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議員先生們：
我曾經(jīng)向立法公會提交過一份旨在取消大學學位的修正案 [1] 。由于健康原因，我無法親臨國會闡述我的提案，請允許我以書面形式再次提出 [2] 。
這是個極為嚴重的問題。但是你們委員會起草的法律很不完備，我相信，如果能根據(jù)我的提案做一些修正，就將讓目前的公共教育現(xiàn)狀獲得重大進步。
目前的大學學位制度具有三重問題，一是教育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并不是統(tǒng)一），二是把最糟糕的行政管理強加于教育之上，三是使教育沒有靈活性。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有什么東西生來就是進步的，那就是教育。確實，教育如果不是一代一代地傳承社會所獲得的知識、也即每日每時都在深化和增長的財富，還能是什么呢？
自中世紀黑暗結束以來，法國的教育何以仍然保持著千篇一律和停滯狀態(tài)？因為教育被大學學位壟斷著，被封閉在一個自我陶醉的小圈子中。
有一個時期，人們?yōu)榱双@取隨便什么知識，都必須學習拉丁語和希臘語，就好像巴斯克人和巴斯-布里多尼人生來就必須學習法語一樣。人們?nèi)粘Ｊ褂玫恼Z言是變動不居的，而印刷術還沒有發(fā)明出來，人的心智也不知道自己去探索自然的奧秘。于是，要接受教育，就必須知道伊壁鳩魯和亞里士多德是怎么想的。上等階層的人士都以不識字而自豪。唯一掌握和傳承知識的階層是僧侶教士。那時候的知識是什么呢？顯然，它僅僅是指那些使用已經(jīng)廢棄的語言，主要是拉丁文記錄的知識。書籍都是拉丁文的；人們也都用拉丁文寫作。拉丁文是宗教用語，教士能教別人的只能是他們自己曾經(jīng)學過的語言——拉丁文。
于是，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在中世紀，教育完全就是學習已經(jīng)廢棄的語言。這種語言被人很不恰當?shù)胤Q之為學術語言。
而到了19世紀，還把拉丁文視為學術語言，這自然嗎？有用嗎？拉丁文還是獲得知識的必要手段嗎？僅僅通過羅馬人留給我們的著作，我們能學到宗教、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生理學、史學、法律、倫理和工業(yè)技術或者社會科學嗎？
掌握一門語言，跟知道如何讀書一樣，意味著掌握了一種工具。我們耗費自己的全部青春年華，用于掌握一種根本沒有任何用處的工具，或者說沒有太大用處的工具，這難道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嗎？因為，我們剛開始掌握它就忙著忘掉它。唉，假如我們能夠盡快忘記學到的那些可憐的東西該多好啊。
如果圣西爾軍事學校 [3] 本來想向我們的青年傳授現(xiàn)代軍事科學，而教給他們的卻全是如何用弩機發(fā)射石頭，我們會作何感想呢？
我們國家的法律規(guī)定，沒有獲得學士學位 [4] 的人被排除在一切最令人尊敬的職業(yè)之外。
它還規(guī)定，一個人要想獲得這種學位，就必須腦子里填滿拉丁文的知識，別的任何東西都沒有用。那么，結果怎樣呢？眾所周知，年輕人都會精打細算，只要達到能獲得這種學位的程度即可，達到這種水平，他們就立刻不再進一步學習。你們對此搖頭嘆息。然而，難道你們不明白，這正是他們對社會強迫他們付出這么多沒用的努力所發(fā)出的抗議？
一個人學習一種工具，剛剛知道怎么用它，就將其永遠棄之不用，這是很不合理的。那么，這種事為什么竟然延續(xù)至今？理由恐怕只有一個詞：壟斷。壟斷天生就能夠摧毀跟它沾邊的一切東西。
因此，我希望國民公會能夠維護教育的自由，也即教育的進步。現(xiàn)在看來，這已經(jīng)不大可能了，我們不能擁有完整的自由了，那就讓我盡最大努力哪怕是挽救一點點教育的自由。
誠如法學家所說，可以從人身的角度及其與對象間的關系來認識自由；因而，取消教育方法上的競爭，其對自由的侵害，一點也不比取消人們之間的競爭更小。
有些人會說，“作為一種職業(yè)，教學工作將會獲得自由的，因為人人都可以進入這個行當。”這是一個巨大的幻覺。
國家——或者毋寧說那些短暫地、哪怕是合法地掌握政府權力的政黨、派別、宗派、個人——能夠讓教育走上自己所希望的方向，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人們的思想，而要做到這一點，只需有個學位制度就足矣。
在允許每個人自由地進行教學活動的同時，卻把授予學位的權力只賦予一個人，那么，最終的結果必然是，教育會陷入被奴役狀態(tài)。
我是一家之主，我雇教師來教我的兒子。我和老師都相信，真正的教育應該是教孩子們學習物質規(guī)則和道德規(guī)則，認識各種東西，并認識其所具有的用途。我們可能覺得，如果他能夠對社會現(xiàn)象形成最準確的觀念，能夠準確地把握原因與結果之間的關系，就是最成功的教育了。我們當然希望把教育建立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然而，國家卻另有想法。它覺得，有知識的意思是他能夠背誦普勞圖斯 [5] 的詩句，能夠引用泰利斯 [6] 和畢達哥拉斯對火和空氣的看法。
那么，國家會怎么干呢？它對我們說：“你們想教你們的孩子什么東西，隨便，但在他20歲的時候，我會考他幾個跟泰利斯和畢達哥拉斯的看法有關的問題；我會要他背誦普勞圖斯的詩句。如果在這些課程上他不能達到相應的水平，那就證明了，他的整個青年時代沒有全部投入到這方面的學習中，那么，他就休想成為醫(yī)師、律師、文官、領事、外交官或教師。”
于是，我不得不低頭屈服，因為我可不敢冒險讓自己的孩子被排斥在這些職業(yè)之外。你會跟我說，我是自由的。但我想說，我不自由，因為你讓我不得不逼自己的兒子成為一個學究——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也許會成為一位可怕的小雄辯家。無疑，這是對我的意愿的粗暴踐踏。
如果獲得學士學位所必須掌握的知識，都直接關乎我們當代的需求和興趣，那該多好！而現(xiàn)在要求青年掌握的古典知識，如果只是沒有用處，倒也罷了；事實上，這些知識是非常有害的。它使人們的思想混亂顛倒——這就是它所造成的難題，而這個難題要由被賦予教育壟斷權的人來解決。下面我將論證這一點。
從爭論一開始，大學和教士就互相指責對方。
教士們說，“你用你的啟蒙理性主義弄亂了我們青年人的思想。”
大學則回答說，“你用你們的宗教教條使他們麻木不仁。”
這時來了個調解者，他說，“宗教和哲學是姐妹。我們應該把自由探索和權威結合起來。大學和神職人員，你們可以輪流掌握壟斷權，大家分享，別再爭論了。”
我們曾經(jīng)聽到令人尊敬的朗格勒斯主教 [7] 這樣對大學說：“是你們給我們培養(yǎng)出了1848革命一代的社會主義者。”
而克雷米厄克斯很快就用下面的話反擊這種非難：“正是你們教育出了1793年一代的革命分子。”
如果這些話中確實包含著真理，那我們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結論就是：兩種教育體系都是有害的。就這一點而言，兩者是沒有差異的，而是一丘之貉。
是的，這就是我的想法：這兩種教育體系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都在過分重視經(jīng)典學習，而正是由于這一點，這兩種教育體系都扭曲了國人的判斷力和道德。他們的區(qū)別僅僅在于，一個主要是利用宗教，另一個則主要利用哲學。然而，并不是宗教和哲學本身有害——有的人就這樣指責它們——事實上，它們還減輕了損害。我們沒有像野蠻人那樣粗野，還得感謝宗教和哲學，而拉丁學者卻一個勁地要求我們模仿這些野蠻人。
讓我做一番想象，這個想象或許有點牽強，但它有助于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假設在某個地方，在地球表面跟我們正好相對的一個地方，有一個民族，憎恨和鄙視勞動，它的整個生活方式都建立在世世代代掠奪和奴役他人的基礎上。這個民族把它的政治、倫理、宗教和公共輿論都建立在維護和發(fā)展自己的殘忍的原則之上。由于法國已經(jīng)把教育的壟斷權力給予了教士階層，這些教士覺得，最好是把所有法國年輕人發(fā)送到上面說的這個國家，讓年輕人過那樣的生活，讓這些年輕人汲取那些人的感情，使其對那些熱情有加，對待那些觀念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而然。不過請注意，每個學生離開的時候都帶了本叫做《福音書》的東西。一代又一代人就這樣回到祖國，然后爆發(fā)了一場革命。我想請讀者自己想象一下，這些學生在革命中將發(fā)揮什么作用。
看到發(fā)生了這么多事，國家就決定收回教士的教育壟斷權，而將其交給大學。大學也忠于傳統(tǒng)，它也把年輕人派到那個地方，派到那些進行掠奪、占有奴隸的民族中，然后，每個人都得到了一本叫作哲學的東西。有五六代人接受了這種教育，他們根本就不了解本國實際，然后又爆發(fā)了第二場革命。由于他們與自己的前輩是在同樣的學校中成長起來的，所以他們覺得，自己完全可以跟他們一爭高下。
于是，兩個壟斷者之間爆發(fā)了戰(zhàn)爭。
教士說，“是你們的破書導致了這些災禍”。
大學回敬道，“是你們的破書招來的。”
不，先生們，你們的那些書本根本沒有這么大的作用。招來災禍的其實是你們兩邊都想出來并付諸實施的奇怪的念頭：要把法國青年送到別的地方學習。本來我們應當讓他們學到勞動、和平和自由，你們卻讓強盜、奴隸的感情和看法滲透了他們的思想。
我想說的是，號稱社會主義或共產(chǎn)主義的破壞性理論，都是經(jīng)典教育的結果，而這種古典教育，有的是教士提供的，有的是大學提供的。我還想說，學士學位制度甚至把古典教育強加于那些人們本以為自由的學校中，而這些學校乃是根據(jù)法律所設立的。因此，我要求廢除大學學位制度。
有人盛贊學習拉丁文可以開發(fā)人的智力。這純粹是一種偏見。古希臘人沒有學習過拉丁文，卻并不缺少聰明才智。我們也都清楚，法國婦女并沒有學過拉丁文，可她們并不缺少常識。假如人的心智不被扭曲，就得不到提高，這種看法未免太怪異了。古典教育號稱所具有的這種好處——如果確有這種好處的話——是很成疑問的，它聽任羅馬人的觀念、感情、看法和其風俗習慣被拙劣模仿，隨著他們的語言，滲透到法國人的心靈中，這必然帶來可怕的后果，難道我們就不明白，我們?yōu)槟切┧^的好處付出的代價不是太昂貴了么？
早在上帝對人類宣布“你臉上的汗水使你有面包吃”以來，維持自己的生計，對人類而言，就是一件非常艱巨、也非常吸引人的事情，而由于人們用于維持自己生存所利用的手段各不相同，于是，他們的習慣、看法、倫理和社會習俗也就存在巨大的差異。
靠狩獵為生的民族與捕魚為生的民族不同，游牧民族也不可能跟航海民族一個樣。
然而，如果兩個民族之間，一個以勞動為生，一個以盜竊為生，那么，上面說的那些差異與這兩個民族之間的差異，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論。
不管是狩獵，還是捕魚，還是放牧、經(jīng)商、務農(nóng)或從事制造業(yè)，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努力作用于身外的物質，來獲得滿足自己需求的東西。他們所欲控制的對象是自然。
而那些以掠奪為生的人則要對人類的其他成員采取行動，他們一門心思想控制的是他們的同類。
人們?yōu)榱松妫仨氉饔糜谧匀坏男袆樱徒凶鰟趧印?/p>
這種行動的果實應該造福于那些付出勞動的民族。然而，也有一種可能，就是別的民族通過欺騙和暴力，把這些辛勤勞動的民族置于控制之下，從而占有這些勞動果實。
在此，我無法全面展開這一想法；不過，只要我們稍加思索，就會相信，處于兩種截然不同處境的兩群人，他們的習慣、風俗、心態(tài)、社會組織、道德、宗教，所有這一切，都必然截然不同，甚至用于描述最根本的社會關系的詞匯，像“家庭”、“財產(chǎn)權”、“自由”、“美德”、“社會”、“政府”、“共和”、“人民”等，這兩個民族也不可能看法一致。
一個尚武的民族很快就會明白，家庭生活會影響人的戰(zhàn)斗熱情（我們自己也能感受到這一點，因為我們也禁止我們的士兵過家庭生活）。但是，也不能妨礙人口增長呀？那么，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柏拉圖在理論上提出，而斯巴達的萊克格斯實際推行的，就是亂交（promiscuity）。然而，長期以來，我們卻恰恰把柏拉圖和萊克格斯的名字當作偶像來崇拜。
至于財產(chǎn)權，我不相信誰能從古代文獻中找到對財產(chǎn)權的可靠的定義。今天我們可以說：“每個人都擁有他自身，因而也可擁有自己的勞動，因而也可以占有他的勞動產(chǎn)品”。而羅馬人相信過這種觀念嗎？作為奴隸主，他們會說：“每個人怎么可能屬于他自己？”他們鄙視勞動，他們會說，“每個人怎么可能是自己勞動果實的所有者”？在他們看來，這種觀念無異于讓他們集體自殺。
那么，古代人的財產(chǎn)權建立在什么基礎上？在法律基礎上，這真是一種造成慘重損失的觀念，是這個世界上出現(xiàn)過的最可怕的觀念，因為這種觀念讓使用和濫用各種東西獲得了正當性，它請法律來確認財產(chǎn)權，哪怕是盜竊來的東西，甚至是人本身。
在這些野蠻時代，人們是不可能正確地理解自由的。自由是什么？是我們所有人的自由權利的總和。自由涉及每個人自己的責任，自由地思考和行動、言論和寫作、勞動與交換、教學與學習，只有這些是可以自由的。人們從小被訓練就是要進行無窮無盡戰(zhàn)爭的民族，怎么可能知道自由為何物？是的，羅馬人篡改了這個詞，用它來指由于戰(zhàn)利品分配不公而引發(fā)的內(nèi)戰(zhàn)中的某種勇敢行為。領袖們想占有一切，人民則要求分享。于是，廣場上總是喧鬧不休，阿芬丁山建起了收容所 [8] ，頒布土地法，護民官頻繁干預，陰謀詭計猖獗；于是，就形成了這樣的公理：“我喜歡自由，即使充滿危險”，等等，它也進入了我們的語言，上學時，我也曾經(jīng)把它題寫在自己的所有課本上：
啊自由！你們的狂風暴雨在偉大的靈魂看來，是多么迷人！ [9]
植根在法國青年的心靈中的，就是這些可敬的事例、崇高的規(guī)則、珍貴的種子！
羅馬人的道德又是什么樣的呢？在這兒，我不是說父子、夫妻、主仆、資助人與委托人、人與上帝之間的關系，僅僅是奴隸制度中的種種關系，就足以使其整個社會墮落；在此我想要探討的是據(jù)說是共和國令人欽佩的一面，也即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是什么樣的？憎恨外國人，毀滅所有文明，扼殺一切進步，用火和劍蹂躪整個世界，把婦女、孩子和老人都綁在凱旋的戰(zhàn)車上，這就是他們的光榮，這就是他們的美德。雕塑家卻用雕像贊美這樣的暴行，詩人用詩句歌頌這樣的暴行。唉，面對這種景象，有多少次，我們的年輕人的心靈都充滿羨慕之心，爭相效仿！而我們的教師們，可敬的牧師們，卻一直在努力讓我們過上基督教的和文明的生活。成見的力量多么地巨大啊！ *
