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哪一方面，牛津大學都是最古老和權威的象征。

牛津大學本身是一個小貴族群，人數多、威望高，這足以使它躋身于名門望族之列；在那里，聲譽和晉升都是為了學業，為了獲得所有文明民族的一致敬重。

英國的大學中，劍橋大學堪稱翹楚。今天，因越來越多的著名學者畢業于這所大學，使得它似乎比牛津大學更具聲譽。遺憾的是，我只有一天的時間逗留于此，因此只參觀了國王學院教堂和各個學院美麗的草坪和花園，也只拜訪了幾位教授。

然而我應牛津大學的多次邀請，于1848年3月的最后一天抵達那里，在那里我有幸結識了生物學教授多布尼和一位皇家神學教授，還結識了一位受人仰慕的朋友——他是奧列爾學院的一位研究員[1]。在奧列爾學院，我是朋友們的貴賓，就住在學院附近，受到學院的盛情款待。

一些新結識的朋友們帶我參觀了他們的修道院、牛津大學圖書館、蘭道夫美術館、默頓大廳等等。一路上，我遇到了幾位正直高尚的年輕人，其中有幾位樂意為心靈的平靜而做出犧牲的——當然這只是一個話題，對此我無可置評。雖然我認為英國人舉止穩重、文雅，但他們的關愛與社交的方式立即使我想起了劍橋人的習慣。學校食堂特別精致，裝有橡木壁板和天花板，墻上掛著元老們的畫像，桌上的金銀餐具閃閃發亮。一位青年走到首席桌旁邊，口中念念有詞，誦讀古老的飯前感恩禱告。我想這是世代相傳的習俗，數年來都在這里朗誦“Benedictus，benedicat；bendicitur，benedicatur”[2]。

這些年輕人每晚9點要被關在房子里，而且宿舍門衛必須把允許9點以后進來的學生的名單公布出來。可見，這是英國習俗或善良天性的一個少見的佐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這1200個年輕人中，不乏很勇敢的貴族，但從未發生過決斗。

牛津大學的學生餐廳

即便是在英國這樣的國度，牛津大學也古老而保守。它的創建，可以追溯到阿爾弗雷德時期，甚至亞瑟王時期，因為據說，德魯伊德教[3]的費利爾特曾在這里辦過一個神學院。在愛德華一世統治期，據稱當時牛津大學有3萬學生，并修建了19座最高貴的建筑。喬叟認為它堅固無比，它在英國歷史上享譽盛名，不僅是各學派的交流中心，而且也是英國和歐洲學術界聯系的紐帶。1497年，伊拉斯謨[4]欣然來到這里。阿爾貝利庫斯·真蒂利斯也在1580年接受了這所大學的任教聘請。錫拉德王子艾爾伯特·阿拉斯基，一位波蘭貴族，在他訪問英國時曾對伊麗莎白女王的智慧推崇備致，并于1583年在基督堂餐廳得到了觀看舞臺劇演出的款待。艾薩克·卡索邦也應詹姆斯一世的邀請，于1613年7月從法國的亨利利卡特勒來到基督學院講學。我參觀過阿什莫利博物館，見到了伊萊亞斯·阿什莫爾于1682年贈送的12輛珍品馬車。這里的確就是安東尼·伍德和奧布里筆下競技和英雄的奧林匹亞，每寸土地都金光閃閃。伍德的《牛津大學雅典》或《牛津作家二百年記》與珀切斯的《朝覲者》和《英國議會議事錄》一樣，都是全英民族的典范之作，生動地描述了英國人的言行舉止和優良美德。無論哪一個方面，牛津大學都是古老和權威的象征，在對待現代革新方面，它也趨于封閉保守[5]。羅德大主教的法令依舊是這里的治校之本。默頓圖書館的書籍仍被鏈條拴在墻上。以至于1660年8月27日，約翰·彌爾頓的《為英國人聲辯》和《偶像破壞者》被付之一炬。我參觀了校園或大學的方庭，就是在這里英國宗教會議于1683年當眾焚燒了托馬斯·霍布斯的《利維坦》[6]。真不知這個學術堡壘是否聽說過《美國獨立宣言》。在這里，是否還是托勒密[7]天文學的天下，而沒有哥白尼新說的立錐之地呢？

