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自唐至明南北經濟之變動
一、論漕運
唐代中葉安史之亂以前，中國經濟之支撐點偏重于北方的黃河流域。
當時的漕運是一個大問題。漢代初年，只是把山東之粟漕運到京師地區，交給中都官。三國時，南北朝南北對峙，誰也不靠，各自立國。
隋煬帝開運河，大業元年開通濟渠，四年開永濟渠，前者將西部糧谷經洛水運到黃河，又從黃河通到淮海；后者是引沁水南達黃河，北通涿郡，設置洛口的回洛倉，設置三千三百窖，每窖可容納八千石，以收納從東南、東北兩渠所運來的糧食。這并非北方要仰賴南方的糧谷，只是要把北齊、北周與南朝三者打通一氣。
到唐代，江南戶口日多，租調也大增，漕運遂成為大問題。
開元二十五年，開始用“和糴法”，此法是用官府的錢以糴入民間的粟。說明中央政府單靠北方之粟已足夠了。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韋堅開廣運潭，每年漕運山東粟四百萬石給京都，并不說其他地方運粟給京師。
據天寶年間的記載，米粟產量最盛是在河南、河北及關內、河東等地，然后才輪到江南、淮南，可見當時北方勝于南方。
但安史之亂以后，唐政府遂要靠長江一帶財賦立國。再往后，河北、山東有藩鎮割據。中央政府無法收取租稅，唐政府的財政遂永久偏倚南方。其時從長江入黃河之漕運，遂成為國家大事。德宗時，江淮米不到，六軍將士脫巾狂呼于道。
肅宗時的財政大臣劉晏，他拿手的本領便是能辦好漕運。史稱劉晏每年運江淮之米達數十萬石到關中。
不過南糧北運之情況不算頻密嚴重，北方經濟大致上尚可自立。
宋代建都汴京，主因是為了遷就漕運。當時的漕運有四條線：一條是汴河，大體每年自江浙、淮南、荊湖南北運米到北方六百萬石左右，及菽一百萬石，從長江入淮河，再輸入汴水；第二條是將陜西之粟五十萬石及菽三十萬石，自三門、白坡入黃河再入汴；第三條線是惠民河，將陳、蔡的粟四十萬石及菽二十萬石從閔河、蔡河輸入汴；第四條線是將京東的粟十二萬石，從五丈河經歷陳、濟及鄆，為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
宋代全國統一，國家財賦大部依賴南方。南宋歲收，更超越北宋之上。宋初之歲入一千六百余萬緡，為唐代之兩倍。熙寧時增至五千余萬緡，南宋時更增至六千余萬緡。地狹而賦轉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仍靠賴江南。當時還創造了一種海運。元之海上漕運，官民均甚便利，船三十只為一綱，大都船九百余只，運漕米三百余萬石，有船戶八千余戶，每綱設押船官兩人。
創造海運者為朱清與張瑄，本來是海盜，因立功而位至宰相，其親屬皆位任大官，田園遍天下，庫藏倉庫無數，并擁有巨船大舶。成宗年間，沒收其所有財產。
元世祖時，海運二百五十余萬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萬石，可見其海運之盛。
至于明代漕運，經歷五次變化：首先是河運，即自淮水入黃河；其次是海陸兼運；第三便是支運，永樂九年開會通河后，開始支運；第四是兌運；第五是改兌。
所謂支運，乃是規定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杭州、嘉興及湖州諸地之糧，撥運淮安倉，將揚州、鳳陽、淮安之糧發運到濟寧倉。余類推。
所謂兌運，民間只運至淮安、瓜州，再由兌之衛所官軍運載到京，給予運費與耗米。
所謂改兌，即是令里河官軍運赴江南水次交兌，而官運長運，遂變成永久之制度。
所用運船，在明天順以后，有固定船只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只，官軍十二萬人。
以運糧數量比，北糧只有南糧五分之一。當時中央全賴南方供應糧食，運費亦成為國家每年的大耗費。
清代之漕運額定為四百萬石。各省漕運原額，約為南方四北方一之比。但據乾隆十八年之統計，則為南八北一。到乾隆四十四年，其漕運額又變為南十北一比矣！
