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我曾說過，人類雖是從動物進化來的，但他也有禽獸不如的幾種惡習，如賣買淫及思想文字獄等。在野蠻時代，犯了禁忌的人如不伏冥誅亦難逃世法，這已非禽獸所有事，多少有點離奇了，不過那時是集團生活時代，思想差不多是統一的，所以這不成為問題，一直要到個人化漸發達，正統與異端顯然分立，思想文字獄乃為人所注意，因此這時代自然不會很早的了。現在沒有這些工夫去翻書，只就我們記得的來講，則孔子殺少正卯可以說是以思想殺人的較早的一例，而楊惲之獄則是以文字殺人的例。據《孔子家語》說：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于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以汝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這件事或者如朱晦庵所疑并非事實亦未可知，但總之是儒教徒的一種理想，所以后來一直膾炙人口，文人提到異己者便想加以兩觀之誅，可以知矣。楊子幼的《報孫會宗書》因為收在古文選本里，知道的人很多，（《文選》雖也有，恐怕看的少了，）就成為古代文字獄的代表。就事論事，這兩案是同樣的冤枉，同樣的暴虐，若其影響及于世道人心者則自以前者為甚。蓋普通以文字殺人的文字獄其罪名大都是誹謗，雖然犯上作亂，大逆不道，加上好些好聽的名稱，卻總蓋不過事實，這只是暴君因被罵或疑心如此而發怒耳，明眼人終自知道，若以思想殺人的文字獄則罪在離經叛道，非圣無法，一般人覺得仿佛都被反對在內，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殺，暴民亦附議者也。為犯匹夫之怒而被殺，后世猶有憐之者，為大眾所殺則終了矣。雖或后來有二三好事者欲為平反，而他們自己也正為大眾所疾視，不獨無力且亦甚危事也。其一是政治的殺人，理非易見，其一是宗教的殺人，某種教旨如占勢力則此欽案決不能動，千百年如一日，信仰之力亦大矣哉。因為這個理由，在文字獄中我特別看重這一類，西洋的巫蠱與神圣裁判之引起我的興味亦正為此，其通常誹謗的文字獄固是暴君草菅人命的好例，但其影響之重大則尚未能相比耳。

諫官與首相勾結了去對皇帝說，謀除去一個異端，這也原是平凡的事，說過就可擱起，我這里所覺得有意思的乃是一般讀書人對于此事的感想。讀書人里自然也有明理的人，如馬敬所焦弱侯袁小修陶石匱錢牧齋等，他們的話雖然很好這里且不提，因為我所注意的多在反面那一邊。第一個我們請出鼎鼎大名的顧亭林來。在《日知錄》卷十八李贄條下抄錄張問達疏及旨后說道：

李卓吾為什么是妖人及異端呢？其一是在行為。他去發，講學根佛說，與女人談道。其一是在思想。王山史引《藏書》的總目論中語云：

我們說起近代的文字獄來，第一總想到康熙乾隆時的那許多案件，但那些大抵是大逆不道案而已，在專制的滿清時代，這是當然的，其缺少非圣無法案者非是朝廷特別寬容這個，乃因中國人在思想上久已閹割了之故，即使有人敢誹謗皇帝，也總不敢菲薄圣人也。清末出了一個譚復生，稍稍想掙扎，卻不久即死在大逆案里，我們要找這類的人只好直找上去，去今三百余年前才能找到一位，這即是所謂李禿李卓吾。明萬歷三十年（一六〇二）那時卓吾七十六歲，禮部給事中張問達上疏劾奏，據《山志》卷四（比《日知錄》稍詳）所引略云：

“辭或失之不遜，或陷于過貶，但酌其發言之精神所在，實可謂向后世儒生所陷的弊端下一金針。不料這些話卻給與迫害卓吾的人以好口實，好像當他是反抗儒教的大罪人。”（據朱君譯文原本。）《焚書》卷二《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中有云：

“牧翁以為異人，愚之至也。吾嘗謂既生一李卓吾，即宜生一牛金星繼其后矣。”又卷四讀古淺說云：

“溫陵李贄頗以著述自任，予考其行事，察其持論，蓋一無忌憚之小人也，不知當時諸君子如焦弱侯輩何以服之特甚，予疑其出言新奇，辨給動聽，久之遂為所移而不覺也。”又云：

“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拿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者令所在官司盡搜燒毀，不許存留。如有徒黨曲庇私藏，該科及有司訪參奏來并治罪。”卓吾遂被逮至北京，其時在閏二月，至三月十五日自刎死獄中。張問達阿附首相沈一貫劾奏李卓吾的兩款是異端惑世與宣淫，對于這兩點馬敬所已經替他辨明得很清楚，原文見《李溫陵外紀》，不容易得，近有容肇祖著《李卓吾評傳》，朱維之著《李卓吾論》后附鈴木虎雄原著《李卓吾年譜》，均有轉錄。卓吾之死，《山志》說是懼罪自盡，但據《年譜》引馬敬所答張又玄書云：

“李贄壯歲為官，晚年削發。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為智謀，以李斯為才力，以馮道為吏隱，以卓文君為善擇佳偶，以司馬光論桑弘羊欺武帝為可笑，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狂誕悖戾未易枚舉，刺繆不經，不可不毀。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庵觀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于禽獸而不之恤。……望敕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各省，將贄刊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毀，毋令貽亂后日，世道幸甚。”奉圣旨云：

