧兩足，萬累都捐，斷非未證斯果者所及知，所得喻；正如方勞苦人，終無由悉息肩時情況，故世人不知，以為佛道若究竟寂滅空無，則亦有何足慕；而智者則知由無常以入長存，由煩惱而歸極樂，所得至為不可言喻；故如渴馬奔泉，久客思返；真人之慕，誠非凡夫所與知也！涅槃可指之義如此。第其所以稱不可思議者，非必謂其理之幽妙難知也；其“不可思議”，即在“寂不真寂”、“滅不真滅”二語，世果何物乃為非有非非有耶？譬如有人，真死矣而不可謂死；此非天下之違反而最難著思者耶？故曰：“不可思議”也。此不徒佛道為然，理見極時，莫不如是！蓋天下事理，如本之分條，水之分派，求解則追溯本源，故理之可解者，在通眾異為一同；更進，則此所謂同，又成為異，而與它異通于大同。當其可通，皆為可解；如是漸進，至于諸理會歸，最上之一理，孤立無對，既無不冒，自無無通；無無通，則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議”也。此所以毗耶一會，文殊師利菩薩唱不二法門之旨；一時三十二說皆非，獨凈名居士不答一言，斯為真喻！何以故？不二法門，與思議解說二義相滅，不可同稱也。此為“不可思議”之真實理解；（自不可思議之云以下，采嚴復譯《天演論》案。）亦“玄”之真實理解。此“同”之所以“謂之玄”；“可道”之所以為“非常道”；而老子所為稱“不言之教”者也。然老之稱“玄”于“不言”，與佛之證“涅槃”于“不可思議”同；而所以證之者則大異。蓋一修般若以證涅槃；一棄知以求玄同；一明心見性；一歸真返樸；故有異也。此老子之觀道也。其二，老子之體道。道之常曰“玄”；而得道之常以體諸身者曰“玄德”。德之證玄，極于致虛，竺于守靜；而欲守靜，必先為雌。觀于老子著書，好以陰性為喻；如云“萬物之母”，云“玄牝”，云“為雌”、“守雌”，與《周易》之扶陽抑陰者不同；疑出《易歸藏》義也。《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賈公彥云：“《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坤為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故名《易》為《歸藏》也。”道家言多本黃帝；如偽《列子》稱引“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數(shù)語為出黃帝書；而黃帝之《易》為《歸藏》，以純坤為首，與老子“為雌”、“守雌”之旨合?！吨芤?middot;系辭傳》曰：“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先言坤而后言乾，正合《禮·禮運》所稱“坤乾之義”。謂《歸藏》商《易》，首坤次乾；與他處之言乾坤者不同；疑亦襲《歸藏》語。老子曰：“天門開，闔能為雌乎？”而《易·乾坤鑿度》稱“乾為天門”，則是“天門”者“乾”；“辟戶謂之乾”，故曰“天門開”?！度f形經(jīng)》曰：“天門辟，元氣易，始于乾也。”而老子之道出《歸藏》，貴于闔能為雌；故以此致問，蓋惟“雌”，虛而能受。惟“雌”，伏而無為。故曰：“致虛極；守靜竺；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此老之與《易》所為不可相提并論也。夫《易》觀變，《老》知常。《易》見天下之動，故首乾。《老》守歸根之靜，故為雌。而魏、晉士大夫之好譚玄者，乃以《老》與《易》聯(lián)稱，并《莊子》為“三玄”，寧必為知其類也乎！

第二，審其篇章　《老子》分章，世率依河上公《八十一章》本，然支離膠擾，多不可通。元大德間臨川吳澄以翰林告疾歸，自京南下，留清都觀，與門人論《老子》書，因正厥訛而撰《道德真經(jīng)注》；后自跋云：“莊君平所傳章七十二；諸家所傳章八十一；然有不當分而分者，定為六十八章：上篇三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六十二字。凡五千二百九十二字。”雖以意為之，而不必于古有所考。然揆其意，固不以《河上公章句》為是者也。至于有清，桐城姚鼐曰：“《老子》書，六朝以前多為之注者，而其本不傳。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流俗妄人作之而托于神仙之說；其于《老子》書，宜合而分，宜分而合者，謬合易見，而行之既久。洎宋蘇子由之倫，博學深思，《老子》書尤其所用意，乃守其分章之失，于文義甚不可通者，乃穿鑿附會，繳繞其詞以就之。（見《老子章義·自題》。）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為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見《老子章義》序。）因撰《老子章義》，頗欲有所正；少者斷四字（報怨以報），七字（治大國若烹小鮮），八字（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九字（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為章；多則連字數(shù)百為章；其間以意易置前后，仍得八十一章，上篇三十一，下篇五十，顧第勿深考，有有違，未可以一概定也。其后德清俞樾撰《古書疑義舉例》，中論《分章錯誤》，言：“《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數(shù)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二章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并用“以此”二字為章末結(jié)句是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為一章。而姚鼐《章義》則去“以此”二字，而移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兩語，于“然哉”之下，接“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之上；言：“有道不以兵為正，則走馬以供糞田事矣！無道以兵為正，則戎馬生郊，天下多怨惡而民貧矣。‘糞’、‘貧’與下‘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之‘昏’合韻。”與俞樾說又不合也。杭縣馬敘倫謂：“姚鼐頗欲正，又率爾不擇事?lián)?。鉤稽，俞氏為勝！”然俞氏零章偶舉，未逮全書！馬氏會勘眾家，重有核定，寫附《老子核詁》之后，不分上下篇，得一百一十四章，少者斷六字乃至十字為章，（“多言速窮，不如守中”，八字為章。“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十字為章。“治大國若烹小鮮”，七字為章。“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九字為章。“言有宗，事有君”，六字為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八字為章。）多者不過百余字。（“大國者下流，至則大者宜為下”，百四字為一章最長。）然馬氏徒核于字句，而疏于篇章；分章太碎，義未融貫，視諸家伯仲之間耳！《老子》原分章次蓋不可知，或據(jù)《韓非子·解老篇》以為分五十五章者，亦未可信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仆所為不能無望于善讀書者焉！

第三，旁籀諸子　今按道家如《文子》、《莊子》、《列子》，法家如《慎子》、《韓非子》，名家如《尹文子》，雜家如《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于《老子》書咸有籀明，其中《文子》、《列子》出偽托；然造自魏晉人手，要是漢以前古說。余生也晚，漢以前說《老》之書，如鄰氏《經(jīng)傳》、傅氏《經(jīng)說》、徐氏《經(jīng)說》，以及劉向《說老子》諸篇，著錄于《漢書·藝文志》者，既逸不可睹?！逗由瞎ⅰ芬劳?，又益膚淺。古義湮墜！吾儕生老子之后，亦既數(shù)千年于茲；而欲籀明其指，要必藉乎《莊》、《列》諸子說《老》之書。何者？以其近古而俗變類，聞見親而知真也。然余讀諸子書之說《老》者，籀誦厥文，蓋有二體：一說解之以意，而結(jié)以“故曰”，引老子之言，《韓非子·解老》是也。一曉譬之以事，而結(jié)以“故曰”，引《老子》之言，《韓非子·喻老》是也。其他如《莊子》外篇《胠篋》引《老子》“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引《老子》“大巧若拙”；《在宥》引《老子》“絕圣棄知”；《知北游》引《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引《老子》“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淮南子·原道訓》引《老子》“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于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引《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zhí)得失之”。皆《韓非子·解老》之屬。說解之以意，而結(jié)以“故曰”者也。至《莊子·知北游》引《老子》“行不言之教”；及《淮南子·道應訓》引“《老子》曰”；則《韓非子·喻老》之體，曉譬之以事，而結(jié)以“故曰”者也。二者意為周、秦諸子說《老》之通行文體耶？獨《尹文子·大道上》說《老子》“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大道下》說《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皆先引《老子》曰，而后敷暢其義。《文子》亦然；而所引《老子》，蓋益非五千言語，要于諸子為說《老子》別體矣！

第四，會核眾注　《老子》書，唐朝以前，解者甚眾，后蜀道士杜光庭箋注六十余家，姓名見明人焦竑撰《老子翼·附錄》，而系以衡論曰：“河上公，（見《河上公老子章句》二卷，今存。）嚴君平，（漢成帝時蜀人，名遵，有《道德指歸論》十四卷，殘卷一之卷六六卷，刻入毛晉《津逮秘書》，亦疑偽托。）皆明理國之道。松羅仙人（無考），魏代孫登，（字公和，《隋書·經(jīng)籍志》云：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音》一卷，晉尚書郎孫登注。）梁朝陶隱居（梁隱居陶弘景，武帝人?！短茣?middot;藝文志》有陶弘景注四卷。）南齊顧歡，（字景怡，南齊隱士?！端鍟?middot;經(jīng)籍志》云：《老子義綱》一卷，顧歡撰。《唐書·藝文志》云：顧歡《道德經(jīng)義疏》四卷，又《義疏治綱》一卷。）皆明理身之道。苻堅時羅什，（本西胡人，符堅時自關(guān)入中國?！短茣?middot;藝文志》有鳩摩羅什注二卷。）后趙時圖澄，（原注本西國胡僧注，上下二卷。）梁武帝，（《隋書·經(jīng)籍志》云：《老子講疏》六卷，梁武帝撰?！短茣?middot;藝文志》有梁武帝《講疏》四卷，又《講疏》六卷。）梁道士竇略，（原注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不異。）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號小孟。《唐書·藝文志》有孟智周《義疏》五卷。）臧玄靜，（原注字道宗，作疏五卷。）陳朝道士諸糅（原注作《玄覽》六卷），隋朝道士劉進喜，（原注作疏六卷。《唐書·藝文志》有道士劉進喜《老子通諸論》一卷。）唐朝道士成玄瑛，（《唐書·藝文志》：道士成玄瑛，注《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又《開題序訣義疏》七卷。注：玄瑛字子寶，陜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郁州。）蔡子晃、黃玄賾、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諸人無考），皆明重玄之道。何晏，（《唐書·藝文志》有何晏《講疏》四卷；又何晏《道德問》二卷。）鐘會，（《隋書·經(jīng)籍志》云：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鐘會注。《唐書·藝文志》有鐘會注二卷。）杜元凱（其書無考），王輔嗣（注二卷行世），張嗣，（《隋書·經(jīng)籍志》云：梁有《道德經(jīng)》二卷，張嗣注。）羊祜，（《隋書·經(jīng)籍志》云：梁有老子《道德經(jīng)》，晉太傅羊祜解釋?！短茣?middot;藝文志》有羊注二卷，又解釋四卷。）盧氏、劉仁會（兩人無考）皆明虛極無為，理家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稟學，立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為宗，顧歡以無為為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孫登以重玄為宗。宗旨之中，孫氏為妙矣！”論列唐以前解《老》諸家，明其指意，皎若列眉；亡者什九，僅得見者，獨《河上公章句》、《嚴君平指歸》、《王弼注》、《顧歡注疏》、《成玄瑛義疏》、《李榮注》六種而已！若論宗旨，梁武帝、孫氏為勝；惜其書不傳也！宋賢解《老》，蘇轍為著；其《道德經(jīng)解》二卷，大旨主于佛、老同源，而又引《中庸》之說以相比附。其兄軾跋曰：“使?jié)h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朱子謂其援儒入墨，作《雜學辯》以箴之。然在儒家為異說，在道家則本旨也。臨川吳澄，元之儒者，學出象山，以尊德性為本；所撰《道德真經(jīng)注》四卷，與蘇轍旨意略同，亦足以自暢其說。然一家之見，發(fā)義未宏！獨焦竑采韓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纂其精要，裒為《老子翼》一書；其首尾完具，自成章段者，仿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各標舉姓名，列本章之后，其音義訓詁，但取一字一句者，則仿裴骃《史記集解》之例，聯(lián)貫其文，綴本章末句之下，裁擇有法，上下篇各為一卷。所采諸說，大抵取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竑之去取，特為精審；其大指主于闡發(fā)玄言，而論“老子非言無之無，而明有之無”。何以言其然？蓋無之無者，是舍有以適無者也；其名為斷。有之無者，是即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為歸根茍物之各歸其根也，即蕓蕓并作，而卒不得名之曰有；此致虛守靜之極也。大抵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無，故老明有即無。審知有之即無也，則為無為，事無事，而為與事，舉不得以礙之矣！此焦竑著書之意也。同時釋德清號憨山道者，參修心宗，精習楞嚴、法華，于《老子》書恍有得，撰《道德經(jīng)解》，乃以禪證老，以惟心止觀印決五千言；細玩沉思引申，閱十五年，言有會心，即托之筆，必得義以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jīng)旬而得一語，或經(jīng)年而得一章，深有得于離言之旨；欲請益于焦竑，不果。闃寂三百年以至挽近石埭楊文會出，深嘆“竑所輯《老子翼》，闕《憨山》解，誠為憾事！”而文會湛深禪覺，撰《道德經(jīng)發(fā)隱》，乃以禪悟發(fā)老學，重申“重玄”之旨，以為“無名天地之始”無而忽有，有即非有，有既非有，始亦無始。“有名萬物之母”，有名無體，依無名起；起即無起，誰為其母？天地萬物，當體空寂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者緣起萬有也！即無以觀于有，則常無而常有矣。“常有欲以觀其竅”，竅者空洞無物也，即有以觀于無，則常有而常無矣。二者俱常，不壞理而成事；不離事而顯理；名雖異而體則同。大抵開章用“有”、“無”二門交互言之，以顯玄旨，為《道德》五千言之綱領(lǐng)；猶之《心經(jīng)》用“色”、“空”二門，兩相形奪，以顯實相，為般若六百卷之肇端也，“無”亦“玄”，“有”亦“玄”，度世經(jīng)世，皆無二致，乃此經(jīng)之正宗，可謂理事無礙法界矣！更有向上一關(guān)，若不透過，猶未造極；直須“玄之又玄”，方稱“眾妙之門”也！此重玄法門，乃神圣所證之道，世人罕能領(lǐng)會！后世參《華嚴》宗旨者，以十玄六相等義發(fā)明事事無礙法界，方盡此經(jīng)重玄之奧也。“重玄”為宗，發(fā)自孫登，而其言不可得考！如楊文會者，則可謂嗣孫登之絕響，而能發(fā)老氏之玄諦者也！爰書其指以殿于末。

余耽誦老言，十年于茲，粗寫睹記，以備覽觀，倘有遺旨，待補它日！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寫于光華大學。

《古文辭類篹》解題及其讀法

十年以來，桐城姚鼐《古文辭類篹》一書，時賢詬病，幾等不足齒之傖！然余以為《姚篹》之病在取徑太狹，既不如《曾鈔》（曾國藩《經(jīng)史百家雜鈔》）之博涉經(jīng)子；而擇言偏潔，又不如《李鈔》（李兆洛《駢體文鈔》）之足有才藻；規(guī)模未宏，自是所短！至分類必溯其原而不為杜撰；選辭務擇其雅而不為鉤棘；薈斯文于簡編，詔來者以途轍，近儒章炳麟曰：“文足達意，遠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見《菿漢微言》。）后之續(xù)者，有遵義黎庶昌、長沙王先謙兩家。然黎氏之書，上采經(jīng)史，品藻次第，一準繩其師曾國藩之言，要為《曾鈔》之別子，而非繩武于《姚篹》也。惟王氏之輯，志在續(xù)姚，采自乾隆，迄咸豐間，得三十九家，論其得失，區(qū)別義類，悉遵姚氏，斯可以窺見文章之流變，而覘當世得失之林焉！

一、解題及其篹例

文籍日興，散無統(tǒng)紀，于是總集作焉?！豆盼霓o類篹》者，蓋桐城姚鼐分類篹輯古之文辭而為總集之一，篹之為言論篹也，蓋本《漢書·藝文志序》論語稱“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一言；姚氏《序目》稱“以所聞見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篹》”者是也。蓋編次之際，姚氏曾以所聞見詳經(jīng)論說而不為茍然；如《序目》考論文體十三類之起原，及諸篇之注按，是也；故依《漢志》題“篹”，師古注：“篹與撰同”；或題曰“纂”者訛也。（姚氏之非題“纂”，本滁州李承淵?？豆盼霓o類篹后序》，而詳加以考證。）

惟總集之作，導源《詩》、《書》。《詩三百》，周詩之總集也?！稌钒倨?，周以前文之總集也?？伎鬃佑^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fā)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見劉知幾《史通·六家篇》。）厥為文之第一部總集。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義禮，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guān)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見《史記·孔子世家》。）厥為詩之第一部總集。惟《詩》者，風、雅、頌以類分。而《書》則虞、夏、商、周以代次。蓋《詩》者，開后世總集類編之先河。而《書》則為后世總集代次之權(quán)輿者也。然《詩》、《書》二者，崇入經(jīng)部，不以隸集。