這些課程是不能忘記的；無疑正是從羅馬，我們知道了下面的格言：一個國家的所失，就是另一個國家的所得。這一格言，就盜竊而言，是正確的，但就勞動而言，則是錯誤的。但它依舊主宰著這個世界。
想象一下，在巴黎市中心，有一個組織，學到了羅馬人的道德，他們憎恨工作，企圖通過欺騙和暴力滿足自己的需求，于是與社會處于敵對狀態(tài)。無疑，在這樣的組織中，也會很快形成某種道德規(guī)范，甚至是某些共同的美德。勇敢、堅定、自制、審慎、紀律，在遭遇不幸時堅貞不屈，嚴守機密，獻身于共同體——所有這些，都肯定屬于美德。而這些也會發(fā)展成為強盜中間占據(jù)主宰地位的精神；這些也是海盜的美德，也正是羅馬人的美德。或許有人會說，羅馬人的事業(yè)是如此偉大，他們?nèi)〉昧巳绱司薮蟮某晒Γ@本身就為他們的犯罪行為遮上了一層遮羞布，把犯罪變成了美德。也正是因為如此，古典教育才是有害的。羅馬人犯下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罪惡，而是粉飾了一層美麗色彩的罪惡，是誘惑人的心靈的罪惡。
最后，關于社會，古代世界把兩個錯誤觀念流傳給了現(xiàn)代世界，從而破壞了社會的穩(wěn)定，并將繼續(xù)破壞社會的穩(wěn)定。
第一種觀念是：社會形成的條件與自然無關，而是契約的產(chǎn)物。這種觀念，在今天看來是完全錯誤的，但在古代倒也不無道理。羅馬和斯巴達確實是人們?yōu)榱艘环N共同的、明確的目的組成的群體：這個目的就是掠奪。嚴格來說，他們不是社會，而是軍隊。
第二種觀念是上述觀念的必然推論：法律創(chuàng)制了權利，因而，立法者與普通民眾的關系，就相當于制陶工與黏土的關系。米諾斯、萊克格斯、梭倫、努馬 [10] 分別塑造了克里特、斯巴達、雅典和羅馬社會。柏拉圖則構造了一個想象中的共和國，想使之成為未來某個民族的創(chuàng)造者和建國者的藍圖。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兩種觀念恰好構成了社會主義的突出特征和明顯標記，我們是從貶義上用這個詞的，用它來代表各種形式的社會烏托邦。
不管是誰，如果他沒有認識到，國家就像人體一樣，是按照自然法形成的，那他就會夢想人為地創(chuàng)造出一個社會，按自己的意愿隨意操縱家庭、財產(chǎn)權、法律、人，而這，就是社會主義。他不想研究生理學；他要把雕塑家的鑿子用在同類的身上。他不進行觀察，自己閉門發(fā)明創(chuàng)造。他不信奉上帝，他相信他自己。他不是個科學家，而是個暴君。他不是服務于他的同胞，而是支配他們。他不研究他們的人性，而是按照盧梭的教導，改變?nèi)诵浴?[11] 他從古代汲取靈感：他追隨著萊克格斯和柏拉圖的足跡。擁有學士學位的人，正是這樣的人。
肯定會有人說：“你也太夸張了吧，我們好學的年輕人從優(yōu)美的古代學到的，不可能是這么可怕的看法和情感。”
那么，你還能指望他們從古代學到什么呢？好好回憶回憶，你剛離開學校進入社會之時的思想狀態(tài)。當時的你，難道不是一門心思渴望效法地球上的掠奪者和講壇上的煽動家？反正就我自己而言，當我看到下面的情形，實在是非常驚奇，當今社會用布魯圖 [12] 和格拉古兄弟 [13] 的模子來塑造成千上萬的青年人，其宗旨就是教育他們不進行任何誠實勞動（這被認為是奴隸的事），而是跑到大街上成為暴民，而這些年輕人竟然能經(jīng)受住這種考驗。因為，古典教育不僅僅使我們魯莽地急于重溫羅馬的生活，還使我們始終對它心向往之，把它當成全人類的理想模式，當成現(xiàn)代人的崇高榜樣，盡管高不可攀，我們永遠不能以為自己可以達到那種水平，但我們也必須努力爭取效仿它 [14] 。
社會主義已經(jīng)控制了渴望獲得學士學位的階層，這話有什么錯嗎？
梯也爾先生說：
“中等教育要教富裕階層的孩子學習古代語言……當他們學習希臘語和拉丁文的時候，學到的不僅僅是單詞，還可以學到那些高尚和莊嚴的東西（掠奪、戰(zhàn)爭和奴隸制）；認識到人類歷史上簡樸、偉大、不可磨滅的一幕……中等教育教育出來的是國家的文明階層。今天，盡管文明階層并不能構成整個國家的主體，它們卻能賦予整個國家以自己的特色。它們的惡習，它們的品質，它們的善惡傾向立刻會傳遍整個國家；它們通過傳播自己的觀念和自己的感情來決定國家的形態(tài)。” [15]
要解釋我們的歷次革命的危害和反常性，再也沒有比這更準確、更好的解釋。
梯也爾又說：
“我敢充滿自豪地說：古典時代是這個世界上最值得贊美的時代。先生們，請讓我們的孩子熱愛古代，將其作為寧靜、和平、健全的精神之庇護所，惟此才能保持他們的純潔和完美。”
羅馬的寧靜？羅馬的和平？羅馬的純潔？啊，如果梯也爾先生那么多人生經(jīng)驗和那么非凡的常識都沒有能夠阻止他不犯糊涂，那么，你怎么能指望我們天真熱情的青年能抵御它的誘惑呢？
最近，國民公會中也出現(xiàn)了一場很滑稽的對話，堪與莫里哀的喜劇媲美：
梯也爾先生，從高高的主席臺上很嚴肅地對圣伊萊爾先生 [16] ：“你喜歡希臘文，而不喜歡拉丁文，這是錯誤的。我這樣說不是從藝術，而是從道德角度看的。在法國人看來，你尤其大錯特錯，因為法國人屬于拉丁民族。”
圣伊萊爾先生也不是在說笑：“那么柏拉圖呢？”
梯也爾先生仍然很嚴肅：“鼓勵青年人學習希臘和拉丁語是很明智的，非常明智。我是出于道德考慮而更喜歡拉丁文學習。但是與此同時，也需要這些可憐的年輕人了解德語、英語、精確的科學、自然科學、歷史等。”
要知道這是什么？這是罪惡。沉浸在羅馬的生活方式中，怎么可能是道德的！
梯也爾先生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相信這種幻象的人。我或許可以說，這是一種虛偽可笑的表演。下面我將簡要地談談古典教育對法國的文學、道德和政治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影響。我沒有精力、也不想描述完整的圖景，因為有哪個作者未受其影響呢？我只想勾畫出一個大概就可以了。
我不用說蒙田了吧，人人都知道，他是多么地向往斯巴達，而他的品位是多么地卑瑣。
至于我很佩服的高乃依 [17] ，我相信，他那些表面上優(yōu)美的詩句對他那個時代的精神造成了傷害，讓矯揉造作、暴烈、反社會的情感看起來也仿佛崇高莊嚴，比如下面的話：
“為公共利益犧牲自己的所愛，忘我地投入戰(zhàn)斗……只有我們具有這種美德……入選羅馬軍隊，我毫不遲疑，我充滿真誠的喜悅。我出嫁了自己的姐妹，我要為自己的兄弟而戰(zhàn)。” [18]
我得承認，我不希望自己具有庫里亞斯 [19] 的那種感情，我指的不是他對具體史實的看法，而是他對羅馬整個歷史的看法：
“感謝上帝，盡管我不是羅馬人，但我心中仍有人性。”
費 納 隆
公正的共產(chǎn)主義讓人驚恐，因為它讓我們害怕。但不正是其長期浸淫于古代世界，才使費納隆成為一位共產(chǎn)主義者？而現(xiàn)代歐洲人一直認為他是道德完美的最令人尊敬的典范。讀一下他的《泰雷馬克歷險記》——一般父母都很早就讓孩子讀這本書——你會看到，費納隆自己就是那位虛構的賢人，他把法律完全交到立法者手中。他準備根據(jù)什么樣的方案組織他的理想社會呢？一方面，立法者反思、發(fā)明、行動；另一邊則是社會，被動而遲鈍，聽任自己受人擺布。于是,普通人的道德沖動、行動原則就被剝奪了，這成了某一個人的特權。費納隆是現(xiàn)代最大膽地鼓吹人為計劃社會的人士之先驅，正是他決定著他所幻想的薩朗特社會中所有居民的衣食住行和職業(yè)。只有他可以決定，允許他們吃什么，喝什么，可以怎樣建他們的住宅，應該擁有幾間屋子，應該購置什么樣的家具。
他說——我還是讓他自己來說吧：
“賢人創(chuàng)設官員負責管理商人的庫存、利潤、成本和企業(yè)……在此之外，商人擁有完全的貿(mào)易自由……他禁止進口任何可能導致奢侈和糜爛生活的外國產(chǎn)品……他取消了曾經(jīng)出售錦緞等產(chǎn)品的商人……他為各個階層處于不同生活水平的人們創(chuàng)建了有關服裝、食品、家具和住宅規(guī)模與裝飾的規(guī)章制度。
“他對國王說，‘應該根據(jù)其與生俱來的等級制定相應的服飾規(guī)矩……僅次于您的第一等級將穿白衣服；……第二個等級的人，穿藍衣服；……第三等級，穿綠衣服；……第四等級，穿黃衣服；……第五等級，穿淺紅色或粉紅色衣服……第六等級，穿灰色亞麻布衣服；……第七等級，也就是最后一個等級，穿白、黃相間的衣服。這是七個等級的自由人的服裝。所有的奴隸則應該穿深灰色服裝。不容許擅自更改布料類型和服裝樣式。” [20]
他也以同樣的方式管理公民和奴隸的食品。
“然后他取締了一切靡靡之音。
“他為建筑確定了樸素而高尚的標準。他要求自由人所建的每棟房子都必須有客廳和立柱走廊，而房間則不能寬敞。
“但是賢人的中庸和節(jié)儉并不妨礙他批準建設一座很大的建筑，用來進行賽馬和戰(zhàn)車賽及摔跤和拳擊比賽。
“在賢人看來，繪畫和雕塑屬于藝術，不應當全部廢止，但他只允許在薩朗特有少量這類藝術家存在。”
我們難道看不出來，這是閱讀柏拉圖的著作、學習萊克格斯的榜樣而激發(fā)出來的一種想象？他們的樂趣就是用人做試驗，仿佛這些人就是原材料。
我們不應當說，這些沒有價值的空想是心靈過于仁愛的產(chǎn)物，而認可其正當性。這樣的空想還有很多，他們無不提出。組織或者打亂社會的方案。
羅 蘭 [21]
羅蘭就是一位，他在智力和感情的深度方面與費納隆不相上下，他對教育的關切程度更超過費納隆。唉，他與古典世界長期打交道，并沒有阻止這個好人的智力和道德不斷退化。不管是誰，讀他的著作，都不能不感到悲哀、同情。我們無法肯定他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因為他對上帝和偶像不置可否。他已經(jīng)準備把古代英雄時代的傳奇，當作《圣經(jīng)》所講述的奇跡那樣信奉。在他那平靜的面容上，我們總是能看到尚武激情的陰影；他熱衷于談論標槍、劍和弩。在他眼里——博絮厄同樣如此——最有意思的社會問題就是，在戰(zhàn)場上，馬其頓的密集方陣是否比羅馬的軍團厲害。他贊美羅馬人把科學嚴格限制在下面的領域：雄辯、政治、戰(zhàn)爭。在他看來，除此之外的一切知識都是墮落之源，只能使人們傾向于和平；因而他小心防備不讓這些知識進入他的學校。梯也爾先生應該對此叫好。他最敬重的是馬爾斯和貝婁娜 [22] ；因此，他簡直沒有閑工夫再去崇拜基督。他所受的教育中，古典教育占據(jù)主導地位，因而受到傳統(tǒng)看法的愚弄，他極為崇拜羅馬人。只要是涉及羅馬人，那么，假如某位羅馬人克制自己沒有干出十足的壞事，在羅蘭看來，就成了最高尚的美德。亞歷山大大帝為暗殺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而遺憾，西庇阿 [23] 沒有搶走人家的妻子，在他眼里，也都是無與倫比的英雄品質的表現(xiàn)。一句話，他曾經(jīng)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是生活在矛盾之中，那么，他本人就是最完美的典范。
有人認為羅蘭是共產(chǎn)主義和斯巴達制度的崇拜者。我們還是對他公平點吧，他的崇拜并不很徹底。只要有機會，他就責備斯巴達立法者由于四個小小的缺陷而毀滅了自己的事業(yè)：懶惰，男女亂交，殺嬰，大規(guī)模屠殺奴隸。然而，每次說完這些保留意見后，這個好人就大談有關古典時代的那些流俗的見解，認為萊克格斯簡直就不是凡人，而是神靈，認為他的政治完美無缺。
在羅蘭看來，立法者干預一切事務是絕對必要的。因此，當他讀到一位名叫佩拉斯奇斯（Pelasges）的家伙告訴希臘人如何吃橡子的時候，他由衷地為希臘人高興。他說，在這之前，希臘人就像牛一樣吃地上的草。
他還說：
“作為對羅馬人的偉大美德的獎賞，上帝賜予他們一個帝國，這一點看似不可能，實則顯而易見。要與他們的美德相稱，除此之外的任何獎賞都是對他們不公的，他們自己根本就不追求物質享受，這只不過是個補償而已。”
在這里，我們不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流俗的看法與基督教觀念在羅蘭可憐的心靈中發(fā)生了沖突？我們上面所引的話，恰恰概括了法國教育創(chuàng)始人所有著作之本質所在。他自己自相矛盾，他眼里的上帝也自相矛盾，從而使我們也陷入自相矛盾——這就是羅蘭的學說，這就是那種通往學士學位的教育之實質。
如果說男女亂交和殺嬰使羅蘭對萊克格斯創(chuàng)建的制度稍有微詞，那么，他對斯巴達別的制度則是熱情洋溢，他甚至能賦予盜竊行徑以正當性。這可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也跟我的論題有很密切的關系，所以值得分析一下。他是這樣論證的。
羅蘭先假設，原則上，是法律創(chuàng)制了財產(chǎn)權——一個可怕的原則，而這正是所有鼓吹人為社會秩序（artificial social orders）的人所信奉的。我們看到，盧梭、馬布利、米拉波 [24] 、羅伯斯庇爾和巴貝夫都信奉這一原則。那么，由于財產(chǎn)權的基礎在于法律，法律就不能以盜竊為基礎？你如何反駁這種論證？
“斯巴達是允許盜竊的。而在斯基臺社會 [25] 中，盜竊會受到嚴厲懲罰。這種差異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法律，只有法律能決定財產(chǎn)權和物品的使用權。在斯基臺社會中，法律沒有賦予某個人去動用他人物品的權利，而在斯巴達，法律的規(guī)定則相反。”
于是，這位好人利用最無可爭辯的權威——上帝的權威，代表盜賊和萊克格斯發(fā)出最熱情的呼吁：
“對他人的財產(chǎn)，人人都擁有同樣的權利，再也沒有比這更普遍的現(xiàn)象了；因此，上帝不僅賦予了窮人采摘他人葡萄園中的葡萄、到他人田中拾麥穗及抱走一整捆麥子的權利，也賦予了每個過路人同樣隨心所欲地進入他人葡萄園盡情地享用葡萄的權利，而根本不用管葡萄園主是否同意。上帝本人就給出過這樣做的第一個理由。正是在屬于他的以色列的土地上，以色列人可以在必要的條件下享用他人的葡萄。”
有人肯定會說，這種理論只有羅蘭信奉，是個特例。這正是我要說的。我將證明，由于一味沉溺于可怕的古代社會的習俗，即使是最可敬、最誠實的知識分子身上，也存在著非常嚴重的道德缺陷。
孟德斯鳩
說到孟德斯鳩，正是他重新發(fā)現(xiàn)了人的權利。他是最偉大的學者之一，他的每一句話都具有無上的權威，上帝也不會讓我損害他的榮耀。然而，當我們看到，古典教育竟然也如此成功地影響了這顆高貴的心靈，誘使他贊美古代最野蠻的制度，我們該作何感想呢？
“古代希臘人深深地覺得，為了生活在一個受歡迎的政府之下，人們有必要接受美德的訓練。他們專門設計了各種制度來滿足這種目的……克里特的法律就是斯巴達的法律的原型，柏拉圖的法律則修正了斯巴達的法律。
