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司馬遷
     

【題解】

本篇是司馬遷為《史記》所寫序言的一部分，從中可以了解他寫作《史記》的本意和宗旨，是研究司馬遷和《史記》的重要資料。文中也談到了作者獲罪受刑的遭遇，抒發了他滿心的郁憤，表達了他獻身歷史著作的偉大精神。

【原文】

太史公曰[1]：“先人有言[2]：‘自周公卒五百歲而生孔子[3]，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4]：‘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5]，諸侯害之，大夫壅之[6]，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7]，下辨人事之紀[8]，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9]，建封禪[10]，改正朔[11]，易服色[12]，受命于穆清[13]，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14]，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15]，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16]：“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17]，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18]，而論兵法；不韋遷蜀[19]，世傳《呂覽》；韓非囚秦[20]，《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21]，至于麟止[22]，自黃帝始。

【注釋】

[1]太史公：司馬遷自稱。

[2]先人：指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

[3]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由他輔佐成王治理朝政。

[4]董生：指董仲舒，西漢著名的思想家、經學家。

[5]司寇：掌管刑獄的官員。

[6]壅(yōnɡ)：阻塞。

[7]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

[8]紀：秩序。

[9]符瑞：吉祥的象征。

[10]封禪：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禮。

[11]改正朔：即改歷法。

[12]易服色：改變衣著及器物的顏色。

[13]穆清：指天。

[14]款：叩。

[15]縲(léi)紲(xiè)：捆綁用的繩索。這里指監獄。

[16]惟：思。

[17]西伯：即周文王姬昌。羑(yǒu)里：地名，在今河南湯陰北。

[18]孫子：指戰國時大軍事家孫臏。臏：古代挖掉膝蓋骨的一種酷刑。孫臏與龐涓是同學，龐涓在魏國做將軍，他嫉妒孫臏的才能，因而把孫臏招到魏國，挖掉了他的膝蓋骨。

[19]不韋：指秦相呂不韋。他曾經主持編纂了《呂氏春秋》，也叫《呂覽》，后來被秦始皇貶到了蜀地。

[20]韓非：韓非子，法家學說的代表人物。他本是韓國人，后來到了秦國，受到秦始皇的賞識，但是遭到李斯的嫉妒，被誣陷下獄而死。

[21]陶唐：陶唐氏，即堯。

[22]麟：指漢武帝元狩元年在雍狩獵獲白麟一事。

【翻譯】

太史公說：“先父曾經說過：‘周公死后五百年孔子出生，孔子死后至今又有五百年了，到了繼續圣明時代，考定《易傳》，續寫《春秋》，以《詩》、《書》、《禮》、《樂》作為衡量事物的根本的時候了。’這番話的意思就在這里吧！意思就在這里吧！我怎敢謙讓呢？”

上大夫壺遂說：“從前孔子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說：“我聽董仲舒說：‘周朝的制度衰落廢棄，孔子做了魯國的司寇，推行王道，諸侯們妨礙他，大夫們阻撓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張不能被采用，自己推行的王道不能被施行，于是把在此之前二百四十二年中發生的大事記述出來，加以評論褒貶，以此作為天下行事的標準。他貶責天子，針砭諸侯，聲討大夫，這些都只是用來闡明王道罷了。’孔子說：‘我想只把是非掛在口頭上，不如表現在具體的事件中那樣更為深刻明顯。’《春秋》這部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世的倫理綱常，解釋疑惑難明的事理，辨明是非，判斷猶豫難定的事情，頌揚善良，唾棄邪惡，推崇賢良，鄙視不肖，延續即將滅亡的國家，接續已經斷絕的世系，修補弊端，振興衰廢，這些都是王道中的重大事情啊！《易》闡明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運行規律，所以長于變化；《禮》規范了人間的倫理綱常，所以長于實行；《書》記載了過去帝王的事跡，所以長于政治；《詩》記述了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的千姿百態，所以長于韻致；《樂》產生于人們的和樂之情，所以長于陶冶性情；《春秋》明辨了是非曲直，所以長于治理人民。因此，《禮》用來約束人的行為，《樂》用來抒發人的和樂之情，《書》用來道明如何治理政事，《詩》用來表達人的心意，《易》用來說明變化，《春秋》用來闡明道義。撥亂反正，沒有比《春秋》更切合需要的了。《春秋》全文幾萬字，其中有明確指導意義的只有幾千字，萬事萬物的分合變化之理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書中，記載弒君的事件有三十六起，滅亡的國家有五十二個，諸侯逃亡失國的數不勝數。考察導致這樣結果的緣故，都是由于失去了禮義這個根基。所以《易》中說：‘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說：‘臣子殺死君主，兒子殺死父親，這種情況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在很長時間內逐漸發展而成的。’因此，治理國家的人不能不通曉《春秋》，否則前面有讒佞小人卻不能看見，背后有亂臣賊子卻不能知道。做臣子的不能不通曉《春秋》，否則就不能知道日常事務要怎樣辦理才算恰當，遇到事情就不能隨機應變、因事而動。作為君主、父親而不通曉《春秋》要義的，必然會蒙受首惡的名聲。作為臣下、兒子而不通曉《春秋》要義的，一定會因篡上弒父而被誅殺，落個死罪的名聲。他們實際上都以為是在做好事，卻因為不懂得《春秋》的要義，受到憑空加給的罪名也不敢推卸。由于不通曉禮義的要旨，就會到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會受到臣下的觸犯；臣不像臣，就會被誅殺；父不像父，就會失去人倫之道；子不像子，就會忤逆不孝。這四種行為，是天下的大過錯了。把天下的大過錯加給他們，他們只能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禮義的根基，禮在過錯發生之前就加以防范，法是在過錯發生之后加以懲處；法的作用顯而易見，而禮的防范作用卻不易被人了解。”