《晉書·摯虞傳》載：“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qū)分為三十卷，名之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論者胥推為總集之祖！其書逸不傳；而體裁猶可懸想而知；蓋《志》如《書》之按代次？而《流別》疑如《詩》之依類分者也？特后之輯者，鮮有按代。獨明梅鼎祚之《文紀》、清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起皇古迄隋，以時先后為次；是為總集家變例。而自梁太子《昭明文選》以下，亡慮分類者為多。古文辭類篹者，蓋古文辭輯而論篹之按類者也；故題曰“類篹”。然總集之分類不一：《昭明文選》分“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志”、“行狀”、“吊文”、“祭文”三十七類。而姚氏斥其“分體碎雜，立名可笑”；而以后來編集之相仍者為陋，故不之采，其類篹定為“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十三類；而文之體類始明。蓋以體勢分也，此一法也。宋謝枋得《文章軌范》，分古今文為“放膽”、“小心”二種。后來曾國藩本姚氏陰陽之說，（見《續(xù)篹·姚姬傳復魯絜非書》。）而衍之為《古文四象》，以“氣勢”為太陽之類；“趣味”為少陽之類；“識度”為太陰之類；“情韻”為少陰之類；或者暗覷謝氏之筋節(jié)而之《姚說》？張其旗鼓，謂為前人所未發(fā)！自今觀之：“氣勢”、“趣味”，“放膽”文也。“識度”、“情韻”，“小心”文也。（此采予弟孫卿之說，見《文章舉隅序》。）此以神理分也，蓋又一法也。至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則以作用分，曰“辭令”，曰“議論”，曰“敘事”，而殿之以詩歌一體。后來曾國藩《經(jīng)史百家雜鈔》析體十一而綜以三門：曰“著作”，即真氏之議論；曰“告語”，即真氏之辭令；而所謂“記載”者，則真氏之“敘事”也，蓋異名而同用者爾？此又一法也。三者之中，厥以分體勢者為夥。然總集分體之可考見者，莫古于《文選》三十七類。明而未融，姚氏不??；要為有見！今按其中如“騷”、“七”之別類，“詔”、“冊”、“令”、“教”之分四類，“表”、“上書”、“彈事”之分三類，“啟”、“箋”、“奏記”、“書”之分四類，“頌”、“贊”、“符命”之分三類，“序”、“史論”、“史述贊”之分三類，（史論、史述贊皆史，漢紀傳后論贊要為序跋之類。）“誄”、“哀”、“吊文”、“祭文”之分四類，及“碑文”、“墓志”之別為二，如此之類，皆全不知體要；而因名立類，每類之文，或廑一兩篇。姚氏所謂“立名碎雜”者也。至《七發(fā)》諸篇不并入“騷”而別題“七”；策秀才諸問不題“策問”而題曰“文”；班、范前后《漢書·紀傳贊》不并入“史論”而別題“史述贊”；哀永逝諸文不并入“誄”或“吊文”而別題“哀”；如此之類，杜撰題目，展卷茫然，不得其解。姚氏所謂“立名可笑”者也。

姚氏以《文選》之“序”、“史論”、“史述贊”并入“序跋”；“表”、“上書”、“彈事”并入“奏議”；“啟”、“箋”、“奏記”、“書”并入“書說”；“詔”、“冊”、“令”、“教”、“文”、“檄”并入“詔令”；“賦”、“騷”、“七”、“對問”、“設論”、“辭”、“連珠”并入“辭賦”；“誄”、“哀”、“吊文”、“祭文”并入“哀祭”；“碑文”、“墓志”并為“碑志”；“箴”、“銘”并為“箴銘”；“頌”、“贊”、“符命”并為“頌贊”；實較昭明為簡當！而別增“傳”與“狀”為一類；“贈序”、“雜記”昭明所無，以拾其遺；篹古文辭，要為明其倫類！顧挽近以來，或以昭明總集之眉目而相震驚；又捶桐城已死之虎，尋響捕風，崇《蕭選》而薄《姚篹》，以為不足與斯文；尚得為知其類也乎！或者又以《篹》不采《詩》為姚??！然韻散殊體，《詩》、《書》別經(jīng)，自古已然，奚獨以為《姚篹》病！余昔讀《四庫全書提要》撰錄總集，論文論理，發(fā)其殊途；而于篹例；闕然未有論列；因泝源《詩》、《書》而為《姚篹》疏通證明，發(fā)其大凡于此。

二、《古文辭類篹》之本子

此《篹》當為姚氏未及論定之書。而通常習見者三本：一嘉慶季年姚氏門人興縣康紹鏞巡撫粵東得武進李兆洛所藏刊本，而李氏任讎校焉。一道光五年江寧吳啟昌刊本；姚氏弟子管同、梅曾亮、劉欽任讎校焉。“康刻”據(jù)乾隆中葉姚氏主講揚州梅花書院釘本。而“吳刻”則據(jù)姚氏晚年主講鐘山書院所授本，與“康刻”本互有異同。蓋“康刻”入方苞、劉大櫆之文；而授“吳本”無云，“以姚命”增入焉。意者姚氏亦知方、劉之不逮古作者；而阿好鄉(xiāng)人之私，卒有不自克也耶？“康刻”有圈點而“吳刻”祛圈點者。據(jù)云“姚氏晚年嫌‘圈點，近時藝’，未及刊落”故以授吳而命去之也。然姚氏少子曰雉，藏父晚年訂稿本，字里行間，圈點狼藉，又與“吳刻”之無圈點者不同；卒未聞末命刊去。可知姚氏此書畢生論篹，而未以為愜。“康刻”固早年手筆，“吳刻”亦不為定本矣！昔賢之竺老于學而不倦勤有如是者！迄光緒之世，滁州李承淵好姚氏書，參據(jù)康、吳兩刻，而見《史記》、前后《漢書》、《文選》及司馬光《資治通鑒》。宋元以后，康熙以前各家專集舊槧，有關(guān)姚氏《篹》錄之文者，隨時?？弊志?，用朱墨筆注上下方；其圈點則過自“雉本”，而得之雉鄉(xiāng)人蘭陵逸叟轉(zhuǎn)錄者也。既，博考群書，正其句讀，矻矻二十年，勒為定本，世傳滁州李氏“求要堂刊本”是也，殆視康、吳兩刻后來居上矣！“吳刻”之祛圈點，云“本姚意”，然事無佐證，而圈點之于《姚篹》，實有不可祛者?？家κ稀洞鹦旒抉鈺贩Q“圈點啟發(fā)人意，愈解說”。及篹此書，圈點評注，厘訂再三。桂林呂璜者，自宜興吳德旋而私淑諸姚氏者也。嘗稱吳氏誥以讀《姚篹》之法，曰：“《古文辭類篹》，啟發(fā)后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下只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須從此領(lǐng)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于文思過半矣！”語見《初月樓古文緒論》。而吳與姚氏同時交好，其言當有所本。今以吳氏之說，籀誦康、李兩刻，而窺其圈點用意之所存，誠有在尋常筆墨蹊徑之外者！知吳氏之言，不盡誣也！

挽近以來，徐州徐樹錚尤喜談姚氏之學，加墨此《篹》，且集上元梅曾亮、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諸家批點，旁考諸集評識，標于“康刻”眉間，而折中以己意，最為精審！桐城文章老宿馬其昶、姚永概諸人，序而刻焉；所謂諸家評點《古文辭類篹》是也。則又于康、吳、李三刻之外，別成一家矣！

三、《古文辭類篹》之前因后果

巴陵吳敏樹曰：“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于其鄉(xiāng)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峰，又以望溪接續(xù)明人歸震川而為《古文辭類篹》一書，直以歸、方續(xù)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系之已也。”（見王氏《續(xù)篹·吳與篠岑論文派書》。）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參觀王氏《續(xù)篹例略》、曾滌生《歐陽生文集序》。）挽近或以古典文學少桐城，未為知桐城也！不知桐城派之起，所以救古典文學之極敝也！自康熙朝，侍郎方苞以古文鳴海內(nèi)，上接明之歸有光；而有光之所以見重后世者，曾國藩《書歸震川文集后》言之綦詳；謂：“當時頗崇茁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涂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后來者取則焉！”（原文見王氏《續(xù)篹》。）今考明自洪武而還，運當開國，其文章多昌明博大之音。永、宣以后，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作者遞興，皆沖融演迤，不事鉤棘，而楊士奇文章特優(yōu)，一時制誥碑版，出其手者為多！仁宗雅好歐陽修文，而士奇文得其仿佛，典則穩(wěn)稱，后來館閣著作，沿為流派，所謂臺閣體，是也！廟堂之上，郁郁乎文！弘正之間，茶陵李東陽出入元明，沿流唐代，擅聲館閣，推一代文宗，而門下士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異軍突起，乃曰“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弗道”；曰：“古文之法亡于韓。”為文故作艱深，鉤章棘句，至不可句讀，持是以號于天下，而唐宋之文掃地以盡！既北地、信陽之派轉(zhuǎn)相摹擬，流弊漸深，論者乃稍稍復理唐宋之墜緒以相撐拄！蓋宋元以來，文以平正典雅為宗，其究漸流于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奧衍。王、季之起，文以沈博偉麗為宗，其極漸流于虛驕，虛驕之極，不得不返而求平實。一張一弛，兩派迭為勝負，蓋皆理勢之必然！至嘉靖之際，歷城李攀龍、太倉王世貞踵起，更衍何、李之緒論，謂：“文自西京，詩至天寶而下，俱無足觀！”而世貞才尤高，地望尤顯，聲華意氣，籠蓋四海。獨歸氏紹述歐、曾，矯以清真，至詆世貞為妄庸巨子。自明之季，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而不為鉤章棘句者，歸氏之力也！

苞敩歸氏而衍其旨，力崇雅澹而排涂飾，倡義法；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見沈廷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后》。）故曰：“桐城派之起，所以救古典文學之極敝”也！后之所以浸不厭人意而別出陽湖派、湘鄉(xiāng)派者以此；然初之能風靡一世而莫之京者亦以此！其鄉(xiāng)人劉大櫆繼之，遺風遂暢。姚氏嘗受古文法于劉氏，然自以所得為文，不盡用劉氏法。劉氏為文學莊子，尤喜摹昌黎，而氣不足以舉其辭！其篇法之潔，不如方氏；而意度之舂容，又視姚為遜。論者胥稱三家，而劉氏有蜂腰之譏也！顧當劉氏之世，吾常州堠山錢氏有伯坰字魯思者，嘗親受業(yè)劉氏之門，時時誦師說于其友陽湖惲敬、武進張惠言。州部士夫，素勝儷語，而張氏辭賦能追司馬相如、楊雄之所為，撰《七十家賦鈔》，尤藉藉人口，厥后乃多治古文者。于是常州有桐城之學！此則著于陽湖陸祁孫《七家文鈔序》者，可考按也?。ㄎ囊娡跏稀独m(xù)篹》。）然在桐城士夫，方欲螟蛉我常州人而詔之曰“似我似我”。詎知州濱具區(qū)而處，山水明麗，風土所會，綺體為近；雖有大力者莫之能回！士之學為文章者，莫不取徑漢魏六朝；晚乃效韓愈、歐陽修為古文，（惲敬《張皋文墓志銘》曰：“少為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為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文見王氏《續(xù)篹》。）其能者，實能屬辭瑰偉，聲情健茂；以視桐城之上承歸氏，“修辭雖極雅潔，然行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者，（曾國藩曰：“方溪修辭極雅潔，無一俚語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見薛福成《論文集要·曾文正公論文上》。）頗亦足救聲味稀淡之病，學者稍稍好之。于是附庸蔚為大國，而有陽湖派之目！迨李兆洛起，則尤盛揚其波，篹錄《駢體文鈔》以與姚氏此《篹》作旗鼓之當，而崇漢魏六朝為不祧之祖；至謂學古人之文舍是末由！涇縣包世臣作《李氏傅》，所謂“時論方崇歸、方，薄駢體而揚散行；而先生則謂‘唐宋傳作，無不導源漢魏；漢魏之駢體，即唐宋散行之祖’”者也！雖然，李氏自為文之“澂然而清”、“秩然有序”，則固揆之陸氏序《七家文鈔》所稱“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殊途而合轍者。顧王氏續(xù)篹，取惲敬、張惠言而不收李氏文者；倘謂惲、張之源出桐城，陸氏序明著之；而李氏《駢體文鈔》之于姚氏此《篹》有違指也耶？抑何暖暖姝姝一先生之言而不自廣也！

自李鈔駢體，開設戶牖，而陽湖古文之學，乃別出于桐城，然其流所衍，比之桐城為狹！而桐城派三字，始于題自姚氏，姚氏以前，罔有也！新安程晉芳、歷城周永年與姚氏歡好，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見姚氏《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文載王氏《續(xù)篹》。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只稱周書昌語，而近來興化李詳論桐城派，以為程語斥曾非是。然姚序并稱程、周，語意甚明，曾特遺程耳，不必李之為是而曾之為非也。特以姚序為準，而附辨其說于此。）隱若以姚氏承方、劉而相推肩斯文之統(tǒng)。姚氏亦曰：“經(jīng)學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見《吳定金先生榜墓志銘》。）一時之言文章者，翕然歸服焉！然姚氏不敢以自承，其與王惕甫書，但自居于宋穆伯長、柳仲涂一流，為揚徽之首涂，聲聞過情，姚氏若有歉然！徒以乾嘉諸老，姚氏最老壽，從容論說，深造而自有得。其文為世所稱誦者，詞旨淵雅，夐絕塵表。

姚氏既死，而門弟子播天下者，稱述其術(shù)，竺好而不厭。上元有管同、梅曾亮，桐城有方東樹、姚瑩，四人者稱高第弟子；而梅曾亮名最高！然梅氏之文，浸淫六朝，（見梅氏《管異之文集書后》，載王氏《續(xù)篹》。）意度蕭閑，而辭句矜練，于陽湖諸老為近，而與姚氏不同。（吳敏樹《記鈔本震川文后》曰：“梅先生為余言：‘歸氏學自桐城方靈皋氏，后姚姬傳氏得之。’梅先生蓋親受學于姚氏，而其為文之道亦各異。”見王氏《續(xù)篹》。）顧同時憙宗姚氏者，群尊梅氏為魁，如孔門之有若焉！姚氏之薪火，于是為烈！復有朱琦、龍啟瑞、王拯、曾國藩、馮志沂、邵懿辰之徒，相與附麗。于是桐城古文之學大張！

諸人者，既一時通儒碩望；而曾氏為《歐陽生文集序》，復條其流衍，亟推姚氏，至列之《圣哲畫像記》，以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曾氏于咸同之際，勛名莫二，又為文章領(lǐng)袖：其說一出，有違之者，懼為非圣無法；而姚氏之名益尊，昭昭然若揭日月！獨吳敏樹《與書歐陽篠岑》，以曾氏《歐陽生文集序》稱引相及，力自剖別，謂：“非素喜姚氏者。時論稱劉姚之學，習于名而未稽其實；譬之江西詩派，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而心折者在歸、方；謂：“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自為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原文載王氏《續(xù)篹》。）顧曾氏則以為“姚氏突過歸、方，吳氏比之呂居仁，譏評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其文為世稱誦者，皆義精詞俊，惜少雄直之氣，驅(qū)邁之勢！然姚氏固有偏于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為才弱矣！而其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真?zhèn)危撐囊喽嘣剺O之語，有古人所未嘗言，姚氏獨抉其微而發(fā)其蘊者！惟極稱海峰，不免阿私所好，要未可與海峰同類而并薄之也！”（見曾氏《復吳南屏兩書》，載王氏《續(xù)篹》。）斯為平情之論！然吳氏非素喜姚；而文之意境閑眇，神逸而韻流，乃與姚為不期之似?。ㄍ跏稀独m(xù)篹例略》曰：“南屏沉思孤往，其適于道也；與姚氏無乎不合。”）曾氏論文從姚入而不必從姚出；其自為文以光氣為主，以音響為輔；力矯桐城懦緩之失，探源楊、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于奇，復字單誼，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異軍特起于桐城之外而自樹一派，可名之曰湘鄉(xiāng)派。（王氏《續(xù)篹例略》曰：“曾文正公亟許姬傳。然尋其聲貌，略不相襲；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fā)為文章，冠絕古今。”）流風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顏行者！門弟子著籍甚眾，其尤倬倬者，則有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亦如姚氏之四大弟子。薛氏致力事功，未遑殫精學問；而雄直之氣，無忝于師門。（黎庶昌《庸庵文編序》曰：“叔耘辭畢醇雅有法度，不規(guī)規(guī)于桐城論文，而氣息與子固、穎濱為近。”）黎氏入官雖早，然治文字頗劬，其持論大指以為“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沿以隃百歲，其敝至于淺弱不振；為有識者所譏！然本朝之文，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詞始雅洯。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于大。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nèi)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亡可偏廢。”（見黎氏《續(xù)古文辭類篹序》。）于是上賡《姚篹》以闡揚師法而救桐城之敝。此于湘鄉(xiāng)之學，特究閫奧；如桐城之有《姚篹》，陽湖之有《李鈔》矣！張氏于曾門四子才最高；而吳老壽，至清季猶存，屹然海內(nèi)文伯；而獨心折張氏，以為：“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nèi)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公得楊、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yōu)槠揭?，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弱薄，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為一代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于《史記》之譎怪，蓋文氣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解句之廉勁，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以自為開宗之一祖！所謂有所變而后大者也！”（見吳氏《與姚仲實論文書》。）吳之才雄；而張則以意度勝。二人者，造詣不同，而禰曾則一。桐城已在祧列，而桐城之再盛，要以其縣人馬其昶為后勁！其昶少小耽文章，嘗請古文義法于吳氏。吳氏則戒作宋元人語曰：“是宜多讀周、秦、兩漢時古書。”此湘鄉(xiāng)之師法；而非桐城家言也！又言：今天下宿乎文者，無過張廉卿。子往問焉，吾為之介。賦詩一篇，諧莊雜出，謂“得之桐城者宜還之桐城”。（見馬氏《書張廉卿先生手札后》。）此特一時謔戲之言，而不必以為定論！顧馬氏則自以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后進，而義無所讓，有《抱潤軒集》。義寧陳三立跋其目曰：“曾、張而后，吳先生之文至矣！然過求壯觀，稍涉矜氣。作者之不逮吳先生，而淡簡天素，或反掩吳先生者以此也！”蓋吳氏閎湘鄉(xiāng)之師法；而馬氏襲桐城之家風，故不同也。侯宮林紓特與馬氏友善，又自稱“文章見賞吳氏”（見林氏《贈馬通伯序》。），依桐城之末光，清季之言文章者宗焉！顧其文氣矜為隆，殆甚吳氏；匪馬氏之體氣閑適，上追姚氏者可比！馬氏妻弟曰姚永概者，姚氏之從孫也，擅其家學，有《慎宜軒文集》，其為文章，遣言措意，切近的當，而自澹蕩有致，可謂“聿修厥德，無忝爾祖”者?。质稀渡饕塑幬募颉吩唬?ldquo;叔節(jié)慎宜軒文，氣專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異，而言皆衷于名理；是固能禰其祖矣。”）此與馬氏皆足以殿桐城之后勁者矣！顧并馬、姚之世，有生桐城之鄉(xiāng)而不為桐城之文者，陳澹然也！兀傲自多，雅不喜桐城家言，自命能為太史公，下筆不自休，其至者權(quán)奇動宕，恣肆自喜。馬、姚二氏于其文不甚相合，而亦推其能自力也；（見陳衍《送陳劍劍潭南歸序》。）故以附于桐城之末。

