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傳統使我深信，我的祖輩伊阿辛特·德·格斯和他妻子卡洛琳·德·艾利選擇葬于伊普爾大教堂的祭壇內，是為了離只標有一個日期的那塊大石板最近。這塊大石板位于路面中央，指明了別稱冉塞尼烏斯的冉森主教的遺骸之所在。教會通過這種更名換姓的手法使得對羅馬制裁的尊重與對一位可敬的高級教士的崇敬統一了起來。其實，一個祭壇的過道始終被人的虛榮心認為是最佳的埋葬處所，伊阿辛特·德·格斯也許并未考慮很遠。我曾提醒過，在該地區，只有耶穌教徒們在把知識傳授給良家子弟，但他們的弟子除了幾個榆木腦袋外，離開他們時都很少冉森教派化。從驅逐的鬧劇到狂熱的冉森教派教徒們的陰沉鬧劇，伊普爾的這位主教身后的奇遇大部分發生在巴黎，即使雷霆源自羅馬。盡管如此，但對于許多佛蘭德和其他地方的虔誠的基督教徒來說，冉森教派教徒們的苦修，他們對現實的蔑視似乎是對英雄年代的基督教的迫害的活生生的寫照。一封由安托瓦納·阿爾諾從比利時寄給讓·拉辛的密信向這位詩人或者說國王的史官舉薦我母系方面的一位祖先路易·德·卡蒂埃“這個真正的基督徒”，因為他在列日的住所非常漂亮，而且他在艾克斯拉沙佩勒附近的別墅遭到法國士兵的洗劫，而拉辛給盧森堡元帥的一封短箋可能會對他有所助益。另外，阿爾諾的這位朋友還是個模范的天主教徒，是教會的馴服子弟，被其教區的本堂神甫捧上了天，但同其他許多人一樣，他本人并未因此而沒冉森教派化。

一九二九年，我把一個雙臂緊縮的基督像賣給了一位巴黎的古董商，那是我父親傳給我的，我父親把它扔在一只衣櫥里，以致其銀身都發黑了，黑得幾乎與釘在其上的烏木不相上下。“你叫人給坑了，小姐，”當我的異母兄長得知我多少錢賣掉時對我說道。不過，把這些十七世紀的佛蘭德基督像與冉森教派聯系在一起的那個傳統——錯誤的傳統——把這個既是習俗又是凄慘的偉大的小擺設對于我而言卻變成了不會很快就棄之的物件之一。我在別處說過，宿命似乎如同我們在短暫人生所看到的那樣與實際緊密相連，那宿命已經與我們的公正概念背道而馳，一旦我們把它與一個以善良為法寶的上帝的概念聯系在一起，它就變得令人氣憤了。當我已經拒絕接受一個只是為了所有的人而死的神明的想法時，我又怎能接受一個不為所有的人而死的神明的看法呢？憐憫和愛都沒有從這些撕開的傷口中流出來，這個耶穌受難像從來只是主宰著垂死狀態，人在其中不是寧靜而是顫抖。

但是，冉森教派嚴格的信徒們在這個環境之中從來就只是受到尊敬的少數，“羊群”中的大部分屬于一種對自身不太苛求的人，這些人包括好幾個不同派別，從強硬的懷疑派到嬌弱的反宗教改革的基督徒，無所不有。

我并不是不知道在跪凳的紅絲絨方墊子上，可能也零零星星地跪著幾個男女圣賢，在遠處看不清他們。家族檔案中經常提到的那些“虔誠女子”既無必需的智慧也無必需的激情。瑪麗·泰蕾茲·比埃斯瓦爾是個已到符合教規年齡的女人，被安置在耶穌修道院的一個小教堂里。一七三九年，她留下了四百弗羅林給神甫們去裝飾教堂，還留下二百弗羅林給窮人。她的懺悔師除了其他任務外，還受命打開她寫字臺的抽屜，把里面可能有的材料燒掉。我們無法肯定那是不是一篇禱詞的草稿，人們猜想可能是一些往日的情書，或者是知心女友間的通信，滿紙的小圈子中的流言蜚語。

?按教規年過四十可以做教士的女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