二、論絲織業
我國農業除耕種外，便是紡織。粟米與布帛為國家租調兩大稅項。
中國發明蠶桑甚早，且先是發生于北方，春秋時代北方地名用“桑”字者甚多。到漢代，黃河流域的山東臨淄、河南襄邑成為中國絲織業的中心。
當時北方種桑極多，目的是養蠶、調絲織帛。隋唐時期絲織業在北方極盛，江南各州則未有此業。唐代絲織業最盛者乃在開封、安徽等地，但主要在黃河以北，其主要產地在河南、河北、河東及關內、甘肅等地。至于唐代開元時期，江南及嶺南產地則只是少量而已。
五代時期，石晉每歲輸貢契丹絹三十萬匹，乃出于黃河南北之產地。
到了宋代，汴京織物，頗負盛名。宋錦名目多達四十二種。
靖康年間，金兵入汴，索絹一千萬匹。但認為浙產之絹輕疏不佳，予以退回。
元代時北方尚有大規模之種桑地區。至順二年，史載冠州今山東省冠縣有蠶食桑葉四十余萬株，可見蠶桑之盛。元初有按戶稅絲之制。每戶出絲一斤供官府之用，另每五戶出絲一斤供君王之貴戚、功臣之家。
絲織業到了明初，從北方移向南方，因此絹稅也變成三與一比，即南方多于北方兩倍矣。至唐代以前，北方輸絹給政府日少，南北比例到了八比一的程度，即南方多于北方七倍了。
到了明代，又在南方遍設織染局，計浙有杭州、紹興、臺州、寧波、溫州、金華等九府；江西、福建則有福州、泉州；四川、河東、山西則有濟南；江蘇、安徽則有鎮江、蘇州、徽州等六州。
到了嘉靖年間，因江西、湖廣今之湖南、湖北、河南、山東不善織造，準用銀錢折價，但浙江與南直今之江蘇、安徽，每年征用絲絹二萬八千余匹。
到清代時，只剩下江寧、蘇州、杭州三地織造，即只有江蘇、浙江兩省了，且兩稅均用銀兩繳納矣。
第四十八章 中國經濟文化南移之原因
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南移之原因，或有謂北方之氣候逐漸寒冷；又有說北方之雨量比之古代已逐漸減少；或又認為北方之民族血統，越后越多混血種，因此而遭退步；或又有說黃河河道多次變遷，造成水患頻頻，等等。但上述理由并無確實理由可以證明，尤其是謂黃河為北方之患，長江為南方之利，此說法則甚謬也。
我國文化，始于殷朝時，孕育于黃河流域。到西周時，仍有賴黃河、渭水的灌溉。到了周定王五年，黃河始生水患。魏文侯時，有西門豹、史起大修水利，北方仍是安樂之居。此后黃河河道多次變遷，造成水患，如周定王五年、王莽建國三年、宋仁宗慶歷八年、金章宗明昌五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清咸豐三年，造成六次決水，但主要的水患乃在宋以后。宋后河患所以多，由于他種原因，而犧牲了河流的正道。
第二個原因是政治腐敗，河工貪腐瀆職，以致政府花錢多而收效少。
第三個原因是當遼、宋對峙時，邊境常生亂事，不得生活安定及種養。常令皇帝御駕親征，耗損巨大而耕種荒廢。
第四個原因是宋、夏對峙時，情況與遼、宋對峙相似，邊界受侵犯以致不能生產安居。
第五個原因是在金人統治時期，政治情況退步，尤其是當時金之屯兵圈人，害了北方之農村。
第六個原因是蒙古軍隊之殘殺。宋寧宗時，蒙軍破金朝河北、河東等州郡，凡九十余郡之多。兩河、山東數千里之地，人民被殘殺幾盡，財帛、子女、牛馬羊畜，盡被搶光奪去，城屋被燒毀，能堅守之州郡不多。
第七個原因是元代政制黑暗。元代有軍人屯田，民眾屯田，又有寺田。僧徒又常侵奪民田，包庇逃稅。又創官田制，極為擾民，因此造成農民亂竄。
第八個原因是元末北方之殘破。當時淮河以北，黃河以南，極為蕭條，都成為丘墟了。
由于以上種種情形，政治黑暗，加上兵禍天災，情況日壞，因此北方的漢唐黃金時代，已不復見矣！
第四十九章 南方水利農業之發展
中國南方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主要在長江以南的江蘇、浙江一帶。江浙的水利事業之發展，乃是歷年來不斷的有水利專官積累而成。