世之毀譽桐城者，徒為尚口之爭，罕有條貫之紀！獨念桐城者，讓清一代文學之中堅也，不有所述，監(jiān)觀何從！近儒梁任公先生《清代學術(shù)概論》，敘以短論，特用以為漢學之襯筆。語言而不詳；以其于文學非專治也！余搜篹近代文學史料十余年，差有采獵，而董理未遑，謹篹桐城始末，以補梁氏書之闕！亦文章得失之林也！寧只以供讀《姚篹》者之參考也哉！

四、《古文辭類篹》之讀法

讀書之法，貴能觀其會通。而欲觀其會通，必先分部互勘，非然，則以籠統(tǒng)為會通矣！余前論學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嘗擬《姚篹》之讀法有二：

第一，分體分類讀　學文之道，首在辨體。姚氏此篹，分十三體，《王續(xù)》因之。而其文章之得失，不可不依體為斷。每體各有一定格律，凜然不可侵犯。寧都魏禧論蘇明允《上田樞密書》，“首句‘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便已無體！書以道情，開口一句挺然便出議論，直作論耳！書雖文，要與面談相似”（見張潮輯《日錄論文》。），此實不易之論。雖老泉復起，不能以自解也！姚氏亦稱“韓退之《伯夷頌》，似太史公論贊，非頌體”；而以入論辯類。至曾國藩論文章之美，分陽剛與陰柔，曰：“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論辯、詞賦、奏議、哀祭、傳志、敘記宜噴薄。序跋、詔令、書牘、典志、雜記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qū)別者：如哀祭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見《求闕齋日記》。）亦各有所宜也。此外如曾氏評韓愈《殿中少監(jiān)馬君墓志銘》云：“志墓之文，懼千百年后，谷遷陵改，見者不知誰氏之墓，故刻石以文告之；語氣須是對不知誰何之人說話；此文少乖，似哀誄文序。”（見薛福成《論文集要·曾文正公論文上》。）須于此等處細意看，乃知一體有一體之格。然言文學而一以體格為主，似不免太落跡象，拘于形式而忽于內(nèi)容；必以內(nèi)容之分類輔之，而加以觀察，則文之表里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若論文學之內(nèi)容，不外三事：一曰記事；二曰說理；三曰表情。試以姚篹十三類為喻：曰“傳狀”、“碑志”、“雜記”，文體之適于記事者也。曰“論辯”、“序跋”、“奏議”、“箴銘”，文體之宜于說理者也。曰“書說”、“贈序”、“詔令”、“頌贊”、“詞賦”、“哀祭”，文體之用以表情者也。然傳狀有系論贊以昭監(jiān)戒；雜記或出議論以發(fā)慨嘆；則記事也而說理表情寓焉。論辯著陳事由以立斷案；序跋次第篇藉以見作意；則說理也而記事不廢焉。奏議貴乎責難；贈序志于勸善；則表情也而說理麗焉。頌贊必系行實；哀誄首詳履歷；則表情也而記事先焉。大抵記事欲其實，不欲其夸。說理欲其顯，不欲其奧。抒情欲其真，不欲其飾。記事宜于賦，說理貴用比，表情妙托興。“賦”、“比”、“興”者，《詩》“六義”之三。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賦直而興微。比顯而隱。比之與興，雖同是托外物；但比意雖切而卻淺，興意似闊而味長。人知詩之有賦、比、興；而不知一切文學之不外于賦、比、興。所謂記事宜于賦，說理貴用比，表情妙托興者，特就其大概言之爾！若細論之，則一體文學自有一體文學之賦、比、興。試以《姚篹》所錄者為例：賦者如事直陳，則有如秦始皇《泰山刻文》，班孟堅《封燕然山銘》，韓退之《曹成王碑》，蘇子瞻《表忠觀碑》，晁無咎《新城游北山記》，記事文之出于賦者也。賈生《過秦論》，韓退之《原道》、《原性》、《師說》，柳子厚《封建論》，李習之《行己箴》，張子《西銘》，說理文之出于賦者也。司馬子長《報任安書》，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韓退之《送董邵南序》，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與蕭翰林俛書》，表情文之出于賦者也。比者以彼喻此，則有如韓退之《毛穎傳》，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蘇明允《木假山記》，記事文之出于比者也。韓退之《守戒雜說》，蘇明允《樂論》，說理文之出于比者也。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送楊少尹序》，表情文之出于比者也。興者托物興辭，則有如韓退之《圬者王承福傳》、《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山水諸記》，記事文之出于興者也。揚子云《酒箴》，張夢陽《劍閣銘》，歐陽永叔《集古錄自序》，說理文之出于興者也。楊子幼《報孫會宗書》，韓退之《送孟東野序》，表情文之出于興者也。即此可知一體文學有一體之賦、比、興；固不限于記事宜于賦，說理貴用比，抒情妙托興矣！明乎賦、比、興之分類；而后言文學始造微也！

第二，分代分人讀　文章一代有一代之風尚，一人有一人之面目。孟子論誦《詩》讀《書》，必推及于知人論世。然不分代分人看，亦無以知人論世也。讀《姚篹》、《王續(xù)》二書，既分類看以明文之因體而殊；尤不可不分代看以知文之代殊。而一代之中，風尚攸同；然作者性情不能無異，尤必分人看以體認各家面目。朱子云：“學文學詩，須看得一家文字熟，向后看他人亦易知。”（見《語錄》。）姚氏亦云：“凡學詩文，且當就此一家用功良久，盡其能，真有所得，然后舍而之他。不然，未有不失于孟浪者！”（見方東樹《昭味詹言引》。）曾國藩曰：“初學揣摩古人文，惟須先認其貌，后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見《日記》。）斯皆經(jīng)驗有得之談。而讀一家之文，能先檢讀《二十四史》本傳以為知人論世之資，則體認親切而益有味矣！今按《姚篹》、《王續(xù)》所錄自晚周以下作者：凡晚周二十六人，曰楚莫敖、子華、趙良、陳軫、蘇秦、蘇代、蘇厲、張儀、淳于髡、范雎、虞卿、樂毅、周、孫臣、魯仲連、觸詟、馮忌、蔡澤、中旗、信陵君、魏加、汗明、黃歇、屈原、宋玉、莊辛、景差。凡秦三人，曰秦始皇、李斯、陳余。凡前漢三十八人，曰漢高帝、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漢昭帝、漢宣帝、漢元帝、賈山、賈生、晁錯、鄒陽、枚乘、太史公談、東方曼倩、司馬長卿、董子、淮南王安、淮南小山、嚴安、主父偃、吾丘子贛、司馬子長、路長君、張子高、魏弱翁、趙翁孫、庶子王孫、楊子幼、蕭長倩、賈君房、劉子政、匡稚圭、侯應、谷子云、耿育、賈讓、揚子云、劉子駿。凡東漢七人，曰漢光武帝、班孟堅、傅武仲、張平子、崔子玉、王子山、諸葛孔明。凡魏一人，曰王仲宣。凡晉六人，曰張夢陽、張茂先、潘安仁、袁彥伯、劉伯倫、陶淵明。凡宋一人，曰鮑明遠。凡唐四人，曰元次山、韓退之、柳子厚、李習之。凡宋八人，曰歐陽永叔、曾子固、蘇明允、蘇子瞻、蘇子由、王介甫、張子、晁無咎。凡明一人，曰歸熙甫。凡清四十一人，曰方靈皋、劉才甫（以上《姚篹》）、姚南青、朱梅崖、彭秋士、彭尺木、羅臺山、姚姬傳、魯絜非、吳殿麟、秦小峴、惲子居、王悔生、張皋文、陸祁孫、陳碩士、姚石甫、鄧湘皋、周星叔、呂月滄、劉孟涂、姚春木、毛生甫、吳仲倫、管異之、梅伯言、方植之、張石州、朱伯韓、馮魯川、曾滌笙、吳子序、龍翰臣、彭子穆、王定甫、邵位西、魯通甫、戴存莊、孫子余、管小異、吳南屏（以上《王篹》），都一百三十六家；而桐城派之所自衍者，厥惟四家，曰司馬遷（子長）、韓愈（退之）、歐陽修（永叔）、歸有光（熙甫）。蓋司馬遷之文所以卓絕千古，自成一家者，徒以敘事之中有唱嘆而已。一推其原，蓋本于《詩三百》，所謂“言之不能盡，而發(fā)于咨嗟詠嘆之余”者是也?！秶L》而后，屈原得之?！冻o》而后，太史公得之。香草美人，靈均借以抒幽憤；《刺客》、《滑稽》，史遷假以發(fā)牢騷；其所以抒發(fā)者不同，而所抒發(fā)之者則一?！短饭孕颉贩Q：“屈原放逐，著《離騷》。《詩三百》，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意。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然則《太史百三十篇》，其文則《史記》也；其情則《詩》、《騷》也。以其情出于《詩》、《騷》，故有唱嘆；因有唱嘆，故有不盡之意；因有不盡之意，故有神韻。后世得此神韻而發(fā)之于卓犖為杰者，韓愈也。其次才力稍遜，而蓄之以紆徐之妍者，歐陽修、歸有光也。世稱“唐宋八家”，韓、柳弁首；而后學所宗，端在韓愈。然按愈《答尉遲生書》稱：“所謂文者，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yōu)游者有余。”（書載《姚篹》）其自為文，安雅而奇崛。厥后李翱（習之）學其安雅，庶幾“優(yōu)游者有余”、“心醇而氣和”者乎！皇甫湜似其奇崛，倘云“昭晰者無疑”、“行峻而言厲”者乎！是皇甫湜、李翱皆有韓愈之一體。其衍李翱之“優(yōu)游”一體者，至則為歐陽修（永叔）之神逸；不至則為曾鞏（子固）、蘇轍（子由）之清謹。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至則為王安石（介甫）之峻奧，不至則為蘇洵（明允）、蘇軾（子瞻）之奔放。而歐陽修深遠矣！興化劉熙載曰：“太史公，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fā)端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端乃覘入妙。”又曰：“歐陽公文，幾于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指趣為多。”“屈子《卜居》，《史記·伯夷傳》，妙在于所不疑事，參以活筆。歐文往往似此。”（見《文概》。）魏禧曰：“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雄。”（見張潮輯《日錄論文》。）此歐陽修之出司馬遷可征者也；方苞曰：“震川之文，發(fā)于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guān)天屬，其尤善者，不事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見方氏《書震川文集后》。）姚鼐亦言：“歸震川之文，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卻自風神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此歸有光之出司馬遷可征者也。昔賢論江西詩派“一祖三宗”。祖者杜甫；三宗者，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也。倘以桐城派為衡，曰韓愈、歐陽修、歸有光，庶幾桐城之“三宗”也。所謂“一祖”者，惟司馬遷足當其人耳！

第三，分學讀　或者謂：“姚氏此《篹》文章雖美，聊無裨于學術(shù)者。”不知文章學術(shù)，本是兩事。文章貴美，學術(shù)崇真。文章之美在情韻；而學術(shù)之真在智識；即不學，奚損于文章之美！況國人之“文以載道”，昔賢早垂明訓；文章之事，亦未必絕無當于學。姑擬分學讀一法以廣其意。謂予不信，請陳其目：

（甲）通論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曾滌生《圣哲畫像記》、曾滌生《致劉孟容書》、劉才甫《息爭》

（乙）道家文學

歸熙甫《張雄字說》（論老之知雄守雌）、梅伯言《韓非論》（論非之不善用老）、姚姬傳《莊子章義序》、梅伯言《書〈莊子〉后》、柳子厚《辨〈列子〉》、柳子厚《辨〈文子〉》、柳子厚《辨〈鹖冠子〉》、梅伯言《〈淮南子〉書后》、姚姬傳《揚雄大元目錄序》、吳仲倫《書〈抱樸子〉后》

（以上道家諸子考論）

屈原《遠游》、司馬長卿《大人賦》、張平子《思玄賦》、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以上道家之游仙文學）

劉伯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蘇子瞻《前赤壁賦》、蘇子瞻《后赤壁賦》、蘇子瞻《方山子傳》、蘇子瞻《超然臺記》、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歸熙甫《筠溪翁傳》、歸熙甫《畏壘亭記》、劉才甫《樵髯傳》（以上消搖游生活）、潘安仁《秋興賦》、潘安仁《笙賦》、蘇子瞻《游桓山記》（以上及時行樂）、揚子云《解嘲》、張茂先《鷦鷯賦》（以上知足不辱）

（以上道家之人生哲學）

（丙）儒家文學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韓退之《送王秀才塤序》（說孔、莊、孟、荀之淵源）、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辨荀、老之異）、韓退之《讀〈荀子〉》、曾子固《新序目錄序》、方植之《書言后》、姚姬傳《儀鄭堂記》（論漢學）、姚姬傳《贈錢獻之序》（論漢以后儒學之變遷）、曾滌生《送唐先生南歸序》（論漢以后儒學之變遷）、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吳南屏《書〈文中子說〉后》、朱梅崖《道南講授序》（論宋五子）、吳殿麟《重建紫陽書院記》（論朱學）、彭尺木《〈南畇先生遺書〉序》（論朱之可通于王）、曾滌生《書〈學案小識〉后》（論陸王、顏李之蔽）、姚姬傳《復蔣松如書》（論漢宋之得失）、鄧湘皋《〈船山遺書〉序》（論漢宋之會通）、曾滌生《〈朱慎甫遺書〉序》（論清代漢學之末流）、曾滌生《復賀耦耕中丞書》（論清儒學風之極敝）

（以上歷代儒學考論）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篇》、劉子政《條災異封事》、劉子政《上星孛奏》（以上論天人相與之際）、韓退之《原性》、李習之《復性書》、王介甫《原過》、張子《西銘》、曾滌生《答劉孟蓉書》（論學以復性）、曾滌生《送劉淑云南歸序》（論盡性踐形）、曾滌生《復陳虎臣書》（論主靜。以上論盡性）、崔子玉《座右銘》、韓退之《游言行好惡知名五箴》、李習之《行巴箴》、王悔生《座右箴》、曾滌生《立志居敬主靜謹言有恒五箴》、朱伯韓《名實說》（以上論修身）、惲子居《先賢仲子立石文》（論春秋君父之義）、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孝）、王介甫《臨川王君墓志銘》（孝）、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劉才甫《胡孝子傳》、朱梅崖《蘭陔愛日圖記》（孝）、姚姬傳《蕭孝子祠堂碑文》、姚姬傳《贈文林郎鎮(zhèn)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志銘》（孝）、朱伯韓《北堂侍膳圖記》（孝）、梅伯言《艾方來家傳》、曾滌生《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志銘》（孝）、曾滌生《臺洲墓表》（孝）、吳南屏《許孝子傳》、管異之《孝史序》、韓退之《諱辨》、韓退之《復仇議》、柳子厚《駁〈復仇議〉》、王介甫《復仇解》、蘇明允《族譜引》（論親親之原于孝）、梅伯言《家譜約書》、彭子穆《讀〈蔡仲之命〉》（論周公之處兄弟）、姚姬傳《亡弟君俞權(quán)厝銘》（弟）、吳南屏《亡弟云松事狀》（弟）、姚姬傳《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quán)厝銘》（義夫。以上倫理觀念）、龍翰臣《宋伯姬論》、宋玉《神女賦》、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兩賦描寫女子之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皆儒家倫理也）、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匡稚圭《戒妃匹勸經(jīng)學疏》、歐陽永叔《瀧岡阡表》、歐陽永叔《南陽縣君謝氏墓志銘》、王介甫《曾公夫人萬年太君王氏墓志銘》、王介甫《仙居縣太君魏氏墓志銘》、歸熙甫《魏節(jié)婦傳》、歸熙甫《王烈婦傳》、歸熙甫《魏節(jié)婦傳》、歸熙甫《先妣事略》、方靈皋《二貞婦傳》、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后》、朱梅崖《黃貞女傳》、彭尺木《曾孝女傳》、姚姬傳《張貞女傳》、姚姬傳《記蕭山汪氏兩節(jié)婦事》、姚姬傳《旌表貞節(jié)大姊六十壽序》、吳殿麟《王節(jié)母傳》、張臯文《先妣事略》、姚石甫《來孝女傳》、鄧湘皋《黃虎癡繼室陳氏墓志銘》、梅伯言《鮑母謝孺人家傳》、梅伯言《朱孺人墓志銘》、梅伯言《倪孺人墓志銘》、梅伯言《書楊氏婢》、曾滌生《歐陽氏姑婦節(jié)孝家傳》、陳岱云《妻易安人墓志銘》、曾滌生《丁烈婦墓表》（以上倫理婦女觀念）