“我要請讀者注意這些立法者所具有的偉大的天才：他們公然蔑視一切公認的習俗，摧毀一切世俗的美德，向整個世界展示了他們的智慧。萊克格斯把盜竊罪與公正的精神、把最野蠻的奴隸制度與最充分的自由、把最兇暴的感情與最偉大的節(jié)制結合起來，從而給他的城邦帶來了穩(wěn)定。他似乎剝奪了它的全部資源、藝術、商業(yè)、貨幣和防御。在斯巴達，人們有野心而絕不會向往致富，人們有自然的友愛，卻不是他人的孩子、父親和丈夫；甚至連貞潔都不再受人尊敬了。而正是這種生活方式，使斯巴達通往了偉大和光榮；它的制度是如此地堅不可摧，因而即使有人在戰(zhàn)場上打敗了它，但如果戰(zhàn)勝者不能成功地將這些制度從其政治中清除出去，就不可能真正贏得勝利。” [26]
“那些希望擁有同樣的制度的人們應該建立這樣的政權，在那兒，就像在柏拉圖的共和國中一樣，財產(chǎn)將由所有人共有。他將要求人們尊敬諸神，為了維護道德而將本國人與外國人隔離，由國家而非公民經(jīng)營商業(yè)；他將給予我們藝術，而不讓我們接觸奢華，將滿足我們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奢望。”
孟德斯鳩用下面的話解釋古代人對音樂的高度重視：
“我相信我可以解釋這一點。我們可以探討古希臘城邦國家的精神，尤其是那些以戰(zhàn)爭為主要任務的城邦的精神。各種賺錢的行業(yè)和職業(yè)，自由人都不屑一顧。色諾芬說，‘絕大多數(shù)手藝都將使人的肉體柔弱無力；那些工匠不得不坐在陰涼中或者靠近火爐；他們沒有時間結交朋友，也沒有精力為共和國作貢獻。’只有在某種民主制度墮落之后，匠人才獲得了公民身份。這就是亞里士多德教導我們的，他主張，一個好的共和國是絕不可能給予他們公民權的。”
“農(nóng)業(yè)一直是奴隸從事的職業(yè)，通常都是由被征服的民族務農(nóng)：在斯巴達是其農(nóng)奴階層（希洛人），在克里特是珀里俄基人（Perioecians），在帖撒羅尼迦是珀尼斯忒人（Penestaeans），在別的共和國，也同樣是由被奴役者從事農(nóng)業(yè)。
“一句話，在古希臘人看來，所有的商業(yè)都是沒有出息的。這就必然意味著，公民與奴隸、佃戶、外國人交換勞務的想法，是與古希臘的自由精神背道而馳的。因此，柏拉圖要求法律懲罰那些竟敢經(jīng)商的公民。
“在古希臘共和國，要把這些觀念付諸實施，也面臨著相當大的不便和困難。一方面，法律要求公民不得從事商業(yè)、農(nóng)業(yè)或手藝；而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游手好閑。于是，他們就把自己的時間都花在競技訓練和與戰(zhàn)爭有關的技藝方面。他們的制度不允許他們從事別的職業(yè)。因此，希臘人必須被看成是一個由運動員和武士組成的社會。當然，這些訓練非常適合于使人們強健和勇敢，也需要其他東西調和一下，從而，能使他們的生活方式精致、優(yōu)雅一些。音樂則能透過身體器官觸及人的精神，很適合實現(xiàn)這一目的。” [27]
這里，我們看到了下面的觀念：古典教育給予了我們自由。現(xiàn)在，我們來看看它是如何教導我們理解平等和節(jié)儉的：
“實現(xiàn)財富的平等是民主國家的本質所在。盡管如此，人們不難認識到，要實現(xiàn)完全的平等，并不總是很合算。縮小不平等，并將其限制在一定范圍內(nèi)就足矣。在這之后，就制定具體的法律，通過對富人征稅，向窮人提供救濟來逐漸拉平仍然存在的不平等。” [28]
“在一個好的民主國家，僅僅平均分配全部土地還不夠，每塊土地還必須足夠小，就像羅馬那樣……
“財富的平等會使人節(jié)儉，而節(jié)儉則會維持財富的平等。這兩者盡管不同，但兩者彼此互相依賴，缺一不可。” [29]
“薩莫奈人 [30] 有一種習俗，這種風俗，在小國，尤其是在處于他們那種處境的小國，效果極佳。所有的年輕人都被集中起來，讓人們進行評判。被宣布為最優(yōu)秀的青年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姑娘作自己的妻子；接下來，由比他稍差一些的青年再來從剩下的姑娘中挑選自己的妻子，依此類推……很難設想還有比這更高尚、更動人的獎賞，對一個小國來說，成本最低，對兩性也都最有激勵作用。
“薩莫奈人是斯巴達人的后裔；柏拉圖的律法則不過是對萊克格斯的法律的完善，僅靠他自己，是達不到這種水平的。” [31]
盧 梭
論起對法國大革命的巨大影響，沒有人能超過盧梭。布朗基說，“他的著作就放在公安委員會的會議桌上。當時的人們認為，他的那些與常理相反的論點不過是文學上的夸張而已。然而，那些話很快就在國家的公共集會上被看成是唯一的真理，像刀劍一樣犀利。”因而，也不應忽視把盧梭與古代連接起來的精神紐帶。熱情贊頌羅伯斯庇爾的布朗基說，“他的文風讓我們聯(lián)想到高乃依那充滿激情的動人語言。”
除此之外，誰不知道，盧梭還是那些一般都歸之于羅馬和斯巴達的觀念和習俗的最熱情的贊頌者！他本人就說過，正是閱讀古希臘歷史學家普盧塔克的著作，才使他成為我們看到的那副樣子。
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直接反對人類精神的。其第一頁就打上了他的獨特印記：
“我能忘記那座城市嗎？它曾經(jīng)在古希臘的中心繁榮。我們一直渴望重建這座城市，它因其公民幸福的無知和法律的智慧而著名。與其說它是世間的國家，不如說它是半人半神的國度，相比于凡人，他們的美德是多么地出眾啊。啊，斯巴達，它讓任何空洞的理論黯然失色。當精致的藝術導致惡行在雅典蔓延的時候，當暴君那么熱心地收集詩人作品的時候，你們卻把所有的藝術和藝術家、科學和學者從你們的疆界中徹底清除！” [32]
在他的第二部著作《論狀態(tài)之不平等》（The Discours sur l’inégalité des conditions ）中，他更猛烈地抨擊社會和文明的一切基礎。他之所以這樣激烈，是因為他相信，自己就是古典智慧的詮釋者：
“我設想自己站在雅典的學園中，復習著導師的教導，讓柏拉圖和色諾芬給我作評判，而人類就是我的聽眾。”
這部著名作品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我們之后的人生來就是不幸的，由于他們將在我們的基礎上獲得更多知識，于是等待著他們的，只能是最可怕的命運。我們生產(chǎn)能力的發(fā)展已經(jīng)使我們十分不幸了。我們祖先的不幸要比我們少，因為他們更無知。羅馬已經(jīng)接近完美狀態(tài)了，斯巴達則實現(xiàn)了這種完美——迄今為止，完美就是所有人和諧地在社會中生活。然而，人類真正的幸福只存在于自己赤身裸體、孤獨地生活在森林中的時候，人們之間彼此沒有聯(lián)系，沒有友愛，沒有語言，沒有宗教，沒有觀念，沒有家庭的時候——簡而言之，人們生活在一種跟野獸沒有多大區(qū)別的狀況下，他可能就是野獸，盡管他能直立行走，盡管沒有長爪子而有兩只手。
很不幸，黃金時代無法持久。人類經(jīng)過了某個中間階段，這里倒不無吸引力：
“當他們滿足于居住在鄉(xiāng)村小屋，以皮毛為衣，以羽毛、貝殼裝飾自己，在自己身上畫上種種色彩……當他們從事的職業(yè)只需要自己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時候，他們?nèi)匀皇亲杂傻摹⒔∪摹⑸屏嫉摹⑿腋５摹?rdquo;
唉，他們卻不知道文明的這第一階段就此打住：
“……從有個人需要他人幫忙（就此不幸地形成了社會）那一刻起；從一個人占有可供兩個人使用的資源的時候起，平等就消失了，出現(xiàn)了財產(chǎn)，勞動成了必需……
“冶金和農(nóng)業(yè)兩種工藝的出現(xiàn)，造成了這場大革命。對詩人來說，這是黃金白銀，在哲學家看來，這是鐵和小麥，正是它們導致了文明人的出現(xiàn)，最后引導他走向毀滅。”
于是，人們必須脫離自然狀態(tài)進入社會了。這是盧梭的第三部著作《社會契約論》探討的主題。
在這里，我不想詳盡地分析這本著作，我只想指出，這本書的每一頁都是在復述希臘-羅馬的觀念。
由于社會是一個契約，所以每個人都有權提出自己的條款。
“只有那些聯(lián)合起來的人有權調整他們組成社會的條款。”
然而，這也不大容易。“那么，他們?nèi)绾握{整這些條款？是通過共同協(xié)定，還是靈機一動？……盲目的群眾通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們?nèi)绾巫约和瓿稍O計一種立法體系這樣一個巨大而艱難的事業(yè)？……于是，就需要一位立法者。”
于是，從理論上接受普選權，不一定就比在實踐中推行起來更快。
從各方面看，這位立法者必然是一位超凡出眾的人。他敢于承擔起創(chuàng)建國家的重任，他認為自己有能力改變?nèi)诵裕脑烊说纳砗途窠Y構。一句話，他準備發(fā)明一臺機器，而人不過是他手中的原材料而已，那么，他該從何處著手呢？
盧梭在這里很清楚地論證了，立法者不可能依靠暴力或說服，那么，他靠什么達到目的呢？靠欺騙：
“這就是為什么所有時代的建國之父都不得不乞求于上蒼的力量，并把自己的智慧說成是神的旨意。……這種具有神圣理據(jù)的法令是超出普通人的理解力的，立法者將其歸功于不朽的神明，以神圣的權威來贏得那些凡人的支持，而以凡人的智慧是不足以吸引他們的。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讓神說話的。”（諸神！不朽的諸神！這可真是對古典觀念的隔代遺傳）
跟他的導師柏拉圖和萊克格斯一樣，跟他心目中的影像斯巴達人和羅馬人一樣，盧梭賦予“勞動”和“自由”兩個概念的含義，實乃兩種不相容的觀念。在社會中，人們必須作出選擇：要么放棄自由，要么被餓死。不過，有一條擺脫困境之道：奴隸制。
“從一個國家的人民選舉其代表時起，他們就不再是自由的了。
“在希臘，一切人民必做的事他們都自己來做；人民不斷地在市場上舉行集會。一切工作都由奴隸來完成。他們最關心的是他們的自由。如果沒有這種優(yōu)越的條件，如何能夠維護這種權利？而你們更關心增加你們的物質福利而不是維護你們的自由，你們更怕貧困而不是奴役。
“什么！只有在有奴隸制支撐的時候，自由才能存續(xù)？也許吧。兩極相遇。一切不自然的東西都有其不便之處，就這一點而言，公民社會比其他方面尤甚。有時，人們會處于一種不幸的處境：一個人要維護自己的自由，必須以犧牲另一人的自由為代價；公民要想完全擁有自由，就必須以奴隸悲慘地做奴隸為條件；斯巴達就是這種情形。你們現(xiàn)代世界各國沒有奴隸，但你們自己就是奴隸。”云云。
這里，我們看到了古典教育所傳播的傳統(tǒng)流俗的極佳例證。古代人由于其生性殘忍而采用奴隸制。既然它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結果，是一種傳統(tǒng)，于是，學術圈中人就覺得，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值得贊美，并根據(jù)他們的制度對自由的本質作出種種深奧復雜的論證。
盧梭把自然狀態(tài)與社會劃分為截然對立的兩極，其對公共道德、對私人道德的破壞都是致命的。按照他的概念體系，社會是契約的產(chǎn)物，這種契約變成法律，法律再憑空創(chuàng)制出正義和道德。在自然狀態(tài)下，既沒有正義，也沒有道德。父親對兒子沒有義務，兒子對父親也沒有責任，夫妻之間也都沒有義務。“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東西，我也不向任何人承諾什么。我覺得不屬于我的東西，當然就是對我沒有用的東西。我對誘惑我、我也能得到的所有東西，都擁有無限制的權利。”
由此必然得出結論：假如已經(jīng)通過的社會契約一朝瓦解，那么，社會、法律、道德、正義、責任等一切東西就立刻完蛋了。盧梭說，“將重新獲得其原初的權利和自然的自由，這種權利和自由在人們獲得約定的自由之時曾放棄了。”
現(xiàn)在，我們也必須了解，這種社會契約是非常容易瓦解的。每時每刻，只要有某個人違背了他的協(xié)定或者對隨便什么人從事了非法行徑，契約就瓦解了。如果社會對一個被判罪的罪犯說“你罪有應得”，而這個家伙竟然逃跑了；如果某位公民拒絕納稅，如果某位會計沾了公家的便宜，這個時候，社會契約就立刻被打破了，所有的道德義務都不存在了，正義也不存在了；父母與孩子、丈夫與妻子之間就誰也不欠誰的了；每個人都對他希望得到的東西擁有毫無限制的權利——一句話，整個人類又回到自然狀態(tài)了。
我想請讀者自己想象一下這種理論在革命年代所能造成的那些浩劫。
這種理論對私德的破壞也是致命的。年輕人充滿熱情和激情地進入社會時，對自己說“我內(nèi)心的沖動是自然的聲音，它永遠都不會錯。約束我的種種制度都是人為的，都不過是專斷的慣例而已，而并未征得我的同意。把這些制度踩在腳下，我就可以獲得雙重快樂：既滿足了我的天生的激情，也讓我相信自己就是個英雄。”結果將會如何？
這兒，還用我們回想《懺悔錄》（the Confessions ）中那些令人哀傷而憂郁的話嗎？
“我的第三個孩子跟前兩個一樣也送到了育嬰堂，后面的兩個也如法炮制；因為我共有過5個孩子。在我看來，這種安排很好，我并不吹牛，但我要說，我這樣做確實是為了他們的母親著想……把孩子拋給公共教育……我覺得自己已經(jīng)是柏拉圖共和國的一員了！”
馬 布 利
眾所周知，馬布利是個希臘-羅馬狂。他跟盧梭是同一類人，但比起盧梭來，心胸更狹窄，也更沒有同情心。他更沒有資格接受那種觀念，搞得也更混亂。他跟所有古典作家一樣堅信，人類只是社會規(guī)劃者的原材料而已，他也想跟他們一樣成為規(guī)劃者，要對這些原材料進行規(guī)劃。于是，他把自己看成了一位立法者。他先是想在波蘭發(fā)揮自己的這種才能，但看樣子似乎并不怎么成功。然后，他又向美國人端出了斯巴達的油膩肉湯，不過，他也沒有讓他們相信它的好處。美國人的這種愚昧令他大怒，他預言，美國肯定要垮臺，維持不了五年。
讓我在這兒對我的論述做一個限定。在引用費納隆、羅蘭、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的荒唐而具有破壞性的理論的時候，我當然不敢否認這些偉大作家的很多著作也充滿了智慧和道德感。而他們著作中的錯誤就源于他們接受了古典時代的傳統(tǒng)看法，但其正確理論則具有完全不同的來源。我的主旨正好是說，恰恰是希臘、拉丁文的教育，使我們都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它使我們對過去持一種盲信的態(tài)度，哪怕是最可怕的災難，也成了光榮的事情；而只有當代的精神——基督教，人們不能不承認其為正確的良好的常識，能向我們展示未來應該追求的理想。
我就不引用摩萊里、布里索 [33] 和雷納爾等人論述熱愛戰(zhàn)爭、奴隸制和教士的種種欺詐行徑、財產(chǎn)共有、懶惰等行為的正當性的話了——不僅如此，他們甚至在贊美、歌頌這些行為。這些理論的根源何在，不會有誰弄錯的。我重復一遍，其根源正是在學士學位課堂上強加給我們的古典教育。