有多少學子，就有多少捐助人。每一位貴族，也可以說幾乎每一位富有的學生，在離開學院時都要留下一件金銀餐具，這是司空見慣的事。這些價值不一的贈品，從一所學堂到一筆研究基金、從一座圖書館到一幅畫或一把湯勺，一百年來從不間斷，而且還在不斷地增加。我的朋友J博士給我講述了這樣一樁軼事：托馬斯·勞倫斯爵士在倫敦收藏有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8]的手稿，這件無價之寶以7000英鎊轉讓給了牛津大學，盡管牛津大學已接受了這份報價，但主管此事的委員會只籌集到了3000英鎊，他們四處募集，還拜訪了埃爾登勛爵。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埃爾登勛爵寫下了3000英鎊的支票，而不是100英鎊。當他們告訴埃爾登勛爵只剩下1000英鎊應該很容易籌集時，埃爾登勛爵說：“大可不必，你們可能已經傾盡所有了，剩下的還是由我來付。”他拿回那張3000英鎊的支票，又開出一張4000英鎊的支票。這件珍藏品，我在1848年4月時見到過。

牛津大學俯瞰

牛津大學始創于1167年，是英語國家中最古老的大學。愛默生將其比喻為“希臘文化工廠”。

在牛津大學的波德利圖書館，班迪尼爾博士給我展示了公元896年柏拉圖著作的手抄本，這是克拉克博士從埃及帶回來的；還展示了一部同世紀的維吉爾著作的手抄本和在門茨印刷的第一本《圣經》（我相信是1450年），其他還有一本一模一樣的復印本，但后面大概有20頁殘缺。但是有一天，班迪尼爾博士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大約花了4000金路易[9]買了一間房子，里面塞滿書籍和手稿——包括紙片和殘編——他讓領事把它封鎖起來。后來他檢查屋里的東西時，他發現了門茨版《圣經》所缺少的末尾20頁完好無損，并把它們和其他東西一起帶回了牛津大學，并把這20頁與那本殘缺不全的《圣經》歸集成冊。這也許是天意，他對文獻資料的虔誠，致使這部殘缺之書破鏡重圓。這里最古老的建筑，比克拉克博士從埃及帶回的破碎手稿還要晚二百年。在波德利圖書館里，從來沒有點過蠟燭或生過火。它的書目是牛津大學每個圖書館書案上書目的標準。每個學院都是在這個目錄下用紅筆畫出本學院圖書館所珍藏圖書的書名——也就是說，牛津大學的波德利圖書館庫藏了所有的書籍。這座庫藏豐富的圖書館在去年即1847年，就在購買書籍上花費了1668英鎊。

講究邏輯的英國人培養一位學者恰如培訓一位工程師。牛津大學是一座希臘文化工廠，恰如威爾頓是一座毛毯加工廠和謝菲爾德是一座鋼鐵制造廠。他們了解馬匹的功用，更知曉導師的益處，并從二者中吸取精華。讀書人平時學習勤奮刻苦、飲食定時定量，到考試前兩天不再學習，只是閑逛、騎馬或跑步以求在學院考核時精神飽滿。一般情況，獲取碩士學位需住校七年；而實際上，一直以來是住校三年、走讀四年，那“三年”大概也只有21個月[10]。

休維爾教授說：“牛津一般學院的全年學費大概是十六幾尼。”[11]這種說法似乎合情合理，但也許只會欺騙那些不知內情的讀者；事實上，學生上學主要依靠私人講授，而私人講授的費用估計一年在50—70英鎊之間，也就是說三年半總共要花1000美元。而在劍橋大學，一年花750美元就算是比較節省的，所以1500美元也算不上太奢侈[12]。