（以上儒家之人生哲學）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曾子固《筠州縣學記》、王介甫《慈溪縣學記》、曾滌生《江寧府學記》、曾滌生《送呂介存南游序》（以上論古代教學之法）、梅伯言《書〈后漢書〉后》、梅伯言《書復社人姓氏后》（以上論教學之敝）、韓退之《進學解》、曾子固《墨池記》、吳子序《城南書舍圖序》（以上論自學之法）

（以上儒家之教學法）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碑記》、蘇子由《東軒記》（論顏子之樂）、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韓退之《施先生墓志銘》、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歐陽永叔《徂徠石先生墓志銘》、歐陽永叔《孫明復先生墓志銘》、歐陽永叔《連處士墓表》、王介甫《王深甫墓志銘》、姚姬傳《朱竹君先生傳》、羅臺山《鄧先生墓表》、張皋文《祭金先生文》、惲子居《張皋文墓志銘》、鄧湘皋《例授修職郎歲貢生候選訓導鄒君墓志銘》、梅伯言《戶部郎中湯君墓志銘》、梅伯言《國子監(jiān)學正劉君墓表》、曾滌生《羅忠節(jié)公神道碑銘》、曾滌生《仁和邵君墓志銘》、曾滌生《唐確慎公墓志銘》、曾滌生《苗先麓墓志銘》、曾滌生《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志銘》、曾滌生《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曾滌生《鄧湘皋先生墓表》、曾滌生《祭湯海秋文》

（以上儒家之學者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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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子厚《辨〈晏子春秋〉》、管異之《讀〈晏子春秋〉》

（戊）法家文學

蘇子瞻《韓非論》（排道、法）、李斯《論督責書》、蘇子瞻《論始皇扶蘇》（論秦法治之敝）、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己）兵家文學

姚姬傳《讀〈司馬法〉〈六韜〉》、姚姬傳《讀〈孫子〉》、蘇明允《孫武》

（以上兵家考論）

晁錯《言兵事書》、晁錯《論守邊備塞書》、晁錯《論募民徙塞下書》、趙翁孫《屯田奏》、蘇明允《論項籍》、蘇明允《論御將》、蘇子瞻《練軍實》、蘇子瞻《論勇敢》、蘇子瞻《論戰(zhàn)守》、蘇子瞻《策斷中》、《策斷下》

（以上兵家權(quán)謀論）

（庚）農(nóng)家文學

晁錯《論貴粟疏》、賈生《論積貯疏》

（以上古農(nóng)家言）

賈讓《治河議》、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曾子固《序越州鑒湖圖》

（以上水利）

韓退之《潮州祭神文》、曾子固《越州趙公救災記》

（以上荒政）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歸熙甫《歸府君墓志銘》、歸熙甫《守耕說》、曾滌生《大界墓表》

（以上農(nóng)家生活）

（辛）縱橫家文學

柳子厚《辨〈鬼谷子〉》、劉子政《戰(zhàn)國策序》、曾子固《戰(zhàn)國策目錄序》

（以上縱橫家考論）

蘇季子《說燕文侯》、蘇季子《說趙肅侯》、蘇季子《說韓昭侯》、蘇季子《說魏襄王》、蘇季子《說齊宣王》、蘇季子《說齊閔王》、蘇代《約燕昭王》（以上言縱）、范雎《說秦昭王》、張儀《說魏哀王》、張儀《說楚懷王》、張儀《說韓襄王》、黃歇《說秦昭王》（以上言橫）

（以上縱橫之策）

此文之涉于諸子九流者也。其涉于小學者則有：

曾滌生《鈔朱子小學書后》、曾滌生《復李眉生書》（論古文家用字之法）、曾滌生《與朱仲我書》（論轉(zhuǎn)注）

其涉于經(jīng)說者則有：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西漢今古文之爭）、蘇明允《易論》、張皋文《丁小疋鄭氏易注后序》、姚姬傳《復休寧程南書》（論易之圖書。以上易）、蘇明允《書論》、王介甫《書義序》、姚姬傳《辨〈逸周書〉》（以上書）、蘇明允《詩論》、王介甫《詩義序》、梅伯言《書毛鄭異同考》（以上詩）、王介甫《周禮義序》、姚南青《復某公書》（論周禮非劉歆偽竄）、韓退之《讀儀禮》、曾滌生《書儀禮釋官后》、劉子駿《毀廟議》、韓退之《禮袷議》、蘇子瞻《圜丘合祭六議劄子》、姚姬傳《復孔約論禘祭書》、韓退之《改葬服議》、吳殿麟《答金理函書》（論殤服）、曾滌生《復劉霞仙中丞書》、曾滌生《孫芝房侍講芻論序》（以上論禮）、蘇明允《樂論》、歸熙甫《二石說》（以上論樂）、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序《春秋左傳》傳授之源流）、姚姬傳《左傳補注序》、管異之《讀三傳》、龍翰臣《春秋王不稱天辨》、龍翰臣《君氏卒》、龍翰臣《及晉處父盟》、龍翰臣《逆婦姜于齊》、龍翰臣《君弒賊不討不書葬》、龍翰臣《論外臣書歸書入例》（以上論《春秋》）、柳子厚《〈論語〉辨》、曾滌生《〈孟子〉要略序跋》（以上論《論》、《孟》）

其涉于論史者則有：

姚姬傳《書〈貨殖傳〉后》、惲子居《讀〈貨殖列傳〉》、惲子居《讀〈張耳陳余列傳〉》、毛生甫《練伯穎〈后漢書公卿表〉序》、梅伯言《十經(jīng)齋文表序》（論《后漢書》儒林、文苑分傳）、惲子居《書〈三國志〉后》、魯通甫《正統(tǒng)論》、周星叔《書蘇文忠〈正統(tǒng)論〉后》、周星叔《再書〈正統(tǒng)論〉后》、蘇明允《族譜后錄》、曾滌生《〈衡陽彭氏譜〉序》（以上論史例、史意，附族譜）、惲子居《三代因革論》、蘇明允《申法》、蘇明允《田制》、蘇子由《元祜會計錄序》、蘇子由《會計錄民賦序》（以上歷代經(jīng)制因革）、韓退之《對禹問》、蘇子由《商論》、柳子厚《封建論》、蘇子瞻《論周平王》、司馬子長《六國表序》、蘇明允《論六國》、蘇子由《六國論》、周星叔《趙孝成王論》、蘇子瞻《戰(zhàn)國任俠》、賈生《過秦論》、蘇子瞻《始皇論》、魯通甫《秦論》、嚴安言《世務書》（論周秦之得失）、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惲子居《西楚都彭城論》、蘇子由《漢文帝論》、賈生《陳政事疏》、賈生《論封建子弟疏》、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序表》、司馬子長《高祖功臣侯年表序》、班孟堅《漢諸侯王表序》、東方曼倩《答客難》（論士處勢之異古今）、蘇子由《三國論》、周星叔《書蘇文定〈隋論〉后》、蘇子由《唐論》、歐陽永叔《五代職方考序》、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蘇子瞻《上皇帝書》（以上論歷代事勢推遷）

其涉于論文者，則有：

姚姬傳《復魯絜非書》（論文之陰陽）、曾滌生《送周荇農(nóng)南歸序》（論文之奇偶）、梅伯言《書〈管異之文集〉后》（論文之駢散）、曾滌生《〈湖南文徵〉序》（論文有情、理之分）、曾滌生《〈經(jīng)史百家簡編〉序》（論章句、校讎、評點三學。以上通論）、韓退之《答李翊書》、韓退之《答劉正夫書》、韓退之《答尉遲生書》、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蘇明允《仲兄文甫說》、朱梅崖《又答李磻玉書》、梅伯言《〈舒伯魯集〉序》、梅伯言《答朱丹木書》、梅伯言《答吳子序書》、管異之《〈方植之文集〉序》、曾滌生《復陳右銘太守書》（以上論學古文之法）、韓退之《南陽樊紹述墓志銘》、韓退之《貞曜先生墓志銘》、李習之《祭韓侍郎文》、歐陽永叔《梅圣俞墓志銘》、蘇明允《上歐陽內(nèi)韓書》、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以上論唐宋文學家）、曾滌生《書〈歸震川文集〉后》、吳南屏《〈歸震川文別鈔〉序》、吳南屏《記鈔本震川文后》、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王梅生《祭海峰先生文》、陸祁孫《〈七家文鈔〉序》、曾滌生《〈歐陽文集〉序》、吳南屏《與篠岑論文派書》、曾滌生《復吳南屏書》、邵位西《贈陳藝叔序》（以上論桐城文）

由吾之法，可知姚、王篹輯之文，亦未必無當于學也，“文以載道”，古人自是如此。而今之學者，又或詬病；欺逝者之不作，肆筆舌以自豪？何稗文章，徒長澆薄！嗚呼！余欲無言！

余蚤承家學，服誦《蕭選》，導以韓、柳，自以為壯彩烈詞，風骨無慚于古；而揆之桐城義法，則或少乖！然性情之所偏至，不為意也！獨于姚氏此篹，雖病其規(guī)模少隘，然竊以為有典有則，總集之類此者鮮！鉆研不厭；而不欲輕附時賢，作應聲之罵。昔孔文舉論盛孝章云：“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吾于姚氏亦云！

《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

中國之書，總以四部，四部之學，經(jīng)史為大！特是經(jīng)名學而史不聞，（浦起龍《史通通釋》敘曰：“六經(jīng)之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于《書》、《論語》。自漢止立經(jīng)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為體例論罕適歸，而史之失嚨。”）史有書而學罕述。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古往今來，質(zhì)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然載筆有人，而述學罔見！囊括大例，榷而為論，史之名學，斷自二家：唐有劉知幾。近推章學誠。劉知幾作《史通》；章學誠纂《文史通義》；千載相望，駢稱絕作！然而有不同者：劉知幾別出經(jīng)生而自成史家。章學誠綜賅經(jīng)學而貫以史例。劉氏之業(yè)專，而章氏之學大！其不同者一也。劉知幾著書言史法。章學誠發(fā)凡籀史意。劉氏之裁斷有法，而章氏之議論入微！其不同者二也。劉知幾議館局纂修之制。章學誠明一家著述之法。劉氏之論備，而章氏之道尊！其不同者三也。（章氏《家書》二曰：“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fā)凡起例，多為后世開山；而人乃擬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明乎章氏之不同于劉氏，而后可與讀章氏之書！然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仆纂茲篇，爰析四目：一曰論世，述章氏之生世也。二曰敘傳，知章氏之為人也。三曰解題，正名以核實也。四曰讀法，發(fā)凡而起例也。至“讀法”之章，重分四節(jié)：曰校本，明刊本之不同。曰析篇，辨眾篇之異趣。曰原學，明作者之有本。曰異議，竟群言之流別。將以究義蘊，詔讀例。詞不必自我出，學庶以明一家！伯爾君子，尚覽觀焉！

一、論世

夷考讓清一代學派，實開自昆山顧炎武亭林。其后婺源有江永慎修，休寧有戴震東原，歙有程瑤田易疇；而休寧戴氏聲譽隆洽，最稱大師。由聲韻、訓詁、名物、度數(shù)以反求之于諸經(jīng)，一洗宋元儒者膚受之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三吳間則吳縣惠棟定宇禪其家學，亦稱大師，衍昆山顧氏之緒，與休寧戴氏同。然而有不同于戴氏者：惠氏之學，博聞強識，以信而好古為揭?guī)?，說者謂之純漢學。戴氏之學，“空諸依傍”，以“實事求是”為鵠的，（戴氏《東原文集·與某書》曰：“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傅會。”錢大昕《潛研堂集·戴震傳》曰：“實事求是，不主一家。”）說者謂之考證學。皖之有戴氏，猶吳之有惠棟。

惠棟受學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同縣江聲艮庭、余蕭客古農(nóng)；而嘉定王鳴盛西莊、錢大昕辛楣，乃汲吳縣惠氏之流而別自成家。蓋吳縣顓漢儒治經(jīng)家法，而嘉定則以其漢學考證之法，旁及諸史也。夫嘉定出于吳學，而門戶較吳為大，非吳學所得賅；猶之文家陽湖派衍自桐城，而附庸蔚為大國，非桐城所得掩耳！

戴震受學于江永，亦嘗執(zhí)經(jīng)問業(yè)于惠棟，則是皖者吳之旁出也。惟吳中惠氏世守古學，張皇補苴，而未知所入手！至戴震始謂有志聞道，當先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以通六經(jīng)之語，考諸篆書由《說文》以睹古圣人制作本始，更念《爾雅》為承學津筏，又殫心其書，遂為后來治學者開一法門！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群經(jīng)，即為無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復參證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采余廷燦《戴東原先生事略》，見《國朝耆獻類征》百三十一。）其播教四方，傳于北，有曲阜孔廣森顨軒、樓霞郝懿行蘭皋，傳于南，有金壇段玉裁懋堂、高郵王念孫懷祖。段玉裁闡揚師說，窮微極博，撰《說文解字注》，因字形以說字音字義，謂：“《說文》、《爾雅》相為表里，治《說文》而后《爾雅》及傳注明，《說文》、《爾雅》及傳注明而后謂之通小學，而后可通群經(jīng)之大義。”而于是漢學之機括以發(fā)！王念孫精深古訓，乃別出機杼而撰《廣雅疏證》一書，謂“訓詁之指，本于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擴充于《說文》、《爾雅》之外。無所不達，傳其學以授于子引之伯申，而于是休寧之門戶始大！郝懿行為《爾雅義疏》，乃不憚繁詞，以闡發(fā)字借聲轉(zhuǎn)之義，正名辯物，旁箋子史，并為休寧法嗣。獨孔廣森雖從戴震學，而工駢文，說《公羊》，不類休寧樸學面目！其間段氏、王氏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而高郵王氏父子尤以樸學精識正經(jīng)傳，旁及諸子，裒然為乾嘉大師，以追休寧戴氏，駢稱曰休寧、高郵之學。特是休寧專治經(jīng)訓，而高郵旁及諸子。蓋高郵之學，由名物訓詁以通大義，出皖派師法，而別開蹊徑；猶吳派之別出嘉定也。德清俞樾曲園、瑞安孫詒讓仲容、余杭章炳麟太炎，皆衍高郵而有大名！及其蔽也，碎義逃難！“于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shù)，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搜而遺其巨！”（采姚鼐《贈錢獻之序》，見《古文辭類篹》卷十二。）風氣所鼓而不知偏之為害；雖有大力莫之敢逆也。

獨章學誠生當舉世溺于訓詁、音韻、名物、度數(shù)之時，謂“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為輕重”；（《家書》五，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治學蘄于明道，立言必有宗旨。言道之不離于事，將以實事求是，砭宋儒之空。明經(jīng)之不外于史，亦以疏通致遠，救漢學之碎。理貴實證，言不離宗，又推其說，施之于一切立言之書，而條其義例，比于子政，辯章舊聞，一人而已！大抵“章氏之學，其縝密繁博，或不逮休寧、高郵諸儒遠甚！即其文事僿蔓，亦不如孔廣森之淵雅，然識足以甄疑似，明正變，提要挈綱，卓然有以見夫經(jīng)史百家之支與流裔而得大原，則有非休寧、高郵諸儒所能諦言者！蓋休寧、高郵諸儒之學精于核；而章氏之學則善于推。休寧、高郵諸儒之學審于析；而章氏之學則密于綜。休寧、高郵諸儒所用以為學之術(shù)徑，惟章氏能會其通；亦惟章氏能匡其蔽！”（采劉承幹《章氏遺書序》。）休寧、高郵諸儒之學既世學者承襲，浸成風會，破壞形體，支離大道，而所以議章氏者且百端。君子則以章氏之召世疾也，蓋有五焉；何則？

為休寧、高郵之學者，憑據(jù)佐驗，得一孤證，即可間執(zhí)承學之口，而不必問其全書宗旨之如何；不通，則引申假借以說之；又不通，則錯簡衍文以遷就之。為章氏之學，則每立一例，必穿穴群籍，總百氏之所撢，而我乃從而管之。故為章氏之學也拙；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巧！人情喜巧而惡拙。一也。為休寧、高郵之學者，勞于目治，逸于心獲，但使有古類書字學書數(shù)十種，左右鉤稽，一日可以得三四條。為章氏之學，則其立義也探賾甄微；彷徨四顧，有參考數(shù)年而始得者；亦有參考數(shù)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適如人所欲言，則人之視之也亦與常等矣！故為章氏之學也難；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易！人情趨易而避難。二也。為休寧、高郵之學者，嚴絕勦說，故必引據(jù)成文；往見時賢解經(jīng)之書，王伯申說，段茂堂說，開卷燦然；非是則人以為陋；為章氏之學則不然！有栝成文者焉；亦有不必栝成文者焉；同不是，異不非，惟義之與比；放之四海而準，公之四達之衢而人不能竊！故為章氏之學也約，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博！人情尚博而鄙約。三也。為休寧、高郵之學者，意主疏通以求是；解一名，詳一訓，雖繁殺殊科，而其義也，皆有所底。為章氏之學，則規(guī)矩誠設，其運無乎不在，有略引其端以俟好學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稱廣譬驗之造述而后確者，雖復節(jié)目有疏落，援考有舛謬，而正無害其大體。故為章氏之學也虛；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實！人情畏虛而夸實。四也。抑又有其可異者！為休寧、高郵之學者，以墨守為宗，再傳而后，疲精許、鄭，至甘以大義微言，拱而讓之宋儒，佞程朱者，喜其不我牴也，則往往援之以自重。為章氏之學，則務矯世趨；群言殽列，必尋其原而遂之于大道，雖以舉世所鄙棄之鄭樵，舉世所呰毀之象山、陽明，章氏揚搉所及，亦且時時稱道焉。章氏以不黨救黨，而守門戶者以為黨！章氏以不邪治邪，而昧別識者以為衺！故為章氏之學也逆風會；而為休寧、高郵之學也順風會。逆則不樂從；而順則人人皆騖之。五也。雖然，學之為術(shù)，有統(tǒng)有宗，必倫必脊；或治其分；或攬其總；雖相迕而實相濟，譬則振裘然；章氏挈其領(lǐng)，而休寧、高郵諸儒則理其氄。為章氏之學，而不以休寧、高郵精密征實之術(shù)佐之；憑臆膚受，其病且與便詞巧說者相去不能以寸?。ú蓮垹柼铩墩率线z書序》。）

