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的名字，在現今我們雖然熟習，但在那時候（約六十年前，正當光緒戊戌），老百姓中間，只知道有“蔡元培”的。他在那時不但是個奇人，簡直還算得上是個怪物。他是翰林，卻又是一個革命黨。假如說是“康黨”，就是“保皇黨”，雖然在正統派看來也是亂黨，到底也還講得過去，但是他是排滿的革命黨，這道理便太費解了。一個人點到翰林，已是官了，正可竭力的爬上去，為什么還要這樣亂搞，其居心真不可測了。所以關于他的目的，便有種種推測，一種傳布得最廣的說法，是說他主張“公妻”，這是我聽到的最多的傳說。但是這謠言是幾時消滅的呢？我也不曾留意，事實是就這樣消滅了，因為原來只是謠言，而且事實勝于雄辯，蔡孑民這人別的不說，道學氣比較重，他于男女關系是向來不茍的。他在前清所著的書，流傳下來的，乃是一冊《中國倫理學史》。他受古人的影響第一個是俞理初，這是主張男女平權的，他說寡婦可以再嫁，反對守節，那么那種謠言之來也不是全無根源的了。

蔡孑民于革命之后，擔任教育總長，他一上臺就廢止讀經，停止祭孔，這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后儒教的勢力一蹶不振，雖然有好幾次反動，也總翻不過來了。他的大主張是“美育代宗教”，但這沒有多大成功，因為宗教總是宗教，歸根結蒂脫不了迷信，不是美術或是什么別的東西所替代得來的。

蔡孑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大學教育。他實際擔任校長，沒有幾年，做校長的時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動，但他的影響卻是很大的。他的主張是“古今中外”一句話，這卻是很有效力，也是最得時宜的。因為那時候是民國五年（一九一六），袁世凱剛死，洪憲帝制雖已取消，北洋政府里還充滿著烏煙瘴氣。那時是黎元洪當總統，段祺瑞做內閣總理，雖有好的教育方針，也無法設施。北京大學里其時國文科只有經史子集，外國文只有英文，教員只有舊的幾個人，這就是“古”和“中”而已，加“今”和“外”這兩部分，便成功了。他于舊人舊科目之外，加添新的人和新的科目，于是經史子集之外，有了戲曲和小說，章太炎的弟子黃季剛，洪憲的劉申叔，復辟的辜鴻銘之外，加添了陳獨秀，胡適之，劉半農一班人，英文之外也加添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讓他自由競爭，這似乎也不很妥當，但是在那個環境，非如此說法，“今”與“外”這兩種便無法存身，當作策略來說，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孑民本人，這到底是一種策略呢，還是由衷之言，也還是不知道，不過在事實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論事，這古今中外的主張在當時說是合時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學校里邊先表示不滿，新的一邊還沒有表示討嫌舊的意思，舊的方面卻首先表示出來了。最初是造謠言，因為北大最初開講元曲，便說在教室里唱起戲文來了，又因提倡白話的緣故，說用《金瓶梅》當教科書，這當然完全是謠言。其次是舊教員在教室中謾罵，別的人還隱藏一點，黃季剛最大膽，往往昌言不諱。他罵一般新的教員附和蔡孑民，說他們“曲學阿世”，所以后來滑稽的人便綽號蔡孑民叫“世”，如去校長室一趟，自稱去“阿世”去。知道這名稱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馬幼漁劉半農諸人，魯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見諸書簡中，成為一個典故。報紙上也有反響，上海研究系的《時事新報》開始攻擊，北京安福系的《公言報》更是猛攻，后來由林琴南來出頭，寫公開信給蔡孑民，說學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陳胡等人。蔡答信說，《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主張也是私人的意見，只要在大學里不來宣傳，無法干涉。兩面相持不下，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當時實力派徐樹錚的勢力來加干涉之勢。在這時期“五四”風潮勃發，政府忙于應付大事，學校的新舊的沖突總算幸而免了。

蔡孑民后來又做過大學院院長，沒有做出什么事來，他的成績要算在北京大學為最大了。但是，我重復的說，他的古今中外的主張，只有在那時適用，也最著成效，但即此一節，也就夠了。他是國民黨中的一個異己分子，在抗戰期間也沒有到重慶去，是一九四〇年在香港九龍去世的。他是我們的前輩，但并不擺架子，也很有風趣，曾作打油見和，末云：“樂事追懷非苦語，容吾一樣吃甜茶。”其時已年七十，可見興致還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