古典時代古老的觀念——據(jù)說是那樣的寧靜、和平和純潔——不僅毒化了學者之思想，也毒化了法學家的思想。我相信，甚至在那些關于財產(chǎn)權問題已得出合理觀念的法學著作中，讀者也不難看出這一點。那么，我們無法想象，不具備這種觀念的立法活動又該是什么樣的。最近我偶然翻閱瓦泰爾 [34] 的著作《萬國法》（Traité du droit des gens ）。我注意到，作者用了整整一章討論下面的問題：是否容許誘拐婦女？顯然，這種珍聞我們只能歸功于羅馬和薩賓人 [35] 的傳奇故事。他非常嚴肅地權衡了各種支持和反對意見之后，最后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這要歸功于羅馬的光榮。羅馬人怎么會錯呢？傳統(tǒng)的觀念是禁止我們這么思考的。人家是羅馬人，這就足夠了。羅馬雖然干盡了燒殺搶掠的事，但依然是寧靜的、和平的、純潔的。
有人可能會提出，我在這里所批判的東西，僅僅是這些學者個人看法而已。是這樣嗎？如果不是古典教育導致的一致行動，再加上蒙田、高乃依、費納隆、羅蘭、孟德斯鳩、盧梭、雷納爾、馬布利等人的不斷鞏固，從而在社會中形成了崇拜古典時代的普遍心態(tài)，我們的社會或許會更幸福一些。這一點仍有待人們了解。
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共產(chǎn)主義理念不僅在個別人頭腦中而且在整個人類的精神中獲得了支配地位，支配了那些最博學的人和最有勢力的人。當耶穌會士準備在南美巴拉圭創(chuàng)建一種社會秩序的時候，他們想到的是什么樣的方案？正是米諾斯、柏拉圖和萊克格斯的方案。他們創(chuàng)建了一個共產(chǎn)主義社會，當然最終，不可能得到什么好結果。那里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比野蠻人還要慘。盡管如此，歐洲人偏愛共產(chǎn)主義制度的先入之見是如此根深蒂固，這種種制度在他們眼里是如此地完美無缺，于是，人們紛紛贊美這些在耶穌會士權杖下默默地生存著的無名無姓的生物（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人）的幸福和美德。
這種使命偉大的傳播者盧梭、馬布利、孟德斯鳩、雷納爾，是否想過用歷史事實核實他們的理論？從來沒有過。希臘和拉丁文著作怎么會出錯呢？一個人遵循柏拉圖的教導怎么會誤入歧途呢？于是，巴拉圭的印第安人是幸福的，或者應該是幸福的，盡管這種統(tǒng)治帶給他們的是最深重的痛苦。阿薩拉 [36] 、布干維爾 [37] 等旅行家正是帶著這些先入之見開始他們的旅行的，他們本來是準備為這么美妙的奇跡唱贊歌的。當悲慘的現(xiàn)實第一次映入他們眼簾時，他們都無法置信。然而，他們不得不接受現(xiàn)實，他們最后不得不非常遺憾地宣布，想象中誘人的空想共產(chǎn)主義理論，付諸實踐的結果是可怕的。
給定前提，則必然得出不可避免的結論。顯而易見，我上面所引幾位作者都不敢把他們的理論推到其邏輯終點。摩萊里和布里索自認為已經(jīng)修正了這種邏輯一致性的缺陷。他們是柏拉圖真正的追隨者，他們公開鼓吹財產(chǎn)和婦女共有；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鼓吹這些東西時，不斷引用的正是人人都認為值得贊美的奇妙的古典時代的例證和規(guī)則。
當法國大革命爆發(fā)的時候，教士所提供的教育就使法國人對家庭、財產(chǎn)、社會的普遍看法墮落到這種狀態(tài)。毫無疑問，我們也可以用古典教育之外的其他理由對此予以解釋。然而，這種教育本身也是錯誤的觀念、殘忍的感情、破壞性的烏托邦、致命的試驗的大雜燴。對此，恐怕沒有什么可懷疑的吧？只要讀一下當時人們在立法公會和國民大會上的講話，就能明白這一點。他們的語言正是盧梭和馬布利的語言。他們無非是法比里西烏斯（Fabricius）、加圖 [38] 、兩位布魯圖、格拉古兄弟和喀提林 [39] 等人的應聲蟲、傳聲筒而已，是對他們的深情呼喚。一樁暴行，只要是羅馬人干的，就是光榮的。這種教育灌輸?shù)饺藗兯枷胫泻螅捅厝粫憩F(xiàn)到人們的行動中。如果大家都承認斯巴達和羅馬是榜樣，那么，人們就必然會效法它們或拙劣地模仿它們。這個人希望恢復奧林匹克運動會，那個人希望再搞土地法，還有人會希望大街上擺上黑乎乎的斯巴達肉湯。
在這里，我無法全面地探討這個問題，這需要深思熟慮，需要專門寫一篇文章論述《希臘羅馬文學對我們的大革命精神的影響》。下面，我集中探討幾個最突出的問題。
兩個大人物主宰著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其人格化身：米拉波和羅伯斯庇爾。對于財產(chǎn)權問題，他們持何種看法呢？
我們已經(jīng)看到了，古典時代那些將其生活方式建立在掠奪與奴隸制之上的國家，從來沒有能夠為財產(chǎn)權奠定堅實的基礎。他們傾向于認為，財產(chǎn)權不過是約定俗成的東西；他們認為，對財產(chǎn)的權利源于法律，因而就制定出了法律，賦予奴隸制和盜竊以合法性，羅蘭人就曾經(jīng)這么天真地解釋過。
盧梭也曾經(jīng)說過：“財產(chǎn)權是人們約定的一種制度，而自由才是自然的賜予。”
米拉波也表達過同樣的看法：
“財產(chǎn)權是社會的產(chǎn)物。法律不僅保障和維護財產(chǎn)權，法律也創(chuàng)制財產(chǎn)權從而使之形成；法律決定公民對其財產(chǎn)之權利的范圍和程度。”
當米拉波說這番話的時候，他不僅僅是在陳述一種理論，他的真正目標是闡明議員們限制公民行使那種完全取決于他的法令之權利，因為這種權利正是他創(chuàng)制出來的。
羅伯斯庇爾則重復了盧梭的定義：
“自由是人的第一位的需要，是他的最神圣的自然權利，在給自由下定義的時候，我們曾經(jīng)十分正確地指出過，自由的限度取決于他人的權利。為什么你們不把這一原則用于財產(chǎn)權？它也是一種社會制度，難道自然法還沒有人的約定那么神圣？”
在開門見山說完這段話后，羅伯斯庇爾開始給財產(chǎn)權下定義：
“財產(chǎn)權乃是每個公民享有和支配法律保障他所擁有之物品的權利。”
于是，自由與財產(chǎn)權的定義就是截然對立的。它們成為具有不同源頭的兩種權利。一種來自自然，一種源于社會制度。一種是自然的，另一種則是人為的，是約定的。
那么，誰來制定法律呢？是立法者。于是，他就可以影響人們行使其對財產(chǎn)的權利，因為這種權利正是他隨心所欲地賦予公民的。
于是，羅伯斯庇爾就不難從這種定義中推論出就業(yè)權、濟貧權和累進稅制了。
“社會有責任為其全部成員提供贍養(yǎng)，或者給他們提供工作崗位，或者保證失業(yè)者達到一定生活水準。”
“向窮人提供必要的幫助是富人對窮人的義務。將由法律來確定富人如何履行這種義務。”
“收入不足以維持其生存的公民，可以豁免其繳納公共開支的義務。其他人則有義務根據(jù)其財富多寡累進地向國家作出貢獻。”
絮德勒 [40] 指出，羅伯斯庇爾據(jù)此采用種種措施，要把私有財產(chǎn)制度轉變?yōu)楣伯a(chǎn)主義。不僅其支持者這樣認為，事實也正是如此。他把柏拉圖《法律篇》中所提出的原則應用于現(xiàn)實，企圖建立《理想國》中所描述的那種社會，盡管沒有成功。
（眾所周知，柏拉圖寫過兩本著作，一本是《理想國》，描述了一個理想社會（財產(chǎn)和婦女公有），另一本則是《法律篇》，描述了向這種理想過渡的步驟。）
除此之外，羅伯斯庇爾還是古典時代所謂寧靜、和平和純潔的仰慕者。他關于財產(chǎn)權問題的講話中就充滿了對這些古典氣質的感人的贊美：亞里士多德應該不會羨慕過克羅伊斯 [41] 的財富，而住在小茅屋的法比里西烏斯也從來不羨慕克羅伊斯的宮殿！如此等等。
一旦米拉波和羅伯斯庇爾從原則上授予了立法者以調整財產(chǎn)權限度的特權，那么，他們認為，這一限度應該限制在什么程度才算合適，就不重要了。他們或許會覺得只要有就業(yè)權、濟貧權和累進稅制就足夠了，而有些更堅定的人則不會就此止步。如果創(chuàng)造和支配財產(chǎn)的法律可以向平等邁出第一步，那為什么不能邁出第二步？為什么不能實現(xiàn)完全的平等？
于是，不可避免地，圣茹斯特 [42] 就比羅伯斯庇爾走得更遠。同樣不可避免地，巴貝夫超過了圣茹斯特。一個人假如走上了這條道，那就只有一個合理的終點。神圣的柏拉圖早已經(jīng)指出了這一點。
圣茹斯特——哎呀，我已經(jīng)說過，要把談論的范圍限制在財產(chǎn)權問題上。我忘了，我還得揭示古典教育是如何扭曲我們的道德觀念的。如果我說，圣茹斯特在通往共產(chǎn)主義的道路上比羅伯斯庇爾走得更遠，我想，讀者會相信我的話的，現(xiàn)在回到我們的主題。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白，圣茹斯特的錯誤是跟他所受的古典教育有關系的。像他那個時代和我們當代的所有人一樣，他身上也滲透著古典時代的精神。他總覺得自己就是布魯圖。在他還沒有到巴黎施展他的政治抱負前，他曾寫道：
“啊上帝，如果布魯圖沒有生活在羅馬，他一定會憔悴的；不過，我相信，如果布魯圖沒有殺死別人，他也會自殺的。”
殺人！這似乎就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人的命運。
古希臘、羅馬的一切崇拜者都同意，共和國的基石是美德，而上帝知道他們用這個詞指什么！于是，圣茹斯特寫道：
“共和政府如果不是建立在恐怖之上，就是建立在美德之上的。”
在古典時代，流行的看法是，勤奮勞動是丟人的。于是，圣茹斯特也這樣聲討勞動：
“對于真正的公民來說，做生意是病態(tài)的。人長出雙手，僅僅是為了耕種土地和攜帶武器。”
為了防止人們自甘墮落竟去做生意，他要求給每個人都分配一塊土地。
我們已經(jīng)看到，根據(jù)古代人的想法，立法者與人類的關系，就相當于制陶工與黏土的關系。不幸，這種想法流行起來之后，沒有人想做黏土，每個人都想做制陶工。我們當然可以理解，圣茹斯特給自己指派的正是這種美好的角色：
“如果有一天，我確信自己不能再增進法國人的美德以促進和平，讓他們在思想上警惕，并堅定地抵制暴政和不公正，我寧愿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
“如果人民善良，則萬事大吉。因此，我們需要種種制度來改進公眾的道德品質。改進其道德的第一步是滿足他們的需求和利益。人人都必須獲得土地。”
“孩子必須終年穿亞麻衣服。他們得睡席子，每天只睡8個小時。他們必須吃同樣的東西。他們只能以植物塊根、果實、蔬菜、面包和水為生。16歲之前，他們不得吃肉。”
“男子在25歲之后每年必須到神殿中公開宣布自己的朋友的名字。不管是誰，如果沒有合適的、充足的理由而拋棄了自己的朋友，就應當遭到放逐。”
于是，圣茹斯特效法萊克格斯、柏拉圖、費納隆、盧梭，僭稱自己對法國人的道德、情感、幸福和孩子問題的判斷，比所有法國人加起來還要正確，還要有力。和他本人比起來，人類是多么地無關緊要！人類必須都靠他才能生存。他的大腦是整個人類的大腦，他的心靈就是人類的心靈。
這就是留戀古典時代之傳統(tǒng)偏見中影響了法國大革命的東西。柏拉圖設想的理想終于實現(xiàn)了，17、18世紀的教士和俗人都對其大唱贊歌。行動的時刻到來了，米拉波邁出了第一步；羅伯斯庇爾邁出了第二步，圣茹斯特邁出了第三步，昂托納勒 [43] 邁出了第四步，巴貝夫比他的前輩都更堅定，一步步邁向終點，達到了徹底的共產(chǎn)主義，完美的柏拉圖主義。我本來應該引用一些他的論述，不過，在這里我只想指出一點，他說他們是小格拉古，由此可見他的性格之一斑。
僅就我們這兒討論的問題而言，大革命的整個精神狀態(tài)，可以從下面的引語中清楚地看出：羅伯斯庇爾希望什么？“把人們提升到古典時代的國家曾經(jīng)達到的共和美德的水平。” [44] 圣茹斯特想干什么呢？“讓我們享受斯巴達和雅典的幸福快樂。” [45] 此外，他還希望“所有公民都隨身攜帶布魯圖的匕首”。 [46] 殘忍的卡里埃 [47] 想干什么呢？“自此以后，每個青年都沉思斯凱沃拉 [48] 之火，蘇格拉底之毒藥，西塞羅之死，加圖之劍。”拉波·圣-厄蒂安納 [49] 又想什么呢？“國家應該效法克里特和斯巴達，從搖籃，甚至從一出生就全面照顧每個人。” [50] 坎澤-萬特斯派 [51] 想要什么呢？“建立一個獻祭給自由的教會，建立起祭壇，貞潔的處女在其上燃燒起不滅之火。” [52] 整個國民大會希望什么呢？“自此以后，我們各市鎮(zhèn)的人民，人人都是布魯圖和帕布里科拉斯 [53] 。”所有這些宗派，的確都是抱著最美好的信念，而這使他們對社會更為危險；因為真誠地獻身于錯誤，就導致了盲信，而盲信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尤其是它可以使廣大民眾群起響應。所有人普遍地狂熱追求某種社會理想，不可能沒有任何結果；公共輿論，不管是文明開化的，還是被誤導的，都是這個世界的主宰者。如果某種根本錯誤，比如說古典時代光榮正確的觀念，通過教育，從每個人的理智剛剛覺醒時就深入其心靈，從而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觀念，被所有人毫不遲疑地接受和同意，那么，這種錯誤就會從理論變成實際，從思想變成行動。當一場革命降臨，把理論付諸實踐之時，誰會說這是一百年前一個叫做費納隆的家伙以一種可怕的面目又再現(xiàn)人間了？他曾經(jīng)以小說的形式表達過自己的想法。當時，他只是個詩人，現(xiàn)在，他卻成了一位烈士。當時，他只是覺得社會太可笑了，現(xiàn)在，他卻顛覆了社會。
然而，現(xiàn)實中確實有一種力量，要比最流行的傳統(tǒng)觀念還要強大。當教育在公共輿論中播下某種致命的種子后，在國家肌體中就會出現(xiàn)一種自我保護的力量，使它自己在經(jīng)歷了很多折磨、在經(jīng)歷了無數(shù)苦難和血淚之后，最終徹底清除它所感染的那些有害的細菌。
因此，在烏托邦式共產(chǎn)主義使社會陷入嚴重的驚恐狀態(tài)并危害社會之后，某種反動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法國開始向專制統(tǒng)治倒退。這種倒退也很激烈，人們連革命的正當成就也無暇顧及。我們又回到了執(zhí)政官和帝國的時代。然而，唉，人們醉心于在這個新時代維護古羅馬的種種規(guī)制，這一點，不用我多說吧？古典時代總是有很多東西，可以給暴行賦予正當性。從萊克格斯到凱撒，有多少榜樣可供挑選啊！于是——在這里，我想借用梯也爾先生的話——“我們開始是與伏爾泰同行的雅典人，中間一度成為國民大會統(tǒng)治下的斯巴達人，最后則成了拿破侖統(tǒng)帥下的愷撒的士兵。”我們怎么可能沒有意識到，我們跟古羅馬調情最后給我們時代留下的烙印呢？仁慈的上帝啊，這種跡象隨處可見：我們的議院，我們的紀念碑，我們的文學，帝制時代的種種時尚，我們給我們的制度所起的可笑的名字，無不可見古羅馬的印記。因此，我們看到，執(zhí)政官、皇帝、元老院議員、護民官、羅馬長官、元老院法令、鷹標、特洛伊拱門、羅馬軍團、希臘式城市公共會堂、雅典學園等等玩意，在我們的時代層出不窮，當然不是偶然的。