而為休寧、高郵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全，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倘無章氏以持其后，則判天地之美察。古人之全，道術(shù)將為天下裂矣！昔者孔子問于子貢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大抵為休寧、高郵之學者，所謂“多學而識之”者也，而章氏則“一以貫之”者也。

方當讓清乾嘉之世，休寧、高郵之學既稱極盛，而異議亦起，大要不出三派：其一為桐城派之文學，姚鼐、方東樹其選也。其一為浙東派之史學，章氏及邵晉涵其著也。其一為常州派之經(jīng)學，莊存與、劉逢祿其桀也。大抵桐城、浙東以宋學為根柢；而常州則以西京張門戶。桐城、浙東以大義為導揚，而常州則以微言恣詭誕。大義者，君子中庸之道，愚夫可與知能也。微言者非?？晒种?，夫子之所罕言也。孔子曰：“素隱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常州既以素隱行怪不饜人意。桐城復以淺見寡聞詒譏儒林。獨章氏疏通知遠，闡揚書教，以起為浙東開山之祖。謹為尋其脈絡，條其流別，以著于篇；而為讀章氏書者知人論世之資焉。

二、敘傳

章氏名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jiān)典籍。其先世由浦城遷居山陰，再徙而籍道墟稱道墟，章氏；（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三《家譜雜議》。）后又自道墟遷居紹興府城，至學誠蓋百年矣。（見《章氏遺書》卷二十八《仲賢公三世像記》。）父鑣，字驤衢，號勵堂，乾隆壬戌進士，官湖北應城知縣。少孤，喜讀書，而家貧不能購書，則借讀于人，隨時手筆記錄，孜孜不倦，晚年匯所札記，殆盈百帙。嘗得鄭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國時雜史數(shù)種，欲鈔存之，嫌其文體破碎，隨筆刪潤，文省而義意更周，仍其原名，加題為《章氏別本》。又喜習書，繕五經(jīng)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詩》、《小戴氏記》，凡寫數(shù)本，手不知疲，嘗恨為此二事所牽，不得專意札錄所未見書。每還人所借，有札未竟者，悵悵如有所失，蓋好且勤也如是。然聚書無多，仕官所歷，隨身三數(shù)千卷，（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滃云山房乙卯藏書目記》。）最重余姚邵廷采念魯《思復堂文集》。廷采嘗及事同邑黃宗羲黎洲，講肄宗陽明，而學問則貫串群史，蓋衍浙東學術(shù)之緒。（浙東學術(shù)語詳《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nèi)篇二。）而為鑣家學之所自出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

浙東學術(shù)，始余姚黃宗羲，蓋出山陰劉宗周蕺山之門，而開鄞縣萬斯大充宗、斯同季野兄弟經(jīng)史之學；再傳而得鄞縣全祖望謝山，三傳而得余姚邵晉涵二云，皆以史學有聞于當世；而晉涵，廷采從孫，與學誠歡好。學誠之學，可謂集浙東學術(shù)之成者焉；其好學深思，于史學蓋有天授，一本之于父鑣。鑣嘗辨《史記索隱》，謂十二本紀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諸語，斥其支離附會。而學誠時年未弱冠，亦議鄧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陰陽老少為非；特未能遽筆為說耳；（亦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然幼而多病，一歲中，銖積黍計，無兩月功，資又椎魯，日誦才百余言，猶汲汲不中程，十四受室，尚未卒業(yè)《四子書》。（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顧拙于記誦，神于解會。初鑣之聚徒授經(jīng)也，評點詩文，為及門稱說，深辟村塾傳本之膠執(zhí)訓詁；獨究古人立言宗旨。（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聽者罕會。而學誠尚為群兒嬉戲左右，聞父言，則私心稱喜決疑質(zhì)問，間有出成人擬議外者。（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年十六，侍鑣應城官舍，童心未歇，從學于江夏柯紹庚公望；紹庚工書，善舉業(yè)，而學誠則無意于應舉文，獨好為詩賦，紹庚意以為恨；曰：“文無古今，期于通也。時文不通，詩古文辭，又安能通耶？”顧學誠不屑其言！春秋佳日，賓從聯(lián)騎出游，歸必有所記述，見者相與嘆賞；學誠益喜自命。（見《章氏遺書》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傳》。）又取《春秋左氏傳》刪節(jié)事實。鑣見之乃誨曰：“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jié)，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于是力究紀傳之史，而辨析體例；（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三。）日夜鈔錄《春秋》內(nèi)外傳及衰周、戰(zhàn)國子史輒復以意區(qū)分，編為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凡百余卷（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六，又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然于文字承用轉(zhuǎn)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也。（見《章氏遺書》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傳》。）

自以讀書當?shù)么笠?，方年少氣銳，專務涉獵，四部九流，泛覽不見涯涘，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詁，馳騖空虛，蓋未嘗不然自喜。獨怪休寧戴震東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既駭其說，就而問焉。震應之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guān)關(guān)雎鳩’。弗能考三統(tǒng)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學誠聞震言則大丑。（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徒以天性高明，沉潛不足，故于訓詁考質(zhì)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古人所未到處！年二十歲，購吳兆宜注《庾開府集》。中有“春水望桃花”句；注引《月令章句》“三月桃花水下”；既為鑣所見，則抹去其注而評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學誠讀之，頓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廿一二歲，骎骎向長，縱覽群書，于經(jīng)訓未見領(lǐng)會，而史部之書，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習，（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三、《家書》六。）意所不愜，輒批抹涂改，疑者隨時札記以俟參考。（見章氏之子華紱《文史通義跋》。）嘗謂“讀書札記貴在積久貫通”。（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自稱“廿三四時所筆記者，后雖亡失！然論諸史于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于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惟當時見書不多，故立說鮮所征引耳！其識之卓絕。則有迨老不能易者！”（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六。）年二十三，始游北京，應順天鄉(xiāng)試。自是三應舉。三報罷！年二十八，始讀《史通》。既累舉不得意，肄業(yè)國子監(jiān)，乃問學于大興朱筠竹君。筠既通儒碩望，一見許以千古！獨言及時文，則曰：“足下于此無緣，不能學！然亦不足學也！”學誠請益，曰：“家貧親老，不能不望科舉。”筠對曰：“科舉何難！科舉何嘗必要時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舉未嘗不得；即終不得，亦非不學時文之咎也！”與曩者所聞柯紹庚言不同。學誠則大服?。ㄒ姟墩率线z書》卷二十九《外集》二《與汪龍莊簡》。）顧旅困不能自存，遂依筠以居，咤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聞人之所習業(yè)；（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任幼植別傳》。）討論講貫，備知學術(shù)源流同異以證曩昔之所治學，有幼時所見，至是證其至當不可移者！乃知一時創(chuàng)見，或亦有關(guān)天授，特少小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fā)揮盡致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ㄒ娬率现尤A紱《文史通義序》。）

年三十一，實為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中順天鄉(xiāng)試副榜！而國子監(jiān)司業(yè)仁和朱芬元春浦為同考官，見學誠對策言國子監(jiān)志之得失，驚嘆不已！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名稍稍聞?。ㄒ姟墩率线z書》卷十六《文集》一《國子監(jiān)司業(yè)朱府君墓碑》。）既而朱筠以翰林侍讀學士出提督安徽學政，與偕者胥一時名士，而學誠與焉，所與上下議論，欣合無間者，最稱邵晉涵；時學誠方學古文辭于朱筠，苦無藉手，晉涵輒據(jù)前朝遺事，俾學誠試為傳記以質(zhì)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guān)，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晉涵論史契合隱微（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別傳》。），沒齒不貳！然晉涵長于學，而學誠善于裁。（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五。）方當乾隆御宇，四庫館開，廣獻書之路，遺籍秘冊，薈萃都下；學士侈于聞見之富，別為風氣，講求史學，非馬貴與之所為整齊類比，即王應麟之所為考逸搜遺。獨學誠語于晉涵曰：“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晉涵聞之，撫膺嘆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于元人修宋、遼、金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晉涵遂慨然自任；嘗據(jù)宋事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干事，燕閑屢為學者言之。學誠因言：“俟君書成，余更以意為之，略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后漢》，王隱、虞預之《晉書》，各自為家，聽抉擇于后人！”晉涵曰：“何如？”學誠曰：“當取名數(shù)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為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晉涵曰：“如子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三倍于君，不至騖博而失專家之體也！”學誠曰：“愿聞立言宗旨？”晉涵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倫常日用，何可廢耶！世之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一代，而于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簞豆萬鐘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學誠聞其言而聳然！

學誠嘗盛推晉涵從祖廷采所著《思復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晉涵則謙挹之甚！疑學誠阿私所以及其先也！學誠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chǎn)，不相合也！獨君家念魯先生洪爐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辦此！”晉涵雖諾，未深然也，久之，乃過學誠曰：“近憶子言，熟復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學誠因為言曰：

思復堂文，全氏祖望著書嘗排詆之！然以余所論：全氏通籍館閣，入窺中秘，出交名公巨卿，以視念魯先生終老諸生，窮伏海濱；聞見自宜有進，然論文章則不如思復堂遠甚！何者？蓋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復堂集》辭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驟，不免漫衍冗長；不如《思復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至于數(shù)人共為一事，全氏各為其人傳狀碑志，敘所共之事，復見疊出，至于再四！不知古人文集，雖不如子書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后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視《思復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計矣！至于聞見有所出入，要于大體無傷，古人不甚校也！往者王弇州（太倉王世貞）之雄才博學，實過震川（昆山歸有光），而氣體不清，不能不折服于震川之正論！今全氏之才，不能遠過弇州；而《思復堂集》高過震川數(shù)等，豈可輕相非詆！是全氏之過也！

晉涵深契其論?。ㄒ姟墩率线z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別傳》及其子貽選跋。）

晉涵嘗為總督湖廣尚書鎮(zhèn)洋畢沅秋帆定所撰《宋元通鑒》以續(xù)司馬光書；則請姑標《宋元事鑒》，言：“《說文》史訓記事，又《孟子趙注》亦以天子之事為天子之史，見古人即事即史之義。”宛轉(zhuǎn)遷避，蓋取不敢遽續(xù)司馬光書，猶世傳李燾所續(xù)，謙稱為《長編》爾！而學誠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祖謙撰輯之《宋文鑒》一書，別為《宋元文鑒》，將與《事鑒》并立，以為后此一成之例。晉涵又仿司馬光例，年經(jīng)國緯，以為事鑒目錄，而學誠則曰：“紀傳之史，分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lián)其散。編年之史，渾灝無門，當用區(qū)別之法以清其類。”晉涵就求其說，則應之曰：

紀傳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猶編年之史，事同而年異其卷也。馬、班篇敘之法亡，而后史乃于篇首為目錄。倘作史者誠取目錄子注之意，而稍從類別區(qū)分，著于編首以為別錄焉；則詳略可以互糾，而繁復可以檢省矣！大抵紀傳苦于篇分；別錄聯(lián)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于年合；別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矣！蓋枉欲矯而直欲揉，歸于相濟而已矣！今于紀傳之史，必當標舉事目，大書為綱，而于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于其類附著篇目于下，定著別錄一編，冠于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lǐng)，張網(wǎng)之挈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于此也！倘為編年而作別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勛戚、將相、節(jié)鎮(zhèn)、卿尹、臺諫、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qū)別其名，注其見于某年為始，某年為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guī)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jīng)營，亦可因事定名，區(qū)別品目，注其終始年月，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則也，至于兩國聘盟，兩國爭戰(zhàn)，亦可約舉年月，系事隸名，是又于編年之中，可尋表歷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為終始者；則于其始見也，注其終詳某帝，于其終也，注其始詳某帝，可也。其有更歷數(shù)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要使入于編年之中，隱得紀傳班部，以為較司馬光目錄舉要諸編，尤得要領(lǐng)！且欲廣其例而上治司馬光書以為編年者法！

問何所昉？學誠則言“其意蓋本于杜預治左，別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外編一《史篇別錄例議》，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為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xù)鑒書》。）沅善其說而不能用也！

學誠嘗以馬班而后，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其間獨推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后，能推明古人大體！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固、劉向，溯源《官》、《禮》，下賅《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約為科律，為《文史通義》一書。（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卷二十九外集二《與嚴冬友侍讀》、外編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敘》及《補遺》。）大指以為：“撰述欲圓而神；記注欲方以智。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遷書所創(chuàng)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后世襲用其體，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zhuǎn)為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致圓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為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于此而不為回狂障隳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書》?！渡袝返渲冎?，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于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尚書》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焉；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事實乎？《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jīng)，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于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渡袝酚櫰酵酰洞呵铩吠惺加谄酵?；明乎其相繼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賈、董二傳，仿《尚書》訓誥之記言，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后寂寥數(shù)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則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逮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jīng)世，一出董子天人性命之學；則是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書》之明效大驗也。《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jīng)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司馬光《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夫《通鑒》為史節(jié)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為通鑒之綱紀奴仆，此不足為史學，而止可為史纂、史鈔者也。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復化神奇。《紀事本末》之作，本無深意，而因事名篇，不為成法，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神圣制作，數(shù)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于極盡，而天誘吾衷為從此百千年后史學開山；誠竊以為當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fā)凡起例，推論甚精徒以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事實；常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內(nèi)篇一《書教》上中下，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邵二云論修宋史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別傳》。）而薄出其技以治方志。

初學誠隨父鑣客湖北天門，適改修縣志，請鑣主其事，為撰《修志十議》；時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學誠之二十七歲也。其后二十六年間，歷修成和州、永清、亳州諸州縣志，所自得意者，莫如《亳州志》，言：“此志擬之于史，當與陳、范抗行；義例之精，則亦《文史通義》中之上乘也；回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為土苴矣！”（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又與永清論文》。）蓋學誠方志之學，于是為大成也！居常持論，謂：“欲經(jīng)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而其要原本于六經(jīng)。六經(jīng)，皆史也，后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征》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后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后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鑒》、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并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六藝并立，《樂》亡而入于《詩》、《禮》，《書》亡而入于《春秋》。六經(jīng)演而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而必取于備物者。天下政事始于州縣而達乎朝廷。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州縣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于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借資于《百寶書》，何可忽也！今天下大計既始于州縣，則史事積成，亦當始于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文例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于一時。平日當于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shù)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載者，筆削以為成書，如是又積而又修之，于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夫史之為道，文士雅言與胥吏案牘，皆不可用，用舍是二者，則無所以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即薄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內(nèi)篇一《書教上》、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照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guī)矩，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zhì)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然古人一事，必具數(shù)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鑒》，為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比次之書，則掌教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獨斷之學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為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于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但為比類之業(yè)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管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借，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ㄒ姟墩率线z書》卷四《文史通義》內(nèi)篇四《答客問》上中，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時雖稱善。顧莫之大用！

嘗客浙江寧紹臺兵備道、代州馮廷丞子弼所，遇戴震，震自負高名，見《和州志例》，乃曰：“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學誠曰：“不然！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獻非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且古今沿革始非我臆測所能為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而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后人猶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震拂衣徑去！學誠又以震出示所撰《汾州府志》有古跡一門，謂：“古跡非志所重，當附見于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往復辯難，終不為屈！（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既，畢沅延撰《湖北通志》，又出其余力以修常德、荊州、石首諸府縣志，皆有成書。獨《湖北通志》，書未成而論者詆；既不得行其意，重自審訂，成《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大要參取古今史志義例，剪裁浮辭，稟酌經(jīng)要，分二紀、三圖、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傳以為《通志》七十四篇。而于《通志》之外，取官司見行章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門，敘其因革條例，以為《掌故》。更取傳記、論說、詩賦、箴銘諸篇，別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以為《文征》。勒成三家之書，而推本于六經(jīng)；《方志》義本《百國春秋》，《掌故》義本《三百》、《官》、《禮》，《文征》義本《十五國風》。至于畸說剩言，采摭所余，雖無當于正裁。頗有資于旁證，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jīng)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者；三書皆經(jīng)要，而叢談則非不可闕之書也；《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家者流，出于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云爾?。ㄒ姟墩率线z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書議》，卷二十四《湖北通志檢存稿》一《為畢制府撰〈湖北通志〉序》。）即此可概見其義法焉，學誠地產(chǎn)霸材，天挺史識；（見《兩浙軒錄》補遺《章學誠傳》后王宗炎曰。）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于劉氏向、歆父子之傳，故于古今學術(shù)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見章氏之子華紱《文史通義》跋。）尤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

