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海（1475–1540），明代文學家，字德涵，號對山，又號滸西山人、泮東漁父、太白山人，明武功縣(今武功鎮)人。家庭豪富，曾祖、祖父、父親三代居官。康海聰明勤學，學識超群，在廷試對策中，他從經濟、政治、軍事、教育、法制、吏制等方面作了創見性的論述，轟動了考場，弘治十五年(1502)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同李夢陽、王九思、王廷相等號稱“十才子”，在明文學史上，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稱“前七子”，以他在“前七子”中詩文成就甚高，文尤勝，《擬廷臣論》《寧夏事狀》《鑄錢論》切中時弊，堪稱力作，時人比之司馬遷。正德元年(1506)太監劉瑾專權，想拉攏他結為同黨，他避而不見，借“托古改制”運動上書斥奸黨，成為劉瑾一伙權閹奸黨的眼中釘。時李夢陽代戶部尚書韓文草擬奏章彈劾劉瑾事暴露，被捕入獄。李從獄中給康遞了一張紙條，上寫“對山救我”。康以狀元氣度和“前七子”首領身份去見劉瑾，與其據理爭辯，劉瑾釋放了李夢陽。劉瑾案發處死后，他被疑為劉黨。官復原職的李夢陽，既怕牽連自己，又想爭奪“前七子”集團領袖地位，不但不為他伸冤，反而加以嫉害，使他遭受株連，丟官落職，被迫回鄉。他早年讀過曾祖父傳給的從燕王朱棣處得到的1700多本詞，又在京師館讀過所藏的全部元人雜劇及聲律方面的書，免官后，決心“披發簫歌至于終身”。居家30年中，以極大的毅力進行戲劇研究和創作，曾說：“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為哉!”在其家鄉泮東和王九思家鄉戶縣一帶，攜帶歌姬舞女暢飲，自比為樂舞諧戲的藝人，遍訪秦中諸伎，登門求教。與王九思、呂涇野等人研究了自秦風、豳風以來的秦聲聲樂。精通音律，善彈琵琶，有“琵琶圣手”之譽。同王九思合作，創造了“康王腔”(即秦腔)，將自己創作的雜劇和曲詞配樂用“秦聲”演唱，對秦腔劇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吳梅村評價說：“琵琶急響多秦聲，對山慷慨稱入神。同時渼陂亦第一，兩人矢志遭遷謫。絕調康王并盛名，昆侖摩挲無顏色!”死時家徒四壁，惟余樂器300多件。近年在蒲城農民張新文家中發現他的130幅秦腔臉譜手稿。

平生著述甚多，早年有《風俗論》，論述了戲曲在移風易俗中的作用。免官后主要有《武功縣志》，雜劇、散曲集《泮東樂府》，詩文集《對山集》及雜著《納涼余興》《春游余錄》。《武功縣志》正德十四年(1519)刊行，體例嚴謹，言簡意賅，考證精細，文筆優美，源出《漢書》，“鄉國之史，莫良于此。”體現了他的思想水平和獨創精神，被后世奉為“志乘上品”，清代收入《四庫全書》。在陜現存的580多例民國以前的地方志書中，它是成書較早、最負盛名的志書之一，后代編纂地方志，多以此志作為范本。雜劇《中山狼》以營救李夢陽蒙受其冤為背景，用藝術形象譴責了忘恩負義之輩，深刻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各種典型人物的特征，批判了東郭先生是非不辨、敵友不分的“仁”和“兼愛”。《中山狼》思想性強、藝術水平高，被列為我國十大古典戲劇之一。其次先后為朋友編訂刊行詩文集十多種，撰寫序和跋3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