過憂橋

劍橋大學的“過憂橋”，橋的一頭是宿舍另外一頭是教室，劍橋的高材生就在這兩點之間穿梭。

這里的學生和住校人員的總數，權威機構的威嚴，獎學金的額度，這里的歷史和建筑，以及全英國對此地此事所表現出的同情之心，證實了這里的大學生寒窗苦讀是值得的。而這種情況在美國是很難見到的。在美國，在商業和政治的對比下，一年級的新生就對這種學院的實際意義將信將疑。牛津大學本身是一個小貴族群，人數多、威望高，這足以使它躋身于名門望族之列；在那里，聲譽和晉升都是為了學業，為了獲得所有文明民族的一致敬重。

當然，這些貴族會修繕自身的缺失、填充空缺的位置，如人數少了就由學生來填補。牛津大學的獎學金大概有540余種，每年平均200英鎊，并由學校承擔食宿。如果一個美國青年酷愛學習，但又為經濟所困，他可以在這些藝術殿堂里享用一處住所、一張桌子、活動的場所和圖書館；只要他保證過單身生活，他每年還可以從學院那里拿到1000美元，還可去跳舞娛樂。然而盡管這些年輕人享受到如此優厚的待遇——別人出錢供他們讀書，但他們卻不堪忍受那些為數不多的限制，他們中許多人隨時準備放棄獎學金。他們把一位正被扶進宿舍的癱瘓老頭指給我看，他們一想到自己將當一名研究員了卻一生就不寒而栗。牛津大學的學生大約只有1200—1300名，他們拿獎學金的機會特別多，所以他們當中很少構成競爭。據估計，19所學院每年的收入高達15萬英鎊。

這種操練的效果就是使牛津的學子們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精通數學，深諳英國評論的穩健和品味。不管曾經或將要獲得什么獎賞，通常一個伊頓公學的班長用拉丁文長短文，可以把校園指南寫成六音步詩；同樣，一位古典文學專業的高年級生可以準確無誤地引經據典，精通所有人文科學，并且言辭中肯。無論對莫德林學院學生或布雷森諾斯學院學生的評價是否得當，希臘的學識就漂曳在伊西斯河和劍河上，彌漫在整個空氣之中；整條河流水位漲高，正是這種靈感的源泉消除了所有的雜草。正如彌爾頓所想，英國天生繼承了這種文化。這種文化陶冶了古代的斯堪的納維亞人。與希臘思想的接近提升了整個民族的深度。英國人思想豐富，他只要克制急躁的情緒，他那充實的心靈和新的嚴肅的情趣就會促使他去寫、去說。英國作家不敢小視在其周圍的這群偉大而緘默的希臘學家——他們言辭精練、筆端鋒利，是他們形成了英國新聞業的風格和特性。人們也學會了言語的精確與理解、工作的邏輯、步調與速度。他們刨根問底，吃苦耐勞而且雷厲風行。天生的良好素質，造就了這些善于消化的學習工廠、擲鐵餅者和硬骨頭，他們的工作能力與我們的相比就如蒸汽錘和音樂盒一樣——科克氏、曼斯菲爾德氏、塞爾登氏和本特利氏，一流的智慧、一流的騎手、一流的駿馬，我們可想而知：這些世界級的大師們，他們把精練的處世能力與卓越的文化傳統結合得天衣無縫。

從伊頓、哈羅、拉格比和威斯敏斯特培養出來的人，普遍感到欣慰的是他們有著高尚而雄健的校風。在運動場上，勇敢贏得追捧，卑鄙受到蔑視，陽剛之氣和慷慨之風獲得激勵。這些不成文的榮譽規則凈化了所有人的心靈，對豪門紈绔子弟和白手起家的孩子們都是一視同仁，并竭盡所能地把他們培養成紳士。

大學里，人們又極力主張要培養出受過良好教育的紳士，他們被英國推崇為民族生命的精華。德國的胡伯爾在向國人描述英國紳士時，曾率真地說道：“我們德國沒有這種人。一位紳士必須具備自己的政治個性、擁有獨立而公眾的立場，或至少要擁有采取這種立場的權利；他本人，或者他的家族，必須具備中等的財富；同時還須身手敏捷、強壯有力。這是坐在辦公室里的文職書生難于達到的。英國紳士的種族特性呈現出一種其他種族難以匹敵的雄健活力和體格。這種血統不可能產生于其他民族。在英國，它也在衰落。大學是時尚的風向標。大學里的人都卓爾不群，我們只要瞥上一眼編年錄就知道：最完美的結交對象莫過于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名冊上的那些人。”[13]

