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我們告訴《查伊》與《亨利亞特》的作者，說他的著作中在一九五〇年代唯一（或差不多是唯一）有人諷誦而認為人類精神杰作之一的書，將是他六十六歲時所寫的一部短篇小說《剛第特》（Candide），他一定要驚訝不置。

他寫作本書的用意，是諷刺萊布尼茲的樂天主義。一般樂天家說：“在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好到無以復加。”服爾德觀察過人類的生活，他生活過、奮斗過、受過苦，而且看見人家的受苦。真的不，這個火刑場的世界，爭戰連年的世界，斷頭臺與疾病的世界，決不是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史家（尤其是米希萊）常認為剛第特的悲觀主義是由于幾件特殊的事故：里斯本的地震（服爾德曾為此寫過一首詩），七年戰爭及其慘禍，特尼夫人的貪婪。這些小理由似乎是多余的。服爾德否認世界的完滿，因為完滿難得在這明智的老人面前顯現。

他的主題是簡單的。剛第特慢慢地認識了軍隊，異教裁判，巴拉甘的耶穌會教士；兇殺，竊盜，奸淫；認識了法國，英國，土耳其。他到處看出人是兇惡的動物。班葛羅斯代表樂觀派的哲學，馬丁（Martin）代表悲觀派，他想人是“生來在彷徨不安的動亂中或敵人的絕境中討生活的。”但作者既不采取馬丁的悲觀主義亦不采取班葛羅斯的樂觀主義。書中的最后一句是：“應當耕種我們的園地”，意思是說，世界是瘋狂而殘酷的；地下震動，天上霹靂，帝王相戰，教會相殘。還是縮小我們的活動范圍，盡我們的力來干些小事情罷。

這是根本“合于科學與中產階級的”結論。應當有所作為。一切都是不良的，但一切都可改善。人“不能消滅宇宙的殘酷，但能運用謹慎來保護其中的幾個村落，使它們一時不致遭受虐害”。服爾德所用來反對馬丁的悲觀主義與班葛羅斯的樂觀主義的，用來反對基督教神學與萊布尼茲淡泊的樂天哲學的，是牛頓的科學，是限于自然界的科學，它雖然只能令人抓到自然界的幾種關系，但我們已能由此駕馭一部分的自然現象。在這一點上，服爾德已預示出現代人與工程師式的明哲（Sagesse）。雖是不完全的，但是有益的明哲。

在服爾德全部著作中，唯有《剛第特》一書最能表現他是一個偉大的古典派與十七世紀型的人物，盧騷那時已是一個浪漫派與十九世紀型的人物了。要把《剛第特》一變而為《冢子哈洛特》是極容易的。只要把剛第特作為服爾德的人格的映畫，詛咒宇宙奪去了他的哥納公特小姐，幻想自己與命運斗爭，那么他便成為浪漫派的英雄了。但剛第特和莫利哀的劇中人物一樣，是普遍的人物；反浪漫派的后期的拜侖，《唐·朱安》時代的拜侖，即是受了《剛第特》的影響而形成的。所以一切浪漫主義者是反服爾德派（Antivoltai-riens），即使在政治上應當贊成服爾德的米希萊亦不能例外；反之，一切接受世界而識得它的惡作劇與薄情的人是服爾德派（Voltairiens）。“莫拉先生每年要溫讀一次《剛第特》，讀完時總想：‘前路是通行的，’即是說塵世的幻象，云翳的障蔽，一切現實與悟性之間的阻梗，都被服爾德一掃而空了。”

阿侖說得很對，《剛第特》的文筆頗象伽朗氏（Galland）譯的《天方夜譚》。“一是法國古典派作家，他把事情的結果加以證明加以演繹，一是東方的宿命論者，描寫人生荒誕不經的形象，兩者相遇，產生了一種新的不和協音（dis-sonance）。”原文的詩意，大部分因為世間的瘋狂與混亂由一種節奏來表現、統制之故。《剛第特》是有兩種性格的。一方面每頁都有變幻莫測的事實令人眩目；一方面又有奔騰迅速的氣勢，與乎循環反復的馬丁悲觀主義的題旨，老婦的敘述和剛第特的復唱（refrains），足與偉大的詩作媲美，予人以悲壯之感。“一切杰作中間都有悼辭（oraison），服爾德的小說亦是如此。”

除了伽朗的影響之外，史維夫脫的作品亦是服爾德百讀不厭的，他用最自然的風格敘述最荒唐的故事的藝術，即是從這位作家學得的。在一切法國古典派文字中，《剛第特》最與英國幽默作家的作品相近。史維夫脫的幽默有時還不免粗野，夸張，《剛第特》的幽默卻是為取悅讀者起計而更凈化的了。一切文人的作品中都有幸運的成功；《剛第特》便是服爾德最幸運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