“李卓吾，天下之怪物也，而牧齋目為異人。其為姚安太守，公座常與禪衲俱，或入伽藍判事。后去其發，禿而加巾，以妖人逮下獄，遂自剄死。當是時，老禪何在，異乎不異乎。”西堂語較平凡，但也總全不了解。即此數人殆可代表康熙時讀書人對于李卓吾的意見，以后人云亦云，大概沒有什么變化，直至清末革命運動發生，國學保存會重印《焚書》，黃晦聞吳又陵諸君始稍為表章，但是近十年來正統派思想又占勢力，搢笏大官與束發小生同罵公安竟陵以文章亡國，茍使他們知有李禿，豈有不更痛罵之理，回思三十年來事，真不勝今昔之感也。

“既無知己可死，吾將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焚書》卷五。）他既自己知道，更不必說冤矣。且卓吾亦曾云：

“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此蓋孔圣人所以周流天下，欲庶幾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視之為短見之人，不亦冤乎。冤不冤與此人何與，但恐旁觀者丑耳。”這些話大抵最犯世間曲儒之忌，其實本來也很平常，只是因為懂得物理人情，對于一切都要張眼看過，用心想過，不肯隨便跟了人家的腳跟走，所得的結果正是極平常實在的道理，蓋日光之下本無新事也，但一班曲儒便驚駭的了不得，以為非妖即怪，大動干戈，乃興詔獄。卓吾老子死了，這也沒有什么希奇，其《五死篇》中本云：

“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于人間自若也。”又云：

“已而贄逮至，懼罪自盡，馬經綸為營葬通州。聞今有大書二碑，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焦竑題，一曰卓吾老子碑，汪可受題。表章邪士，陰違圣人之教，顯倍天子之法，亦可謂無心矣。恨當時無有聞之于朝者，仆其碑并治其罪耳。”兩位遺老恨恨之狀可掬，顧君恨書未能燒盡，王君則恨人未殺，碑未仆也。我曾說：

“奇哉亭林先生乃贊成思想文字獄，以燒書為唯一的衛道手段乎，只可惜還是在流行，此事蓋須至乾隆大禁毀明季遺書而亭林之愿望始滿足耳。不佞于顧君的學問豈敢菲薄，不過說他沒有什么思想，而且那種正統派的態度是要不得的東西，只能為圣王效驅除之用而已。不佞非不喜《日知錄》者，而讀之每每作惡中輟，即有因此種惡濁空氣混雜其中故也。”此外有馮定遠，在《鈍吟雜錄》中亦有說及，如卷二家戒下云：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給于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案原書見《焚書》卷一。）又《童心說》云：

“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嘆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后遺前，隨其所見，筆之于書。后學不察，便以為出自圣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縱出自圣人，要亦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焚書》卷三。）鈴木氏評曰：

“天啟五年九月四日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王山史在《山志》初集卷四李贄條下云：

“冤不冤與此人何與，但恐旁觀者丑耳。”我們忝為旁觀者，豈能不為中國丑？不佞之不禁喋喋有言，實亦即為此故，不然與卓吾別無鄉世寅戚誼，何必如此多嘴乎。《年譜》引《溫陵外紀》卷一余永寧著《李卓吾先生告文》云：

“先生視死生平等，視死之順逆平等，視一死之后人之疑信平等。且不刎于初系病苦之日而刎于病蘇之后，不刎于事變初發圣怒難測之日，而刎于群喙盡歇事體漸平之后，此真不可思議。其偈有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先生故用此見成頭巾語，障卻天下萬世人眼睛，具佛眼者可令此老瞞過耶。”可知那班正統派如王山史等人所說都是不對的，彼亦未必是有意講壞話，蓋只是以他自己的心忖度別人耳。

“先生古之為己者也。為己之極，急于為人，為人之極，至于無己。則先生者今之為人之極者也。”這幾句話說得很好。凡是以思想問題受迫害的人大抵都如此，他豈真有惑世誣民的目的，只是自有所得，不忍獨秘，思以利他，終乃至于雖損己而無怨。此種境地吾輩凡夫何能企及，但為己之極急于為人，覺得不可不勉，不佞近數年來寫文章總不敢違反此意也。廿六年四月九日，北平。

附記

“余于前人未嘗敢輕詆，老人年長數十歲便須致敬，況已往之古人乎。然有五人不可容。李禿之談道，此誅絕之罪也，孔子而在，必加兩觀之誅矣。”顧王二君皆是程朱派，視王陽明如蛇蝎，其罵李卓吾不足怪，鈍吟本是詩人，《雜錄》中亦有好意思，如此學嘴學舌，殊為可笑，至于何義門實太幼稚，更不足道矣。尤西堂著《艮齋雜說》正續十卷，除談佛處不懂外多可看，卷五有一則論李卓吾金圣嘆，其上半云：

“人之是非初無定質，覽者但無以孔子之定本行賞罰。”《年譜》引《答耿中丞書》云：

“予嘗謂李贄之學本無可取，而倡異端以壞人心，肆淫行以兆國亂，蓋盛世之妖孽，士林之梼杌也，不及正兩觀之誅，亦幸矣。”此后抄錄疏旨，又云：

“一家之人各以其是非為是非則不齊，推之至于天下，是非不同則風俗不一，上下不和，刑賞無常，亂之道也。李卓吾者亂民也，不知孔子之是非而用我之是非，愚之至也。孔子之是非乃千古不易之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部《春秋》不過如此。”何義門批注云：

《焚書》卷三《卓吾論略》中云：“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知矣。論成，遂為同學所稱。”此語甚有意致，文中不及引用，附識于此，供讀《論語》者之參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