壺遂說：“孔子那個時候，在上沒有賢明的君主，在下不能被任用，所以才作《春秋》，為的是將文辭流傳下來讓后世能夠判斷行為是否符合禮義，并且希望《春秋》有朝一日能夠成為某一帝王的法典。現在您在上遇到了圣明的天子，在下能夠保守您太史令的世職，各種條件都已具備，各項事情都有條不紊地安放在了適當的位置上，您所論述的，是要闡明什么呢？”太史公說：“嗯，嗯，不，不，不是這個意思。我聽先父說過：‘伏羲氏極為純樸厚道，他作了《易》的八卦；堯、舜德澤四海，《尚書》對這加以記載，禮樂也由此而興起；商湯、周武王的功業盛大顯赫，詩人們予以歌頌。《春秋》褒揚善良，貶斥邪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贊美周王室所施行的禮儀教化，它不單單是諷刺而已。’從漢代興國以來，到當今圣明的天子，已經得到了天降祥瑞，舉行了祭天地的大典，改革了歷法，變更了衣服和器物的顏色；天子秉承天命，降下無窮無盡的恩澤。與我們有著不同風俗的海外國家，都是經過了幾重翻譯，叩開我們的關塞之門請求進獻貢品，朝見我們的天子，這樣的國家多得說不完。臣下百官，竭力頌揚天子的明德，仍然不能夠將心中的仰慕感激之情都表達出來。況且，士人賢能而得不到重用，是主宰國家的人的恥辱；主上圣明而他的盛德不能宣揚于天下，是有關官員的過錯。再說我曾經擔任太史令，把圣明天子的盛大德行丟在一邊而不去記載，埋沒了功臣、世家、賢大夫們的功業而不加以記述，這是廢棄了先父對我的教誨，罪過沒有比這更大的了！我所說的記述過去的事情，只是將他們的世系傳記進行歸納整理，并不是去創作，而先生把它與《春秋》相提并論就不對了。”

于是我就編寫了這些文章。過了七年，我因替李陵辯解而遭受災禍，被囚禁在監牢之中，于是喟然長嘆道：“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已然殘廢，再沒有什么用了！”平靜下來仔細思量一下，又說：“《詩》、《書》中含蓄隱約的文義，都是作者出于要實現自己的志向而必須深思的地方，從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的時候，推演出了《周易》；孔子在陳、蔡遭受困厄，卻寫出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于是賦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這才著出《國語》；孫臏被挖去膝蓋骨，卻論著了兵法；呂不韋因罪謫居蜀地，他的《呂覽》卻得以傳世；韓非在秦國被捕入獄，卻寫下了《說難》、《孤憤》兩篇；《詩經》三百篇，大都是賢人為抒發心中的憤懣之氣而寫出來的，這些人都是由于心意有所郁結，有志難展，空懷抱負，所以才追述過去的事情，想以此作為后世的借鑒。”于是，我終究還是記述了堯唐以來的事情，從黃帝開始，至武帝獲白麟那年為止。

【解讀】

《太史公自序》講述了司馬遷之所以撰寫《史記》的初衷。一般人作序，都是寫在書籍的開端，而《太史公自序》則附在《史記》的末尾，如同自作列傳。《太史公自序》也可看作是《史記》的宗旨綱領。

此篇以自問自答作層疊法，中間以六藝作陪，以禮義作主，以《春秋》作線，充分反映了司馬遷的學術思想。文中記述《史記》草創未就而橫遭腐刑之事，憤懣不平之氣溢于紙面，使讀者不禁掩卷嘆息。通篇氣勢浩瀚，宏偉深厚，行文波浪起伏，曲折縈回而脈絡分明。

清人牛運震曾評價說：“《自序》高古莊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奧衍宏深，一部《史記》精神命脈，俱見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