與休寧戴震、江都汪中同客浙江寧紹臺兵備道馮廷丞所咸被敬禮，而所學異趣。學誠則謂戴震功力不淺而無得于性情。汪氏聰明有余而不足于識力。何以言其然？散萬殊者為聰明。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等而上之，至于學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聞，猶聰明也。定于一者為識力：其學包羅富有，其言千變?nèi)f化，而所以為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今有文章如入萬花之谷，學問如窺五都之市，可以窺奄陋而箴鄙僿矣！問其何以為言，不能答也，蓋與荒經(jīng)滅古，舍學識而空言一貫者，其功雖有難易之殊，其于無當則一也。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窶子據(jù)空室而指其門闥以為家也！是宋學末流之失也。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是管庫為人守藏多財，而不得主其財也！是汪氏之學也！古人著書，各有立言之宗。而推本所自：史學本于《春秋》，專家著述本于《官》、《禮》。辭章泛應本于《風詩》。天下之文盡于是矣！子有雜家；雜于眾，不雜于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文有別集：集亦雜也，雜于體，不雜于指，集亦不異于諸子也。故諸子雜家與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今觀汪氏《述學》所為《內(nèi)篇》，大約雜舉經(jīng)傳小學，辨別名詁義訓，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茍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也；雜引經(jīng)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于雜篇；不但不可為內(nèi)，亦并不可謂之外也！古人著書內(nèi)外分篇蓋有經(jīng)緯。內(nèi)篇必立所言之宗，而外雜諸篇，取與內(nèi)篇之旨相為經(jīng)緯，一書只如一篇，無泛分內(nèi)外之例。汪氏之書，不過說部雜考之流耳，何以為內(nèi)篇哉！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斯乃與《述學》標題，如風馬牛，列為外篇，以擬諸子，可為貌同而心異矣！然汪氏工辭章而優(yōu)于辭命，茍善成之，則淵源非無所自，古者行人之遺，流為縱橫家學，其源實出于《風詩》也，引申比興，抑揚往復，可以窮文心之極變，達難顯之至情，用以規(guī)諫諷喻，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進于專家之業(yè)也。內(nèi)其所外，而外其所內(nèi)；識力暗于內(nèi)，而名心騖于外也！（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外篇一《立言有本》。）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精微淳邃，于天人理氣，實有發(fā)古人所未發(fā)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氏者矣！然戴氏不能無過焉！戴氏之過，在詆宋儒之躬行實踐，而置己身于功過之外！費至于校正宋儒之訛誤，可也！并一切抹殺，橫肆詆訶；至于休、歙之間，自命通經(jīng)服古之流，不罵朱子，不得為通人；則戴氏實為作俑！夫空談性理孤陋寡聞，一無所知，乃是宋學末流之大弊！然通經(jīng)服古，由博反約，即是朱子之教！一傳而為蔡沈、黃幹；再傳而為真德秀、魏了翁；三傳而為黃震、王應麟，其后為許謙、王柏、金履祥；至國初而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皆俎豆相承，甚于漢之經(jīng)師譜系。戴氏之學，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此飲水而忘其源也！（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nèi)篇二《朱陸書》、《朱陸篇后補遺》，又《與朱少白書》。）學博者長于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于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學；而世儒之患，起于學而不思！即如王應麟搜羅摘扶，窮幽極微，其于經(jīng)傳子史，名物制數(shù)，貫串旁騖，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諸述，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多之學術(shù)，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于經(jīng)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zhí)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勉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秣黍以為酒也！夫?qū)W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人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今之學者，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自以為高情勝致，至相贊嘆！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應麟之善搜遺逸焉！蓋逐于時趣，而誤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所貴君子之學術(shù)，為能持世而救偏！而世之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狥風氣；（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nèi)篇二《原學下》、《博約中》。）風氣所趨，競為考訂；學識未充，亦強為之！讀書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恥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說之不可恃也！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為足盡經(jīng)世之大業(yè)，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吷置之?。ㄒ姟墩率线z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族孫守一論史表》、《與陳鑒亭論學》。）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于文辭，求于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nèi)篇二《書朱陸篇后》。）今之攻小學者，以為六書不明，則言語尚不可通；況乎義理！然韓愈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未如今之輾轉(zhuǎn)攻取，畢生莫能殫也！以其畢生莫殫也，故終其身而無可屬辭之日；然不應妨他人之屬辭也！韓子立言如《五原》、《禹問》諸篇，昔人謂與孟、揚相表里者，其中仁義道德諸名，修齊治平諸目，不知于六書音畫，有何隱奧未宣究也？近日考訂之學，正患不求其義；而執(zhí)形跡！讀《易》而知寡過；讀《書》而得知人安民；讀《詩》而知好善惡惡；讀《春秋》而論其謹嚴名分；不待窮《說文》之偏傍，辨《廣韻》之音釋，與夫諸子之紛紛考辨，而六經(jīng)大義，昭如日月，雖使許慎復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于此也！（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朱先生墓志書后》、《說文字原課本書后》。）所貴君子之學術(shù)，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學問之途，有流有別；尚考證者薄詞章；索義理者略征實；隨其性之所近，而各標獨得；則服、鄭訓詁，韓、歐文章，程、朱語錄，固已角特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門戶，交相譏議；則義理入于虛無，考證徒為糟粕，文章只為玩物；漢唐以來，楚失齊得，至于囂囂有未易臨決者！惟自通人論之則不然！考證即以實此義理，而文章乃所以達之之具，事非有異。學者先求征實，后議擴充；析向貴有耑屬；博詳反約，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濫淳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遠。然而談何容易！十年閉關(guān)，出門合轍，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須不羨輕雋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毀譽，循循勉勉，即數(shù)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為者而為之，乃有一旦庶幾之日；斯則可為知者道，未易一一為時輩言耳！（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內(nèi)篇四《說林》，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要之議論不為茍同。又以并世學者征實太多，發(fā)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往往勸人多作古文，而衡之以文律，曰清，曰真，清則氣不雜也！真則理無支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汪龍莊書》、《與邵二云》。）

所自著書以《史籍考》為最博，而《文史通義》為最精。金壇段玉裁若膺讀《通義》有精深者，相與嘆絕！而文句有長排作偶者，則曰“惜雜時文句調(diào)”！學誠聞之不服！曰：“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即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chuàng)為哉！使被得見韓非《儲說》、淮南《說山》、《說林》、傅毅《連珠》諸篇。則又當為秦漢人惜有時文之句調(diào)矣！論文豈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執(zhí)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未可以繩吾《通義》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史余村簡》。）《史籍考》代畢沅撰，一踵秀水朱彝尊竹垞《經(jīng)義存亡考》例，凡十二綱，五十七目，三百二十五卷；大指謂史部雖占四部書之一，其實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故范圍廣博，竭畢生心力，厪乃成之！今也則亡！僅存《釋例》！獨《文史通義》盛傳于世云！

三、解題

《文史通義》何謂也？曰：章氏著書以明“文史通”之義云爾?！墩f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夫通之為名，蓋取譬于道路，四沖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然究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以達于大道，故曰通也。（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內(nèi)篇四《通橫》。）朱筠嘗謂人言：“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逵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非守偏隅一曲，便號通才。”顧章氏以為朱氏言通，蓋擴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茍不善究其旨，則高明者馳騖于浩博難整之數(shù)而無所得；中人以下，又謂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詣，非常人所可幾及，而自安固陋以為當然。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說，適足為學者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后之學者不知用其資之所近，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堯舜之所不知不能，則求通而騖于其名之過也！古人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漢初儒者學守專經(jīng)，言無旁出，推而及于當世，卓然見其本末；儒效于是見矣！元成而后，學者旁通曲究，不專一家之言，其業(yè)可謂富矣！而儒術(shù)之顯，乃轉(zhuǎn)不如漢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古來人觀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選也！薄其執(zhí)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騖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大抵學問文章，須成家數(shù)，博以聚之，約以收之，載籍浩博難窮，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專精致力，則如錢之散積于地，不可繩以貫也；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椎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ㄒ姟墩率线z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通說為邱君題南樂官舍》，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林秀才書》。）章氏之于史學，蓋有天授；獨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因以推見一切文之通于史，而著書闡明其義焉爾！故題目之曰《文史通義》也。若然，章氏征文史通之義則若何？按章氏之言曰：“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jīng)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于史。”（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孫淵如書》。）“昔曹子建自謂辭賦小道，而欲采庶官實錄，辨時俗得失，成一家言。韓退之自謂記事提要，纂言鉤玄，而正言其志，則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哲士終始，作唐一經(jīng)。然則辭章記誦非古人所專重，而才識之士，必以史學為歸。”（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此明乎“文史通”之義者也。章氏又曰：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酈食其請立六國之后，時勢不同楚漢之初，是亦其一端也。前人未知以文為史之義，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學深思之士，探索討論，竭盡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所言之始末焉，然猶不能不缺所疑也。其穿鑿附會，與夫鹵莽而失實者則又不可勝計也！文集記傳之體，官階姓氏，歲月時務，明可證據(jù)，猶不能無參差失實之弊。若夫詩人寄托，諸子寓言，本無典據(jù)明文，而欲千百年后，歷譜年月，考求時事，與推作者之志意；豈不難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年月以備后人之考證；而刊傳前人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鏡焉。至于傳記碑碣之文，與哀誄策誥之作，前人往往偏重文辭，或書具官，或書某官，而不載其何官；或書某某，而不載其何名何姓；或書年月日，或書某年某月某日，而不載其何年月日。撰者或不知文為史裁，則空著其文，將以何所用也！傳錄者或以為無關(guān)文義，略而不書；則不知錄其文將何所取也？凡此諸弊，皆是偏重文辭，不求事實之過。（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后》。）

斯則不明乎“文史通”之義者也。然就文論文，則一切文士見解，不可與論史！

蓋文辭以敘事為難。今古人才，騁其學力所至，辭命議論，恢恢有余，至于敘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為最難！而工敘事者，不必即工為史之志傳。記敘之文，往往比志傳修飭簡凈，蓋有意于為文也。志傳不盡出于有意，故文或不甚修飭，然大體終比記事之文遠勝。蓋記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結(jié)構(gòu)；而志傳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氣包舉，雖咫尺而皆具無窮之勢；即偶有言忽，字句疵病，皆不足以為累，此史筆與文士之分別。文士務去陳言；而史筆點竄涂改，全貴陶鑄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機巧也。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為言之無征！無征，且不信于后也！識如鄭樵，而譏班史于孝武前多襲遷書。然則遷書集《尚書》、《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牒記》，又豈為不蹈襲哉？充其所說，孔子刪述六經(jīng)，乃蹈襲之尤矣！豈通論乎！夫工師之為巨室，度材比于燮理陰陽。名醫(yī)之制方劑，炮炙通乎鬼神造化。史家詮次群言，亦若是焉已爾！是故文獻未集，則搜羅咨訪不易為功。觀鄭樵所謂八例求書，則非尋常之輩所可能也！觀史遷之東漸南浮，則非心知其意不能跡也！此則未及著文之先事也。及其紛然雜陳，則貴抉擇去取。人徒見著于書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既經(jīng)裁取，則貴陶熔變化。人第見誦其辭者之渾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調(diào)劑而人不知也！即以刊去而論：文劣而事庸者，無足道矣！其間有介兩端之可，而不能不出于一途。有嫌兩美之傷，而不能不出于割愛。佳篇而或乖于例；事足而恐徇于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顯也。如以化裁而論：則古語不可入今，則當疏以達之。俚言不可雜雅，則當溫以潤之。辭則必稱其體。語則必肖其人。質(zhì)野不可以用文語，而猥鄙須刪。急遽不可以為宛辭，而曲折仍見。文移須從公式，而案牘又不宜徇。駢麗不入史裁，而詔表亦豈可廢。此皆中有調(diào)劑而人不知也。文至舉子之《四書》義，可謂雕蟲之極難者矣！法律細于蠶絲牛毛；經(jīng)生老儒白首攻習，而較量于微茫秒忽之間，鮮能無憾，其故非他；命題虛實偏全，千變?nèi)f化；文欲適如其題而不可增損故也。史文千變?nèi)f化，豈止如《四書》命題之數(shù)：而記事記言，必欲適如其言其事而不可增損；恐左馬復生，不能無遺憾也。故六經(jīng)以還。著述之才，不盡于經(jīng)解諸子詩賦文集，而盡于史學。凡百家之學攻取而才見優(yōu)者，入于往有極意敷張，其事勿顯，刊落濃辭，微文旁綴，而情狀躍然；是貴得其意也。記言之法，增損無常，惟作者之所欲；然必推言者當日意中之所有，雖增千百言而不為多！茍言雖成文，而推言者當日意中所本無，雖一字之增亦造偽也?；蛴性姆备欢馕凑衙?，減省文句而意轉(zhuǎn)刻露者；是又以損為增，變化多端，不可以筆墨罄也！前明信陽何景明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由昌黎始！杭大宗、董浦斥其病狂！夫昌黎道德文辭，并足泰山北斗；景明何所見聞，敢此妄議！杭氏斥之，是也！然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屬辭；左、史、班、陳家學淵源，甚于漢廷經(jīng)師之授受。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緯六經(jīng)，掇道綱，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學，遞相祖述，雖沈約、魏收之徒，去之甚遠；而別識心裁，時有得其仿佛。而昌黎之于史學，實無所解；即其敘事之文，亦出辭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屬辭”、“心知其意”之遺法也。其列敘古人，右屈、孟、馬、揚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與相如、揚雄辭賦同觀，以至規(guī)矩方圓如班固，卓識別裁如陳壽，而不屑一顧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學哉！歐陽修步趨昌黎，故《唐書》與《五代史》雖有佳篇，不越文士學究之見，其于史學，未可言也！然則推《春秋》比事屬辭之教。雖謂古文由昌黎而衰，未為不可；特非信陽諸人所可議耳！蓋六藝之教，通于后世有三：《春秋》流為史學，《官》、《禮》、諸《記》流為諸子論議，《詩》教流為辭章辭命。其他《樂》亡而入于《詩》、《禮》，《書》亡而入于《春秋》，《易》學亦入《官》、《禮》，而諸子家言源委自可考也。昌黎之文，本于《官》、《禮》，而尤近于孟、荀，荀出禮教，而專子尤長于《詩》。故昌黎善立言，而優(yōu)于辭章；無傷其為山斗也！特不深于《春秋》未優(yōu)于史學耳！噫！此殆難以與文學士言也?。ㄒ姟墩率线z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又《答朱少白書》、《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上朱大司馬論文》。）然則章氏明文史之通義，而推究言之，未嘗不知史筆與文士之異趨也！昔人論劉勰知文不知史，劉知幾知史不知文。（邵晉涵《題章氏與陳觀氏論史學后》。）讀章氏書，而文史可以各識職矣！

四、讀法

解題既竟，可論讀法。章氏言：“立言有本。”然則讀章氏書者，不可不知立言之所本也。然不事眾義之剖析，而漫言大本之一貫；則所謂“一貫”者，徒籠統(tǒng)之假借耳，故必先籀明一致之百慮，而后可與言殊途之同歸。然則不先溯流，烏能探源？欲言原學，宜事析篇。章氏言：“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見《章氏遺書》卷三《文史通義》內(nèi)篇三《辨似》。）然則記誦者，啟悟之所資也；《析篇》者，將以啟記誦之途徑，探學問之堂奧。然《析篇》之事，先以《辨本》者；蓋善本不得，則記誦末由！而“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斯明立言之有本，而窺學術(shù)之大原矣！然人心不同，亦如其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終之以異議，而得失有可互鏡者焉！窮原竟委，說以四事：