五代時吳越建國，政府常雇用數千工人，用來治河筑堤，開墾種植。在宋仁宗時，有大規模的圩田以及河塘。所謂江南舊有的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里，如一座土城。其中設有河渠與門閘。旱時開閘，引江水入田；水浸時，則閉閘以拒江水。因此免除了水旱兩災，為農謀利。
宋代，南方文化日高。仁宗時，就有至和塘之修建。此至和塘建自昆山到婁門，凡七十里長，只有積水而無陸路，后來發明此水塘中建堤，每隔三四里則造一橋以通南北之水，此事詳記于邱與權的《至和塘記》。
宋神宗時，有一位昆山人詳論蘇州水利，他認為環繞太湖之地有二百余里，可以造田；又有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前者在水之下，后者在水之上。有聰明人將上述之田辟為圩田，而且用適當措施，使水災不浸，旱災不干，均成為良田也。這位昆山人建議學古人治水之法，使之縱則有浦，橫則有塘，憑人力均可完成。
宋以前一千多年中國經濟文化之重心在北方，宋以后則遷到南方來了。包括蘇州在內的三吳水利，成為宋以后中國南方經濟文化的重要營養源。
當時三吳水利，不但重視水利之興修，也極重視種子的選擇。真宗時，因江淮兩浙之地多旱災，則水田難種，于是派使者去福建取得占城稻三萬斛，此為旱稻，滿足了旱稻可早熟之期望，而避免了亢旱之苦。
宋室南遷后，江南地區更大力開發，以百萬之眾大興水利，并且有大量北方難民，一起參與開發南方的土地。
紹興五年時，有屯田郎中樊賓建議，江南、湖廣等地膏沃之田數千里，無人可耕，如能讓北方士民千萬人來南方盡耕荒閑田地，則地無荒田，人無遺力，國可中興矣。于是大興水利計劃，遂有“蘇常熟，天下足”之諺語產生。不過美中不足者，兼并之事，因之而生。
由于當時豪強的兼并，富者田連阡陌，兼且逃避賦稅，因此遂有公田制的產生。政府沒收貪官之大量田畝此等田均為官田，于是景定四年，宰相賈似道實行限田之法。
宋代官田租額甚重，元明時繼承了。
元代時并將官田經常賞賜給大臣。
此時期蒙古人、色目人視江南如在天上，紛紛想方設法遷來江南定居。回人來江南居住者更多。北方此時來南方設法工作者亦接踵而來，北方人尤為欣賞江南人之技巧精妙。而此時江南人兼并之風更為有增無減，富室奴役貧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因此江南成了少數大地主含蒙古人、色目人及漢人、南人管治多數佃戶之局面，而大地主之財富占了天下十分之七。
到了明代籍沒土豪田租，但田租仍照舊額付與政府，此法南宋時已有。
當時富庶之區在江南，天下的租賦，江南占了十分之九，浙東、浙西又占了整個江南的十分之九。而蘇州、松江、常州、嘉興及湖州五府又占了兩浙的十分之九。而蘇州更甚，蘇州一府都是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而已。
假使以蘇州的田賦與唐代的租庸調制相比，則此時蘇州之田賦要比唐代重四五十倍，因而英宗時，松江一地已積荒田四千七百余頃，皆因田租太重，遂造成久廢不耕之現象。
田賦較蘇州稍輕者為松江。宋代征收蘇州賦稅，夏稅付錢，秋稅科米，總稅額每年不過三十余萬；松江則每年不過二十余萬。后來因改行公田，賦法遂雜亂矣。
元初之賦稅仍照宋制，但賦額則大增。至明洪武時，賦稅較元減少兩成左右。但永樂即位，賦稅又復加重。自萬歷到明末，賦稅仍重，故民間繳賦者，歲不過全年所賦之十之五六而已。此種賦稅不均問題，一直到清代亦無改革。
總言之，唐中葉之北方財富，到明時已轉到南方，但南方人之生活已較唐代之北方人為苦，亦即顯示明代國運不及唐代了。此時財富集中于江南之富豪，小民則水深火熱。總算富人對社會事業之關懷，還相當顧及，對于農田水利，當時有進修，也能維持不壞也。
第五十章 宋元明三代之學術
唐代中葉前后，是南北經濟文化的大轉移，同時也是貴族門第之興衰轉移點。東漢以后的讀書人因緣際會造成了貴族式的門第，并在東晉南北朝時大盛。要到隋唐科舉制度興起，貴族門第才開始衰落。