革命原則與反革命原則間的斗爭似乎到1830年7月就結束了。這之后，這個國家的知識熱情都轉向了社會問題研究——就研究本身而言，這是一種非常自然而有益的追求。不幸的是，大學仍然為我們的精神生活設定路線方針，并再次指引我們回歸古典時代的思想源頭。于是，我們不幸的國家又墮落到嘮叨其歷史的水平，又一次從頭開始，又經(jīng)歷一番同樣的歷程。我們似乎又在經(jīng)歷一個循環(huán)：烏托邦空想、試驗、反動；書本上的柏拉圖主義、軍事專制主義；費納隆、羅伯斯庇爾、拿破侖！還能有什么呢？隨著文學和新聞的再度復興，我們的年輕人不是去努力探索和闡述社會的自然規(guī)律，而是局限于論證古希臘-羅馬人的公理：社會秩序是立法者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一拙劣原則為想象開辟了無限的空間。最后就是通向社會主義的永恒重生。因為，如果社會是人創(chuàng)造發(fā)明出來的，那么，誰不愿意成為創(chuàng)造者？誰不想當米諾斯、萊克格斯、柏拉圖、努馬、費納隆、羅伯斯庇爾、巴貝夫、圣茹斯特、圣西門、傅立葉、布朗基、普魯東？誰不想享受建國者的榮耀？誰不想被人稱為國家之父？誰不想以自己喜歡的方式把家庭和財產(chǎn)權——仿佛它們都是化學元素——組合起來？
然而，為了使這些空想不僅僅停留在報紙專欄而擁有更廣大的揮灑空間，就必須掌握權力，必須占據(jù)核心權力。從這里指揮政治權力放射出的每一道光芒，是所有社會試驗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于是，每個宗派、每個思想流派都竭盡全力要把主流學派或宗派從其掌握政府權力的位置上趕走，由自己取而代之。因而，在古典教育的影響下，政治生活不可能是別的，而只能是一連串無窮無盡的斗爭和革命，以決定哪個烏托邦擁有用人類進行試驗的權利，仿佛人就不過是原材料而已。
是的，我要指出，正是獲得學士學位所必須完成的課程，令人痛心地使整個法國青年都成為社會主義烏托邦和社會試驗的后備軍。無疑，這正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現(xiàn)象的原因所在，即那些相信自己已經(jīng)受到社會主義的威脅的人，卻沒有能力起而反駁這種現(xiàn)象。畢竟，對于中等階層、地主、資本家來說，圣西門的理論、傅立葉所設想的社會制度、布朗基的制度、勒魯克斯的制度、普魯東的制度，都不過是一種理論而已。你們說，他們都錯了；那你們?yōu)槭裁床环瘩g他們呢？因為你們自己喝的正是同一杯水；因為你們也與古代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你們也醉心于古希臘、羅馬的一切，因此，你們思想中也滲透著社會主義。
“你們的心靈也受到社會主義的某種污染。”
你們提出通過關稅來平均財富，你們的窮人救濟法，你們要求的免費公共教育，你們的獎勵和補貼措施，你們的中央集權，你們對國家的信賴，你們的文學，你們的劇院——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你們也是社會主義者。你們跟社會主義的傳道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別，但你們跟他們實際上是一丘之貉。因此，當你們覺得，你們被人壓過一頭時，你們不是起而反駁，因為，你們不知道怎么反駁，你們要反駁別人，就不能不罵自己；相反，你們抓耳撓腮，苦思冥想。最后，你們只有呼吁采取壓制措施，你們可憐兮兮地說，“這是為了法蘭西。”
不，法蘭西無需如此。事情自有其必然規(guī)律：當你們沉湎于毫無意義的悲傷之時，社會主義正在經(jīng)歷自我顛覆。社會主義的鼓吹者中間已經(jīng)爭得不可開交了。傅立葉空想的共產(chǎn)村莊——法朗吉走到頭了，三人小組已經(jīng)完蛋了，國立工場已經(jīng)不復存在了，你們的平均財富事業(yè)也會終結。至今還剩下些什么呢？無息貸款。你們?yōu)槭裁床涣R它荒唐呢？唉，原因就在于，這正是你們自己發(fā)明出來的。這些東西，你們鼓吹多年了。你們發(fā)現(xiàn)自己無法徹底取消利息，你們就管制利息。你們在你們提出的利息法中規(guī)定了一個固定的最高利率，于是，你們就給人們一種印象，財產(chǎn)權是法律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這，恰恰就是柏拉圖、萊克格斯、費納隆、羅蘭、羅伯斯庇爾的想法，我敢說，這也不僅是社會主義，更是共產(chǎn)主義的本質所在。那么，就不要跟我說這種教育的課程有多好，因為它沒有教給你們應該了解的東西，而只能讓你們在面對某些莽漢腦海出現(xiàn)那些瘋狂的念頭時卻無計可施。由于你們自己不能用真理來對付謬誤，那至少也應該讓各種謬誤彼此自相殘殺。用不著鉗制烏托邦分子的言論，從而讓人們以為，正是由于他們遭受迫害才有那種念頭的。如果不是中等階層，那么，最起碼，廣大勞動者已經(jīng)對社會問題產(chǎn)生了興趣。他們將成功地為“家庭”、“財產(chǎn)權”、“自由”、“爭議”和“社會”等概念找到新的定義，比起我們的教育所提供的定義來，當會更準確。他們不僅將打敗那些自我標榜的社會主義，也將打敗那些自己也渾然不知的社會主義。他們將摧毀你們的極權主義國家干預制度，你們的中央集權，你們?nèi)藶榈膰覉F結，你們的貿(mào)易保護主義制度，你們的官辦慈善事業(yè)，你們的利息法，你們粗野的外交，你們的壟斷性教育。
因此我才說：不，不是法蘭西要如此這般。從這種斗爭中出現(xiàn)的社會，比起你們所要塑造的社會來說，將更幸福、更文明、更井然有序、更偉大、更自由、更道德，也更虔誠。
最重要的是請記住：當我批判古典教育的時候，并不是要求禁絕它。我沒有呼吁國家強迫每個人都接受我的看法，我毋寧是說，不要強迫我接受別人的看法。這兩者之間有巨大的差異，我們不要混為一談。
梯也爾先生、德里昂塞 [54] 先生、德蒙塔朗伯爾先生、圣伊萊爾先生覺得，羅馬的氣氛非常適宜于塑造青年的心靈和思想。很好，那就由著他們讓自己的孩子去感受這種氣氛。悉聽尊便。但他們也得給我讓自己的孩子擺脫這種邪惡的氣氛之自由。對你們這樣的保守派來說，這種氣氛是莊嚴的，但在我看來，卻是可惡的；它能讓你們的良心得到滿足，我卻愿對其敬而遠之。沒問題，你們可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但也讓我追求我的理想。我不強迫你們，你們干嘛要強迫我？
你們堅信，從社會和道德的角度看，社會理想的生活方式只能到古代去尋找，而在我看來，只能在未來找到。梯也爾先生宣稱：“我們可以以百倍的自豪說，古典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值得贊美的時代。”至于我，我卻很高興自己沒有你們這種可悲的見識。我之所以說可悲，是因為，根據(jù)你們不幸的規(guī)律，人類就是一個不斷退化的過程。你們認為人之初是最完美的，我則認為，人類到終點才會完美。你們相信，社會是在退步，我則相信，社會在進步。你們相信，我們的見解，我們的觀念，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都應當盡可能地符合古代的模子。而我在研究了斯巴達和羅馬的社會秩序之后發(fā)現(xiàn)，那里所上演的只是暴力、不義、欺詐、無盡的戰(zhàn)爭、奴隸制、墮落、錯誤的政治、錯誤的道德和錯誤的宗教而已。你們所贊美的，正是我所痛恨的。但你們可以堅持自己的看法，那也讓我保持自己的判斷。這里，我們不是律師，我們不是在集會上，一方要求實施古典教育，一方反對這種作法，不是非得作出判決，從而不是傷害我的良知，就是損傷你們的良心。我所要求于國家的，僅僅是它保持中立。我要求你享有自由，我也享有自由。至少就不偏不倚、中庸、謙虛這一點而言，我要比你們略高一籌。
教育可以根據(jù)施教者的來源分為三種：國家教育、教士教育以及所謂的自由教師教育。
我所要求的是后一種。也就是說，教師可以在教學活動中自由地嘗試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就讓國立大學去教它所珍視的希臘、羅馬去吧，就讓教士去教它所通曉的希臘、拉丁文去吧，就讓這兩種教育去生產(chǎn)柏拉圖主義者和政治煽動家去吧，但不要讓他們阻止我們用別的方法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這個時代培養(yǎng)人才。
如果不準我們擁有這種自由，那人們每時每刻告訴我們“你們擁有自由”的所謂自由，就成了莫大的笑柄。
在2月23日的議會會議上，梯也爾先生第四次宣稱：
“我想重復一遍我曾經(jīng)說過的話：我們所起草的法律賦予的自由，是符合憲法的自由。
“我希望你們能夠證明還存在別的自由，并向我證明這不是自由；至于我，我堅持認為，除此之外，不可能存在任何自由。
“以前，如果不經(jīng)政府批準，我們不準隨便教育自己的孩子。我們已經(jīng)消滅了以前的政權；人人都可自由地安排教育內(nèi)容。
“從前總有人對我們說，教這個教那個，不準教這個教那個。今天，我們可以說：你想教孩子什么就教什么。”
聽到這些挑戰(zhàn)性的話卻必須保持沉默，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假如我的嗓子問題沒有阻止我站上講臺，那我就會這樣對梯也爾先生說：
那么，讓我們從教師、從孩子的父親、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看你所說的這種完美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貨色。
根據(jù)你的法律，我創(chuàng)辦了一所預備學校。我必須向學生收取學費，用于購買或租賃設備，給學生提供餐飲，支付教師的工資。但在我的學校旁邊就有一所國立學校。它可不用費心考慮去如何搞到錢添置設備、養(yǎng)活教師。包括我在內(nèi)的納稅人已經(jīng)掏了這筆錢。于是，國立學校就可以把其學費降到很低的水平，以至于我的學校根本沒法維持下去。這就是自由嗎？但是，我起碼還可以安慰自己：我提供的教育要比你們的優(yōu)越，正是公眾夢寐以求的，因而，盡管你逼得我不得不收費，盡管我的學費相對較高，但學生還是源源不斷地涌到我的學校。但這時候你插手了，對我說：“你可以教你喜歡的東西，但如果你偏離我的方法和課程，你的學生不得從事任何需要學問的職業(yè)。”這是自由嗎？
現(xiàn)在，假設我是孩子的父親。我把我兒子送到“自由的”學校。我會面臨什么處境？作為孩子的父親，我得為孩子的教育掏錢，沒有誰來幫我一把；作為一位納稅人，一位天主教徒，我要為他人孩子的教育掏錢，因為我不能不交納用于國立學校的稅金，也不能不在大齋戒季節(jié)投一枚硬幣到教堂的募捐箱以資助教會學校。當然，在后一種場合下，我確實是自由的。但是，納稅也是一種自由嗎？根本不是！你可以說你實現(xiàn)了社會主義意義上的社會團結，但不要說你已經(jīng)建立了自由。
這還只是問題的次要的一面，更嚴重的問題在后面呢。我喜歡自由的教育，因為你的官方教育（你還強迫我為其掏錢，盡管我沒有從中受益）在我看來，是共產(chǎn)主義的和異教的；我的良知使我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被灌輸斯巴達和羅馬的觀念。在我看來，這些觀念完全是對暴力和搶劫的贊頌。因此，我不得不自己掏錢支付孩子的學費，又掏錢交稅支付別人的孩子的學費。然后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通過你的精明的學位制度，你的神學和尚武教育也滲透到我們的自由的教育體系中了。我的良心只能屈從你，否則的話，我的孩子就會成為社會上的賤民。你已經(jīng)對我說過四遍，我是自由的。即使你對我說上一百遍，我也會一百遍地回答你：我不自由。
你自相矛盾，這是必然的；我也承認，在公共輿論目前的狀態(tài)下，你不可能關閉官辦的預備學校。但可以減少一下你的自相矛盾吧。你每天不是都在抱怨我們年輕人的社會主義心態(tài)和傾向，抱怨他們疏離宗教觀念、崇尚軍事冒險嗎？這種尚武激情如此之高，以至于在我們的協(xié)商會議上，竟然不準說出“和平”這個單詞。我們在演說的時候必須百倍警惕，以免在涉及外國人的時候提到正義這個單詞。這種可悲的心態(tài)無疑是有原因的。你那神學的、柏拉圖主義的、好戰(zhàn)的、煽動性的教育，難道與此就沒有一點關系？不過，我不想對你說，改變你們的課程。這對你來說，未免求全責備。我只是想對你說：既然你已經(jīng)允許所謂的自由學校在你的國立學校之外成長，盡管它們處境艱難，那就索性也允許他們嘗試開設基督教和科學課程，結果是好是壞，全由它們自己承擔。這種試驗是值得一試的。誰知道呢？也許會取得不錯的進展。而你卻想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tài)！
最后，讓我們從社會的角度考察一下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考察一下，如果教師和孩子的父親沒有自由，那么，斷言社會的教育有自由就是很奇怪的事。
梯也爾先生1844年論述中學教育的報告，第一句就說出了這一可怕的真相：
“公共教育也許是文明國家最關注的問題；因此，控制教育也是各政黨爭奪的最重要的目標。”
由此可以得到的一個結論是：一個國家，如果不想讓教育成為各政黨爭奪的目標，就應該盡快取締公共教育，也即國家主辦的教育，并宣布實行教育自由。如果教育體系在政府管轄的范圍之內(nèi)，各政黨就有無數(shù)理由去爭奪權力，因為，出于同樣的原因，它們會控制教育體系，這是它們最重要的目標。支配的野心不正由貪婪引起的嗎？這種野心不是已經(jīng)引起了無數(shù)的斗爭、革命和混亂碼？用控制教育這樣一種具有潛在影響力的誘惑來喚醒更多的野心，恐怕不算明智吧？
那么，為什么各政黨那么熱切地要控制教育方向？因為它們都知道萊布尼茨說過的話：“讓我成為教育的主宰者，我就可以改變整個世界。”政府權力主宰教育，就是各政黨主宰教育，就是暫時獲勝的某一派主宰教育，這時候的教育就代表著某一種觀念，某一種理論體系，而把其他政黨和派別排斥在外。羅伯斯庇爾曾說，“我們已經(jīng)締造了共和國，下面的任務就是創(chuàng)造共和主義者”；——1848年，這種想法又復活了。而波拿巴則只想培養(yǎng)士兵；弗雷瑟努斯 [55] 只想培養(yǎng)宗教狂熱分子，維勒曼 [56] 只想要雄辯家，基佐 [57] 只想培養(yǎng)空談家，昂方坦 [58] 只想培育圣西門主義者；而我，對人類不斷墮落感到憤怒。我若有能說“朕即國家”時，也許會受到誘惑專門培養(yǎng)經(jīng)濟學家。我們真的始終認識不到，各政黨一旦掌權，就有借機用暴力將他們的看法——不，是他們的謬誤——普遍地強加于所有人的危險性？這確確實實是通過法律手段、用暴力禁止人們學習除他們自己醉心的觀念之外的其他觀念。