第一，辨本　按章氏《文史通義》一書，最初讓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刻于河南開封，為大梁本；蓋章氏次子華紱緒遷之所編，而屬大梁書院山長洪洞劉師陸子敬及華亭姚椿春木為之覆勘者也。凡《文史通義》“內(nèi)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厥為后來諸刻之所自出。其后南海伍崇曜翻之為“粵雅堂本”，山陰杜氏亦有翻刻；而華紱“大梁刻板”旋亦攜回原籍；于是兩板皆存越中至咸豐十一年辛酉，太平軍徇下紹興，兩板皆毀，獨華紱從子□□同卿，攜“大梁本”一冊，游河南得存！因箋正僢訛以付其子季真小同。光緒元年乙亥，季真游幕貴州按察使署；乃重刊之，為“黔刻本”；其底本即同卿箋正之“大梁本”也。始于丁丑二月付雕；至戊寅七月竣事。華陽王秉恩雪澄實按察貴州，而與貴筑羅口口植庵任讎校焉。嘗以“粵雅堂刻”斠數(shù)四；其同卿箋正者依改乃知“粵雅堂刻”依“大梁本”，校未精審；然有奪訛而無增減；間有據(jù)改“大梁本”者至《校讎通義》中引《漢書·藝文志》，“大梁本”捝訛尤多，則據(jù)志正之；乃知“大梁本”雖華紱初刻。劉、姚覆勘，而訛捝不免；是非未可憑也！其后仁和譚獻訪得“大梁板刻”于會稽周氏祠堂，亦闕逸矣！出篋中舊本，補刻于浙江書局。坊行本皆由此翻；所謂“浙刻本”是也。其目次板式，一依“大梁刻”。而據(jù)“大梁刻”華紱跋稱：“其父易簀時，以全稿付蕭山王谷塍先生乞為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并谷塍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尚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云云。不知章氏當日本不以原編篇次為定，故以屬稿于王氏；而托言“更正”，亂其篇從；可謂無知妄作，不善繼志者矣！王氏，名宗炎，谷塍其號，亦稱谷人；乾隆庚子進士，未授官而歸；藏書甚富，號十萬卷樓；尤精校勘，故為章氏所崇信；年八十余，猶孜孜不訖，著有《晚聞居士集》者也。集中有《答實齋先生書》，論章氏集編次之例；其大恉分內(nèi)外篇。內(nèi)篇又別為子目者四：曰《文史通義》，凡論文之作附焉。曰《方志略例》，凡論志之作附焉。曰《校讎通義》，曰《史集考敘錄》。其余銘志敘記之文，擇其有關(guān)系者，錄為外篇，而附以《湖北通志傳稿》，凡三十卷；中《文史通義》內(nèi)篇六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內(nèi)篇三卷，外篇一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此王氏論錄之大略也。華紱之“大梁刻”行，而王氏所編者不出！嘉興沈曾植子培購得王編本。吳興劉承幹翰怡爰錄而覆刊之，益以已刊未刊《乙卯札記》、《丙辰札記》、《知非日札》、《閱書隨札》、《永清縣志》、《和州志》諸書。曰《章氏遺書》：自卷一至八，為《文史通義》內(nèi)外篇。卷十至十三，為《校讎通義》內(nèi)外篇。卷十四、卷十五，為《方志略例》。卷十六至二十三，為《文集》。卷二十四至二十七，為《湖北通志檢存稿》。卷二十八、卷二十九為《外集》。卷三十為《湖北通志未成稿》。自此以上，一依王氏編目而稍有勘定。如王編《方志略例》有《和州志》、《湖北通志》、《永清縣志序錄》諸文。而劉氏以《通志》已有檢存稿載于后；和州、永清志則均刻入外編，刪之以避重復。又據(jù)“浙刻本”《文史通義》外篇三，增《答甄秀才論修志書》二篇，《論文選義例書》二篇，《修志十議》、《天門縣志藝文、五行、學校三考序》，《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入《方志略例》；是也。此外又《外編》十八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合共五十卷。錢唐張爾田孟劬、元和孫德謙隘堪序而行焉；于是章氏之學賅備！今取“浙刻本”《文史通義》以與對勘：其內(nèi)篇卷一同，惟浙刻少《禮教》一篇。浙刻卷二《原道》、《原學》、《博約》三篇之后，即取《遺書》本卷四《言公》上中下三篇繼之，為第二卷。浙刻卷三至五載各篇，均不出“遺書本”三、四、五、六等卷之內(nèi)，而次序多為改易。“遺書本”卷六有《同居》、《感賦》、《雜說》三篇，為浙刻所無。浙刻外篇卷一、卷二，均在“遺書本”《方志略例》二卷之內(nèi)。惟省《和州志序例》十五篇，《永清縣志序例》十五篇。其余浙刻外篇所有，皆在“遺書本”《方志略例》卷一之內(nèi)。又“浙刻本”《校讎通義》三卷，與“遺書本”《校讎通義》內(nèi)篇三卷，次序、篇數(shù)一一相合，而無外篇。惟“遺書本”《文史通義》外篇、《校讎通義》外篇所錄，皆取駁議、序跋、書說諸文之與《內(nèi)篇》意相發(fā)明者；是誠王氏《答實齋先生書》時稱“其余銘志敘記之文，擇其有關(guān)系者，錄為外篇”，而與章氏平日持論“內(nèi)外分篇，蓋有經(jīng)緯”之指相合轍也?。ㄒ姟墩率线z書》卷七《文史通義》內(nèi)篇七《立言有本》。）而華紱妄為更張，亂其篇從；斯亦過矣！

第二，析篇　劉氏刻《章氏遺書》卷帙繁重。而章氏精要之論，具于《文史》、《校讎》兩通義及《方志略例》。今按浙刻《文史》、《校讎》兩通義內(nèi)篇與《遺書》無大出入，而《文史》外篇，亦備《方志略例》之要刪。所不足者，厥指未能經(jīng)緯內(nèi)篇，無當章氏著書之指耳！然具體而微矣！匪曰卑之無甚高論；徒以世本通行，學者便于購讀，姑以浙刻為主，而籀其指意，析其篇目，都為五部：曰窮經(jīng)，曰核史，曰衡文。而先以“通論”者，明宗趣之所歸，知學問之徑途也。終以“校讎”者，辨學術(shù)之異同，通群書之倫類也。庶幾學者循序漸進，知所觀覽焉！具目如左：

（甲）通論　《原道上、中、下》，《原學上、中、下》，《天喻》，《朱陸》，《浙東學術(shù)》，《博約上、中、下》，《假年》，《針名》，《砭異》，《師說》，《橫通》，《辨似》，《習固》，《婦學》，《婦學篇書后》，《說林》。

（乙）窮經(jīng)　《經(jīng)解上、中、下》，《易教上、中、下》，《書教上、中、下》，《詩教上、中、下》。

（丙）核史　《史德》，《史釋》，《史注》，《傳記》，《釋通》，《申鄭》，《答客問上、中、下》（以上史例通論），《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答甄秀才駁文義例書》，《修志十議》，《方志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地志統(tǒng)部》（以上志例通論），《書吳郡志后》，《書武功志后》，《書朝邑志后》，《書姑蘇志后》，《書灤志后》，《書靈壽縣志后》（以上論古方志），《天門縣志·藝文考序》，《天門縣志·五行考序》，《天門縣志·學?？夹颉罚逗椭葜?middot;皇言紀序例》，《和州志·官師表序例》，《和州志·選舉表序例》，《和州志·民族表序例上、中、下》，《和州志·輿地圖序例》，《和州志·田賦書序例》，《和州志·藝文書序例》，《和州志·政略序例》，《和州志·列傳總論》，《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中、下》，《和州文征序例》，《記與戴東原論修志》，《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永清縣志·恩澤紀序例》，《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永清縣志·六書例議》，《永清縣志·政略序例》，《永清縣志·列傳序例》，《永清縣志·列女傳序例》，《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永清縣志·文征序例》，《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中、下》，《亳州志·掌故例議上、中、下》，《張為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為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覆崔荊州書》，《為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以上方志例議）。

（?。┖馕摹　堆怨稀⒅小⑾隆?，《文集》，《篇卷》，《質(zhì)性》，《文德》，《文理》，《古文公式》，《繁稱》，《匡謬》，《黠陋》，《砭俗》，《俗嫌》，《答問》，《古文十弊》。

（戊）校讎　《原道》，《宗劉》，《互著》，《別裁》，《辨嫌名》，《補鄭校讎條理》，《著錄殘逸》，《藏書》，《補校漢藝文志》，《鄭樵誤校漢志》，《焦竑誤校漢志》，《漢志》，《漢志六藝》，《漢志諸子》，《漢志詩賦》，《漢志兵書》，《書志術(shù)數(shù)》，《漢志方技》。

按校讎別出為書。王目亦同浙刻。茲析篇而不分書，總稱以《文史通義》者；仍章氏之意也。昔章氏與嚴冬友侍讀書，自稱“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淵源《官》、《禮》，下賅《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外集》二。）則是校讎之學，已賅《文史通義》一書之中；而以別出《文史》之外；自為一書；非章氏之意矣！因附辨之于此。

第三，原學　夷考章氏之學，其大指在即事以見道，明經(jīng)之本史。王陽明《傳習錄》上卷一答門人徐愛問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jīng)。事即道，道即事?！洞呵铩芬嘟?jīng)?！段褰?jīng)》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謂異。”疑若章氏之學所由本焉！然章氏不自承出陽明；而細籀其所著書，蓋讀《漢書·藝文志》而有會，因以推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yè)，故弟子習其業(yè)。三代之盛也，官守學業(yè)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及其衰也，官司失其守，而師弟子之傳業(yè)于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其禁《詩》、《書》，非也；其曰“以吏為師”，則猶官守學業(yè)合一之謂也。由秦人“以吏為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為師；《樂》以司樂為師；《詩》以太師為師；《書》以外史為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漢書·藝文志》敘六藝而后，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氏之學。”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為某家之學”，即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yè)之義也。（見《章氏遺書》卷十《校讎通義》內(nèi)篇一《原道》。）既以讀書有得，疏通倫類，傅合《周禮》之分官，旁采鄭略之校讎，而條其義例，上宗劉向父子，辨章舊聞，觀其會通，由藝文以見道原，推史意以窮經(jīng)學；列篇數(shù)十，而義則一以貫之者也！“道雖不難于事，學必致之用”，是也。所論之事不一，而理則無不相通，知道之所以然，而施之事實也。通經(jīng)于史：而私家之專集，文章之體裁，亦以史例繩之。歸史于實用：而著述之變遷，風氣之出入，亦以實用概之者也。

其學一衍而為仁和龔自珍定庵，作《乙丙之際著議第六》（一本題曰《治學》），以明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官師合一”之說也。又著《古史鉤沉論》以明《五經(jīng)》為周史之大宗，諸子為周史之支孽小宗，“六經(jīng)皆史”之衍也。具見《定庵文集》。然矜其獨得，而諱所自出，不云本章氏。（章氏卒嘉慶六年，龔自珍年才十歲）近儒余杭章炳麟太炎譏之，著為《校文士》一文，謂“自珍剽竊成說而無心得；其以六經(jīng)為史，本之《文史通義》而加華辭；觀其華誠不如觀章氏之質(zhì)”者也！其后章氏之學，再衍而為章炳麟：衍“官師合一”之說，以征《曲禮》“宦學事師”之義。（見《諸子學略說》，未收入《章氏叢書》。）又推本章氏“六經(jīng)皆史”之指，以明孔子之述而不作，而難今文家說之稱孔子作六經(jīng)者。（見《國故論衡》中《原經(jīng)》。）亦嘗箴其闕失，見所刊《太炎文別錄》二《與人論國學》一書。

又一衍而為錢唐張爾田孟劬、元和孫德謙隘堪。爾田考鏡六藝、諸子學術(shù)流別，著《史微》內(nèi)篇八卷，以丕揚章氏“六經(jīng)皆史”之義。而德謙則為《漢書藝文志舉例》、《劉向校讎學纂微》兩書，以論定讎例；又著《太史公書義法》二卷以究明史意。斯皆《通義》之嗣響，章學之功臣！

所可異者：章炳麟嬗崇古學，（《國故論衡》中《明解故下》曰：“六經(jīng)皆史之方，治之則明其行事，識其時制，通其故言，是以貴古文。古文者，《書》、《禮》得于孔壁；《周官》寫于河間左氏，獻于張蒼者是已。”）張爾田指歸今文；（《史微》內(nèi)篇一《史學》曰：“六藝者，先王經(jīng)世之書也。經(jīng)世之書皆掌諸柱下，皆太史之所錄。不知六藝為史，無以見先王制作之本原；不知六藝為經(jīng)，無以見孔子刪修之大法?？鬃討懲趼窂U而邪道興，論次《詩》、《書》，修起《禮》、《樂》，贊《易》十翼，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而經(jīng)之名始立。”劉彥和言：“經(jīng)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言其不得與民變革者也。）宗尚不同，而誦說章氏則無乎不同；信足以見大道之一貫，而藉征章學之畢該也已！

第四，異議　伯祀以來，章氏之學，既大明于世！然而見仁見智，難者不一。湘潭王闿運壬秋，博學通人，最稱同光間大師，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顧讀章氏《通義》，謂“其言方志體例甚詳，然別立文征一門，未為史法；其詞亦過辯求勝。‘《詩》亡然后《春秋》作’，此特假言耳！《春秋》豈可代《詩》乎？孟子受《春秋》，知其為天子之事，不可云王者微而孔子興，故托云‘詩亡’。而章氏入詩文于方志，豈不乖類！要之以志為史，則得之矣！余以詩詞不入志為宜，而有鴻章巨著，事關(guān)經(jīng)國；各附本傳以征生平；斯謂合體！”（見《湘綺樓日記》第三冊《同治十年辛未三月四日》。）不啻微言諷刺于章氏而已！然闿運楚產(chǎn)不尚浙學，而又好言《公羊》，稱今學大師；與章氏之稱引《周官》媲于古文者不同。寧必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其不足于章氏宜也！

顧有生章氏之邑，以后生自居；而核于持論，不為茍同者：會稽李慈銘愛伯也！其大指以為：“章氏用力方志，實為專家，而自信大過，喜用我法，嘗言‘作史作志，必須別有宗旨，自開境界’此固可為庸下針砭；而其弊也，穿鑿滅裂，盡變古法，終墮宋明腐儒師心自用之學！大抵浙儒之學，江以東識力高而好自用，往往別立門庭，其失也妄！江以西，途轍正而喜因人，往往掇拾細瑣，其失也陋！章氏識有余而學不足，志大而才實疏！故其長在別體裁，核名實，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則讀書魯莽，糠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變泛持一切高論，憑肐進退，矜己自封，好為立異！（見《祥琴室日記》同治八年三月十二日。）即以《文史通義》、《校讎通義》而論，其抵牾有不勝詰者，謂史須兼苞百代，司馬子長是已！后世惟梁武《通史》為知其法！《通史》不傳，幸有鄭樵《通志》知其遺意，而痛詆班氏《漢書》，謂史法由之而亡！又極詆《文獻通考》為類書俗學。（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內(nèi)篇《釋通》、《申鄭》及《答客問》上中下篇。）夫班氏之去馬，近百余年，自后易姓，代必修史。如章氏之言，則將百年為限，編一通史，疊床架屋，陳陳相因！抑或易代之際，姑且不為，懸待數(shù)姓以歸統(tǒng)輯？著作之事，恐無是理！且所謂兼苞百代者，將如鄭樵之依次剿錄，同于鈔胥乎？抑將別立宗旨，各自為書乎？同則毋乃過煩！異則恐窮于變！此不可解者一也！謂今之各省，當稱各統(tǒng)部，以總督、巡撫為主，不以布政司為主。（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地志統(tǒng)部》。）夫元以設行中書省而有省名。明改為布政司而仍稱省，此明代之陋！國朝未及更正，然事主布政司，而督撫持節(jié)監(jiān)臨，版籍賦稅，未當屬之督撫也。曰督，曰撫，曰巡，明是巡行監(jiān)察之義。故督撫之關(guān)防，布政司之方印，未嘗改也。且統(tǒng)部之名何居乎？六部之設，自在中朝。督撫所兼，皆是虛號；未嘗實有部權(quán)，分立部名也。況督撫皆又兼都察院，何以略院而不言也？舍顯設之司，而稱虛擁之部，既非國制，又非古稱，以名則不正，以言則不順！此不可解者二也！謂著錄之例，大小戴《記》，當依類分編，如《漢志》別出《弟子職小爾稚例》。（見《章氏遺書》卷十《校讎通義》內(nèi)篇一《別裁》，卷十一《校讎通義》內(nèi)篇二《焦竑誤校漢志》。）《周易》‘經(jīng)’及‘十翼’亦當分載。夫《弟子職》故是古書別行，非劉、班所出?！缎栄拧方裨凇犊讌沧印罚弧犊讌沧印访魇莻螘?，特竄入《小爾雅》以示可信，是后人之竊《小雅》非《漢志》之析《孔叢》；乃欲緣斯謬胳，遍亂古經(jīng)：則卦畫之文，當別收于圖籍；賡歌之語，且分錄于詩篇！此其不可解者三也！謂府縣地志，當以人物為重，不在考核疆域。（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夫古人之地記，本不及人，后世滋繁，意存夸飾。今謂四至八到?？梢月耘e，古今沿革，無須過詳。是則志以地名，已亡其實；人以地系，先迷其邦！將晉宋之之揚州，盡為廣陵之產(chǎn)，秦漢之會稽，悉成東部之英！此其不可解者四也！凡此四端，實為大謬，貽誤后學，不可不辨！其謂作史須別有宗旨；欲作《宋史》，當以維持宋學為主。（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別傳》。）又謂《周官》師儒本分：師者，道學也；儒者，儒林也，《宋史》分立《道學》、《儒林傳》為是。皆迂妄偏譎，不出村學究識見！（見《越縵堂駢文》卷口《與譚仲修書》。）至譏近儒著述，多自稱某某學，謂誤用《漢書》某經(jīng)有某氏之學語而不通，此尤不根之論！不知近儒經(jīng)說之稱某某學者，乃用何劭公《公羊解詁》稱‘何休學’之例，明謙辭也，非用《漢書·儒林傳》語。章氏疏于經(jīng)學，自蔽而嫉賢，好詆切并時江疆濤、戴東原、汪容甫、洪北江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失之不考，大率類此?。ㄒ姟短一ㄊソ忖秩沼洝吠问昶咴鲁跷迦铡＃┢湟簧铋L者，在辨體例，明義法；自昌黎、半山皆詆之不遺余力，以為其文全不知法。今章氏文之傳者，皆冗枝緩漫，氣體緩弱，其不中與韓、王作奴仆，三尺童子能辨之！夫古人文成法立，本無一定之義法也。章氏嚴核稱謂，誠文章之要義，然其中亦自有辨！執(zhí)而求之，則不能通！蓋稱謂莫嚴于碑志傳狀，不容一字出入，郡縣官名，一參古俗，皆乖史法。降而至序記，則可稍寬矣；又降而至書問箋啟，則更可稍寬矣。今名稱之古而失實者。有如生員為秀才，舉人為孝廉者乎？然與士友通書問，而必稱之曰某生員、某舉人，則嘩然駭矣！名稱之俗而不典者，有如知縣為大令，同知為司馬乎？（唐之長史乃今同知之職，司馬秩在別駕下，略仿漢之都尉而非是。）然與當路通箋啟，而必目之曰某知縣，某同知，則色然慍矣！是惟求其不大戾乎古以病吾文；而因文體之所宜，擇近焉者以不駭乎俗，古人于此，蓋亦有所不得已也！故大令不可稱也。不得已而曰明府。司馬不可稱也，不得已而曰郡丞。生員，則秀才之可也。舉人，則孝廉之可也。若碑版紀載，則確守不可易。此仆為文之旨，而亦嘗取以裁量古今者也！章氏之學，自有獨得處，其議論可取者甚多；浙東西中當推一作家！仆非好詆鄉(xiāng)先生也，而其立旨紕失，亦不能為之諱！”（見《越縵堂駢文》卷口者《譚仲修書》。）辭致峻厲，殆有甚于闿運者焉！而條舉件系，同根煎迫，要不得不令前賢畏后賢也！