于是學術文化傳播更廣泛了。白衣老百姓有更多機會成為公卿了，即使農家子弟亦可一躍而變成士大夫，即社會階級消融了。
此是由于唐代以后，印刷雕版的發明，使書籍的傳播更廣泛了。于是民間出現很多藏書家，如王欽若家藏書四萬三千卷，宋敏求家藏書三萬卷，葉夢得超過十萬卷，周密家三代積存四萬二千多卷等。蘇東坡曾寫一篇《李氏山房藏書記》，其中云：“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唯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此乃由于宋代活字版發明，因此書籍當然比唐代遠勝多倍了。
其次是讀書人多了，學校書院亦隨之而多了。因此學術空氣自然比從前為盛。
宋初的讀書人，多在寺廟中借讀，但多是關心世運、治儒術經典古籍，與唐代時人在寺廟中讀文選習詩賦、謀科舉已大不相同。
此時書院亦紛紛建立，如有名的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岳麓書院及應天府書院，多是模仿寺廟規劃而建造。遂由私人聚徒講學而變成書院講學。
到了元代，書院比宋代為盛。
直至明代，學術上自由傳播則更為方便了。此時貴族門第已不能獨擅學術上的私秘，從而使私人講學更為盛行。宋明時期的自由講學之風，其風氣與先秦諸子講學時期差可相比，因同為平民學者之自由講學也。
還有，宋明時期的學者，既非貴族，亦不出世，也不講功業、禮教。他們講的是接近平民生活的人生、社會、國家等各方面，而不講佛老的出世長生之道，亦不講霸道的君相事業。
自從范仲淹、王安石主張政制改革失敗以后，已醒覺到要改革現實，應先從教育入手。因此當時的關洛知名學者均走上講學之路。一直到南宋時期，仍一貫保持著此種講學之風。
北宋中期，學術風氣始終是私家講學。本來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很想徹底廢除科舉，重興學校，但興學需要龐大的經費與師資，還要有地方長官的支持配合，故辦學實不易。因此只能從發展私家講學著手。
講學要有講堂，有了講堂，又要有講義。由于來學之人程度有高低，同時往來無定時，故不能一體施教，亦無法規定日期，因此講學分成兩大派。
一派為陸象山教法，主張因人施教，直指本心。此派傳承自程明道、伊川兄弟，重視語錄，程氏主張人靜坐，便是好學。陸氏近此派。
朱子則主張討論而不斷講說，與二程有異。
朱子重視選幾本重要的書來讀，喜歡為古代典籍作注疏。如王安石有《詩》《書》《周禮》的“三經新義” [1] ，成為學校教本并作為科舉取士之標準。又如程伊川作《易傳》，直到朱子集大成，有《四書集注》，以便讓讀者各自研讀，以補講堂教育之缺失。后來朱注《四書集注》成了元代取士的準繩。
簡言之，私家講學是接近陸象山的教學法。到了王陽明提倡良知之學，講者不必到書院講學，只需幾次談話便可成事。
因此，我們可以說，宋明學者講學之變化，從學校進展來說，是先由寺院私人讀書進而到私人學塾的書院，再發展為地方政府之公立學校，再進而由地方學校上推至國學太學。
至于私人公開講學方面，第一期如二程，為私人講學；第二期如朱、陸，此時期所集門徒有時甚多；第三期如陽明弟子之講會，成為非學校的社會的公開講學。
因而宋、明兩代六百年中宋慶歷、熙寧及明洪武、永樂除外，政府不能主持教育，領導學術；社會上的學術空氣則續有增高，教育要求亦與時俱進。宋明儒之講學風氣之盛，實是在此種環境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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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編按：“三經新義”為宋代王安石撰《周官新義》，王雱、呂惠卿撰《毛詩義》《尚書義》之合稱，是熙寧變法的重要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