盡管在這方面共和派表現(xiàn)得比誰都更堅決，但這種要求從本質上說是君主專制主義的，因為它建立在這一假設之上：治于人者是為治人者造出來的，社會屬于掌握政治權力者，他們可以按自己的設想構造社會；而根據(jù)我們付出那么大代價才贏得勝利的法律，政治權力不過是社會的派生物而已，是社會思想的一種具體表現(xiàn)而已。
就我而言，我無法想象，尤其是無法從共和派立場上設想比這更荒唐的惡性循環(huán)：年復一年，通過普選，國民的意見匯總到官員那里，然后，官員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塑造國民的看法。
這種理論隱含著下面兩個主張：國民的看法是錯誤的，政府的看法則是不會出錯的。
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共和人士也就重新建立起了獨裁統(tǒng)治，國立教育、君主制、國王權利神圣不可侵犯，也認同了政府的權力是絕對的、可以不承擔責任的、永遠不會出錯的，因為所有這些都建立在同樣的原則之上，具有共同的基礎。
如果這個世界存在著不會出錯的人（或者政治派別），那么，我們確實可以把自己的教育，還有我們的全部權利都交給他，放心地讓他替我們打理一切。但如果并不存在這樣的人，那么，就讓我們盡自己所能擺脫愚昧，而別讓我們放棄自己的權利。
現(xiàn)在，我再一次提出我的問題：從社會的角度看，我們正在討論的法律是否能建構出自由？
從前，有一所國立大學，要教育孩子必須得到它的許可。它把它的觀念和方法強加于社會，人們必須投其所好。那么，根據(jù)萊布尼茨的看法，它就是時代的孕育者，因此，它的領導人確實可以當?shù)蒙洗笮ｉL（Grand Master，也有偉大的主宰者的意思）這個很鄭重其事的頭銜。
現(xiàn)在，這一切都已經(jīng)結束了。諸多現(xiàn)在只剩下兩種特權：其一，為了獲得學位，我們必須得掌握某些東西；其二，不準那些不遵守第一條的人進入行業(yè)。
有人對我們說，這算不得什么。而我要說，這才是最要害的。
因此，我不得不對教育問題討論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一個單詞“統(tǒng)一（unity）”說上兩句。因為很多人把學士學位制度看成是引導所有人的思想走向唯一一個方向的辦法，這個方向即使不是合理的、有益的，至少也是有利于統(tǒng)一的，因而也是可取的。
有很多人贊美統(tǒng)一，這一點并不難理解。我們每個人在覺得自己領會了上天的旨意后，都對自己的判斷充滿信心。我們都相信，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正確的看法，那就是我們自己的。因此，我們覺得，立法者如果能把自己的看法強加于所有人，那就是最好不過的；如果我們自己總能立于不敗之地，那就更好了，所以，我們都希望自己成為立法者。然而，立法者總是不斷輪替。結果怎么樣呢？每換一茬，就用一種統(tǒng)一取代另一種統(tǒng)一。因而，如果我們單獨觀察某個歷史時期，國立教育確實實現(xiàn)了人們思想的統(tǒng)一，但如果我們把立憲公會時期、督政府時期、帝國時期、復辟時期、二月王朝時期、共和時期等各時期合起來看，就會看到差異。更糟糕的是，所有變換都給思想領域帶來了嚴重的破壞，就好像在一出戲劇中，舞臺管理的反復無常造成布景亂換一樣。我們能夠聽任國民思想和公眾的良知陷入這種墮落和被凌辱的深淵嗎？
統(tǒng)一共有兩種，一種是作為起點的統(tǒng)一。它是那些短暫掌握權力的人通過暴力強加于人的。另一種則是作為結果的統(tǒng)一，是人類完美狀態(tài)的圓滿實現(xiàn)，它是人的思想自然地趨向真理的必然結果。
第一種統(tǒng)一乃是建立在對人類的蔑視之上的，其實現(xiàn)手段就是專制。羅伯斯庇爾就是這種統(tǒng)一的鼓吹者，他曾說，“我們已經(jīng)締造了共和國，下面的任務就是創(chuàng)造共和主義者”。拿破侖也是這種統(tǒng)一的信奉者，他說，“我熱愛戰(zhàn)爭，我要讓所有法國人都成為戰(zhàn)士”。弗雷瑟努斯也在追求這種統(tǒng)一，他說，“我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信念，我想通過教育把這種信念灌輸?shù)剿腥说牧夹闹?rdquo;。普羅克汝斯忒斯 [59] 也癡迷于這種統(tǒng)一，他說，“我要以我的床的尺寸為標準，凡是比我的床長的人，我就把他截短，比我的床短的人，我要把他拉長。”學士學位也把這種統(tǒng)一強加于青年人：“所有人，不管是誰,如果不按我的課程，我就不準他生存。”大學最高理事會絕不應每年都改變課程，因為這會為所有人帶來數(shù)不盡的麻煩，那么，整個國家就該變成黏土，聽任那位曾經(jīng)把它捏成某種樣式的人在不滿意的時候隨便就將其打破么？
在1844年報告中，梯也爾先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也是這類統(tǒng)一的擁護者，而我們必須很遺憾地說，這是與現(xiàn)代國家的精神不相容的。
“在沒有教育自由的國度，國家是由某個絕對意志驅動的。他希望用一種模子塑造全國所有青年人，就像鑄造硬幣一樣，按自己的設想打上自己的印記。他是不會允許教育體系存在多樣性的，用不了幾年，就會使所有孩子都穿上同樣的衣服，吃同樣的食品，讓他們學習同樣的東西，進行同樣的鍛煉，等等。
“但是請注意，不要詆毀國家把某種統(tǒng)一的品質強加于整個民族，不要將其視為暴政手段。相反，人們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國家使所有公民都遵守某種統(tǒng)一的模式的這種決心，對于培養(yǎng)愛國精神是有益的。在古典時代的各共和國，祖國是最崇高的，人們也最積極地獻身祖國。國家對公民的道德和理想提出了嚴格的要求……而我們在上個世紀，經(jīng)歷了人類社會的種種類型。我們曾經(jīng)當過與伏爾泰同行的雅典人，一度是國民大會統(tǒng)治下的斯巴達人，也曾經(jīng)是拿破侖統(tǒng)帥下的愷撒的戰(zhàn)士，即使我們曾經(jīng)夢想過把國家的枷鎖完全套在教育頭上，那也是在國民大會統(tǒng)治時期，在人們的愛國熱情最高漲的時候。”
我們對梯也爾先生不應存有偏見。他并沒有提出我們應該效仿這些作法，他只是說：“我們不必效法這些作法，也不應污蔑人家。這些作法確實是精神錯亂，但也是愛國主義的精神錯亂。”
盡管如此，事實卻是，梯也爾先生也在這兒表明了，自己仍然相信他以前提出的一個判斷：“古典時代是這個世界上最值得羨慕的時代。”他表露了自己對國家專制統(tǒng)治的秘而不宣的偏愛，對克里特和斯巴達的本能的羨慕。在這樣的國家，立法者有權用一種模子塑造整個國家的青年，就像鑄幣一樣.可以按自己的設想，在他們身上打上自己的印記，等等。
在這里，我不得不指出——因為這跟我的論旨有關——偏愛古典時代的流俗，要我們景仰古代的美德，而其實這些所謂的美德，不過是人類最殘酷、最不道德的欲望的產(chǎn)物而已。我不得不再重復一遍，人們經(jīng)常贊美的那些古代人是靠掠奪為生的，他們在希望獲得某種東西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通過勞動獲得。他們把整個人類視為自己的敵人。正是他們，發(fā)動了持續(xù)不斷的戰(zhàn)爭，使所有人面臨要么永遠獲勝要么被毀滅的抉擇。于是，對他們而言，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職業(yè)，并且只能有一種職業(yè)，那就是戰(zhàn)士。社會不得不一律集中于發(fā)展所有公民的軍事美德，而公民則不得不屈從于這種統(tǒng)一性，以求維持自己的生存。 * *
然而，這些野蠻時代與我們的時代有哪些共同點呢？
今天，為什么所有公民都可以被別人像鑄造硬幣一樣，根據(jù)同一種設想來塑造成某種預先設計好的東西？不就是因為他們想從事那些高尚的職業(yè)嗎？有些人是根據(jù)什么用同一個模子塑造他們？誰掌握這個模子？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應該多說幾句。誰掌握這個模子？如果確實存在某種模子（學士學位就是一種），那么，人人必然都想掌握它：梯也爾先生、帕里西斯先生、圣伊萊爾先生，激進分子、反動分子、保守分子、壞蛋，等等。于是，我們就必須展開斗爭，以解決這一基本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卻總是被一再提出。打破這一致命的模子，真誠地賦予人們自由，不是更簡單嗎？
因為，自由是形成真正的統(tǒng)一的土壤，是使之開花結果的空氣。競爭的效果是鼓勵、發(fā)現(xiàn)、傳播好的方法，而排除壞的方法。我們必須認識到，人的心智天然地親近真理而不是謬誤，親近善良的東西而不是邪惡的東西，親近有用的東西而不是有害的東西。如果不是這樣，假如正確的東西必然導致失敗而錯誤的東西卻注定會成功，那么，我們所有的努力就都是徒勞的；就像盧梭所說的，人類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墮落退化我們就不得不附和梯也爾先生的話：“古典時代是這個世界上最值得敬仰的時代”——而這句話不僅是錯誤的，也是褻瀆人類。人們正確理解的利益是彼此和諧的，人們內(nèi)心的光芒把這種和諧利益顯現(xiàn)給人類，它光輝燦爛照耀著人類。因此，他們個人和集體的努力，他們的經(jīng)驗，他們的探索，甚至他們的失望，他們的競爭——一句話，他們的自由——都會使人趨向于統(tǒng)一，這是人性的具體表現(xiàn)，也是共同利益的圓滿實現(xiàn)。
自由黨怎么也會陷入某種奇異的自相矛盾中，漠視人的自由、尊嚴和完美，而寧愿選擇某種人為的、死氣沉沉的、可恥的統(tǒng)一，即由形形色色的專制政權輪番強加于民眾的那種統(tǒng)一？
這有幾個原因：首先，自由黨也深受古典教育灌輸給他們的羅馬精神之害。他們的領袖人物不也都擁有學士學位嗎？其次，他們希望通過制造議會動蕩，使這一寶貴的工具落入自己手中——按照梯也爾先生的說法，這是思想的模子，是所有野心家的目標。最后，抵御1792年歐洲入侵的需要，對強大的國家團結觀念在法國的普及，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然而，迫使自由主義者犧牲自由的最大推動力量是，他們擔心，教士階層會侵蝕教育，這種想法使他們的行為扭曲了。
我不同意他們的看法，但我可以理解他們。
自由主義者說，看看法國教士的現(xiàn)狀吧：它有學術等級，有強大的紀律，有4萬民兵力量（所有未婚和絕大多數(shù)占據(jù)其社區(qū)重要職位的教士），而它舉行的儀式對民眾的日常生活都有重大影響。他們在布道壇上講話的時候，沒有人會質疑他們的權威。他們也控制著懺悔，這些就使他們跟國家聯(lián)結的紐帶很牢固，保證他們可以從國家預算中得到資金，而他們的精神領袖卻是一個外國的國王！它還可以從熱心奉獻的信徒那里得到捐助，擁有更多資源，然后又進行施舍。想想吧，他們認為自己的首要使命就是控制教育。現(xiàn)在，你來說說，在這種情況下，教育自由怎能不是陷阱？
要研究這樣一個大問題及相關問題，需要一整本書，我只想提出一點來討論：
在自由的教育體系下，不會是教士來支配教育，而會是教育反過來支配教士。不會是教士按他們的設想塑造這個時代，而會是時代將按自己的風尚改變教士。
一旦取消國立大學的學位特權，將教育從其枷鎖中解放出來，并使其擺脫偏愛古典時代的流俗，那么，在競爭的刺激下，教育必然會探索新的、更有成效的路子。這一點有什么可懷疑的嗎？自由學校將會在國立學校和教會學校之外艱難地成長起來。它會認識到，必須向人的心智提供真正的營養(yǎng)，也即關于萬物本身是什么的知識，而不是兩千年前的人如何看待萬物的知識。培根說過，古典時代是世界的童年時代，那么，我們可以恰當?shù)卣f，我們的時代才是古典時代，因為我們時代的世界獲得了更多知識和經(jīng)驗，也更成熟老練了 [60] 。遵照道德的秩序和物質的秩序來學習了解上帝和大自然的杰作，這就是真正的教育。當學校擺脫政府控制后，這種教育將大行其道。接受過這種教育的年輕人，在理解力、判斷力的可靠性和對現(xiàn)實生活的興趣等方面，肯定要比國立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視野狹窄的修辭學家和被灌輸了一腦子早已過時的教條的教士表現(xiàn)更好。如果我們讓前者承擔我們時代的重任，那么，后者必然會忘掉他們已經(jīng)學到的東西，然后去學習他們應該掌握的東西。看到這種結果，孩子的父親必然會喜歡充滿了活力和生命力的非官方學校，而拋棄那些培養(yǎng)馴服的奴隸的學校。
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事呢？教士也想繼續(xù)維持自己的影響力，那么，最好的辦法就是用關注現(xiàn)實的教育替代關心書本的教育，用積極研究事實的教育替換誦讀傳統(tǒng)理論的教育，用理解事物本質的教育代替僅僅觸及事物表面的教育。
然而，要想教人，自己得先懂，自己要懂，得先學習。于是，教士也不得不改變其學習研究的方向，神學院也會必然進行改革。那么，你是否覺得不同的菜譜并不能養(yǎng)育出不同的性情？不過，我們不要忘了，不僅僅是神學教育的內(nèi)容會發(fā)生變化,其教學方法也會發(fā)生變化。有關上帝和大自然的杰作的知識，只有通過不同于用來學習研究神譜的那種方法才能掌握。觀察事實及其之間的關聯(lián)是一回事，毫不懷疑地接受某種神圣的書本并從此推導出結論是另一回事。于是，教士就會用科學代替知覺，用懷疑代替權威，用哲學的方法代替完全依賴教條的方法；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方法，而不同的方法會使人的心智產(chǎn)生不同的傾向。
那么，毋庸置疑，教育自由的必然結果是把科學引入神學院，最后，也不可能不逐步改變這些機構中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我相信，這種變化將預示著一場偉大的、值得追求的革命的曙光——由此，我們將實現(xiàn)真正的宗教統(tǒng)一。
我在這里所討論的偏愛古典時代的傳統(tǒng)成見，使我們生活在矛盾之中：我們是法國人，有法國人的需要，我們所受的卻是羅馬人的教育。那么，從宗教的角度看，我們是不是也生活在矛盾之中呢？
我們都從內(nèi)心深處感受到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它驅使我們信奉宗教；與此同時，我們也在思想中感受到一股同樣不可阻止的力量，使我們疏離宗教——實際上，這種力量越強大，我們越是積極地修煉我們的心智。因此，一位偉大的學者 [61] 曾經(jīng)說過：“有學問的人總是最沒有信仰的人。”