然慈銘守康成而宗戴氏；而章氏翹朱子以正戴學，道不同，不相為謀。尚曰固其所爾！亦有揭引章氏，貌同心異，而匡謬發(fā)訛，自比諍友者；是則章炳麟、張爾田也！

章炳麟與人論國學，每謂“鄭樵《通志》，章氏《通義》，其誤學者不少；昔嘗勸人瀏覽，惟明真?zhèn)?，識條理者可爾！若讀書駁雜，素無統(tǒng)紀，則二書適為增病之累！鄭樵所長，獨在校讎、圖譜、氏族數(shù)事，其他皆無采，六書尤謬。章氏欲護其短，則云‘創(chuàng)條發(fā)刊，未嘗與小學專家絜長短’，（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內(nèi)篇四《申鄭》。）若爾，但作略例可矣；焉用繁辭曲證為邪！章氏雖以謬語，然其用只在方志。內(nèi)篇《易教》以佛書本于《羲文》，誕妄實甚！至謂象通六藝，取證尤膚，（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內(nèi)篇一《易教下》。）無異決科之策。且于文人作傳，則斥辨職之言；（見《章氏遺書》卷五《文史通義》內(nèi)篇五《傳記》。）準是為例，范曄作《后漢書》，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亦非身居左史，奉敕編定者也。史可私作，不嫌替竊正章，上擬麟筆，獨于《太玄》、《潛虛》，謂其非分，適自相攻伐矣！史德一篇，謂‘子長非作謗書，將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人之變’，語亦諦審。至謂‘微文譏謗，為亂賊之居心’，（見《章氏遺書》卷五《文史通義》內(nèi)篇五《史德》。）寧知史本天職，君過則書，不為訕上！又述朱元晦語以為《離騷》不甚怨君。是則屈平哀歌，徒自悲身世耳；逐臣失職，類能為之；何當與日月爭光，而《古今人表》列于仁人孟、荀之伍哉！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于楚賦。’斯為至言！章氏之論，徒教人以陷耳！其余陋者，自撰《文德》以為新奇，（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nèi)第二。）不悟《論衡》已有斯語?！墩摵?middot;佚文篇》：‘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為私，無為主者。’文氣出于魏文《典論》而徒推本韓、蘇，何其厚弇古人也！至以莊子為子夏門人，（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內(nèi)篇一《經(jīng)解上》。）蓋襲唐人率爾之辭，未嘗訂實錄。莊生稱田子方，遂謂子方是莊子師；斯則讓王亦舉曾、原；而則陽、無鬼、庚桑諸子，名在篇目，將一一皆是莊師矣！以《藝文志·平原君》七篇，謂是著書之人，自托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益質(zhì)疑，因以名篇居首。（見《章氏遺書》卷三《文史通義》內(nèi)篇三《匡謬》。）不曉平原固非趙勝，藝文本注謂是朱建；建與酈生、陸賈、婁敬、叔孫通同傳；陸、婁之書，亦在儒家；《漢書》明白，猶作狐疑，以此匡謬，其亦自謬云爾！昔人云：‘玉巵無當，雖寶非用。’學者喜鄭、章二家言，至杜佑、劉知畿則鮮留意！杜固括囊大典，樸質(zhì)無華；劉亦精審不作獷語，學之既非驟了，以資談助則不如鄭、章之恢宏，故其棄錄如此！由斯以談亦見學人茍簡專務竊剽矣；故其鋪陳流別，洋洋盈耳，實未明其條系，甄其得失也！往見鄉(xiāng)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遽以《文史》、《校讎》二種教之；其后抵掌說《莊子·天下篇》、劉歆《諸子略》，然不知其義云乎！則知學無繩尺，鮮不瞇亂！徒知派別不足與于深造自得者！”（見《章氏叢書·太炎文錄》別錄二《與人論國學書》。）蓋章炳麟之褒彈則然也！

至張爾田則益疾言激論語明六經(jīng)之出于史，而非六經(jīng)之即皆史；聲章氏誣圣之罪，不憚作鳴鼓之攻！其辭曰：“章氏著《原道篇》，以謂‘集大成者為周公；而孔子刪述六藝，則所以學周公也。’（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nèi)篇二。）自此論出，而先圣后圣，始若分茅而設矣！不知周、孔不容軒輊也！孔子以前，不必有周公。而周公以后，則不可無孔子！天不生周公，不過關(guān)系一姓之興亡而已；而犧、農(nóng)、堯、舜、禹、湯、文、武之書猶在也！天不生孔子，則群圣人之道盡亡，雖有王者，無從取法矣！何則？周公思兼三王，監(jiān)于二代，集犧、農(nóng)群圣之大成，為一代致太平?？鬃觿t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周公之大成，為萬世立名教，為一代致太平，則典章制度，不能不詳備。為萬世立名教，則惟典章制度而已，必有其精義存焉！故《周易》，史也，而孔子贊之；《詩》、《書》，史也，而孔子刪之；《禮》、《樂》，史也，而孔子定之；《春秋》，史也，而孔子筆削之；非敢僭越王章也；以為后王制法，不得不然也！夫六藝皆周公之舊籍也；而有經(jīng)孔子別識心裁者，則今文諸說是也；有未經(jīng)孔子別識心裁者，則古文諸說是也。今文為經(jīng)；經(jīng)主明理，故于微言大義為獨詳。古文為史，史主紀事，故于典章制度為最備。典章制度，乃周公致太平之跡；而我孔子思存前圣之業(yè)，有德無位，不能不假周公之舊史制法后王；其中有因乎舊史者；亦有本舊史之文，別創(chuàng)義例者。”（見《史微》內(nèi)篇卷第八《古經(jīng)論》。）然則三代以上，帝王無經(jīng)也，史而已矣！三代以上，帝王無教也，政而已矣！六藝皆三王之典章法度，太史職之以備后王顧問，非百姓所得而私肄也；自“六藝”修于孔子，三代之典章法度，一變而為孔子之教書，而后經(jīng)之名始立！故經(jīng)也者，因六藝垂教而后起者也！后世辟儒，其知六藝為史者鮮矣！其知六藝由史而為經(jīng)者更鮮矣！知六藝為史者，挽近獨一章實齋，可謂好學深思，不隨流俗之士也！然章氏只知六藝之為史，而不知六藝之由史而為經(jīng)。故其持論曰：“古之所謂經(jīng)，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而非圣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后世也。”又曰：“六藝皆周公之典章；孔子有德無位，不敢操制作之權(quán)，惟取周公典章申而明之，所以學周公也。”（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內(nèi)篇一《經(jīng)解》，卷二《文史通義》內(nèi)篇二《原道》。）夫六藝為周公之典章法度，是固然已！然典章法度，歷代不相沿襲者也。六藝雖周公舊史，茍非經(jīng)孔子刪定纂修，垂為萬世不刊之經(jīng)，又何取乎歷代不相沿襲之典章法度以垂教后王也！且如章氏言，則后世會典通禮，其為政教行事之實，豈不更切于周公之典章法度乎？而章氏何以不與六藝并列為經(jīng)也！既不列會典通禮于經(jīng)，而獨奉孔子手定之六藝為經(jīng)，則六藝因孔子而重；而非因周公之典章法度而重，亦可知矣！如此而猶謂孔子不敢操制作之權(quán)，何其視圣人不如一鈔胥哉！以鈔胥為圣人，宜其推大成于周公，而不知孔子為萬世之教祖也，欲辨孔子之教，亦惟正經(jīng)與史之名而已！經(jīng)與史之區(qū)分，政與教之所由判也。由前而言，六藝皆三代之政也，故謂之為史。由后而言，六藝皆孔子之教也，故謂之為經(jīng)。章氏有言：“周公集典章法度之大成以行其政?？鬃蛹芄悦髌鋽?shù)。”因以為“政見實用，而教垂空言。儒生崇性命而薄事功，皆由于盛推孔子過于堯舜也！”（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nèi)篇二《原道上》。）若然，則垂教者絀于行政矣；政與教，豈可以空言實用分優(yōu)劣哉！自周公至今日凡幾姓矣，典章法度，未聞仍沿用周公之創(chuàng)制。然而人莫不有親，莫不知孝其親；莫不有長，莫不知敬其長；則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改焉者也！夫典章法度，所謂政也。孝親敬長，所謂教也。孰可實用，孰可空言，必有能辨之者！若如章氏言，以為政見實用耶？吾未聞后世天下可以實行數(shù)千載上周公之典章法度者也體以為教垂空言耶？吾未聞有親可以不孝，有長可以不敬者也！章氏以晚近之人，服晚近之服，言晚近之言；不責人孝親敬長，而望人實行周公之典章法度，亦可謂進退失據(jù)矣！（見《史微》內(nèi)篇卷第八《明教》。）夫一代之典章法度，一代之風系焉，文質(zhì)異尚如循環(huán)；雖以犧、農(nóng)、堯、舜、禹、湯、文、武之創(chuàng)制，不能歷久而不變；而況周公一王之法哉！（見《史微》內(nèi)篇卷第八《古經(jīng)論》。）然則周公之政，歷代沿襲不同者也?？鬃又蹋觳蛔儯酪嗖蛔冋咭玻煜掠懈矣诟鼜堉芄湔路ǘ戎耍責o敢于滅裂孔子名教之人！此宰我所以盛推孔子過于堯舜也！宰我之言，見述于孟子。使孟子而崇性命，薄事功，則章氏議之是矣！使孟子而非崇性命，薄事功也；則章氏誣圣之罪為何如哉！其所以然者，由于知史而不知經(jīng)也?。ㄒ姟妒肺ⅰ穬?nèi)篇卷第八《明教》。）斯足以明國學之準繩，而當章氏之諍友！（張爾田《史微·明教》篇后題曰：“章實齋先生書，博學詳說，余所服膺。惟斯言則害于道，故敢附于諍友之列，贊而辨之。”）寧得曰“蠢生于木，還食其木”，漫為譬喻，而引以相諷哉！然張爾田特明六藝之由史而為經(jīng)，而非徑斥“六經(jīng)皆史”之說，以為巨謬不然也！

乃有發(fā)“六經(jīng)皆禮”之說，而明“六經(jīng)皆史”之大相剌謬者。是則鹽城陳鐘凡斠玄也！今按鐘凡之言曰：“六經(jīng)皆古之典禮。百家者，禮教之支與流裔也。上世官師不分，政教合一；凡百制作，莫備于典禮。是故諸夏學術(shù)，三古禮隆其極。故禮事起于火化。禮文昭于祭祀。祭禮行于明堂，禮樂政教由是演，制度典章由是出。禮云禮云，諸夏道術(shù)之濫觴矣！周公集六代之大成，存先圣之舊典，經(jīng)論制作，備于禮經(jīng)。禮經(jīng)者，六籍之大名、百家所由出也！征諸《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jīng)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又太卜之職，大祭祀，則眠高命龜。凡小事，蒞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則陳龜。凡喪事，則命龜。是《易》用諸喪祭遷國師旅諸卜筮者也；則《易》為禮經(jīng)，此其證矣！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太師之職：大祭祀，則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朄讀為道引之引）大飧亦如之。大射，率瞽而歌射節(jié)。大師，執(zhí)同律以聽軍聲。大喪、帥瞽而而作舊謚。是詩亦用諸饔射師旅喪祭者也；則《詩》為禮經(jīng)，此其證矣！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云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大司樂之職，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敘之，以祭，以享，以祀。是樂所以祀天神四望，祭地示山川，享先祖先妣者也；則《樂》為禮經(jīng)之明證?！稘h志》本《七略》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書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大戴禮》曰：‘內(nèi)史太史，左右手也。’是左史右史；即周官之內(nèi)史太史。《尚書》、《春秋》，內(nèi)史太史所掌之籍也?？继分殻捍蠹漓?，與執(zhí)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zhí)事讀禮書而協(xié)事。祭之日，執(zhí)事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xié)禮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法以前。大喪，執(zhí)法以蒞勸防。內(nèi)史之職，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nèi)史讀之。王制祿。以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是《春秋》為喪祭師旅遷國及會同朝覲之典；《尚書》者，敘事策命制祿賞賜之籍；則《春秋》、《尚書》皆禮經(jīng)之明證也。故觀于太卜、太師、大司樂、太史、內(nèi)史，皆宗伯之屬；則其所掌《易》、《詩》、《書》、《樂》、《春秋》皆先王之典禮，昭然若揭，奚待韓宣子適魯而后知《易象》、《春秋》之為《周禮》哉！（《左氏》昭二年傳）故曰：‘六經(jīng)皆古之典禮也。’諸子者，禮教之支與流裔也。考諸《漢志》：儒家出于司徒。《周官》載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又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是司徒以禮教民者也，儒家學本于禮，有明驗矣！道家出于史官。而太史、大祭祀與群執(zhí)事讀禮書而協(xié)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妒酚洝酚种^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老莊列傳》）《小戴記》孔子對曾子問禮，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曾子問》）則道家學出于禮有明驗矣！陰陽家出于羲和之官，《周官》馮相氏、保章氏之職，禮官之屬也?！洞蟠鞫Y》謂：‘明堂為天法。’（《盛德篇》）《禮明堂陰陽錄》曰：‘陰陽者，王者所以應天。’（引見《牛宏傳》及《御覽》。）蔡邕亦謂：‘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tǒng)萬物，上通天象，故十二宮象日辰。’（《明堂月令論》）是以觀象授時，本明堂之大典。陰陽家學本于禮，有明驗矣！名家出于禮官；《周官》大小宗伯之職也。法家出于理官，大小司寇之職也。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馬遷曰：‘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史記·自敘》）陳寵曰：‘禮經(jīng)三百，威義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后漢書》本傳）故劉氏謂其輔禮制；則名家、法家學出于禮，有明驗矣！墨家出于清廟之守，《周官》巫祝之職也。蔡邕曰：‘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堂，則曰明堂。異名同實，其實一也。’（《明堂月令論》）《呂覽》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竿跏故方峭莨怪?；其后在于魯，墨子學焉。’（《當染》）則墨家出于禮之明驗也?？v橫家出于行人之官；《周禮》大小行人之職也。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義，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則縱橫家學本于禮之明驗也。雜家出于議官；《周官》三公之職也?！渡袝费裕?lsquo;三公論道經(jīng)邦，變理陰陽。’（《周官》）《呂覽》首陳十二紀；《淮南》亦訓《時則》，并本夏時遺制，為《小戴·月令》之所本。是雜家學本于禮之明驗也。農(nóng)家出于農(nóng)稷之官?！秶Z》載虢文公諫周宣王曰：

民之大事在農(nóng)，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土陽闡憤盈，土氣震發(fā)。農(nóng)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fā)。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及期，王祼鬯饗醴乃行。后稷監(jiān)之。膳夫農(nóng)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而時布之于農(nóng)，稷則，遍誡百姓，紀農(nóng)協(xié)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nóng)。（《國語》）

是后稷播時百谷，必遵太史敬授民時，則農(nóng)家學本于禮之明證也。小說家出于稗官；《周官》土訓、誦訓、訓方氏、匡人、撢人諸職也。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誦訓，掌道方慝。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撢人，掌誦王志。凡是諸職，皆所以訓四方，道方志方慝以詔王國，是小說家學本于禮之明證也。然則諸子出于王官者，其學即莫不原于典禮，故禮學，為道術(shù)之根荄，群言之郛廓！六經(jīng)諸子，莫不由此滋生萌蘗，章學誠不明乎此，妄有‘六經(jīng)皆史’之論。若謂六經(jīng)掌于史官，應得史稱？不知《春秋》、《尚書》掌于太史、內(nèi)史；而《詩》、《易》則分掌于太卜、太師；樂掌于司樂；禮掌于宗伯；各有當官，非必史官之專守，（史氏所掌當屬其貳）則不得并名為史。‘六經(jīng)皆史’之說，發(fā)自王守仁。章學誠申其說。龔鞏祚更暢言之，謂‘任照之史，為道家祖。任天之史，為農(nóng)家祖。任約劑之史，為法家祖。任文之史，為雜家祖。任諱惡之史，為陰陽家祖。任喻之史，為縱橫家祖。任本之史，為墨家祖。任教之史，為小說家祖。’（《古史鉤沉論》）語半無征，將焉取信！今推尋本柢，正以六經(jīng)之禮之說。”（見《諸子通誼》卷上《原始》。）則是與章氏之明“六經(jīng)皆史”者，如別黑白之不同矣！然其以《周官》為根柢，以《漢書·藝文志》為崖廓，則又與章氏無乎不同者也！可謂貌同而心異者焉！於戲！章氏不云乎“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群言之折中也！”（見《章氏遺書》卷十《校讎通義》內(nèi)篇一《互著》。）余故備著異議，不憚煩瑣，利鈍畢著，義蘊究宣矣！

博端誦章書，發(fā)蒙髫年，迄今四十，玩索不盡。粗述睹記，以為成學治國聞者觀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