這些學院是為上層階級，而不是為平民百姓所設置的。實用的東西都被推翻了。公立學校的定義是：“一所拒絕一切平凡品質的學校。”[14]

眾所周知，它的獎學金被濫用了。盡管牛津大學的財富相當于好幾個歐洲小國的積累，但它取消了應當“對所有聚集該地的人都開放的”的學術講座；浪費了本應該發給“最具潛力但又貧苦交加的”青年學生的生活費，以至于殉情現象十分嚴重。許多教授職位或研究職位都成了安樂窩，也有可能大學將知道怎樣消除對議會質詢的恐懼。毫無疑問，他們的學識已落后于時代——但牛津具有自己的優勢，在這里我找到了民族忠貞和純粹精神的證據——這就是他們所珍視、擁有和傳承的知識。無論是通過課堂學習還是無師自修、是通過陳腐的教導還是面向獎勵和獎學金的考試，根據英國人的觀念，概念上教育算是完成了。我查閱了1848年全年的盧斯比研究獎金、赫特福德研究獎金、愛爾蘭教長研究獎金和大學研究獎金等各種各樣獎學金和研究基金的考試試卷（試卷是一位希臘文教授惠賜給我），卷面答案是許多競爭者的得意之作。但我相信對于耶魯大學或哈佛大學的學士學位考生來說，這些題目未免難度太大。總之，這證實他們在某些特定的領域里有著更為深入的研究，并且學校傳授了它應該傳授的知識。牛津大學每年要培養出20—30位杰出英才和400位受到良好教育的人。

良好的飲食和艱苦的練習確保了古老斯堪的納維亞人的特定力量。紈绔子弟喜好打斗，但關鍵時候也會表現英勇。看著這些年輕人，我相信我已發現他們活力充沛、氣色甚佳、習性良好，勝過在美國大學中的同齡人[15]。不可否認，學子們的活力與出眾，是增強體質或衛生保健的結果。如果養成一種更勇敢的習性，每天進行不折不撓的健身運動，或多步行5英里，或減少進食，或每日騎馬飛奔20英里，或進行溜冰、劃船比賽，美國學生也會同樣精力充沛、歡欣鼓舞。如果我不是發現他們在閱讀和寫作方面都勝過我們的話，我會欣然地認同這些容易學到的優點。

英國人在基礎教育和大學訓練上傾其所有，這致使那些最優秀的作家能夠系統地涉獵知識，探究每個知識的始末；而對于那些小冊子作者或新聞記者而言，讀書只是一種附屬的需要，僅僅是為了派系爭論而撰稿。所以他們往往淺嘗輒止或一葉障目。查理一世說，他就像一位典型的紳士那樣充分理解英國法律。

所以英國人都會去翻閱各種書籍。但那些庫藏在圖書館千萬間圖書室里的豐富書籍并不是這個國家的每一位年輕人都唾手可得。學者為什么能比普通人學得多或學得好，是因為他只要一聽說某本書，他就會立即查閱得到；而一個普通人年復一年地查找或拜讀的都是一些低劣的書籍，他們找不到更好的書籍來充實自己。

牛津大學圖書館內景

英國人都會去翻閱各種書籍，但那些庫藏在圖書館千萬間圖書室里的豐富書籍并不是這個國家的每一位年輕人都唾手可得的。

所以，有教養的人在一起就會相互促進，達到一種高水準。與博學和聰慧的學者經常接觸，就教會你如何甄選藝術。

當然大學里天才也是“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就像教會和修道院迫害年輕有為的圣徒一樣，因為天才們往往不循常規，喜歡別具一格地去觀察和求知。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大學讀書，因為即便他是個天才，也得恰逢其時。大學肯定具有追溯力，思想的強風不僅給所有高樓上的風向標指明了方向，也吹走了一切陳詞濫調。牛津大學就像是一座圖書館，而教授們就是這所圖書館的管理員。去抱怨教授不賞識歐幾里得和亞里士多德追崇者們的新觀點，或抱怨他們不像原創作家一樣寫出作品去填充其空白的書架，其荒誕正如抱怨一個看門人沒有像克爾希或金布恩德司令官那樣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沖鋒陷陣。

