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疆土

大清帝國的疆土可與漢唐盛時相比擬。關外各地先后統(tǒng)一，入主中國后又向西北發(fā)展，乾隆時代清朝的領土達到最廣的限度。清朝全盛時疆域十分遼闊，北起漠北和外興安嶺，南至南海、東沙、中沙、南沙、西沙諸群島，西起巴爾喀什湖和蔥嶺，東至庫頁島和臺灣。清廷所繪制的地圖明確地記載了當時中國疆域的四至。

二 對漢族之壓迫——剃發(fā)

滿人雖在關外時就受了中國文化很深的影響，但初入關后對漢族極力壓迫，勉強漢人剃發(fā)改裝，表示他們被征服的地位。清軍初進北京，攝政王多爾袞即下令，“凡投誠官吏軍民”，一律剃發(fā)，圣人之后也不能例外。剃發(fā)易服嚴重傷害了漢人的民族感情，直隸三河縣首先發(fā)難，起而反抗，各州縣隨即響應。多爾袞迫于形勢，只得取消剃發(fā)令。第二年，南明福王被俘，李自成也已敗亡，多爾袞以為大局已定，再次降旨剃發(fā)。江南士民大憤，蘇州、嘉興、松江等已降州縣紛紛擊殺清朝官吏，起兵抗清。著名的江陰抗戰(zhàn)亦起于剃發(fā)令的頒布。清軍圍攻江陰，遭到頑強抵抗，歷時三月。城破后，清軍屠城三日，“滿城殺盡，然后封刀”。

同時當然也有人特別殷勤地趕先改從滿俗。弘文院大學士馮銓、禮部侍郎李若琳沒等剃發(fā)令下，就搶先剃發(fā)，以示效忠。有同僚攻擊馮銓曾是閹宦魏忠賢黨羽，馮銓便攻擊對方曾歸順“反賊”李自成，一時丑態(tài)百出。

三 對漢族之壓迫——旗地

隨著八旗軍民進入北京，清朝下達了圈地令。圈占的土地統(tǒng)稱為“旗地”。旗地在理論上是明朝的官田與無主的田地，但實際上民房以及塋地也往往被圈。民田被占的也不少，并且圈占的目的不見得都為耕種。很多人失去土地，流離失所，處境困苦不堪。歷代被外族征服時所必有的漢奸又助桀為虐，有主的民田被占的因而更多。

滿族王公貴族及八旗官兵在旗地上建立起各種屯莊，為了保證屯莊上有足夠的奴仆為其耕作，在順治初年清朝統(tǒng)治者還實行了逼民“投充”的政策。即允許各旗招收“貧民”以為“役使之用”，后來竟發(fā)展到“不論貧富，相率投充”的地步。而富者或害怕土地被圈，或為逃避賦役，或為尋求庇護，則攜帶房屋、土地投充。而漢人一旦投充，在身份上便降為奴仆，失去了人身自由。

四 對漢族之壓迫——降臣

清朝雖在關內關外都曾得明朝降臣的助力不少，但降臣有罪必受重刑。陳名夏降清后，任吏部侍郎。順治八年（1651年），張煊彈劾他“結黨營私”，陳之遴奏劾他“諂事睿親王（多爾袞）”。順治十一年（1654年）因倡言“留發(fā)復衣冠，天下即太平”又被寧完我彈劾。第二天，順治帝親自訊問，侍臣當眾宣讀寧完我的劾奏，不等侍臣讀畢，名夏極力辯白。帝大怒：“即使要辯解，為何不等宣讀完畢？”命陳名夏跪著與寧完我對質。刑科右給事中劉余謨、御史陳秉彝替陳名夏緩頰，雙方爭執(zhí)不下。劉余謨喋喋不休，帝為之大怒，下令將其革職，審訊繼續(xù)進行。陳名夏被轉押吏部，吏部主張論斬。后又改絞死。陳名夏之子陳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放東北。

后來乾隆皇帝又在國史中特立《貳臣傳》一項，專門去侮辱已死的降臣與降臣的子孫。《貳臣傳》分甲乙兩編，共收入明末清初在明清兩朝為官的人物一百二十余人。如祖大壽等人，是當時清政權下了很大功夫爭取過來的。他們怎么也沒有想到，百年之后，會被列入《貳臣傳》中。

五 對漢族之壓迫——文人

因文人對先朝不能完全忘情，所以清初也對他們壓迫得最烈。一切結社都被禁止，科場中也屢次借題威嚇。順治九年（1652年）三月，大學士范文程等言：“會試中式第一名舉人程可則，文理荒謬，首篇尤悖戾經注。”命革中式，并治考官罪（蔣良騏《東華錄》）。

世宗時，猜忌更深，文字獄愈烈。雍正六年（1728年）的曾靜、呂留良之獄，致使早已作古的呂留良、呂葆中父子被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fā)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悉數(shù)沒收。呂留良的學生也受到株連，或斬或流放。而曾靜供詞及懺悔錄，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刊后頒發(fā)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又命人帶領曾靜、張熙到各地宣講。乾隆帝繼位后，將曾靜、張熙解到京師，凌遲處死，并列《大義覺迷錄》為禁書。