啊，這是多么可悲的景象！至今，我們一直聽人在哀嘆人們的宗教信念日見淡薄。而最奇怪的是，正是那些聽任信仰最后的火花在他們的心靈中熄滅的人士，卻最充分地表現(xiàn)出他們很不得當?shù)膽岩汕榫w——對他人的懷疑。他們對大家說：“放棄你們的理性，否則，你們將失去一切。依賴我的理性是再好不過的了，因為我的理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要別人遵守摩西十誡，自己卻未必相信它會顯靈；即使我稍微背離了它，罪惡也并沒有多大；但如果是你，那后果就不同了：你違背它，就必然會危害社會……和我的安寧。”
于是，人們出于敬畏，尋求偽善的庇護；并不相信，但卻作出一副相信的樣子。人們的懷疑潛伏在內(nèi)心深處，表面上看起來很虔誠，實際上，一種新的傳統(tǒng)觀念，最糟糕的那種觀念，卻玷污著人的心靈。
但即使在這里，也絕不會只有偽善。盡管人們什么都不相信，但拉芒內(nèi)斯說過，在人的內(nèi)心深處，依然存在著永不干涸的信念之源，即使這里并沒有正式的宗教儀式。
怎么會出現(xiàn)這種奇怪而危險的局面呢？原始而根本的宗教真理，不正是所有思想流派都一致遵守的嗎？而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搞出種種機構、慣例和禮儀以增加對其理解，結果，這些信念本身卻無人相信了？即使是在教士心中，人們搞出來的這些東西，除了那種與無可匹敵的原始信念有關的基本教義之外，還能有什么東西支撐其存在？
宗教統(tǒng)一是可以實現(xiàn)的，但只有當每個宗派都放棄我所說的那些寄生性機構后才有可能。大家還記得，博絮厄在跟萊布尼茨討論所有基督教懺悔儀式恢復統(tǒng)一的辦法時曾經(jīng)多少提到這一點 [62] 。19世紀的學者竟然認為17世紀的偉大學者過于大膽，怎么會有這種事情？不管怎樣，教育自由將使新的精神習俗滲透到教士階層心中，必然會成為偉大宗教復興的最強大武器，此后，只有這一宗教能夠滿足人的良心之需要，并拯救社會。
人類一直具有某種倫理需求，希望以上帝的名義，創(chuàng)造出種種機構，作為道德的守護者和施與者，而它們由此而獲得了對于凡人的無限的權力。經(jīng)驗告訴人們，再也沒有比無限制的權力更容易使人腐敗的了。于是，我們就進入了這樣的時代：在這里，牧師根本不再是宗教的工具，相反，是宗教成了牧師的工具。從此之后，這個世界陷入一種致命的對抗狀態(tài)。信念與理性都竭力想壓倒對方。牧師不斷地在神圣的真理之外增加錯誤，他卻宣稱這仍然是神圣的。這種做法為俗人堅定地反對他提供了更堅實的理由，為支撐自己的立場提供了更多的論據(jù)。牧師把錯誤假冒為真理，俗人則在批判錯誤的時候連真理也消滅了。宗教變成了迷信，而哲學則充滿了懷疑。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則是廣大群眾無所適從；我們可以說，人類正在經(jīng)歷一個危機時期。我們腳下的深淵比以前什么時候都深，不僅人與人之間展開斗爭，每個人的良心內(nèi)部也在斗爭，而其結果則是形形色色的。如果政治動蕩讓整個社會陷入恐慌 [63] ，它又會驚恐地投入信仰的懷抱。某種偽善的虔誠占據(jù)了支配地位，牧師相信，他正是贏家。然而，一旦重新出現(xiàn)平靜，一旦牧師準備發(fā)揮自己勝利的優(yōu)勢，理性就再次強調它的正當性，再次發(fā)揮作用。那么，這種無政府主義狀態(tài)何時才能終結呢？我們何時才能承認理性與信仰實際是一體的呢？如果有一天，信仰不再是一種武器；牧師名實相符，成為宗教的工具，放棄種種客套和禮儀，牧師最關心的基本上正是人類主要關心的，那時，宗教和哲學就不僅僅只是姐妹，那時我們恐怕得說，他們是不可分割地融為一體了。
不過，還是從這崇高的理想走下來，回到大學學位這個主題吧；我懷疑，教士干嗎要強烈反對拋棄古典教育的老方法。不管基于何種考慮，他們都沒有理由非得這樣做。
柏拉圖的共產(chǎn)主義、異教、奴隸制和強盜所信奉的觀念和道德原則、賀拉斯的《歌集》、奧維德的《變形記》等東西最后的捍衛(wèi)者和傳播者，竟然是法國的牧師，豈不是一個莫大的諷刺？我并不是想勸他們怎么樣。但他們應當允許我在這里引用一份報紙中的一段摘錄。而如果我沒弄錯，這份報紙正是教會人士辦的。
那么，在教會學者中，誰是異教教育的的辯護人呢？是圣克萊門特 [64] 嗎？他寫道，褻瀆神靈的科學相當于水果和甜品，只有在吃完了肉食之后才能端上來；是奧利金 [65] 嗎？他曾寫道，異教詩歌的金杯中有致命的毒藥；是德爾圖良 [66] 嗎？他曾稱異教哲學家是異教的老前輩；是圣伊雷納尤斯 [67] 嗎？他曾宣稱柏拉圖是所謂異端的佐料；是拉克坦修斯嗎 [68] ？他曾說，在他那個時代，有學問的人都是最沒有信仰的人；是圣安布羅斯 [69] 嗎？他曾說，對基督徒來說，花費時間搞什么異教的修辭，是危險的；最后，是圣哲羅姆 [70] 嗎？他在致埃斯塔基烏斯（Eustachius）的信中，激烈地抨擊學習研究異教徒的著作。他說：“光明與黑暗間有什么共同點？基督與彼勒 [71] 會有什么一致性？賀拉斯與贊美詩又有何相干？維吉爾跟《福音》有什么關系？……”圣哲羅姆很后悔自己年輕時花了那么多時間學習異教的學問：“我是多么的不幸啊，為了西塞羅，我廢寢忘食，大清早我都手捧普勞圖斯誦讀不已。有時我反觀己身，開始閱讀先知書，但他們的風格在我看來似乎太粗俗了。由于我缺乏判斷力，我竟然拒絕了光明！”
然后我們再來聽聽圣奧古斯丁是怎么說的：
“曾經(jīng)教會我讀、寫的那些簡樸的書籍，實際上，要比我后來投入精力學習的東西更有用，也更可靠。這些東西中有記述埃涅阿斯 [72] 冒險的書籍，我曾經(jīng)為黛多 [73] 的命運和愛情之死而潸然淚下，而忘了我自己的罪孽，我發(fā)現(xiàn)自己也被這些有害的書籍毀滅了。……而這類愚蠢的書籍，在一般人眼里，卻比那些讓我學會讀、寫的書還要可敬、還要有用！（Tales dem entiae honest iorese tuber ioresl ittera eput antur）……就讓這些高雅文學的販賣者大聲抗議我的想法吧，我不會理睬他們的。我會竭盡所能擺脫我曾經(jīng)走過的這條邪惡之路……確實，學習這些東西，可以讓我掌握很多以后可以派上用場的表達方式。但是，不用閱讀這些輕佻的東西，在別的地方也可以學到這些表達方式，而孩子們卻不會被引上一條危險的道路。然而，有誰敢對你說，別學這些東西？啊，習慣的力量是多么可怕！……不就是為了遵守你指引的路線，我才閱讀了朱庇特的故事，這個在打雷的時候還通奸的家伙的故事！我都清楚地知道，這些事情是對立的，然而，因為他能夠打雷，于是，他的通奸行為似乎就不那么可怕了。而年輕人卻會受到誘惑，去模仿邪惡的神的行為。
“然而，所有的孩子都被卷進你這來自地獄的洪流，這股洪流大多數(shù)都是那類應當受到譴責的習俗。這些習俗在那些領取我們給的薪水的官員們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這是謬誤之酒，而我們已被灌醉的老師卻把這種酒端給我們的孩子；當我們不想飲下這毒酒的時候，他們還懲罰我們。面對他們的懲罰，我們卻無處申訴，因為所有的法官都已經(jīng)喝過這酒。因此，我的心靈備受不純潔的情緒之折磨，因為這世上來自魔鬼的誘惑很多。” [74]
除了這些，還有天主教文獻中的激烈的批評。這些猛烈的譴責、這些動人的懺悔、這些明智的忠告，難道不都是動人心弦的悲嘆，既是對圣奧古斯丁寫作的那個時代，也是對我們這個時代？圣奧古斯丁曾經(jīng)激烈地抨擊過的這種學習研究體系，現(xiàn)在卻不正在古典教育的名義下活得好好的？異教的洪流難道還沒有淹沒整個世界嗎？不是有成千上萬孩子每年都被扔進這股洪流中，從而失去他們的信仰和道德原則，失去人的尊嚴感，失去對自由的愛，失去對自己的權利與義務的了解？他們的表現(xiàn)不是清楚表明了，他們的思想已經(jīng)完全浸透了錯誤的異教觀念、錯誤的倫理、錯誤的美德、異教的邪惡及其對人類的巨大誘惑？
這種可怕的道德失序狀態(tài)之所以出現(xiàn)，并不是由于個人行為反常，甘愿放棄自己的自由意志；不，這種反常完全是法律通過大學學位制度強加于人的。德蒙塔朗伯爾先生本人在后悔自己對古典文學的學習還很不充分的時候，引用了督導員和大學各系主任的報告。這些報告都提到了這種教育所遭遇的抵觸情緒，我則寧可說，這種抵觸是一種反抗，是公眾對這種荒唐而有害的暴政的反抗。人人都能看到，法國青年精打細算，清楚地知道，在古典課程中該學會什么，不用學習什么，只要剛剛夠獲得學位的程度就萬事大吉。而對人類其他各門知識，卻不存在這種情況。我們不是都知道嗎？在這種體制下，有一百個投考者，他們都具有超出學習那些課程所需要的才智，卻只錄取十個人。就讓立法者來向公眾輿論和時代精神闡明他們?yōu)槭裁匆@么做。
膽敢在此插嘴的是野蠻人、哥特人、古代英格蘭的皮克特人嗎？對古典時代所矗立的文學豐碑或古希臘民主制度對人類文明事業(yè)作出的貢獻的偉大之處，難道筆者真的一無所知嗎？
當然不是；我不得不在此再重復一遍，筆者并不要求法律禁止什么，而是要求法律不要禁止什么。筆者要求法律允許公民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們是能夠用正確的眼光看待歷史的，他們會敬仰值得敬仰的東西，貶斥應當貶斥的東西，并把自己從殘酷地折磨著現(xiàn)代國家的偏愛古典時代的傳統(tǒng)偏見中解放出來。在自由的制度中，自然科學與異教學問，基督教與異端都會在教育中獲得自己應得的位置；由此，將重新實現(xiàn)人的觀念、利益、生活方式的和諧。這是個人維護良知的條件，也是社會井然有序的關鍵。
* 人們腦海中的古代人莊嚴的形象，跟實際差得不是一丁點。假如有人跟我們談起古羅馬公民，我們腦海中出現(xiàn)的圖像，一般并不是以犧牲其他和平民族為代價而搶奪戰(zhàn)利品和奴隸的強盜，我們不認為他半裸著身子，出奇地骯臟，在大街上閑蕩；我們也沒有看到，他鞭打奴隸直至流血，如果這名奴隸有點活力和精神，甚至會被他打死。相反，我們寧愿想象，他有一個優(yōu)美的頭顱，給人印象深刻的、莊嚴的身體，就像古典雕像一樣。我們樂于想象,他正在沉思自己祖國的最終命運。我們似乎看到，他的全家人都聚集在壁爐前，他置身其中如眾星捧月；妻子正在為武士準備簡單的飲宴，滿懷信心而深情地注視著丈夫的臉；幼小的孩子在專心聽老人講課，他時不時地向他們講述自己祖先拓荒的故事和他們的美德……
啊，我們怎么可以沉溺在這種幻象中，如果我們真的走進歷史，漫步在羅馬大街上，就近仔細觀察他們，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我們那么贊美他們，未免太天真了！……（作者未發(fā)表的文章片斷，約寫于1830年前）。——法文版編者注
** 作者在一些零散的段落中曾經(jīng)考察過這樣兩個問題：首先，作為政治動機，自我犧牲是否比自私自利更可取？其次，古代人，尤其是羅馬人是否比現(xiàn)代人具有更多自我犧牲精神？
如所周知，他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下面是他就第二個問題給出的一個理由：
“當我拿出我自己一部分財富用來建造圍墻和屋頂，以保護我不受盜賊侵犯，不受風雨肆虐之時，恐怕不能說我是出于自我犧牲精神，恰恰相反，我是在尋求自我保護。
“同樣，當羅馬人彌合內(nèi)部分歧以保障自己的安全，當他們征戰(zhàn)疆場，當他們承受幾乎難以容忍的紀律之時，他們并不是在犧牲自己的利益。正相反，他們是在利用他們保衛(wèi)自己避免滅絕的唯一手段，因為他們始終受到他們利用暴力手段征服的那些民族要起來推翻他們的威脅。
“我知道，有些羅馬人確實具有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把自己奉獻給羅馬的幸福安寧。但這很容易解釋。決定其政治組織自私自利的，并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動機。那些習慣于永遠勝利，并對他們不了解的社會總是抱敵視態(tài)度的人，必然具有一種民族自豪感、一種很高尚的愛國精神。從最野蠻的游牧部落，到只是偶然打仗的文明民族，所有的尚武民族，都迷戀這種奔放的愛國主義。羅馬人有更充分的理由這樣做，他們的生活本身就是連綿不斷的戰(zhàn)爭。這種高尚的民族自豪感，加上尚武習俗所產(chǎn)生的勇敢，加上這種勇敢所激發(fā)的視死如歸氣概，加上對榮譽的珍愛、加上希望永遠被子孫后代記住，必然會促使有些人作出令人贊嘆的行動。
“因此，我并不是說，在一個純粹的軍事社會中不可能形成美德。如果這樣說，顯然是無視歷史事實，因為我們從搶劫團伙中也能看到勇敢、活力、獻身、視死如歸、慷慨等美德。我想指出的是，跟搶劫團伙一樣，進行掠奪的民族在自我犧牲精神這一點上，并不比從事工商勞動的民族更優(yōu)越；我還要加上一句：前者所造成的巨大的、永久性的罪惡，是若干個人的令人贊嘆的行為所無法抵消的，這種行為本身甚至都說不上是美德，因為它們也對人類構成了傷害。”（作者未出版的文章段落，約寫于1830年前）——法文版編者注
* * *
[1] 重要的是區(qū)分美國的獨立學院和大學制度與法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是自由的，有很廣闊的選擇范圍，自己確定授予學位所需具備的條件。巴斯夏所抗議的法國大學制度則始建于第一帝國時代。在法國，所有的高等教育全部集中在一個叫“大學”（l’Université）的大學團之下，由一位“大校長”（le grand maître）和一個最高理事會（le Conseil Supérieur）領導。這個組織全面控制本國所有學校和大學的課程、方法和授予各種學位的必備條件。因此，巴斯夏并沒有夸大“大學”所擁有的壟斷性權力。直到1875—1885年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才開始教育自由化改革。——英譯者注
[2] 早在20年前作者在他寫的第一篇文章就已經(jīng)指出，教育自由是國家必須努力爭取進行的改革之一。參見作者法文版全集第一卷To the Electors of the Deparment of Landes。——法文版編者注
[3] Saint-Cyr，法國最重要的軍事學院。——中譯者注
[4] 當時法國的學士學位（baccalauréat），大致相當于美國學院的頭兩年，是由預備學校（the collège or the lycée）授予的。但是其標準要高，研究也要精深，因此，學生要想獲得學士學位，必須完成普通教育。獲得這種學位后就有資格進大學進一步深造獲取更高學位。——英譯者注
[5] Plautus（254—184BC），古羅馬喜劇作家，主要作品有《一罐金子》、《驢子的喜劇》、《吹牛軍人》等。——中譯者注