對學院吹毛求疵并非難事。如果我們愿意等待，大學必定有其自身的演變。那兒同樣有天才，但他并不會聽從下議會某個成員會的召喚。天才是珍稀的、危險的、反叛的而又神秘莫測的。英國是一片五方雜處、神奇咋舌之地，如果你認定這兒的大學已是強弩之末，一種富有詩意的感化力從牛津大學的中心[16]涌出，借此來塑造城市的概念，構建如鳥巢般簡易的房子，還藝術以真實，給人類以魅力，猶如道德呼吁一樣形成一道城市景觀。除這種有助于復原的天才外，這個時代英國最好的傳統詩歌都出自于劍橋大學的兩名畢業生[17]。

* * *

[1] 指的是詩人、《普魯塔克》（Plutarch）的譯者亞瑟·休弗·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愛默生曾記錄：“他們對我關懷備至……而且，他們向我敞開心胸。他們許多人都非常熱心、忠誠和親切。他們中的有些人極有天賦，而另一些人則為道義準備做出偉大的犧牲。年紀輕輕、品德高尚的克拉夫，我一見就喜歡。……我真的喜歡上了這些牛津的僧侶們。”

[2] “讓受到祝福的人也祝福他人，讓正享福的人繼續享福。”——譯者注

[3] Druids，指古代高盧、不列顛和愛爾蘭等地凱爾特人中的祭司、巫師、占卜者。——譯者注

[4] 伊拉斯謨這樣表達了在牛津的驚喜：“在牛津我發現有很多深造和學習的機會，我一點也不想去意大利了，雖然原來曾經夢寐以求。在牛津，聽我的朋友科勒特講學就如同聽到柏拉圖本人講學一樣。有誰不知格羅西恩滿腹經綸？有誰比利納克爾（Linacre）的判斷更敏銳，更深刻，更精練呢？造物主又在什么時候曾創造過比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更文雅、更可愛、更令人快樂的人呢？”（摘自格林的《英國人民簡史》）

[5] 《湯姆·勃朗在牛津》（Tom Brown at Oxford）是已故的托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著作，對一直以來牛津大學各學院死氣沉沉、敷衍了事的課堂教學以及懶散的生活作了翔實的描繪。

[6] 《利維坦，或教會國家和市民國家的實質、形式和權力》（Leviathan，or the Matter，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Ecclesiastical and Civil），此書涵蓋了霍布斯（Hobbes）完整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

[7] 托勒密，古希臘的天文學家、地理學家、數學家。——譯者注

[8] 拉斐爾（Santi Raphael，1483—1520），意大利畫家、建筑家。米開朗基羅（Michel Angelo，1475—1564），意大利雕刻家、畫家、建筑家、詩人。——譯者注

[9] 金路易（louis d’ors），舊時法國金幣，值20法郎。——譯者注

[10] 摘自胡伯（Huber）的《英國大學史》第二卷第304頁。——作者原注

[11] 幾尼（guineas），英國的舊金幣，值一鎊一先令。——譯者注

[12] 參見查爾斯·阿斯托爾·布里斯狄德（Charles Astor Bristed）《五年英國求學記》（Five Years in an English University），紐約，1852。——作者原注

[13] 摘自胡伯爾的《美國大學史》。——作者原注

[14] 出自布里斯狄德的《五年英國求學記》（Five Years in an English University）（1852）。——作者原注

[15] 愛默生后來寫道：“在美國，我仍然對英國人超常的精力感到震驚，好像英國人都是參天的高大櫟樹，而美國人只不過是嬌嫩的秧苗。”

[16] “來自牛津之心的詩歌影響”，這里明顯是指亞瑟·休弗·克拉夫，即愛默生在牛津朋友的房東，4年后他在美國時的客人。

[17] 華茲華斯，可能還有拜倫。