雍正年間，翰林院庶吉士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雍正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后來又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后來高宗編纂《四庫全書》，在消極方面可說是一個徹底澄清的大文字獄。乾隆借纂修《四庫全書》之機向全國征集圖書，貫徹“寓禁于征”的政策，對不利于清朝統(tǒng)治的書籍，分別采取全毀、抽毀和刪改的辦法，銷毀和篡改了大批文獻。

六 剛柔并施

專事高壓，不是聰明的政策，所以清朝也用柔和的手段去牢籠漢人。文人不忘故國，圣祖康熙于是請他們修《明史》。文人好古，圣祖就大規(guī)模地搜求遺書，并使他們從事各種編輯的工作。一般人不能忘記他們是被外族統(tǒng)治，清室于是向明陵表示敬意，并請明室的后嗣入旗，世襲侯爵。為了收買民心，康熙、雍正年間又屢次設法減輕賦稅。

明末的情形雖是一團糟亂，但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最少在理論上曾把田賦丁糧簡單化。清代繼續(xù)推行這種政策，最后將丁糧完全取消，“圣祖特頒恩詔，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清朝文獻通考·戶口考一》）。后來又逐漸將丁銀攤入田賦征收，廢除了以前的“人頭稅”，所以無地的農民和其他勞動者擺脫了千百年來的丁役負擔；地主的賦稅負擔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緩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農民的負擔則相對減輕。

同時，政府也放松了對戶籍的控制，農民和手工業(yè)者從而可以自由遷徙，出賣勞動力，有利于調動廣大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社會生產的進步。這在多一事必多一弊的傳統(tǒng)中國的確是一件德政。明代野蠻政治下所強迫下賤化的臣民，以及來歷不明的各種賤民，也都被正式解放。

以上種種，雖可說都是開明君主在任何情形下所當有的設施，但最少一部分的作用是在收買被征服民族的人心。

七 改土歸流與西南夷之漢化

西南夷雖在戰(zhàn)國時代就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秦漢以下在政治上也大致屬于中國，但一直到明朝始終沒有完全漢化。

為了解決土司割據(jù)的積弊，雍正四年（1726年），云貴總督鄂爾泰建議取消土司世襲制度，設立府、廳、州、縣，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進行管理。雍正帝對此甚為贊賞，令其悉心辦理。六年，又命貴州按察使張廣泗在黔東南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在廢除土司世襲制度時，對土司本人，根據(jù)他們的態(tài)度給予不同的處理。對自動交印者，酌加賞賜，或予世職，或給現(xiàn)任武職。對抗拒者加以懲處，沒收財產，并將其遷徙到內地省份，另給田房安排生活。在設立府縣的同時，添設軍事機構。清政府在改土歸流地區(qū)清查戶口，丈量土地，征收賦稅，建城池，設學校；同時廢除原來土司的賦役制度，與內地一樣，按地畝征稅，數(shù)額一般少于內地，土民所受的剝削稍有減輕。改土歸流的地區(qū)，包括滇、黔、桂、川、湘、鄂六省。改土歸流廢除了土司制度，減少了叛亂因素，加強了政府對邊疆的統(tǒng)治，有利于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社會經濟的發(fā)展。

改土歸流的政策推行成功，是外族的清朝對中國的一個大貢獻。這與明代閩粵人發(fā)展成熟，是民族史上同樣的大事。

八 衰征與內亂

歷史上沒有一個能維持永久的朝代，清朝在入主中國的外族朝代中是壽命最長的，在中國歷史上所有的一統(tǒng)朝代中也是能維持盛世最久的。但到乾隆、嘉慶之際，衰落的征兆漸漸明顯。當初的兵制十分健全，分為八旗兵和綠營兵。八旗兵以鑲黃、正黃、正白、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等八種旗幟為標志。“旗”本為滿族“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兼有掌管軍事、政治、生產三個方面的職能。凡旗人男丁皆可為兵，平時生產，戰(zhàn)時打仗。綠營兵是參照明朝軍衛(wèi)制度改編和新招的漢兵。以綠旗為標志，以營為建制單位，因而得名。綠營僅有極少數(shù)駐京師，稱巡捕營，隸屬八旗步軍營統(tǒng)領。其余分屯各省，依所轄地域之大小、遠近、險要和人口的多少確定兵額，列汛分營，“以慎巡守，備征調”。

但隨著滿人入關日久，兵制基礎的旗人漸趨墮落，圈占的旗地多被變賣。同時，長期的治平之下人口大增，生活困難，各地都有邪教的宣傳或暴動，連皇城也被教匪攻入。原有的旗兵綠營雖尚未到全不可用的地步，但平定內亂已需要新募鄉(xiāng)勇的助力，曾國藩的湘軍就是這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