[6] Thales（624—546BC？），古希臘哲學家、數(shù)學家、天文學家，米利都學派創(chuàng)始人，“希臘七賢”之一，認為水為萬物本原。——中譯者注
[7] Pierre Louis Parisis（1795—1866），法國高級教士，政客，1835—1851年是Langres主教,1851年到1866年是Arras主教。他曾被選入1848年的立憲大會，直言不諱地主張君主制，擁護反動勢力。1848年以后，他一直是“大學”最高理事會理事，盡管拿破侖1852年的政變使他丟失了其他政治職位。——英譯者注
[8] 意大利羅馬的一座山丘，古羅馬城建在7座山丘上，這是其中一座。——中譯者注
[9] 原文為“O liberté！ que tes orages Ont de char me pour les grands ccurs！”——英譯者注
[10] Numa Pompilius（活動時期約在700BC前后），傳說中古羅馬王政時代的第二代國王（715—673BC），曾創(chuàng)立了宗教歷法，并建立各種宗教制度。——中譯者注
[11] “凡是準備創(chuàng)建一個國家的人，都必然感覺到自己有能力改變?nèi)诵?hellip;…改變?nèi)说纳眢w和精神構造。”（《社會契約論》，第7章）。——法文版編者注
[12] Brutus（85—42BC），羅馬貴族政治家，刺殺愷撒的主謀，后逃亡希臘，集結軍隊對抗安東尼、屋大維，兵敗自殺。——中譯者注
[13] the Gracchi，即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153—121BC）和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163—132BC），古羅馬政治家。——中譯者注
[14] 參見 第2章《法律》 。——法文版編者注
[15] 梯也爾先生論《中等教育法》的報告，1848年。——法文版編者注
[16] Jules Barthélemy de Saint-Hilaire（1805—1887），法國學者和作家，法蘭西學院拉丁、希臘語教授，1840年曾任教育部長。1848年進入政界，曾任臨時政府首席秘書，后任議員。期間在“1850年法案”事件中公開反對巴斯夏等人的批評，為現(xiàn)有的“大學”體系辯護。他曾經(jīng)是非常有名的保守分子，甚至有些反動，晚年卻相當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為了抗議拿破侖三世，他辭去在法蘭西學院的教授職位和行政管理職位。1870年后，他成為梯也爾的追隨者，被選人國民公會，成為梯也爾內(nèi)閣成員，1875年當選參議員，1880年任外交部長。——英譯者注
[17] Pierre Comeille（1606—1684），法國劇作家，古典主義悲劇奠基人，擅長運用戲劇場面揭示人物內(nèi)心沖突，劇作有四大悲劇《熙德》、《賀拉斯》、《西拿》、《波里耶克特》等30余部。——中譯者注
[18] 出自高乃依劇作《賀拉斯》，Horace ，II，iii。——英譯者注
[19] Guriace，高乃依劇作《賀拉斯》中的人物，荷拉斯三兄弟和庫里亞斯三兄弟決斗，以決定羅馬和Albe誰將統(tǒng)治誰。一開始，賀拉斯兩兄弟被殺，而庫里亞斯三兄弟都受傷，剩下的那位賀拉斯逃跑，后來卻又愛上了庫里亞斯的妹妹，但最后，他將庫里亞斯三兄弟逐個殺死。——中譯者注
[20] 那些希望像揉搓面團那樣塑造社會的人士有時也很謙遜，他們不會說“我將如何如何，我將安排什么……”相反，他們更喜歡利用間接的形式，但意思卻完全一樣：“你們應該做什么，你們應該計劃……”——作者原注
[21] Charles Rollin（1661—1741），教育家，為大學的特權辯護，也鼓吹古典教育。著有Traité des études （1726）。——英譯者注
[22] Mars and Bellona，均為古羅馬戰(zhàn)神，貝婁娜為馬爾斯的妻子或妹妹。
[23] Scipio（237—183BC），古羅馬統(tǒng)帥，曾攻入迦太基，擊敗漢尼拔，兩度出任執(zhí)政官。——中譯者注
[24] 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de Mirabeau（1749—1791），法國大革命時期君主立憲派代表人物。由于國王和王后的抵制，他的君主立憲設想沒有能夠實現(xiàn)，最終導致1789年局勢急劇變化。他曾擔任雅各賓俱樂部主席和國民公會主席。1790年起，與宮廷聯(lián)絡，次年病死。——中譯者注
[25] 古代歐洲東南部以黑海為中心的一個地區(qū)。——中譯者注
[26] Spirit of the Laws , Bk. IV, chap.6.——法文版編者注
[27] Spirit of the Laws , Bk. IV, chap.8.——法文版編者注
[28] 同上.Bk.V，chap.5.——法文版編者注
[29] 同上，Bk.V，chap.6.——法文版編者注
[30] Samnite，古代居住在意大利中部操奧斯卡語的部落，公元前350—前200年間曾三次卷入反抗羅馬人的戰(zhàn)爭。——中譯者注
[31] Spirit of the Laws , Bk. VII, chap.16。——法文版編者注
[32] Discours sur le ré-tablissement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法文版編者注
[33] Jacques Pierre Brissot（1754—1793），小冊子作者、記者、社會改良家和革命者。法國第一共和國初，他是舉足輕重的雅各賓派議員，編輯《法蘭西愛國者報》，曾草擬廢黜國王的請愿書。他在法國取消奴隸貿(mào)易的運動中很活躍，是溫和的共和派團體——吉倫特派領袖，反對山岳派，其成員最初就被稱為布里索分子。1792年8月10日起義后，力圖解散巴黎公社和雅各賓俱樂部。次年6月被流放，逃跑未遂被捕，10月被處死。著有《刑事法理論》、《美國南方黑人雜憶》等。——中譯者注
[34] Emerich de Vattel（1714—1767），瑞士法學家，他的《萬國法》（Law of Nations ，1758）試圖把自然法運用到國際關系中。從氣質上講，他是個自由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他提出自由與平等的原理，捍衛(wèi)戰(zhàn)時的中立權，他的著作影響了后來國際法的發(fā)展，在美國尤其有影響。——中譯者注
[35] the Sabines，古代意大利中部一個部族，公元前3世紀時被羅馬人征服。——中譯者注
[36] Don Felixde Azara（1746—1811），曾有20年時間擔任劃定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美洲殖民地的邊界線的西班牙專員，著有Voyage dans l’Amérique méridionale depuis 1781 jusquén 1801（Paris，1809），融南美博物學的觀察與巴拉圭探險與歷史記錄于一書。——英譯者注
[37] Loud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1729—1811），法國航海家和探險家，著有Voyage au tour du monde （1771），描述其環(huán)游世界（1767—1769）的經(jīng)歷。他航行經(jīng)過的所羅門群島中最大的一個島嶼就以他的名字來命名。——英譯者注
[38] Cato，大加圖（234—149BC），古羅馬政治家、作家，曾任執(zhí)政官和監(jiān)察官，維護羅馬傳統(tǒng)，著有《史源》、《農(nóng)書》等，是拉丁散文文學的創(chuàng)始人；小加圖（95—46BC），大加圖的曾孫、政治家、斯多葛派哲學信徒，支持元老院共和派，反對愷撒和喀提林，因共和派戰(zhàn)敗而自殺。——中譯者注
[39] Catiline（108？—62BC），羅馬共和國貴族，因競選執(zhí)政官失敗而策動武裝政變，被執(zhí)政官西塞羅鎮(zhèn)壓，失敗戰(zhàn)死。——中譯者注
[40] Théodore Rose Léon Alfred Sudre（b.1820），法國政論作家，經(jīng)濟學家，著有Histoire du communisme, ou Réfutation historique des utopies socialistes （1848）。——中譯者注
[41] Croesus（？—546BC），呂底亞末代國王，斂財成巨富，后供職于波斯宮廷。西方多以他代指富豪、大財主。——中譯者注
[42] 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領袖之一。參見本書 第119頁注[1] 。——中譯者注
[43] Pierre Antoine, Marquis d’Antonelle（1747—1817），記者、政客，著有Catéchism edutiersétat （1789）。他主持了對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和吉倫特派的審判。——英譯者注
[44] 3Nivôse, Year III.——法文版編者注。Nivôse是法國革命歷法的第四個月。——英譯者注
[45] 23Nivôse, Year III.——法文版編者注
[46] Nivôse，Year III.——法文版編者注
[47] Jean Baptiste Carrier（1756—1794），法國大革命大恐怖時期最為臭名昭著的執(zhí)法者。1794年，為了防止旺代（法國西部一地區(qū)）叛亂蔓延到南特，他建立了一個革命法庭，把大量囚犯送上斷頭臺、火刑場，及——最有創(chuàng)造性、也最有效率的——溺刑（noyades），就是用一種船底帶活門的船把囚犯淹死在盧瓦爾河。他本人最終也在1794年11月被送上斷頭臺。——英譯者注
[48] Scaevola，傳說中的羅馬英雄，曾刺殺一圍攻羅馬的部族之王，被捕后受審時將右手伸入祭壇烈火中而神色自若，令敵方感佩，獲釋榮歸。——中譯者注
[49] Jean Paul Rabaut Saint-Étienne（1743—1793），吉倫特黨人，該派垮臺后被送上斷頭臺。——英譯者注
[50] 1792年12月16日。——法文版編者注
[51] Quinze-Vingts收容院，最早是為收養(yǎng)三百位窮苦的盲人而建，后來被置于一個特別行政部門的管理之下，建成為一家工場。——英譯者注
[52] November 21，1794年12月21日。——法文版編者注
[53] 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古羅馬將軍，在公元前510年領導了驅逐塔昆（傳說中的羅馬第七代國王，實行獨裁統(tǒng)治，被元老院驅逐——中譯者注）的斗爭，并抵御了沃爾西人、伊特魯里亞人和薩賓人對羅馬的圍攻。——英譯者注
[54] Henri Léon Camusat de Riancey（1816—1870），具有天主教和保皇主義傾向的法國政論家和政客，他1850年創(chuàng)辦L’Union雜志，并自任編輯。1845年入選議會，公開反對共和政府，要求改變教育體系。——英譯者注
[55] Denis de Frayssinous（1765—1841），狂熱的教會人士、大學校長。——英譯者注
[56] Francois Villemain（1773—1854），索邦神學院教授、文學批評家、公共教育部長（1839—1844）——英譯者注
[57] 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法國政治家，歷史學家。1812年受聘為巴黎大學近代史教授。在政治上為君主立憲主義者，曾于1814年和1830年兩度參與起草憲法。七月王朝時期，曾擔任內(nèi)政、教育、外交等大臣，最后于1847年至1848年任首相，1848年二月革命時下臺。晚年致力于歷史著述。1833年創(chuàng)立法國歷史學會。——英譯者注
[58] Barthélemy Prosper Enfantin（1796—1864），法國工程師、圣西門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英譯者注
[59] Procrustes，希臘神話中的阿蒂卡巨人，他專門羈留旅客，將其綁在床上，身體比他的床長，就截短，比他的床短的，就拉長，此即普羅克汝斯忒斯之床。——中譯者注
[60] Aduancement of Learning , BookI.——英譯者注
[61] Lactantius.——英譯者注
[62] 博絮厄的想法不過是各個宗派都回歸羅馬天主教會。——英譯者注
[63] 比如1848年革命。——英譯者注
[64] 可能是指Clement of Alexandria，雅典人，生于150年，死于211至215年間，拉丁名為Titus Flavius Clemens，是基督教護教論者，向希臘化地區(qū)傳教的神學家，是亞歷山大學派第二位著名的領導人和教師。——中譯者注
[65] Origen（大約185—254）古代基督教著名希臘教父之一，《圣經(jīng)》學者,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原理》等。——中譯者注
[66] Tertullian（大約160—220），迦太基基督教神學家，用拉丁文寫作，從而使拉丁文成為教會語言及西方基督教傳播工具，著有《護教篇》等。——中譯者注
[67] St.Irenaeus，活動于2世紀的基督教教士，里昂主教。——中譯者注
[68] Lactantius，4世紀的基督教護教論者。——中譯者注
[69] St.Ambrose（大約339—397），意大利米蘭主教（374—397），竭力維護基督教會的權威，在文學、音樂方面造詣頗深，12月7日是他的紀念日。——中譯者注
[70] St.Jerome（347—420），早期西方教會教父，《圣經(jīng)》學家，通俗拉丁文本《圣經(jīng)》譯者。——中譯者注
[71] Belial，基督教《圣經(jīng)》中魔鬼的別名，彌爾頓《失樂園》中的墮落天使之一。——中譯者注
[72] Aeneas，特洛伊戰(zhàn)爭中的勇士，特洛伊淪陷后，背父攜子逃離該城，經(jīng)長期流浪到意大利，據(jù)說其后代建立了羅馬。——中譯者注
[73] Dido,Carthage的建國者及女王，拉丁史詩中記載她墜入了埃涅阿斯·洛文尼斯的情網(wǎng)，因埃涅阿斯與她分手而絕望自殺。——中譯者注
[74] St.Augustine, Confessions , Bk.I,xiii—xvii.——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